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腐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及条件初探
张俊龙
摘 要： 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动的结果，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廉政建设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同时，也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中关于腐朽衰亡、廉政兴邦的思想的影响；而国民党政府腐化衰败的客观现实使毛泽东对腐败的消极影响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加之革命实践中反复锤炼所形成的诸多与反腐倡廉有关的思想，使其最终确立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反腐思想，直至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毛泽东； 反腐思想； 理论来源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2.018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anti corruption thought is the result of various factors promoting， not only with the theory of Marx Lenins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but also influenced by decaying， incorruptible and prosperous though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hile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corruption and decay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make it negative to corruption. There is a more profound cognition， and many ideas related to the clean government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have made it clear the anti corruption though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eventually， until today it still has a very strong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MAO Ze-dong； anti-corruption thought； theoretical source
毛澤东反腐思想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结晶之一，但是其形成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单调无色的，而是由多种因素长期促成的结果。毛泽东批判地汲取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腐廉政建设思想，成为其理论来源的基础；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历代王朝腐朽衰亡、廉政兴邦的历史书籍，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他加深认识的润滑器。同时，南京国民党政府腐化败亡的现实危机的消极影响，更加促使他对腐化堕落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加上他在漫长而艰难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所涌现的各种廉政建设思想，最终形成独具时代特色的毛泽东反腐思想，这对当今反腐倡廉建设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观是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思想内容丰富，是毛泽东反腐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和总结，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积极思想，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基础上，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原因，并对无产阶级政党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进行了科学的构想。而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腐廉政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原则，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建设思想，形成了要进行廉政建设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消灭腐化的私有制，废除官僚制度，建立公有制；着力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预防干部队伍由人民的公仆异变为人民的老爷；利用报刊、发动群众舆论监督作用揭露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等现象实行人民监督普选制，建立纯洁性的人民政府等思想。这些思想对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反腐廉政建设思想奠定了毛泽东反腐思想形成的最大基础，有前者的理论指导，才有后者的思想形成。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后，使毛泽东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在不断学习和研究中最终笃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他早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腐廉政建设理解也大多来自列宁的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他尤其喜欢读列宁的有关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1]23对此，他对列宁在革命实践中所实行的反腐思想相关的论断和策略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从中吸取其精华，并学以致用。他学习列宁、斯大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革命相结合的经验，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该如何开展工作了。[2]803所以，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和分析问题，十分注重在实践中得出理论成果，特别是大力开展反腐斗争。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反腐倡廉思想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他特别重视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著作，但他“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1]34，他更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动强大的人民群众力量来进行反腐倡廉建设。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并从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此来教育广大干部队伍，把党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3]72，所以，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教训时指出，在革命斗争中能否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处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党内存在腐败问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建设思想被他开创性地继承和发展过来，奠定了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成为他的反腐思想的理论源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毛泽东反腐思想正是在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熏陶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有关中国历代王朝因腐朽亡国、廉政兴邦的思想，更是深深触动和启发他。