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看欧债危机的影响和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丁纯
本届欧洲议会选举
的基本选情和特点
第八届欧洲议会选举于2014年5月22—25日举行，由欧盟28个成员国公民、5亿人口直接选举出总共751名欧洲议会议员。按国家来分，德国最多，拥有96个席位，卢森堡、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最少，均为6个议席。这是欧盟国家在经历五年多欧债危机荼毒和经济形势持续低迷背景下、《里斯本条约》完全生效以来的第一次欧洲议会大选。其结果不仅将决定未来五年欧盟层面各政党团体在欧洲议会的力量分布和对欧盟决策机构影响力的分配，而且，按照新规,在此后欧洲理事会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时将“参考”各党派推选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欧洲一体化的走势，因而备受关注。目前，选举的初步结果已经揭晓，综合起来，笔者认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及其结果基本符合选前的预期，有三大特点：
其一，总体投票率不高。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总体投票率仅为43.1%，基本与2009年上届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持平，低于2004年45.5%和1999年的49.5%的投票率，更无法与1979年62%的投票率相比肩，但也中止了前几届一路下滑的趋势。就具体成员国而言，投票率也存在明显差异，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投票率高达90%，而最低的斯洛伐克，投票率仅13%。
其二，欧洲政坛的政治格局未出现重大变化。据5月26日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欧洲议会751个议席中，尽管传统主流政党（代表中右翼的人民党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有所下降，但仍获得了403个议席，地位依旧难以撼动。其中，人民党获得的票数最多。在欧盟最大的成员国德国，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基民盟获得了德国35.5%的选票，处于主导地位。
其三，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进一步融合的“疑欧”政党异军突起，成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最大的赢家和看点。在法国，由马琳·勒庞领导的、以“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为口号的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夺得了法国约四分之一的选票，超过执政的社会党等传统政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共获得24个欧洲议会议席，是上届的八倍；在疑欧思绪一贯浓重的英国，由奈杰尔·法拉奇领衔的英国独立党拿下了20多个欧洲议会席位，领先保守党和工党，堪称完胜；即使在受危机影响不大、经济状况堪称一枝独秀的德国，主张放弃欧元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也获得了7%的选票，首次跻身欧洲议会；在危机肆虐的希腊，以反对紧缩为口号的极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一举成为该国最大政党；同时，在意大利、奥地利、波兰、西班牙等国，“疑欧”政党均大有斩获。据初步估计，“疑欧”政党共获得约五分之一的欧洲议会议席，是上届的三倍多。虽然“疑欧”政党所占欧洲议会议席比例不如《华尔街日报》此前估计的超过30%的预测，但其结果也足以令人咋舌。
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
是导致欧洲议会选举
“疑欧”政党崛起的主因
探究此次欧洲议会大选，极端右翼和极端左翼民粹主义“疑欧”政党的异军突起和渐成气候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欧债危机所致。然而，其背后的根本成因则是过快东扩和一体化机制尚欠完善的欧盟，由于创新不足、福利保障过度、劳动力市场僵化而无法适应全球化、老龄化的压力和挑战。
从2009年底希腊被下调主权债务评级及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开始至今已经将近五年。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在经济上外在表现为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经济严重受创、复苏缓慢疲弱、失业猛升、赤字和债务高涨、部分国家濒临破产、欧元大幅波动等，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体现。
其一，欧盟和欧元区内部差距拉大，形成了以德国为首的、由经济实力强劲的核心国家组成的“北欧”和经济疲弱、以希腊等外围国家构成的“南欧”间的对峙。
其二，由巨大国家差距导致的欧盟、欧元区成员国间相互认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的冲突。北欧国家主张外围问题国家应该紧缩以应对债务危机，而外围国家则认为应先刺激和复苏经济，二者之间形成了“紧缩”和“刺激”之争。核心国家国民担忧外围国家的就业移民对其本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并带来沉重的救助负担，而外围国家的国民则反感核心国家救助所附加的紧缩条件。这便使“北欧”国家中主张反对救助和刺激弱国、反移民和排外的极右翼政党和“南欧”国家中反对紧缩的极左翼政党容易煽动和赢得一定规模的民众支持，从而导致欧盟内部“疑欧”和排外情绪骤升。反主流、反精英成为时尚，使极端和“疑欧”政党得以异军突起。
其三，欧债危机形成了“大国小盟”，使成员国地位相对欧盟变得越发重要。而欧盟委员会等代表欧洲一体化的机构和组织的地位相对下降，也使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法德轴心”出现不平衡，推力下降。这客观上助长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离心离德倾向。
其四，尽管自2013年欧盟先后承诺无限制直接购买成员国政府债券(OMT)和引入欧洲稳定机制(ESM)举措后，欧债危机的危急时刻逐渐远去，但欧元区和欧盟国家的经济复苏仍缓慢乏力。根据最新欧盟2014年春季预测报告预测数据，2014年和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2%和1.7%；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今明两年仍将高达11.8%和11.4%；公共债务情况仍不乐观，且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风险。加上最近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欧盟短期复苏前景与美日相比相去甚远，导致欧洲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信心低落。
当然，还应看到存在着一些临时性和技术性的原因导致了“疑欧”政党的异军突起。比如欧洲议会和各国议会政府职能相去甚远，因此，民众对欧洲议会选举的重视和热情与选举各国政府和本国议会选举相比相对较低。这一方面造成了较低的投票率，从而使支持“疑欧”政党的选民甚嚣尘上，盖过了支持一体化的“沉默的大多数”和利用欧洲议会选举发泄对本国政府和主流政党的不满情绪，变相支持了“疑欧”政党的崛起。
欧洲议会选举后的
欧洲一体化发展前景
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疑欧”和极端政党的异军突起乃过去五年欧债危机持续恶化所致，也对未来五年欧盟政坛尤其是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欧洲一体化发展敲响了警钟。正如原欧盟委会主席巴罗佐所言，这是欧洲一体化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压力测试”。但全面综合分析，笔者对今后欧洲一体化走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基本的判断和依据如下：
