清代职官的复杂等次及相关问题
摘 要 清代职官，除了品级，还有诸多的等次，如较高档次者为“大臣”。同品级者，京官高于外官、文官高于武官。同品级的同一职官，有左右、前后差别。同品级官，因所在衙门不同，而有等次之别，文职三四品京官，还有大三品、大四品之类的大小之分。同一职官，因设在不同衙门而品级不同。中央机构的堂官（长官）之间有档次及同档次中的等次差别。还有诸如大九卿、小九卿之分，等等。这些等次之多，体现了清代职官制度的细致及其复杂性，有的还关系官员的特权、选官制度。同时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同一机构的堂官与属员司官档次差别较大，在因才选官上存在不合理问题。清代与职官等次有关的现象还出现某些重要变化，如京官高于外官的传统差别，在清代中期以后的官场观念中有所改变，有的官员追求外任。官场中的这种价值观，对于官员选任制度也有所冲击。
关键词 官员等次，京官，外官，选官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2-0010-13
众所周知，清代官员有品级的划分，为九品18级，以此体现官员之间的高低差别，甚为明确。实际在职官制度中，还划分有很多的差别、档次，权且称之为等次。如品级较高者划为“大臣”档次。同品级者则有多种等次之分：京官高于外官，文官高于武官;同品级因加衔而与未加衔者有等次之差;有的同品级同一职官，有左右、前后差别，很多同品官因所在衙门不同，而有等次之别，三四品官还各有大小之分;九品18级之外，另有附加的几个职官等次。此外，同一职官，由于任职人民族之不同而品级不同;同一职官，因设在不同衙门而品级不同，甚至有一官多达6个级别者。再如，中央机构的堂官（长官）之间有档次差别;中央、地方同机构内的职官，又都有几个档次的划分。还有诸如大九卿、小九卿之分，等等。等次有一二十种（本文所归纳），甚为复杂。而且，有的划分也不明晰，或带有笼统性，凡此，都影响史料的解读乃至对史事的认识与论述。因为时或有学生、同行询问此类问题，于是笔者想对这方面内容作集中考察，得出一些认识，当不无意义。另外，前述等次，不仅体现了清代职官制度的复杂性、某些变化，有的还关系官员的特权、选官制度，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等等。爰作此文。因所见资料有限，或有理解不准确之处，希望发现者予以纠正，以免贻误他人。
清代职官的诸多等次，简要列举如下（所述都是定制以后的内容）。
（一）品级内外的再划分
1.大臣、非大臣之分。政书中，常称“三品以上大臣”“三品以上文武大臣”“一品大臣……二品三品大臣官员”“一二品大臣……三品大臣官员”，而不将四品及以下官称大臣。
从职官性质上看，京职“大臣”，都是中央机构的长官（堂官，或称正官）。如部院的尚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三品官的正卿，等等。最高的，是正一品的大学士。直省文职“大臣”，有总督、巡抚、布政使（从二品）、按察使（正三品）。武官“大臣”，有诸如一二品的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秩大臣，都统、副都统，各兵营长官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绿营之提督、总兵，等等。
大臣，是高档次的官员，因而有些不定品级而以“大臣”称之的官员，都在一至三品这一档次，职分地位较高，如军机大臣、驻藏大臣，蒙古、新疆地区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晚清的总理衙门大臣、北洋大臣（北洋通商大臣）、南洋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出使大臣，以及临时性的钦差大臣，等等。因此，这一品级层次以下的官员如果被任命为“某某大臣”者，其职分地位也就处在“大臣”的高档次中。①
大臣，似乎又是一个笼统性的档次概念。虽然《清实录》、官方政书中多次称“三品以上文武大臣”，②但武官中的三品官，却很少见到称大臣的，即使是八旗中的正三品参领，也有列在大臣之后另称之、或与大臣分别称之的情况，③将其与大臣区别。④
2.同品级的京官、外官，有高低之分。京官，指京城各衙署（包括盛京五部、兩京府）所设职官，高于直省地方同品级的外官。如京官正三品的通政使、大理寺卿，高于同为正三品的各省按察使。京官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高于同为正四品的各省道员。因而，外官迁调为同品级甚至比其品级低的京官，也为升职（详见后述）。督抚则不属此列，这种特殊性，反衬出外官中督抚较高的地位及其职任的重要性（详见后述）。
3.同品级的文官、武官，有高低之分。同品级的文官、武官，文官地位高于武官。这在特权待遇等方面有明显体现，详见后述。
4.同一品级职官，加衔与未加者有等次之分。这方面的情况较复杂。加衔，或曰兼衔，有的又称赠衔，种类甚多，意义不一：或赋予其所兼官衔的品级、身份地位，及相应的某些特权;或赋予优先选官权;或赋予所兼官衔的职权。有的兼而有之。其赋予优先选官权，或赋予所兼官衔的职权，与本文的“等次”性质不同，需作专文另述。现仅将赋予其所兼官衔的品级、身份地位及相应特权的加衔，摘要略举如次。
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皆为大臣加衔。⑤凡加这类衔者，便比同官同品级而无此加衔者身份地位高，官场中也常以这种荣衔作为尊崇称谓，如称为“宫保”者便是。
