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中的敛财手段简论
陈学峰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907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办学及经商,由于经营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产。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做了一些有助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国的工作。大革命时期,支持北伐战争,后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十一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被称为国民政府的“聚敛之臣”。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一、借孔宋联姻,执掌国府财政大权
孔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典型代表,其家史的兴衰演变与国民党在大陆的兴亡过程紧密相联。他和宋霭龄于1914年在日本成婚。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正式举行。蒋、宋、孔家族大联盟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孔祥熙,对内可以得到江浙财团及北方军人的支持,对外则便于争取英美政府的帮助,而宋家和孔家则可以利用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个个官运亨通。孔祥熙与宋氏家族联姻,又有了宋霭龄这样的贤内助,此后便吉星高照,青云直上。
孔祥熙于1933年4月继宋子文后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初,先后接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从此,他一跃成为身兼三个要职的国民党显赫人物,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宠信。
孔祥熙对于蒋介石,确实是言听计从,绝对服从。他当财政部长后,一改宋子文历时五年“财政限制”、“财政预算”等措施,而是奉行财政的一切措施为蒋介石服务的方针。蒋介石欲索欲取一概满足,用什么形式要钱全然不计。只要是蒋介石一个电话、一张白纸都能将钱取走。国库没钱了,他便大幅度提高税率。为了给蒋介石弄钱,他曾经把烟税提高50%,造成了仅上海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倒闭了12家烟厂。
与宋子文完全相反,他在接任财政部长的演说中,就一步一趋蒋介石,把“剿共”放在了第一位,决心为“围剿”红军提供经济保障。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胜利,孔祥熙是出了大力的,这深为蒋介石所赞许。得到源源不断军费的蒋介石,终于在日寇铁蹄践踏国土时办了几件“大事”:庆祝“围剿”红军的成功;瓦解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镇压了“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孔祥熙也因此被褒为“蒋介石的钱袋”。
孔祥熙很快发现,虽然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无法担当起蒋介石“钱袋”的重任,于是他决定增资改组银行业。
他首先把中央银行的资金由2000万元增至1亿元,目的是使其真正具有控制金融的实力与领导一般银行的能力。其次,在中国、交通银行中加大政府的股份,使其占一半以上,在股份上控制二行,同时进行人事调整,使两行的实权纷纷落入孔、宋之手。在增资改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该行理事长为蒋介石,董事长为孔祥熙。
1935年6月,孔祥熙又把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经过改组后控制在政府手下。这三行同国货银行一起被称为“小四行”,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则被称为“大四行”。“小四行”的董事长也多为孔、宋两家人以及杜月笙等执掌。
在改组各大小银行的同时,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信托局,隶属于中央银行,第一任局长由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王敖兼任,理事长由孔祥熙兼任。成立该局的真正目的是做军火生意,主要从德国、捷克、瑞典等国订购军火,这也是孔、宋两家从中获取大量回佣而发财的途径之一。同时,孔祥熙还将原有的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属交通部和财政部双重领导,该局的业务承袭了法国万国储蓄会的做法,用以专门从事有奖储蓄活动。
这样,蒋、宋、孔以“国家”、“财政部”的名义,采取强行改组的办法,达到了对大小银行的控制,形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体制,使整个金融机构围绕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运转。
孔祥熙入主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另一重大举措是主持了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为转嫁经济危机,改变美国在有银币流通国家中的贸易地位,公布了“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并且,在有银币流通的国家中高价收购白银。结果,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同时,白银走私也很严重。白银大量外溢,引起了人心浮动。自1935年上半年开始,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出现白银挤兑风潮。在这种风潮冲击下,白银骤然奇紧,利率猛涨,物价下跌,银行贷款减少以致停业,工商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失业人数骤增。这种严重形势不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以致对政府的货币失去信任,进而出现资金外流和窖藏现象,使中国银本位的货币基础发生了动摇。
为挽救经济危机,从根本上制止白银外流,为弥补由于内战和军阀混战造成的巨大财政赤字,南京政府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这次币制改革由孔祥熙主持进行。从1934年11月,孔祥熙就开始筹划,到1935年三四月间,组成了草拟币制改革的班子,责成宋子文秘密负责筹备。针对由于不平等条约造成的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不受约束的情况,在筹备工作中,孔祥熙尤其注意争取外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1935年11月3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决定从4日起实行法币政策。所谓法币,就是由国民政府依“国家法律”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功能。