一生酷爱中国历史书籍的他，从小就养成了爱看历史书籍的好习惯，可以说，在中国古书中，从丛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他几乎都读过。[1]196这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好习惯，使他受益匪浅。他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以至在走上革命道路到新中国成立后，都始终保持着他这一大“嗜好”。因此，他对中国几千年丰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并对历史经典文化进行批判、科学、有效地借鉴和吸收，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见解和评价可谓是真知灼见，发人深省，启迪世人。比如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姚崇传》这一篇文章中，就有许多他亲自作的圈点批注，特别称赞姚崇的“十条政治纲领”写得好，是反腐倡廉、廉政兴邦的教科书。可见他的史学功底非常深厚，许多讲话也是信手拈来，自成文章，他特别喜欢运用中國历史中有关腐败亡国的历史典故作为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清明廉洁的反面教材，以此提高广大干部对贪污腐化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毛主席开始就很喜欢阅读中国古代书籍，他现在做文章、讲话也是常常运用历史书籍中的经验教训，运用得最为熟练，这样读古书就使他的知识更广阔厚实，更加体现了他的伟大。[4]11“读书使人明智”，读古书更是人清醒，读书使他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对于练就一支优秀而纯洁的革命队伍是非常重要的。
1944年，他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文件，要求发给全党干部学习，要大家引为鉴戒，居安思危，时刻保持着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948 1949年3月，在向北京进发时，他又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李自成最终退回去了，我们不能退一回去，退回去就失败了。”[5]469这是他在建国前向全党发出的最强音，此后，他也时常运用历史事实告诫全党，多次强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至今令人震耳发聩，这些都是在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影响的基础上内化形成的思想。但是，他读史书并不是死读，而是善于汲取古书中的精华，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赋予其新的含义，最后为现实斗争所服务，这就叫做‘古为今用[1]201他对历史的学习和理解往往远远超出了历史本身，而是用历史的方法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检验，最终得出了党的建设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建国后，有一年他到沈阳视察时，省委接待搞得很浪费，他当即就非常严肃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6]他严厉告诫大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大家戒骄戒躁，艰苦奋斗，要在人民面前做表率，一定不要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邪路。事实说明，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建国后，他始终如一地用科学的历史方法警醒、揭露贪污腐败，教育我们共产党人，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做历史的罪人。“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7]3。这些发人深思的觉醒和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历代王朝因腐朽亡国、廉政兴邦思想的积极影响，成为了毛泽东反腐思想形成的天然养料。
三、国民政府统治的危机引发其对腐败危害的深刻认知
南京国民党政府由于党内腐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现实危机，这些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使他更加认识到党内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对此，他也特别善于观察和分析敌人，“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3]246，他用睿智的眼光捕捉南京国民政府衰败的原因，极大程度上触动了他，从而使他更加重视对南京国民政府教训的吸取，以此为戒，大力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最终使我们党赢得了民心。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却善于执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的政党，敌寇汉奸在党内自由横流……”[2]1008他深刻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霸权独裁、搜刮民资、贪污腐化种种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印证了他对腐化所带来的危机的深刻认知和自身反腐倡廉工作的极大重视。
南京国民政府在短短的二十一年就此败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干部队伍贪污腐败、丧失民心有关。其实，蒋介石通过收买人心，建立南京国民政权开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就已出现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艰苦年代，国民党的官员生活却极为奢侈，大多数领导干部一心都抱着大发战争财、享受富贵生活的心态，在他们心里完全没有人民、国家的概念。同样，基层干部贪污腐化也很严重。1928年，以当时的浙江省为例，全省县长被控案件405件，其中贪赃营私者占60%，而到了1930年，贪污腐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时期。当时的《大公报》曾报道称，南京政府首要任务是严惩贪污的官员，而不是去消灭共产党。蒋介石也自我感叹“做官不贪赃、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十万贯了。” [8]522但是他作为最高统治者也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来严惩腐败分子，整党树风。导致党内腐化思想越来越重，风气越来越差，最终走向不归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又立竿见影地指出“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9]1249。此时，国民政府贪污腐败更是盛行，当时许多沦陷区被收回，而一心想发财致富的国民党军官们就趁此机会，大搞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其生活极度奢侈。当时，邵毓麟就劝告蒋介石：如果不及时整治，依然像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土虽然已经收复了，但是我们政府一定会丧失人心。[10]76人心所向关系到党的执政之基，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政府执政的基础，在当时一片胜利声中，国民党政府内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时刻都会爆发”。[10]87事实已证明，南京国民党政府领导干部自私自利，腐化成风，其执政根基岌岌可危，已经沦到土崩瓦解的边缘。