再如赠官衔或世职、品官。道员赠工部侍郎衔、通政使衔、光禄寺卿衔。典史赠主簿。绿营武官之副将赠右（或左）都督衔、参将赠总兵官衔、游击赠总兵官衔、守备赠提督衔。八旗武官之赠世职，如护军参领赠云骑尉，骁骑校赠云骑尉，都属此类。还有的是直接赠几品官，如护军赠七品官。⑥还有地方官加京官衔，如知府，加太仆寺少卿衔。⑦凡此，都提高了身份地位。
还有，同一职官，因加不同衔而分出等次。如总兵官，有加左右都督衔、加都督同知以下衔的不同，而有等次差别。再如副将，有加一品衔副将、二品衔副将、小衔副将之分，在荫子方面待遇不同。
有的是将高于某职官品级的官名作加衔以提高品级、身份地位。如大学士曾作正五品，但加尚书衔而为正二品，定其为正一品后才将加衔取消。其内阁侍读兼太常寺少卿衔，或光禄寺少卿衔，内阁侍读学士兼太常寺卿衔，国子监祭酒兼太常寺少卿銜，国子监司业兼太常寺寺丞衔，也意在提高其身份地位，后来也都取消。而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等，则一直实行。
道员，起初是各据所带之衔定品级，因而有三、四、五品之不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裁去其所带之衔，统一为正四品，始无等次。总督、巡抚的带衔也有类似复杂情况，乾隆十四年以后统一且固定。
另外，加官衔还有荣耀性的。如乾隆十六年，詹事府詹事黄叔琳，以其是“康熙辛未探花，年跻大耋，重遇胪传岁纪，洵称熙朝人瑞”，而特加吏部侍郎衔。⑧
清末组编新式陆军，宣统三年（1911年）定，凡派定陆军军队等处职任人员，均给与陆军相当之衔：上等一级，应加正都统衔;上等二级，应加副都统衔;上等三级，应加协都统衔;中等一级，应加正参领衔;中等二级，应加副参领衔;中等三级，应加协参领衔;次等一级，应加正军校衔;次等二级，应加副军校衔;次等三级，应加协军校衔。以上加衔是“专为尊崇体制、整饬军容起见”。①
5.同一职官且品级相同，而有左右、前后的等次。
部院的堂官侍郎，有左侍郎、右侍郎，品级相同，按尚左之制，左侍郎在右侍郎之上。再如詹事府的左春坊、右春坊，设官都是庶子、中允、赞善，同职名者品级相同，但左春坊这些官，分别高于右春坊者：左庶子高于右庶子，左中允高于右中允，左赞善高于右赞善。
翰林院的翰林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虽职名不同而职任性质相同，而且品级相同，都是从四品，但侍读学士高于侍讲学士。同样情况还有，侍读、侍讲，都是从五品，侍读高于侍讲。以上翰林官，“读”皆高于“讲”，文献中，这些翰林官在同时叙述时，都是“读”者列在“讲”者之前。
以上左右、前后的等次，在职官升转上有体现，见后述。
6.同品级甚至同职官员，因所在衙门不同，而有等次之别。
（1）部院中，不同机构的堂官之间存在差别。六部堂官，皆为同职之尚书、侍郎，品级也相同，尚书皆从一品，侍郎皆正二品。但吏部的尚书、侍郎，其职分就大于其他五部尚书、侍郎，比如吏部尚书的人选，按一般次序，是在五部的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中“改”任，实际是升职。而吏部尚书，若非特殊原因，一般是不改任其他五部尚书的。吏部右侍郎的选任也是如此。②吏部排在六部之首，也表明该衙门及其堂官在六部中的最高地位。其他五部的侍郎、尚书，也存在等次差别。六部总以吏、户、礼、兵、刑、工排序，就不无差别，在选官上也有体现。清末曾任吏部司官的胡思敬记述：侍郎、尚书之调转升迁“视六部繁简次序，以调任为升迁”，并对这句话作注：“旧例，由工调兵、刑，转礼、转户，至吏部，则侍郎可升总宪，尚书可升协办”。③这是说，侍郎由最低的工部侍郎，调为兵部、刑部侍郎，再进一步转为礼部侍郎、户部侍郎，虽属同职的“调任”，实际是“以调任为升迁”，再升至最高的吏部侍郎，就可晋升更高一个档次的部院正长官——总宪，即左都御史，左都御史在部院正长官中排尚书之后，是侍郎晋升之初阶，再晋升为尚书，尚书晋升，为协办大学士。胡思敬所说的，是一般的循序晋升的次序，突破这种次序的情况并不鲜见，体现了这五部之间既有等次差别，又不分明而不绝对严格的情况。
部院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低于同为副长官的侍郎（暂且称侍郎为副长官、尚书为正长官）。康熙时，左副都御史与侍郎品级曾相同，都是正三品。但左副都御史选任为六部的右侍郎，是属升官，④显然其地位在各部的侍郎之下。此后侍郎上调为从二品，再调为正二品，左副都御史则始终未予上调（并见后述），仍为正三品，比同为部院堂官的正二品侍郎，差了一品（2级）。
（2）同品级而所在衙门不同的不同名职官，有等次之差。诸多衙门的正三品官，其排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各省按察使。⑤这一排序，也是基本固定的，也称为“秩”，就是等次，康熙朝的刑部尚书王士禛曾以上述“宗人府府丞”为例，介绍说：宗人府“府丞二员，以汉人或汉军为之，秩在副都御史下，通政使、大理卿上”。⑥他的叙述与上述排序相合，其所说的“秩在……下……上”，就是等次。
以上排序，在康熙朝前期所制定的《品级考》就已基本确定，⑦为以后选官制度沿袭，⑧而且这种排序基本固定，又说明这种等次具有制度性。
以上情况，在三、四品京职文官中还有进一步的区分，见下述。
7.文官的三品官、四品官，各有大小之分。
这一问题也较复杂，需作较多解释。