推行法币政策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全国货币统一后,形成了统一市场,便利了商品的交换,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实行白银国有后,防止了白银的走私和外流,使银行利率呈下降趋势,便于对商业投资的加强。同时,对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法币政策的实行,还使中国银市与世界银市脱节,摆脱了世界银价波动的影响,稳定了国内金融,物价开始回升,刺激了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再加上国民党的搜刮掠夺,这种改革只能治其标而不能治其本,经济好转只是昙花一现。币制改革后,由于法币发行权控制在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为国民政府无限制地滥发钞票大开方便之门,这样,必然造成后来发生的通货膨胀。
二、巧取豪夺,聚敛“孔家财”
在抗日战争中,孔祥熙和宋霭龄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做了不少事情。到1947年孔祥熙下台时,虽然经过了八年抗战的巨大消耗,但国民党的国库里仍存有九亿多美元、六百多万两黄金。由此足见孔祥熙的汗马功劳。
但与此同时,孔祥熙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抗战的名义之下,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大发横财。有人给国民党四大家族概括为“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不无道理。
孔家经营倾向于独资,以商业为主。开始从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铁砂,继而创办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后来,又创办了广茂兴、晋丰源药店。抗战中,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投机贸易,孔家的实业迅速地膨胀起来,又创办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恒义升贸易公司等独资企业。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有与刘鸿生合办的中国火柴厂、中国毛纺织·72·历史教学2001年第12期
厂和西北毛纺织厂以及与盛萍臣合办的华福烟草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其子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公司名义贷给四川地方财团60万元所办的华西兴业公司,后又由孔祥熙投资合办,改为中国兴业公司。在该公司中,孔氏父子的投资占80%,以后逐年增加。到1943年,孔家占该公司资本总额1.2亿元的95%。1944年,“四行”在给工业贷款的1.5亿元之中,中国兴业公司一家就占了7000万元。孔祥熙当了该公司的董事长,任期直到国民政府垮台,长达十年有余。此外,孔祥熙还接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版《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等文化方面的企业。
孔祥熙财产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但综合国内外人士的估计,大概在十亿美元以上。仅凭孔祥熙办的企业,远不能成为“孔家财”。他之所以成为富翁,主要依靠各种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取得的。
一是从军火贸易中获取回佣金。孔祥熙赚大钱是从购买军火,获取巨额回佣金开始的。早在1932年,孔祥熙奉命以考察实业特使名义前往欧美洽购军火时就开始大捞回佣金。1933年孔祥熙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就完全掌握了购买军火的大权。为了便利出面洽购军火,于1935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央银行的中央信托局,专办订购军火事宜。孔祥熙自兼该局的理事长,掌有实权。抗战中,中信局设在香港的通讯处,实际上成了总局,他派其子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专办接运军火转口海防事宜。在多年的战争中,孔氏父子独霸军火交易,这是孔家开始暴富的重要途径。
二是操纵外汇,伺机谋利。1938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由政府控制外汇,审批大权握在孔祥熙手中。这便为孔家套取大量外汇,进行倒卖提供了方便。
三是从债券舞弊中谋取暴利。早在抗战前,担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就发出了“此举意在停息”的谣言,致使公债价格惨跌,孔祥熙暗中派人将旧公债购入,几天后,他再出面辟谣,债券价格立即暴涨。仅孔祥熙一人在这一入一出间就获利3000万元之巨。抗战中,他借推销1亿“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之机,将未售出的5000万美券侵蚀朋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鲸吞美金公债案。这一丑闻传出后,激起了爱国人士的义愤,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只好亲自过问,孔祥熙被迫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答应分期偿还。
四是走私贩私,囤积居奇。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地区物资奇缺,孔氏家族乘机走私贩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牟取暴利。
五是滥发纸币,从中渔利。由于战争的需要,法币发行量逐年增加。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不仅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而且也为孔祥熙提供了又一条中饱私囊的渠道。印钞所需的纸张均有回佣,主管此事的孔祥熙便理所当然地享用了这份回佣。
六是黄金投机中暴富。由于国民政府在黄金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给孔祥熙获取暴利以可乘之机。正如国民党《周报》所披露的:“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不知制造了几多暴富。这种暴富唯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战至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而且,“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蜂起,作浪作风,谣言什九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增资近亿元,就是为了进行黄金投机买卖。