面对国民党腐败衰败的现实，促使毛泽东自我反思，他以超前的意识，正告全党：历史惨痛教训，全党同志都要时刻牢记，警醒自己。[9]1258要求我们党时刻都要保持自身警惕意识，决不让腐败分子钻了党的空子。同时，大力强调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入脑入心，充分彰显做人民公仆的一面，使党内干部作风焕然一新。因此，南京国民党政府衰败的过程，促使毛泽东对腐败所引发的现实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是推动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的强大助力。
四、革命实践中使其最终确立鲜明的反腐思想
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不仅有来自来自身内部条件的影响，还在于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长期锻炼，在此过程中使他形成的诸多与反腐有关的价值追求，这样在内外条件组合的相互作用下，最终诞生了独具时代特点的毛泽东反腐思想。
（一）勤俭节约观
勤俭节约观是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通过不断实践沉淀下来的独特品质。农民家庭出身的他，从小就体验过生活的艰辛，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加之他在长期革命生涯的艰苦锻炼，养成了一生勤俭节约的高贵品行。勤俭节约本身就是和贪污浪费相对立的，提倡勤俭节约，就必须旗帜宣明地反对贪污浪费。“曾经补过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条毛巾被补了七十四个补丁。”[6]这小小的生活细节却彰显了他作为党国领袖却始终坚持勤俭节约，做人民的公仆的品格。所以，他平生最恨贪污浪费，时常要求大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他自己也表里如一，身体力行，是全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标兵，在党内起到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古人语：“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始终以上率下，激励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队伍，使勤俭节约成为了党的优良传统。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一视同仁，要求他们也要在人民面前起到带头作用。建国后，他向大家规定了铁的纪律，在北京，禁止吃请；去外地，不搞特殊。每次去外地调研考察，都是自带油盐酱醋茶和铺盖，甚至连枕头都带着，叮嘱地方政府不要因为他是毛主席就搞特殊，必须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甚至到了晚年，也是如此。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吴连登回忆：“毛泽东的遗产除了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更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在这位老人的身后，留下的只有他终身酷爱、痴迷的八万多册书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是所付、归中央办公厅“特会室”统一管理的一百二十多万元稿酬。”[6]无疑，这些高贵品格的展现与他在革命实践中的历练是分不开的，他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唯有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出“落后挨打”的命运。归根结底，长期而艰苦的革命岁月历练，铸造了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而这一作风正好旗帜鲜明地反对铺张浪费、贪污腐败。
（二）人民群众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富有极大的创造力，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道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最鲜明的认识。他深刻明白党内领导干部搞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就听不到群众呼声，脱离群众路线，违背党的宗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早在1922年，他在领导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时，其争取人民群众力量、重视群众工作的思想已初见雏形。1926年，他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是党必须奉行的根本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时期，他时常教育红军指战员要尊重和爱惜老百姓，不搞以权谋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同年，他在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深有感触地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农民成就了中国许多年都未完成的伟大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中的许多重要工作[3]18的重要结论，准确答复了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问题。这些都表明了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人民群众在的地方，就有极大的监督力量，这都与革命的实践磨炼分不开。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过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解放全人类，争取人民群众，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11]237革命实践的深入锻炼也渐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群众工作，他强调共产党员应在群众中去联合他们进行民主革命战争，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用充分的实证系统论证了民众在我们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革命胜利中的强大作用。1944年，为了悼念张思德，他写了《为人民服务》，指明了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时常告诫大家要时刻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为他们踏踏实实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搞个人主义或小集团。[2]1094-1095事实早已证明，一切走向贪污腐化这条不归路都是因为脱离了群众路线，只是表面把人民群众挂在嘴上，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背地里搞以权谋私，损害人民利益，最终受党和人民群众的唾弃和惩罚，这就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都应该铭记的一个行为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096贪污腐败本身历来就和群众路线相背离，损害人民根本利益，丧失群众基础，严重阻碍我们黨取得革命的胜利的道路。因此，走群众路线就必须开展反腐斗争，清除其党与人民之间的绊脚石，才能团结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只有旗帜鲜明反腐才能更好地为民服务，这些正是他在革命实践中反复磨炼所形成的思想结晶。
（三）民主政治观