正三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各省按察使。从三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
以上三品官，排在靠前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以及顺天府府尹，在选官规制中，被称作是“大三品”，《大清会典事例》在“大三品”之下，注为上述几种官。①
正四品：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奉天府府丞，各省道员。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各省知府、盐运使司运同。
以上四品官，政书称“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二项，系大四品”。②
综合考察，称为大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顺天府府尹，以及大四品的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凡属“大”者，都有通政司、大理寺这两个衙署之官，而且不论其正职、副职，如正三品的通政使为大三品、正四品的通政司副使为大四品，正三品的大理寺卿为大三品、正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为大四品。这两个衙署——通政司、大理寺，与六部、都察院同属大九卿衙门（大九卿及大九卿衙门，见后述）。其他属于“大”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本属部院档次的堂官，应为二品，乾隆十五年修会典时，官员曾提出其作正三品不合理，请改为从二品，乾隆帝不同意，降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著为正三品”，③既然属于屈尊降档，当然要排在所有三品官中的首位，而称之大三品了;再看宗人府府丞，其所在的宗人府，是管皇族事务的地位较高的衙署，其正三品的府丞又是宗人府的正官，因而也是大三品。可见，称为大三品或大四品的官员，都是任职于地位较高的衙门，换言之，其所以在同品级的职官中称为“大”，与其所在衙门地位相对较高有直接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排在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之后的顺天府府尹，也称为大三品，当也与顺天府尹职任较重要、职分较大有关，其虽为正三品官，但与二品官的省级长官巡抚一样，有“题”奏权。其所以排在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之后，当是文献叙述时循从机构归类的原则——先中央、后地方，顺天府职官虽属京官，但顺天府毕竟不是中央机构，严格说其根本性质是“地方”机构，而且与专掌某一类事务的中央机构院、寺在职任性质上也不属同类，不宜混在院、寺中列叙，因而与中央机构分开，放在其后，但在这一品级的“地方”（暂且如此称之）机构官员中，顺天府是排在首位的。
笔者初步认为，大三品，只是在选官时，强调这几种官的职分在同品中相对较大时称之，某些职分较低的候选人在初升职时，不能升入同品中这职分较大的职官，道光四年（1824年）强调“奉旨以三品京堂補用人员，不补大三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顺天府府尹（原文这几种官是注为小字），以三品之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用”，④因大三品职分大，若奉旨升为三品京堂官，应升为三品中的初阶较低者——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比如四品京堂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如果奉旨升为三品京堂，只能升为三品京堂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而不能作为“正升”升为大三品的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等三品京堂官。大三品的入选资格更高，大三品的各官入选资格也不同，以其排序即“秩”决定，如大三品中排在首位的左副都御史，是以大三品中的“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升任。以上各衙门无人，方以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升任”，⑤说的是左副都御史出缺，入选资格限定为“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升任”，作为“正升”，只有这些官无合适人选，才考虑三品官中的“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光禄寺卿、太仆寺卿”，作为“次应升”。
选为大四品的官员也有资格的限定，乾隆五十八年定：“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二项，系大四品，应升之内阁侍读学士，改为其次应升。正四品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奉天府府丞，列入正升”，①内阁侍读学士便被排除在“正升”的候选资格之外，作为“次应升”了，即只有上述诸正四品官无合适人选时，才将内阁侍读学士作为候选人。②
