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的演进与中美规范竞合

    姜志达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同时也提升了东亚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东亚不断发展的经济一体化。21世纪以来，东亚国家以“10+3”合作为主渠道，积极发展在经济、金融、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相互间联系更加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意识。三是域外大国介入力度加深。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政策和力量投入，以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

    东亚创制秩序的发展及其动因

    国际秩序，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权力秩序，即由国际体系内各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由实力对比所确定的国家间秩序；另外一种是创制秩序，也就是由国际体系内国家间不同制度创设能力所确立的国际秩序。创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可能通过创立特定的国际制度，制定特定的、更加具体的国际规范，主导和约束特定领域的国际关系。[1] 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秩序呈现出的显著特征即它是权力秩序与创制秩序的混合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东亚地区，规范与制度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权力的作用则日益受到限制。与此相对应，创制秩序在东亚日益显现，权力秩序总体而言开始弱化。这既是由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以及主要国家的战略决定的，也是解决东亚地区新问题与挑战的客观要求。

    首先，东亚新的地缘政治现实有助于东亚创制秩序的发展。作为冷战后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东亚集聚着世界上最多的对立国家、最多的核国家。但经济全球化发展已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多种利益相互渗透，双向相互依赖日益增强，已近于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简单的零和性质的利益争夺已渐成过去。即使各国间的矛盾和对抗不会消失，但彼此都会从切身利益考虑使之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极力避免正面相撞。东亚地区经过20年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建立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制度。东盟国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东盟规范”，引导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上述原因表明东亚地区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创制秩序发展的环境。

    其次，新的现象与挑战客观上助推了对规范治理的需求。冷战结束之后，美苏“冷战”不复存在，国际形势大大缓和。但与此同时，原先被压制、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国际体系又面临许多新的现象和挑战。一是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内战、恐怖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失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流行疾病等等不一而足。[2] 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些甚至日益严重。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凸显了国际管理体系及其相应制度安排的严重滞后，规则背后的支撑理念也没有根本性的演进。二是冷战结束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各类超国家和非国家力量也在兴起，并提出符合各自发展的合理需求，但现有国际治理体制在考虑和容纳新兴力量的合理需求方面表现出明显不足。三是一些战略新边疆相继形成，例如网络空间、极地、太空，但国际社会还没有为此制定相关规则，尚属于无规则时期，亟需加以规范。

    再次，东亚主要大国的战略取向主观上促进了创制秩序的发展。国际秩序走向与地区大国的秩序偏好密切相关。美国方面，奥巴马于 2012年1月在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南”中指出，“与盟友和伙伴网络密切合作，我们将继续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该秩序确保稳定，鼓励新兴力量的和平崛起，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性的防务合作”。这些规则包括商业活动的自由和开放，所有国家畅通无阻地进入天空、太空和海洋这些全球公共领域，经济秩序的开放、自由、透明和公平等。美国重视规范和制度的作用，认为相较于体现硬实力的“压制”手段而言，通过规范进行管理的成本低、收益高、合法性强，更有利于美国霸权的维持。奥巴马政府相信，在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掌握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是确保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体现。中国方面，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国际规范与机制的作用。通过遵守和履行自己认同和接受的国际规则，中国不仅加深了对规则的理解和认识，并在合理和合法的情况下利用这些规则来更大限度地增进国家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中国希望对现有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能体现公平和正义。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规范竞合

    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存有规范与制度之争，这是由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所决定的。安全上，中国要维护其在本地区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包括遏制台独、捍卫其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维持一个安全而稳定的战略环境、不断提升国防实力等。美国则谋求保持和巩固其在本地区的军事优势，维持和扩大其在本地区的安全联系，制约中国力量的发展和影响力的上升。经济上，中国希望积极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与本地区国家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同时继续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而美国则力图迟滞和瓦解东亚合作，并在亚太合作方面另起炉灶，将中国排斥在外。政治上，中国希望推动亚太地区形成平等、合作、和谐的地区秩序，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而美国则力图维持其主导地位，防止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中美都试图通过创建规范和制度，在东亚地区的创制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也拥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这为其进行规范合作提供了动力。在安全上，双方都希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确保海上航行自由等方面都利益一致。经济上，中美都希望推动亚太的经济增长，促进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政治上，双方都支持本地区国家间改善关系、建立信任、加强合作，支持构建和完善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双方基于共同或相近的利益在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领域开展的合作是两国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也是两国关系中的亮点。此外，作为影响东亚地区的两个主要大国，中美还肩负着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大责任。这就决定了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规范竞争是有限度的，东亚整体的和平与稳定不仅符合东亚国家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