毛泽东一生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这主要得益于他在民主革命实践中长期修炼的结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由人民来管理和治理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一切权力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所有，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他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建立民主政治和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政权时特别指出：执行委员会要依靠代表，必须要有一定的代表，如果没有代表，处理事情就会脱离群众意见，制定政策措施就会犹豫不决，导致“对军费的滥用与贪污”[3]72没有代表的委员会，就没有民主，就会脱离群众，搞贪污腐败，丧失对政权的巩固，革命事业就会有危险。1945年7月，当时到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就曾质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我耳朵听到的不说，我自己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想一个人，一家庭，一个组织团体，一个地方，甚至到一个国家，很多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总之，没有那个能挑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当即就回答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新的道路，我们更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条新路，这个法宝，就是我们说的民主。[12]131-132我们只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监督党的领导干部，形成群众监督的威慑力量，我们的政府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才会时刻有居安思危的警惕，只有我们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导致人亡政息。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让他们来督促我们政府官员，揭露腐败分子，党政干部才不敢怠慢，才会树正新风。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肯定我们党能挑出这个周期率，是他在民主革命实践过程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人民来揭露和惩罚腐败分子。
他始终践行着把民主政治建设放在执政追求的第一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深知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贫苦农民占绝大多数，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群众力量，才能够扫除贪污，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孙中山先生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关键原因还是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权在民原则。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道路实践过程中能够吸取前人的深刻教训，积极争取民主政治大力整治党风，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他对民主政治观的价值追求与其反腐思想的形成也是紧密相连的，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
总之，毛泽东反腐思想理论来源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实事求是，批判性地汲取和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廉政建设思想；同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南京国民政府腐朽败亡的现实危机的深刻触动，再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打磨，最终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智慧结晶，其内容丰富详实，独具魅力，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与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背景大不相同，但是回顾和探索毛泽东反腐思想的理论来源，依然能为习近平新时代搞好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5]逢先知.毛泽东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6]毛泽东晚年严查身边人贪小便宜[N].大家文摘，2016-12-02（12）.
[7]赵晖著.毛泽东史学思想[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蒋总统集：第一册 [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68.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邵毓麟.胜利前后[M].台北：传统文学出版社，1967.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动的结果，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廉政建设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同时，也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中关于腐朽衰亡、廉政兴邦的思想的影响；而国民党政府腐化衰败的客观现实使毛泽东对腐败的消极影响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加之革命实践中反复锤炼所形成的诸多与反腐倡廉有关的思想，使其最终确立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反腐思想，直至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毛泽东； 反腐思想； 理论来源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2.018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anti corruption thought is the result of various factors promoting， not only with the theory of Marx Lenins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but also influenced by decaying， incorruptible and prosperous though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hile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corruption and decay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make it negative to corruption. There is a more profound cognition， and many ideas related to the clean government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have made it clear the anti corruption though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eventually， until today it still has a very strong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MAO Ze-dong； anti-corruption thought； theoretical source