小三品都有哪些职官，未见政书记载，但有“大小三品”之说。乾隆四十八年谕：“嗣后京察时，满汉内阁学士、副都御史，仍著吏部照例开列具题外，其余大小三品京堂，既不便派王大臣验看，俱著吏部一体带领引见。”③
小四品，政书有时注释为：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内阁侍读学士。④有时又有奉天府府丞而无内阁侍读学士。⑤
综上，初步作这样的判断：大三品、大四品官，都有明确所指，但又只在选官时使用这一概念。而所谓大小三四品，似乎只是一个视情况、场合而做的大小之分的概念，且多用于选官时。另外，涉及大小三四品的职官，都是堂官（正官），基本是“京堂”官，而没有属官。
8.九品18级之下的级别。
清代官制，在九品18级之下，还有一些职官，且有等次之差，由高到低的排序是：未入流、无品级、无顶戴。
未入流。《大清会典》称：“不列于九品，曰‘未入流，其级，则附于从九品”，并列有这一级别的职名，如翰林院汉孔目，部院的库使，地方的盐茶大使，厅州库大使，州县税课司大使，驿丞，闸官，府州县的一些僧道官，等等。⑥这是沿袭明代制度。⑦未入流职官只设于文职官中，武官中不设未入流。这里的“未入流”，并非不算品官的非职官泛称，规定有其具体的职官名，而且有其职官的级别，“其级”是“附于从九品”，因而是属于职官范畴的。《大清会典》的另一处说得更明确一些，而且对其有定位，可知这“未入流”并非最低的职官，还有比它级别更低的。《大清会典》叙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职责时，称其“定内务府官之秩，文职有二品……有九品，有未入流，其微者，则无品级、无顶戴焉”。⑧这里明确说内务府“官之秩”，即“职官”的“秩”中，“有未入流”，也列举了内务府的一些“未入流”职官，如奉宸苑等处的苑副、催长、闸官、仓领长等。
比未入流更低的“微者”，是“无品级”“无顶戴”，这是明代官制中没有的。清代这种“微末”之官，大多在内务府职官系列中，以下所列职名及其等次，都是在内务府之内。
无品级。低于“未入流”，因“未入流”是附在职官品级的“从九品”中，尽管只是“附”于其下，而并非“正宗”的从九品，品级最低，但总算有品级。而这明确称为“无品级”的，显然是等而又下之者，因而列于“未入流”之下的“微者”之内。内务府的文职、武职官中，都设有“无品级”者。文职，诸如广储司的“无品级司匠”、营造司的“有顶戴无品级催长”、都虞司、慎刑司的“有顶戴催长”，又统称为“虚衔顶戴人员”，⑨看来是虽无品级，但都有职官的顶戴。内务府中的这种“无品级”职员数量甚多，文职仅“七司”等处就有一百多员，若再加上其他机构者，则更多。⑩武职“无品级”者，有厩长、牧长、幄长、番役头目、顶戴拜唐阿，等等。此外，无论内务府官还是外朝官，还有“无品级笔帖式”，秩在九品笔帖式之下。其他不备举。
无顶戴。比有顶戴的“无品级”更低。内务府的此类文职中，有诸如副库掌、库守、副库守、无顶戴司匠、副司匠、无顶戴催长、无顶戴副催长，等等。武职有营造司屯千总、屯把总，养牲畜之牧副，打牲乌拉之珠轩长、副珠轩长，等等。
内务府是清代管理以皇室、宫廷事务为主的庞大机构，事务甚多，而且甚为琐细、庞杂，需要设置大量且级别又极低的管理人员。这无品级、无顶戴职官，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在旧有的未入流之下设立的，数量巨大。这也是清代内务府官制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同一职官，由于任职人民族之不同，而有品级等方面的差别
主要体现在任该职官的满、汉人上。清朝入关伊始，满汉官员就有很多方面不同。其中与品级相关者，如同一职官，满汉品级不同，满人高于汉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一度划一，顺治十八年又恢复满汉同官不同品之制。到康熙九年（1670年），实行满汉官品级划一，基本固定。此后，有个别职官品级有所变动，如太常寺的赞礼郎，满人赞礼郎提高为正七品，汉赞礼郎仍为正九品。同为鸿胪寺的鸣赞，满人鸣赞提高为正七品，汉人鸣赞仍是从九品。而钦天监的五官正，则是旗人为从六品，汉人为正六品。这个情况是同职官汉人高于旗人的特例。
更重要的是，虽然同一职官，品级相同，由于任职者之满汉不同，而有职权、身份等次方面的差别。如中央机构中的满汉复职制，同一职官虽由满官、汉官共同担任，但公文列名、礼仪场合排名等，涉及先后问题，同样职衔，一般是满官在汉官之前。再如权力方面，一般也是排名在前的满官权势相对较大，印信也由满官掌管。①这些多为学界熟知，不赘述。
大理寺堂官，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属官，寺丞，正六品;评事，正七品。首领官，司务，从九品。
太常寺堂官，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属官，读祝官、赞礼郎，正七品（汉人赞礼郎正九品）。首领官，寺丞，正六品;典簿，正七品。
光禄寺堂官，卿，从三品;少卿，正五品。属官，署正，从六品;署丞，从七品。首领官典簿，从七品。
太仆寺堂官，卿，从三品;少卿，正四品。属官为司官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首领官为主簿，正七品。