其一，欧洲政治版图的大格局并未彻底改变，支持和赞同欧洲一体化仍是欧洲社会的主流。尽管受到来自极右翼排外政党和极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严重冲击和挑战，但主张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的两大传统政党——欧洲人民党(213席)和欧洲社会党（190席）仍占据主导地位。未来欧盟政策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依然是两大传统政党，其各自推选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都积极主张推进欧洲一体化。前者是公认的经济货币联盟的推动者和欧元奠基人，后者则以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而闻名欧洲政坛。作为欧盟最大的成员国、拥有高达96个欧洲议会议席的德国，民众还是力挺坚持欧洲一体化的主流政党的，要求退出欧元区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尽管选票有所增加，但绝对票数并不高。
细分非主流的“疑欧”政党，可以发现其成分极为复杂。这些政党既有以排外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极右翼法国国民阵线，也有反对紧缩政策的极左翼民粹主义希腊联盟党，还有反对德国留在欧元区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及要求英国退出欧盟的英国独立党，不一而足。尽管它们在“疑欧”这点上有所重合，但其主张和诉求并不一致。要组成统一的欧洲党团和“疑欧”集团，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而扭转和主导欧洲政坛的大局走向并不容易，至少短期内并不现实。另外，毕竟欧债危机的危急时刻已经过去，欧盟正在复苏，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极右和极左逆袭的民意基础将有所减弱。
其二，欧债危机还有深化一体化和完善欧盟经济社会治理机制的积极一面，为后续发展夯实了基础。欧债危机期间，尽管相关治理机制明显是被危机推着亦步亦趋地缓慢改进，但进步还是相当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在不断的应急过程中，避免了危机国家的破产、欧元区的解体，并逐渐建立起了紧急金融救助机制。在危机过程中，由欧洲央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先后投入了5100多亿欧元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进行了救助，避免了像希腊等国的破产；同时，欧洲央行通过频繁降息、维持对希腊等外围国家债券担保等级、证券市场操作、欧洲央行资金清算和拆放平台（TAGET2）、联手美联储等其他国家主要央行进行货币互换、执行欧版量化宽松举措——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和允诺无限量购买问题国家的债券（OMT）等举措使欧元区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欧洲央行无疑成了“救火队长”、危机“终结者”和某种意义上的“最后贷款人”，也成为欧债危机中影响不降反升的唯一欧盟机构。从欧盟层面来看，启动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彻底弥补了这一通货区没有紧急金融救助工具的制度性缺陷。
二是巩固财政和加强金融监管。欧盟通过引入“六部立法”等新举措，进一步完善与强化了成员国执行《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标准的硬约束。这些举措主要包括促进成员国尽快实现年度预算平衡和削减债务负担；敦促成员国实现中期预算目标；引进“欧洲学期”，建立欧盟范围的财政监督机制；签订“财政契约”，推动成员国在财政领域的协调，向统一财政方向努力；加强金融监管，建立欧盟层面的跨国监管体系，将监管主权从成员国提升到欧盟和欧洲央行。从2013年开始，欧元区六千多家银行将逐步形成银行业联盟，欧洲央行在获得监督权的同时，承担一定的救助责任，防止“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在危难时向政府求助、政府因救助而背上债务包袱从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况发生，起到了将金融债和主权债相隔绝的作用。
三是通过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与建立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宏观预警与纠正机制防范成员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同时推出《欧元公约》、《欧元附加公约》以及《欧洲2020战略》等条约，大力提高各成员国的竞争力，缩小成员国间的差距，最终实现灵巧、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四是大力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提倡自我负责，遏制社保费用的上涨。一方面促进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加大对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扶持；另一方面降低就业保护，缩减失业救济水准和领取时间，并且附加失业金领取者需接受相应工作安排的条件以堵塞领取者借故长期逃避工作的漏洞。
五是积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扩大外需，拓展与一般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合作，包括欧盟—韩国自贸区、欧盟—新加坡自贸区以及磋商中的欧盟—日本、欧盟—东盟与欧盟—印度自贸区。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的展开更是体现了欧盟在危机后试图联合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新夺回全球范围内新规则的制定权和与新兴经济体竞争的主动权。
结语
“疑欧”政党的崛起值得欧洲主流政党和主张深化欧洲一体化的人士深省。尽管此次欧洲议会大选中“疑欧”政党对传统主流政党的大逆袭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票数的此消彼长，未来五年，在议会占主导地位、赞同欧洲一体化的主流政党在推进相关欧洲一体化融合举措时会受到来自极左和极右“疑欧”政党的干扰，使相关程序更为复杂和耗时。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等排外倾向可能会加剧。尽管目前这些极端政党的全面联合不大可能，但它们确实在尝试磋商和联合。如果大环境没有大的改观，假以时日，且不说这些政党在欧洲议会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联合，至少在其国内大选中成为执政党问鼎政府首脑并非不可能，且后果很严重。试设想英国独立党赢得英国大选，则很可能立即实施英国“脱欧公投”，后果叵测。
要改变和扭转目前欧洲一体化被动局面，应对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欧盟成立以来最大的“压力测试”的真正出路是促消费、保就业、稳增长。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是硬道理。后危机时代的欧洲，需要有强有力的欧盟领导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倡导欧洲一体化继续深化，同时缩小“民主赤字”，激发各国的竞争力，携手复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发展模式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BGJ02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人民大学课题“经济全球化和欧盟东扩背景下的欧盟市场一体化研究（项目编号：08JJDGJW252）】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