    围绕规范创建及推进

    是当前秩序斗争的焦点

    在当前与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亚各种力量围绕规范创建与推进是当前东亚秩序斗争中的焦点，各方都希望通过倡导各自的规范占据地区秩序重构中的有利地位。

    首先，囿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希望利用现有规范和创建新的规范以维护其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并且利用美国主导的规范制度来约束和限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和西方国家鼓吹“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目前履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遵守国际规范和规则的束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欲以国际机制制衡中国崛起、化解挑战的目的。

    其次，中国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总体上是对其有利的，而且中国认为，通过参与多边机制，可以有效减轻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因此，中国采取积极融入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向世界强国方向发展的大国来说，仅仅停留在现有的规范和原则范围内，难以在构建区域秩序中发挥作用，也不易为周边国家所理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未来的世界强国，中国在规范和制度的创建上应积极有为，成为地区制度规范、规则的创制者，而不是未来规范和规则的顺应者、接收者。

    再次，东盟竭力通过规范创建与推进，以期实现其在东亚合作中的“地区领导者”地位。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开始实行地区一体化战略，并分别与中、日、韩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迅速发展起来，并发展出了“东盟规范”。东盟作为一个中小国家集团，通过“东盟规范”限制大国的行为，成效显著。在某种程度上，东盟正是利用规范及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重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中美两国良性竞争

    符合双方利益且具可行性

    美国是当今世界现存的唯一超级大国，但实力又呈相对衰弱态势，因此对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敏感。尤其是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权力的重新分配日益显现。美国“重返亚洲”后，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出现疑虑加深、战略互信削弱现象，两国关系处于“漂移”状态。但这种长期“漂移不定”既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易造成地区和世界格局的混乱。因此，双方都要不断夯实和巩固合作，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竞争与分歧，防止军事竞争和恶性竞争的出现。在规范和机制层面，中国在培育中美关系上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共建全球治理规范。相对于东亚其他国家，中国既是东亚的地区大国，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大国。在处理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包括规范竞争）方面，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全球性大国身份，在全球治理的机制与规范创建上培育两国关系新的增长点。当今世界，国际和平与繁荣的主要威胁来自于贫困、气候变化、核扩散、生物不安全、社会暴乱，以及地区冲突、跨国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未来二十年，国际社会在国际机制的改革、转型和创新以及全球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疑在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创建上有共同的需求和责任，这为两国在规则和规范共建上奠定了基础。中美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上的合作原则和机制将为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领域提供新的规范与机制。

    坦诚沟通。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对两国、地区、世界都十分重要。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双方坦诚沟通，讲明各自利益关切，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近年来，中美通过领导人会晤、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等双边机制，就地区形势、各自亚太政策、地区热点问题等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沟通，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对彼此在亚太的共处之道，也做了有益探讨，均有助于增进了解，扩大共识，促进合作。

    管控分歧。中美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中美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实现两国的长期和谐相处。中美之间如果出现分歧，成熟的方式是据理力争，以理服人，不应锱铢必较。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有效纠错机制，而且要有良性的相互制约、相互纠错的机制。中美还要注意管控危机，不推卸责任，不转嫁危机，控制小分歧不演变为大分歧。现实地看，中美两国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通，国情也不同，中美关系需要机制规范和维系。要进一步用好、发展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以及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等新增平台。

    （本文是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秦亚青等：《国际体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页。有关创制秩序的论述，还可参阅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Bruce Jones， Carol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