鸿胪寺堂官，卿，正四品，少卿从五品。属官为鸣赞，正七品;序班，从九品。首领官，主簿，从八品。
国子监的堂官，祭酒，从四品，司业正六品。属官，监丞，正七品，博士从七品，助教从七品，学正、学录正八品。首领官为典簿，从八品。
钦天监的堂官，监正，正五品;监副，正六品。属官：春、夏、秋、冬、中官正，正六品;五官正，从六品;五官司书，正九品;博士，从九品;五官灵台郎，从七品;五官监候，正九品;五官契壶正，从八品;五官司晨，从九品;首领官主簿，正八品。
京职堂官，是一个档次较高的职官阶层，最低者虽然仅正六品，①也属正官，档次较高。
2.地方官，府州县，有长官、佐贰、首领官、杂职的区别。
长官是正印官，为所辖区的最高主掌官员。
佐贰官，是辅佐长官办理事務者，一般是办理某方面较大项事务，如府佐贰之管粮漕事务、盐务、河务、防务、督捕，等等，也有兼管两项者。佐贰官还有掌管某重点地区的，称为分防佐贰。也有上述两方面兼掌者。
首领官，掌公文收发保存、查核档册卷宗及相关文字杂务。州县首领官吏目、典史，还掌缉捕、监狱等刑事。
杂职官，掌某项具体杂务，如收税、看守仓库、管驿站，设置较多的杂职官巡检，则掌关津要地之巡查、盘检、缉捕。
府的长官知府，从四品（乾隆二十八年以前为正四品）。佐贰为正五品同知、正六品通判。首领官为正八品经历、正九品知事、从九品照磨。杂职官有司狱、税课司大使、仓大使、巡检，皆从九品。
直隶州长官知州，正五品;一般州长官知州，从五品。佐贰官，皆为从六品州同、从七品州判。首领官，皆为从九品吏目。杂职官有：巡检，从九品;税课司大使、仓大使、驿丞，皆未入流。余略。
县长官知县，正七品。佐贰官，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首领官为典史，未入流。杂职官有：巡检，从九品;税课司大使、仓大使、驿丞，皆未入流。余略。
以上，同机构职官，长官皆高于佐贰，佐贰皆高于首领官、杂职官。
（六）其他等次之分
不便作前几种归属者，于此介绍。
1.大九卿、小九卿。
九卿，都指的是中央机构的堂官，这是从职官性质上而言。大九卿，为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这9个衙门的堂官，这在明清官场上基本是固定的。小九卿，则说法甚为混乱，明朝万历年间长期居住北京的举人沈德符，曾有过考察，并作判断：
本朝以六部、都、通、大为大九卿，不必言矣。
但小九卿其说不一，或云太常、京兆、光禄、太仆、詹事、国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是为小九列衙门。或云詹事、春坊为东宫官属，不宜班之大廷，当以尚宝、鸿胪、钦天足之。或云鸿胪仅司传宣，非复汉晋大鸿胪之职，钦天仅掌占候，亦非秦汉太史令之职，且皆杂流世业所窟穴，只可与太医院、上林苑等耳。众说纷纷，莫有定论。既有公事会议，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之谕，亦竟不知何属也。近问之侍从诸公，则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禄、太仆、鸿胪、国子、翰林、尚宝，定为小九卿，不知始自何时？②
沈德符所说明代小九卿官员的衙门是：太常寺、詹事府、京府尹、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
清初也有“小九卿”之称，《大清会典事例》记：“康熙元年题准：凡典礼……辅国将军、护军统领、副都统、前锋统领、侍郎、男、步军翼尉、大九卿，第二班。奉国将军，一等侍卫、护卫，参领、轻车都尉、步军协尉、小九卿、郎中，第三班。”③这一称谓当是沿袭明朝。不过以后提到小九卿，都是笼统而言，未见确指哪些官者。乾隆时期曾在军机处任职的阮葵生，在提到小九卿时，也只是照明代沈德符的记载介绍而已。④即使身为大九卿的官员也说不清本朝的小九卿究竟都有什么官。康熙时的刑部尚书王士禛就有所疑问，他说明代“太常、太仆以下为小九卿，本朝官制率沿明制”，但又提到本朝宗人府设有堂官——府丞，其“秩在副都御史下，通政使、大理卿上”，既然在大九卿的“通政使、大理卿上”，那么这宗人府府丞，是算大九卿还是小九卿？另外，他还举出宗人府还设有正四品启心郎，①是否可算小九卿？可见他也疑惑不清。其中启心郎在顺治十五年、康熙十二年先后裁去。而尚宝司，则在顺治后期就已撤销，若沿袭明制，就只剩下八卿了。其宗人府府丞虽然在大九卿的“通政使、大理卿上”，又不能归入已是固定之数的“大九卿”，以其品秩地位，能否归入小九卿，而凑足“小九卿”的九种官数？以上问题于翰林院也存在。清代的翰林院在乾隆十几年已升为二品衙门，②高于大九卿衙门中的正三品衙门通政司、大理寺，但始终不列入也不可能列入已是固定之数的大九卿衙门。那么，若还如明朝及清初那样，把翰林院放在小九卿衙门之列，是否合适？这虽然是从衙门地位上而言，但九卿官员，是与该衙门地位相关的。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小九卿概念的疑问。所以，清代的小九卿，似只是作为一个阶层官的划分概念，与明代一样范围笼统而不明确，不一定固定为九种官。
无论如何，中央分掌各类事务机构的堂官，确实有九卿之说（尽管最低者只是正六品，如国子监副长官司业），且九卿，又分为大九卿、小九卿两个档次。