毛澤东反腐思想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结晶之一，但是其形成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单调无色的，而是由多种因素长期促成的结果。毛泽东批判地汲取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腐廉政建设思想，成为其理论来源的基础；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历代王朝腐朽衰亡、廉政兴邦的历史书籍，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他加深认识的润滑器。同时，南京国民党政府腐化败亡的现实危机的消极影响，更加促使他对腐化堕落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加上他在漫长而艰难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所涌现的各种廉政建设思想，最终形成独具时代特色的毛泽东反腐思想，这对当今反腐倡廉建设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观是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思想内容丰富，是毛泽东反腐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和总结，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积极思想，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基础上，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原因，并对无产阶级政党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进行了科学的构想。而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腐廉政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原则，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建设思想，形成了要进行廉政建设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消灭腐化的私有制，废除官僚制度，建立公有制；着力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预防干部队伍由人民的公仆异变为人民的老爷；利用报刊、发动群众舆论监督作用揭露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等现象实行人民监督普选制，建立纯洁性的人民政府等思想。这些思想对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反腐廉政建设思想奠定了毛泽东反腐思想形成的最大基础，有前者的理论指导，才有后者的思想形成。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后，使毛泽东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在不断学习和研究中最终笃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他早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腐廉政建设理解也大多来自列宁的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他尤其喜欢读列宁的有关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1]23对此，他对列宁在革命实践中所实行的反腐思想相关的论断和策略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从中吸取其精华，并学以致用。他学习列宁、斯大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革命相结合的经验，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该如何开展工作了。[2]803所以，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和分析问题，十分注重在实践中得出理论成果，特别是大力开展反腐斗争。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反腐倡廉思想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他特别重视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著作，但他“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1]34，他更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动强大的人民群众力量来进行反腐倡廉建设。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并从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此来教育广大干部队伍，把党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3]72，所以，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教训时指出，在革命斗争中能否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处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党内存在腐败问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建设思想被他开创性地继承和发展过来，奠定了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成为他的反腐思想的理论源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毛泽东反腐思想正是在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熏陶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有关中国历代王朝因腐朽亡国、廉政兴邦的思想，更是深深触动和启发他。一生酷爱中国历史书籍的他，从小就养成了爱看历史书籍的好习惯，可以说，在中国古书中，从丛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他几乎都读过。[1]196这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好习惯，使他受益匪浅。他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以至在走上革命道路到新中国成立后，都始终保持着他这一大“嗜好”。因此，他对中国几千年丰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并对历史经典文化进行批判、科学、有效地借鉴和吸收，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见解和评价可谓是真知灼见，发人深省，启迪世人。比如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姚崇传》这一篇文章中，就有许多他亲自作的圈点批注，特别称赞姚崇的“十条政治纲领”写得好，是反腐倡廉、廉政兴邦的教科书。可见他的史学功底非常深厚，许多讲话也是信手拈来，自成文章，他特别喜欢运用中國历史中有关腐败亡国的历史典故作为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清明廉洁的反面教材，以此提高广大干部对贪污腐化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毛主席开始就很喜欢阅读中国古代书籍，他现在做文章、讲话也是常常运用历史书籍中的经验教训，运用得最为熟练，这样读古书就使他的知识更广阔厚实，更加体现了他的伟大。[4]11“读书使人明智”，读古书更是人清醒，读书使他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对于练就一支优秀而纯洁的革命队伍是非常重要的。
1944年，他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文件，要求发给全党干部学习，要大家引为鉴戒，居安思危，时刻保持着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948 1949年3月，在向北京进发时，他又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李自成最终退回去了，我们不能退一回去，退回去就失败了。”[5]469这是他在建国前向全党发出的最强音，此后，他也时常运用历史事实告诫全党，多次强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至今令人震耳发聩，这些都是在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影响的基础上内化形成的思想。但是，他读史书并不是死读，而是善于汲取古书中的精华，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赋予其新的含义，最后为现实斗争所服务，这就叫做‘古为今用[1]201他对历史的学习和理解往往远远超出了历史本身，而是用历史的方法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检验，最终得出了党的建设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建国后，有一年他到沈阳视察时，省委接待搞得很浪费，他当即就非常严肃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6]他严厉告诫大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大家戒骄戒躁，艰苦奋斗，要在人民面前做表率，一定不要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邪路。事实说明，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建国后，他始终如一地用科学的历史方法警醒、揭露贪污腐败，教育我们共产党人，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做历史的罪人。“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7]3。这些发人深思的觉醒和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历代王朝因腐朽亡国、廉政兴邦思想的积极影响，成为了毛泽东反腐思想形成的天然养料。