在抗战前后,国难当头,孔祥熙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时采取调整财经政策、争取外援、赈济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举措,都是有功于抗战的。但随着国民政府的日趋腐败,他也终因大肆贪污舞弊、假公济私,以及孔家老少大发国难财而遭致内外抨击,被迫于抗战胜利前夕,次第辞去本兼各要职。1947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孔祥熙托辞离开大陆,远走美国,在旧金山过起寓公生活。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美国纽约医院。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市委党校)责任编辑:林 屹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907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办学及经商,由于经营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产。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做了一些有助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国的工作。大革命时期,支持北伐战争,后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十一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被称为国民政府的“聚敛之臣”。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一、借孔宋联姻,执掌国府财政大权
孔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典型代表,其家史的兴衰演变与国民党在大陆的兴亡过程紧密相联。他和宋霭龄于1914年在日本成婚。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正式举行。蒋、宋、孔家族大联盟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孔祥熙,对内可以得到江浙财团及北方军人的支持,对外则便于争取英美政府的帮助,而宋家和孔家则可以利用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个个官运亨通。孔祥熙与宋氏家族联姻,又有了宋霭龄这样的贤内助,此后便吉星高照,青云直上。
孔祥熙于1933年4月继宋子文后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初,先后接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从此,他一跃成为身兼三个要职的国民党显赫人物,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宠信。
孔祥熙对于蒋介石,确实是言听计从,绝对服从。他当财政部长后,一改宋子文历时五年“财政限制”、“财政预算”等措施,而是奉行财政的一切措施为蒋介石服务的方针。蒋介石欲索欲取一概满足,用什么形式要钱全然不计。只要是蒋介石一个电话、一张白纸都能将钱取走。国库没钱了,他便大幅度提高税率。为了给蒋介石弄钱,他曾经把烟税提高50%,造成了仅上海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倒闭了12家烟厂。
与宋子文完全相反,他在接任财政部长的演说中,就一步一趋蒋介石,把“剿共”放在了第一位,决心为“围剿”红军提供经济保障。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胜利,孔祥熙是出了大力的,这深为蒋介石所赞许。得到源源不断军费的蒋介石,终于在日寇铁蹄践踏国土时办了几件“大事”:庆祝“围剿”红军的成功;瓦解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镇压了“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孔祥熙也因此被褒为“蒋介石的钱袋”。
孔祥熙很快发现,虽然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无法担当起蒋介石“钱袋”的重任,于是他决定增资改组银行业。
他首先把中央银行的资金由2000万元增至1亿元,目的是使其真正具有控制金融的实力与领导一般银行的能力。其次,在中国、交通银行中加大政府的股份,使其占一半以上,在股份上控制二行,同时进行人事调整,使两行的实权纷纷落入孔、宋之手。在增资改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该行理事长为蒋介石,董事长为孔祥熙。
1935年6月,孔祥熙又把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经过改组后控制在政府手下。这三行同国货银行一起被称为“小四行”,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则被称为“大四行”。“小四行”的董事长也多为孔、宋两家人以及杜月笙等执掌。
在改组各大小银行的同时,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信托局,隶属于中央银行,第一任局长由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王敖兼任,理事长由孔祥熙兼任。成立该局的真正目的是做军火生意,主要从德国、捷克、瑞典等国订购军火,这也是孔、宋两家从中获取大量回佣而发财的途径之一。同时,孔祥熙还将原有的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属交通部和财政部双重领导,该局的业务承袭了法国万国储蓄会的做法,用以专门从事有奖储蓄活动。
这样,蒋、宋、孔以“国家”、“财政部”的名义,采取强行改组的办法,达到了对大小银行的控制,形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体制,使整个金融机构围绕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运转。
孔祥熙入主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另一重大举措是主持了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为转嫁经济危机,改变美国在有银币流通国家中的贸易地位,公布了“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并且,在有银币流通的国家中高价收购白银。结果,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同时,白银走私也很严重。白银大量外溢,引起了人心浮动。自1935年上半年开始,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出现白银挤兑风潮。在这种风潮冲击下,白银骤然奇紧,利率猛涨,物价下跌,银行贷款减少以致停业,工商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失业人数骤增。这种严重形势不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以致对政府的货币失去信任,进而出现资金外流和窖藏现象,使中国银本位的货币基础发生了动摇。
为挽救经济危机,从根本上制止白银外流,为弥补由于内战和军阀混战造成的巨大财政赤字,南京政府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这次币制改革由孔祥熙主持进行。从1934年11月,孔祥熙就开始筹划,到1935年三四月间,组成了草拟币制改革的班子,责成宋子文秘密负责筹备。针对由于不平等条约造成的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不受约束的情况,在筹备工作中,孔祥熙尤其注意争取外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1935年11月3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决定从4日起实行法币政策。所谓法币,就是由国民政府依“国家法律”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功能。