2.封赠散阶中的等次。封赠散阶，是赋予官员及其长辈直系亲属、妻子的身份性荣誉等级职衔称谓，如男性之封赠光禄大夫（文职衔）、建威将军（武职衔）之类，女性封赠之淑人、恭人之类。在世者为“封”，故去者为“赠”。这种封赠，是按实任官员的品级予以封赠，且划分为两大档：五品以上所颁给的状物，称“诰命”，六品以下所颁称“敕命”。其内部又细分等次，一品官为最高之等，其余每两个品级为一等：一品官封赠其三代，诰命四轴;二、三品官封赠二代，诰命三轴;四、五品官封赠一代，诰命二轴;六、七品官封赠一代，敕命二轴;八、九品官只封本身（雍正三年后准貤封父母），敕命一轴。
职官按品级制定的某些制度，大家了解的比较多，如朝会礼仪班次，是按照九品依次排列。俸禄之正俸，是按品级给与。特权方面，如一品大臣可用太监，二品及以下不可，等等，这些品级差别方面的常识，不作赘述。有些制度，则是按前述等次制定。兹介绍以下几种。
（一）由于大臣属于高档次官员，所以皇帝钦派之差职，多以大臣为名。③如钦差大臣、出使大臣，边疆定期轮驻官员也属此类，以“大臣”称之，是赋予其较高身份地位，虽然不定其品级，但以职名区分权力层级关系，如派驻边区大臣，由高到低为：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及领队大臣，新疆南路回部地区所派驻者，最高便为参赞大臣，其下为各城的办事大臣，有的设领队大臣。驻藏大臣，则设两名，办事大臣高于帮办大臣。
（二）同品级中，文官与武官，京官与外官，在荫子、选官权上有等次差别。
荫子，是指较高级官员，可将一子作为荫监生，进而选为官员，一般是荫为低其本身四个品级之官，如正一品官大学士，所荫之子授五品官。有荫子权的官员，文官与武官、京官与外官在荫子权上的等次差别如下：文职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职官，京官、外官皆二品以上，才有荫子权。可见，文官中，外官的四品官就没有京官四品官的荫子权。文职京官，诸如正四品的通政使司副使，詹事府少詹事，鸿胪寺卿，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的少卿，顺天府、奉天府的府丞，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这些四品官都有蔭子权。而同为四品官的文职外官，诸如道员、知府，就都没有荫子权，地方这些四品官阶层的道员、知府，其数量比京官四品官多得多。武官，则仅有一二品大员有荫子特权，其三四品官，诸如八旗参领、佐领，冠军使、各营翼长、营总，各种总管，云麾使、城门领，一二等侍卫、护卫，驻防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绿营的参将、游击、都司，就都没有文官三四品官的荫子权，这也是一个人数较多的职官阶层。
外官之低于京官，在选官的升迁调补上还有体现，见如下数例。
1.布政使，从二品，若升为京官，是任正三品的太常寺卿、从三品的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虽然低于原布政使的二品，却是“升”官。①
2.按察使，正三品，其晋升京官，是选为正四品的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
3.道员，正四品，晋升为京官，是选任同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以及比其品级低的正五品的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
4.府同知、直隶州知州，皆正五品，晋升京官，都是选为比其低的司官——从五品的员外郎。
5.从七品的直隶州州判，晋升京官，是任为从九品的国子监典籍、翰林院待诏，低了两个品级。②
与此形成特别反差的，是直省长官督抚的高地位，也体现在选任方面。总督（从一品）如果选调入京为官，除任命为尚书（从一品）属于同级调用外，③更多的，是升为正一品的大学士，还有的是以大学士职衔暂留总督任。④巡抚（正二品）如果选调入京为官，则主要是任部院平级的侍郎（正二品），⑤或是升为从一品尚书。⑥这体现了督抚较高的地位。也反映了其职任的重要以及对其选任的重视，如京官选为总督，主要是从尚书中选择，⑦甚至以大学士兼管、协办大学士选授。⑧正如《清史稿·疆臣年表》作者在此表的开头语中所说：“清制：疆帅之重，几埒宰辅。选材特慎，部院莫拟。”
（三）品级相同的同职文官，其左右、前后之分，在官职迁转上体现出等次。一般情况下，是“右”职选任为“左”职、序后者选为序前者，均谓之“转”，而实际是“升”职。
如部院的“右”职转“左”职：六部、理藩院侍郎的升迁，按一般的循序渐“进”的次序，是右侍郎担任一段时间后转左侍郎。詹事府内的升迁，也是如此，右庶子转左庶子，右中允转左中允，右赞善转左赞善。翰林院的升迁，则是序后的“讲”转排在前边的“读”：侍讲转侍读，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以上这些“转”，实际是升了一阶，尽管差别并不很大。
（四）同为从四品的侍读学士，由于在翰林院、内阁所任职之性质不同，在选官上有途径宽窄、升幅高低之别。
翰林院侍读学士是翰林官，掌撰文修史等文化方面职任，在选官的来源途径上较窄，只在翰詹、国子监中升转此职，晋升途径也窄，只升内阁、詹事府，翰林院满洲侍读学士升途更窄，仅升詹事府，选为詹事、少詹事。但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升幅较高，升入内阁，是入选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升了二品（4级）。升入詹事府，是选为从三品的少詹事，或正三品的詹事，升了一品（2级或3级），升幅也较高。因为一般升职是循序渐进，只升1级（半品），不到一品。