三、国民政府统治的危机引发其对腐败危害的深刻认知
南京国民党政府由于党内腐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现实危机，这些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使他更加认识到党内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对此，他也特别善于观察和分析敌人，“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3]246，他用睿智的眼光捕捉南京国民政府衰败的原因，极大程度上触动了他，从而使他更加重视对南京国民政府教训的吸取，以此为戒，大力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最终使我们党赢得了民心。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却善于执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的政党，敌寇汉奸在党内自由横流……”[2]1008他深刻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霸权独裁、搜刮民资、贪污腐化种种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印证了他对腐化所带来的危机的深刻认知和自身反腐倡廉工作的极大重视。
南京国民政府在短短的二十一年就此败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干部队伍贪污腐败、丧失民心有关。其实，蒋介石通过收买人心，建立南京国民政权开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就已出现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艰苦年代，国民党的官员生活却极为奢侈，大多数领导干部一心都抱着大发战争财、享受富贵生活的心态，在他们心里完全没有人民、国家的概念。同样，基层干部贪污腐化也很严重。1928年，以当时的浙江省为例，全省县长被控案件405件，其中贪赃营私者占60%，而到了1930年，贪污腐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时期。当时的《大公报》曾报道称，南京政府首要任务是严惩贪污的官员，而不是去消灭共产党。蒋介石也自我感叹“做官不贪赃、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十万贯了。” [8]522但是他作为最高统治者也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来严惩腐败分子，整党树风。导致党内腐化思想越来越重，风气越来越差，最终走向不归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又立竿见影地指出“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9]1249。此时，国民政府贪污腐败更是盛行，当时许多沦陷区被收回，而一心想发财致富的国民党军官们就趁此机会，大搞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其生活极度奢侈。当时，邵毓麟就劝告蒋介石：如果不及时整治，依然像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土虽然已经收复了，但是我们政府一定会丧失人心。[10]76人心所向关系到党的执政之基，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政府执政的基础，在当时一片胜利声中，国民党政府内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时刻都会爆发”。[10]87事实已证明，南京国民党政府领导干部自私自利，腐化成风，其执政根基岌岌可危，已经沦到土崩瓦解的边缘。
面对国民党腐败衰败的现实，促使毛泽东自我反思，他以超前的意识，正告全党：历史惨痛教训，全党同志都要时刻牢记，警醒自己。[9]1258要求我们党时刻都要保持自身警惕意识，决不让腐败分子钻了党的空子。同时，大力强调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入脑入心，充分彰显做人民公仆的一面，使党内干部作风焕然一新。因此，南京国民党政府衰败的过程，促使毛泽东对腐败所引发的现实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是推动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的强大助力。
四、革命实践中使其最终确立鲜明的反腐思想
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不仅有来自来自身内部条件的影响，还在于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长期锻炼，在此过程中使他形成的诸多与反腐有关的价值追求，这样在内外条件组合的相互作用下，最终诞生了独具时代特点的毛泽东反腐思想。
（一）勤俭节约观
勤俭节约观是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通过不断实践沉淀下来的独特品质。农民家庭出身的他，从小就体验过生活的艰辛，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加之他在长期革命生涯的艰苦锻炼，养成了一生勤俭节约的高贵品行。勤俭节约本身就是和贪污浪费相对立的，提倡勤俭节约，就必须旗帜宣明地反对贪污浪费。“曾经补过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条毛巾被补了七十四个补丁。”[6]这小小的生活细节却彰显了他作为党国领袖却始终坚持勤俭节约，做人民的公仆的品格。所以，他平生最恨贪污浪费，时常要求大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他自己也表里如一，身体力行，是全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标兵，在党内起到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古人语：“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始终以上率下，激励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队伍，使勤俭节约成为了党的优良传统。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一视同仁，要求他们也要在人民面前起到带头作用。建国后，他向大家规定了铁的纪律，在北京，禁止吃请；去外地，不搞特殊。每次去外地调研考察，都是自带油盐酱醋茶和铺盖，甚至连枕头都带着，叮嘱地方政府不要因为他是毛主席就搞特殊，必须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甚至到了晚年，也是如此。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吴连登回忆：“毛泽东的遗产除了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更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在这位老人的身后，留下的只有他终身酷爱、痴迷的八万多册书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是所付、归中央办公厅“特会室”统一管理的一百二十多万元稿酬。”[6]无疑，这些高贵品格的展现与他在革命实践中的历练是分不开的，他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唯有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出“落后挨打”的命运。归根结底，长期而艰苦的革命岁月历练，铸造了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而这一作风正好旗帜鲜明地反对铺张浪费、贪污腐败。