推行法币政策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全国货币统一后,形成了统一市场,便利了商品的交换,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实行白银国有后,防止了白银的走私和外流,使银行利率呈下降趋势,便于对商业投资的加强。同时,对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法币政策的实行,还使中国银市与世界银市脱节,摆脱了世界银价波动的影响,稳定了国内金融,物价开始回升,刺激了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再加上国民党的搜刮掠夺,这种改革只能治其标而不能治其本,经济好转只是昙花一现。币制改革后,由于法币发行权控制在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为国民政府无限制地滥发钞票大开方便之门,这样,必然造成后来发生的通货膨胀。
二、巧取豪夺,聚敛“孔家财”
在抗日战争中,孔祥熙和宋霭龄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做了不少事情。到1947年孔祥熙下台时,虽然经过了八年抗战的巨大消耗,但国民党的国库里仍存有九亿多美元、六百多万两黄金。由此足见孔祥熙的汗马功劳。
但与此同时,孔祥熙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抗战的名义之下,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大发横财。有人给国民党四大家族概括为“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不无道理。
孔家经营倾向于独资,以商业为主。开始从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铁砂,继而创办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后来,又创办了广茂兴、晋丰源药店。抗战中,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投机贸易,孔家的实业迅速地膨胀起来,又创办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恒义升贸易公司等独资企业。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有与刘鸿生合办的中国火柴厂、中国毛纺织·72·历史教学2001年第12期
厂和西北毛纺织厂以及与盛萍臣合办的华福烟草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其子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公司名义贷给四川地方财团60万元所办的华西兴业公司,后又由孔祥熙投资合办,改为中国兴业公司。在该公司中,孔氏父子的投资占80%,以后逐年增加。到1943年,孔家占该公司资本总额1.2亿元的95%。1944年,“四行”在给工业贷款的1.5亿元之中,中国兴业公司一家就占了7000万元。孔祥熙当了该公司的董事长,任期直到国民政府垮台,长达十年有余。此外,孔祥熙还接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版《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等文化方面的企业。
孔祥熙财产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但综合国内外人士的估计,大概在十亿美元以上。仅凭孔祥熙办的企业,远不能成为“孔家财”。他之所以成为富翁,主要依靠各种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取得的。
一是从军火贸易中获取回佣金。孔祥熙赚大钱是从购买军火,获取巨额回佣金开始的。早在1932年,孔祥熙奉命以考察实业特使名义前往欧美洽购军火时就开始大捞回佣金。1933年孔祥熙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就完全掌握了购买军火的大权。为了便利出面洽购军火,于1935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央银行的中央信托局,专办订购军火事宜。孔祥熙自兼该局的理事长,掌有实权。抗战中,中信局设在香港的通讯处,实际上成了总局,他派其子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专办接运军火转口海防事宜。在多年的战争中,孔氏父子独霸军火交易,这是孔家开始暴富的重要途径。
二是操纵外汇,伺机谋利。1938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由政府控制外汇,审批大权握在孔祥熙手中。这便为孔家套取大量外汇,进行倒卖提供了方便。
三是从债券舞弊中谋取暴利。早在抗战前,担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就发出了“此举意在停息”的谣言,致使公债价格惨跌,孔祥熙暗中派人将旧公债购入,几天后,他再出面辟谣,债券价格立即暴涨。仅孔祥熙一人在这一入一出间就获利3000万元之巨。抗战中,他借推销1亿“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之机,将未售出的5000万美券侵蚀朋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鲸吞美金公债案。这一丑闻传出后,激起了爱国人士的义愤,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只好亲自过问,孔祥熙被迫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答应分期偿还。
四是走私贩私,囤积居奇。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地区物资奇缺,孔氏家族乘机走私贩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牟取暴利。
五是滥发纸币,从中渔利。由于战争的需要,法币发行量逐年增加。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不仅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而且也为孔祥熙提供了又一条中饱私囊的渠道。印钞所需的纸张均有回佣,主管此事的孔祥熙便理所当然地享用了这份回佣。
六是黄金投机中暴富。由于国民政府在黄金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给孔祥熙获取暴利以可乘之机。正如国民党《周报》所披露的:“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不知制造了几多暴富。这种暴富唯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战至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而且,“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蜂起,作浪作风,谣言什九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增资近亿元,就是为了进行黄金投机买卖。
在抗战前后,国难当头,孔祥熙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时采取调整财经政策、争取外援、赈济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举措,都是有功于抗战的。但随着国民政府的日趋腐败,他也终因大肆贪污舞弊、假公济私,以及孔家老少大发国难财而遭致内外抨击,被迫于抗战胜利前夕,次第辞去本兼各要职。1947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孔祥熙托辞离开大陆,远走美国,在旧金山过起寓公生活。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美国纽约医院。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市委党校)责任编辑:林 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