而内阁侍读学士，是办理公文，属行政方面职任，在选官的来源途径上较宽，由通政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少卿、六科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各部郎中选任。⑨升职途径也较宽，内阁侍读学士可升为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奉天府府丞。但所升幅度，比翰林院侍读学士低，所升的以上太常寺少卿……奉天府府丞等，皆为正四品，只升了1级，不到一品，不过这也是升职的一般升幅情况。
（五）在选官方面，同职官的入选、升迁上，满汉存在资格、途径范围等方面的不平等。
翰林院翰林官，汉人需进士考为庶吉士深造，再考选而入选（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也入选）。满人入为翰林官，则不拘此出身。清初“笔帖式、中书可转编修，部郎可升翰林学士……凡此致身者，不胜枚举”。①康熙十一年规定：“满洲侍读学士以下各员缺……由各部院衙门科甲出身司员简选升用，是为外班翰林”，②即部院中凡进士、举人出身的司官，就可择优入选。
礼部堂官（尚书、侍郎），其中的汉堂官，须由科甲出身者充任（不以科甲者仅个别特例），满堂官则无此限制。晋升方面，同是部院司官正五品的郎中，满人郎中升迁京职的途径，比汉人郎中宽广得多，可升任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内阁侍读学士、左右春坊庶子、通政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史。而汉人郎中，只能升京官的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少卿，以及考选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升任各省知府。论可升之缺，汉郎中当不少于满郎中，甚至更多，因知府缺较多。而满郎中可升任的官缺，都是京官，汉郎中所升京官之缺仅3种，显著少于满郎中的11种。这是从京官在档次上高于地方官上，体现的满官与汉官在升迁上的不同。前述翰林院满洲侍读学士的升途比汉侍读学士窄，是少有的个别情况。
（六）加衔在提高官员品级地位之外的其他待遇差别略举。
礼制方面。朝会班次上体现身份地位高低，同为总兵官，因为有不同加衔，朝会礼仪之班次便有前后之分：“加左右都督衔总兵官，为二班。加都督同知以下衔总兵官……为三班”，③因为所加的左右都督衔，高于都督同知以下衔。
再如葬祭之礼。顺治十八年定：“都统、内大臣、大学士、尚书、左右都御史、精奇尼哈番、镇守将军，有加衔加级者，各照品级造葬，遣官致祭一次;护军统领、前锋统领、步军翼尉、副都统、侍郎、学士、本身所得阿思哈尼哈番、副都御史，加衔加级至一品二品者，各照品级造葬，遣官致祭一次。”④是按加衔加级的品级定其葬祭规格。祠庙中昭忠祠的牌位也是如此，以下二人：甘应龙、纪法，按他们的本官排序，由高到低本应是：正三品的参将甘应龙在前，正五品守备的纪法在后，因赠衔不同，排序先后成了：“赠提督守备纪法、参将赠总兵官甘应龙”，⑤如此排位，与纪法所赠衔提督是从一品、甘应龙所赠总兵官是正二品有关。
法律方面。康熙二十九年定边口输米赎罪例，其中“内外三品以上堂官与兼堂官职衔之人，捐米一万石……皆免死释放”。三十年又定军流人犯捐赎例，“内外三品以上堂官及兼堂官职衔之人捐米三千三百石……准其免罪”。⑥兼堂官职衔者与实际的堂官赋予的法律特权相同。
不同等次加衔，所荫之子的任官也有差别者，如雍正三年（1725年）所定的荫生改用武职者：“加一品大衔副将荫生，俱以署守备衔管守备用。二品衔副将之荫生，以守御所千总用。小衔副将之荫生，以卫千总用。”⑦
加衔而赋予选官优先权，从略。⑧
（七）堂官与属员司官档次差别较大，存在不合理的问题。
官场仕途的重要之事是升官。由于首要考虑的是相近品级官员的升迁，专业是否对口放在其次，或不把其作为考虑因素，因而在堂官与司官的档次差别上出现的晋升障碍，从行政专业上讲，是不合理的。
部院属员司官与堂官，从同一专业职任经验的积累、熟练程度而言，在本机构内部升转具合理性。但由于司官与堂官等次差距较大，在选任上“司不升堂”，便违背了这种合理性，同时导致其他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因为司官郎中是正五品，部院堂官侍郎正二品，中间没有过渡层级的官员，郎中不可能超三品六级，而擢任侍郎。所以，正五品郎中之升迁，其中的重要出路是外放地方从四品的知府或正四品的道员升迁。但郎中职任需在某一种事务上专业性强，而知府、道员掌管的是多种地方事务，专业不对口，且为长官，一人负责。另一方面，升为六部堂官侍郎者，也不是本部门专业之人，六部堂官最低的初升阶右侍郎，有入选资格者首先是以下品级相近的官员：内阁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其次应选者是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光禄寺卿、太仆寺卿，①而这些入选者的专业，都与六部的专业不对口，也不合理。以上不合理处及其导致的弊端，当时的任官者看得十分清楚。清末曾任吏部司官的胡思敬指出：