（二）人民群众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富有极大的创造力，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道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最鲜明的认识。他深刻明白党内领导干部搞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就听不到群众呼声，脱离群众路线，违背党的宗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早在1922年，他在领导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时，其争取人民群众力量、重视群众工作的思想已初见雏形。1926年，他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是党必须奉行的根本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时期，他时常教育红军指战员要尊重和爱惜老百姓，不搞以权谋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同年，他在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深有感触地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农民成就了中国许多年都未完成的伟大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中的许多重要工作[3]18的重要结论，准确答复了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问题。这些都表明了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人民群众在的地方，就有极大的监督力量，这都与革命的实践磨炼分不开。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过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解放全人类，争取人民群众，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11]237革命实践的深入锻炼也渐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群众工作，他强调共产党员应在群众中去联合他们进行民主革命战争，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用充分的实证系统论证了民众在我们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革命胜利中的强大作用。1944年，为了悼念张思德，他写了《为人民服务》，指明了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时常告诫大家要时刻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为他们踏踏实实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搞个人主义或小集团。[2]1094-1095事实早已证明，一切走向贪污腐化这条不归路都是因为脱离了群众路线，只是表面把人民群众挂在嘴上，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背地里搞以权谋私，损害人民利益，最终受党和人民群众的唾弃和惩罚，这就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都应该铭记的一个行为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096贪污腐败本身历来就和群众路线相背离，损害人民根本利益，丧失群众基础，严重阻碍我们黨取得革命的胜利的道路。因此，走群众路线就必须开展反腐斗争，清除其党与人民之间的绊脚石，才能团结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只有旗帜鲜明反腐才能更好地为民服务，这些正是他在革命实践中反复磨炼所形成的思想结晶。
（三）民主政治观
毛泽东一生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这主要得益于他在民主革命实践中长期修炼的结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由人民来管理和治理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一切权力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所有，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他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建立民主政治和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政权时特别指出：执行委员会要依靠代表，必须要有一定的代表，如果没有代表，处理事情就会脱离群众意见，制定政策措施就会犹豫不决，导致“对军费的滥用与贪污”[3]72没有代表的委员会，就没有民主，就会脱离群众，搞贪污腐败，丧失对政权的巩固，革命事业就会有危险。1945年7月，当时到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就曾质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我耳朵听到的不说，我自己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想一个人，一家庭，一个组织团体，一个地方，甚至到一个国家，很多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总之，没有那个能挑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当即就回答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新的道路，我们更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条新路，这个法宝，就是我们说的民主。[12]131-132我们只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监督党的领导干部，形成群众监督的威慑力量，我们的政府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才会时刻有居安思危的警惕，只有我们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导致人亡政息。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让他们来督促我们政府官员，揭露腐败分子，党政干部才不敢怠慢，才会树正新风。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肯定我们党能挑出这个周期率，是他在民主革命实践过程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人民来揭露和惩罚腐败分子。
他始终践行着把民主政治建设放在执政追求的第一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深知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贫苦农民占绝大多数，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群众力量，才能够扫除贪污，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孙中山先生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关键原因还是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权在民原则。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道路实践过程中能够吸取前人的深刻教训，积极争取民主政治大力整治党风，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他对民主政治观的价值追求与其反腐思想的形成也是紧密相连的，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形成。
总之，毛泽东反腐思想理论来源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实事求是，批判性地汲取和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廉政建设思想；同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南京国民政府腐朽败亡的现实危机的深刻触动，再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打磨，最终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智慧结晶，其内容丰富详实，独具魅力，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与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背景大不相同，但是回顾和探索毛泽东反腐思想的理论来源，依然能为习近平新时代搞好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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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