部务之不振也，曹郎（指郎中，引者注）积资十余年，甫谙部章，京察保一等，即简放道、府以去。侍郎多起家翰林，初膺部务，临事漫不訾省，司员拟稿进，涉笔占位署名，时人谓之“画黑稿”。尚书稍谙练，或一人兼数差，年又耄老，且视六部繁简次序，以调任为升迁，势不得不委权司曹。司曹好逸恶劳，委之胥吏，遂子孙窟穴其中，倒持之渐，有自来矣。②
直到清末大力度改革官制时，才在各部之堂官、司官的二品与五品之间，增设承政厅、参议厅，分别设正三品的左右丞、正四品的左右参议，以本机构的五品郎中、员外郎升正四品参议，参议升正三品的丞，丞升侍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设外务部时，在设官及其升迁上便是如此设计：“设左右丞各一员，正三品。左右参议各一员，正四品”，“左右丞缺，以左右参议开列，奏请简放;参议缺，先尽郎中、次用员外郎，由该部堂官保送，请旨录用。均备出使大臣之选。遇有该部侍郎缺出，先尽左右丞开列”。③不过由于当时选举制度的混乱，权臣保举谋私，这一设计在后来的部院中并未得到理想的落实。宣统二年，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疏称：“自前军机大臣袁世凯用事，假破格之说以行其私，有以编修、候补道而得侍郎……至以末秩骤升监司、丞参者，殆难枚举。”④
堂官为长官、司官为属员，这种档次差别，在寺监衙门堂官的惩罚降职制度上，也有障碍。旧制，有所谓“堂不降司”之说，是指四品以上“京堂”如果降至六品以下者，因六品以下没有“京堂”员缺，因而停其补用。至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以其并不合理，为此发布谕旨：
向来吏部定例，四品以上京堂降至六品以下者，既无应补之京堂员缺，又以京堂品秩优崇，若补用司员，与体制不合，遂停其补用，殊属非是。京堂品级虽优，如因事获谴，既经予降，自应按品授铨。用人乃朝廷大权，黜陟进退，惟视其人之自取。设官设有崇卑示謫，本无同异，即由崇阶而降为末科，惟上所命，孰敢抗违。若拘“堂不降司”之说，辄以曾膺高位，不屑于复就下僚，是国家诏禄之典，竟任臣下自专拣择，纪纲之谓何。且以堂官降为司员，于体制又有何碍，而停其补用。则此等人员一经镌级，遂致摈锢终身，所谓爱之适以害之，于伊等亦复何益。此皆相沿前明陋习，不可为训。著该部另行改议具奏。寻议，京堂官降至六品以下，应照各项降官补用，以昭画一体制。⑤
这只是某些制度的个别改变，其堂、司在性质上的档次差别，是始终存在的。如正五品郎中，其晋升为鸿胪寺堂官从五品的少卿，虽降了一级，也是晋“升”，⑥因为是从“司”升入“堂”档。
（八）清代与职官等次有关的某些重要变化。
职官在品级外又有诸多等次，增加了职官制度的复杂性。明代虽然也有这种现象，但不如清代多，如满汉等次差别、京堂三四品官的大小之分，是明代所没有的。
还有，是府州县正官与佐贰官职权地位的差别变化。据学者考察，明前期，佐贰官与正官是同僚，由于确立正官的优势地位，佐贰官的主干行政权被剥离，失去赞理职权。正德以后成为僚属，明末已出现将佐贰官当成属官者。清中叶以后，府县正官已全然不把佐贰官当作僚属看待，俨然成为属员。⑦
另外，京官外官的差别，在清代中期以后的官场观念中则有所变化。历朝历代皆京官高于外官，清代虽仍然如此，有乐于在京任职者，但由于地方官的养廉银高于京官，以及京职晋升的壅滞等，而亦有乐于出任地方官者。这是清代出现的新现象，至清后期已比较突出。
光绪元年，直隶州知州薛福成应诏陈言：“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汉汲黯出守淮阳，至于流涕，唐班景倩入为大理，喜若登仙。……我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而京员无养廉（引者注：实际京官有类似养廉银的双俸等补给，但数量显著少于外官），人情益重外轻内。然其初升转犹易，京外两途互为出入，故供职者不以为苦。近日京员盼慕外放，极不易得，恒以困于资斧，告假而去，绝迹京华。其留者衣食不赡，竭蹶经营，每于国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讲求，此京秩所以愈轻也。”①过去争取留馆为京职翰林的庶吉士，②也想方设法谋求外任，甚至故意考为末等，以便选任知县。曾任户部司官的刘体智曾介绍：
道光乙未以后，进士用庶吉士留馆，日渐其多，仕途壅滞，常有二十年始“开坊”者，翰苑中人颇以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馆，以宽大之政，无有以知县归班者，虽在榜末，亦得知县，分省即用。官制至光绪末年而稍稍杂矣……于是务财好利之士，散馆之时，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既而谋出是途者日多，供不应求，愈逼愈紧，甚至文理不通、诗句出韵，以及一切犯规违例、污卷曳白之事，无所不为，此亦世风日下之证也。③
庶吉士散馆考试，成绩最次的“榜末”，是任用为知县，但不用待缺，出缺即用，此时的庶吉士这些顶级的文化精英们，有些人已不愿选为京官翰林，而对选为地方知县趋之若鹜了——“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以致“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而入选。这方面的记载还有不少，兹不备举。④官场中的这种价值观，对于传统的京官高于外官的任官制度也有所冲击。
【作者简介】杜家骥，吉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