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历史的开端
历史学家常常习惯于用时间作为坐标来表明历史的分期，这是历史学的特性使然。正是在时间的流淌中，时代的特性悄然发生着转换，尽管有时不同时代的分野还不那么突出和显明，但是已渐露端倪。回到具体世界历史的空间中，如果要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和现代之间划出一条时间标志的话，那么理应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现在的历史学家更喜欢使用20世纪这样的时间坐标，以此为标志的话，如果说是什么事件使欧洲世界、西方世界，以及整个世界迈进了20世纪，那么可以说，也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外历史学家也说，事实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20世纪的大门，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世纪转换的确乏善可陈，或者说波澜不惊。当然这样说并不表明时代在静止，甚至是停滞。事实上，推动历史前行和世代转换的动力依然存在，只是说，如果没有一战的爆发，这样缓慢的变动也许会将当时所造成的变化推迟很久。但历史不容假设，也无需假设，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刻，一战这样“总体性”的世界大战爆发了，以此为契机，历史的力量无论是恶的还是善的，恰好都积聚于此，她像火山的能量一样也瞬间爆发，催促和推动了时代的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战作为偶然性的事件，因为任何参战方都没有想到要打成为这样一场战争，即使战争爆发后，各方都认为在圣诞节前可以结束战斗，然后可以回家安享新年的快乐。然而战争一旦爆发，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以致变成了各方都无法控制、越演越烈的一次大战。记得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行为主体的各种行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各种过程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由于各方在互动中形成的历史实践改变了世界原先前行的步伐，迅速将世界带入20世纪，带入一个新时代。因此，一战是新旧时代转换更迭的标志。如果说，以往我们可能更多地强调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的话，那么一战恰恰可以被看做一种历史的断裂，一次全新的转向，它是新与旧的一种分离，是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和20世纪新的社会转型、国家成长和国际格局形成的分野。
作为20世纪新时代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以前历史学家常常聚焦于一战为什么而爆发，以及战争的过程，也从不同的维度给予解释，今天的历史学家则在新的视野下进行重新考察，他们不再仅仅关心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本身，而更关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空前激烈的一战，它对于每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对于社会意味着什么，而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既把一战看成一个由各个国家参加的历史事件，也同时在更为细致微观和更为整体的宏观视野下来进行考察。
当一战刚刚爆发时，有位英国的政治家就情不自禁地说道，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战后，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写下了《西方的没落》这本书，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如果在短时段来看的话，这样的描写和定性不无道理，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在跳出短时段之后，站在20世纪的维度上已经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景象，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分野。
与上述那位政治家的悲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所以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例如在英国，士兵最初都是作为志愿者而参加战争的。历史学者也这样写道，男人们蜂拥而至征兵所，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欢乐的阅兵游行把他们送到前线。但当战争超出人们的想象，给人们带来了血腥、残酷和牺牲时，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他们甚至发起反战运动。2012年的10月，在秋风凄雨中，我在英国格拉斯哥附近的Thornlebank小镇注意到了一个纪念在一战和二战中牺牲的本地居民的纪念碑。站立在碑前，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现象，在一战中牺牲的人数居然比二战要多一倍以上。我将这一发现告诉给了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说，不仅这一小镇，全英国各个地方在一战中牺牲的人数都比二战要多。的确，在一战中，英国有150万士兵伤亡。要知道，当时的英国全国总人口也就只有3千万左右。在法国也是如此，一战动员起了841万人，伤亡359万人，60万人成了寡妇，76万儿童成为了孤儿。2014年的6月，当我在法国参观一战的战壕时，也不禁遥想到当年的惨烈，并为此深深震撼。因此，今天的历史学者和其他学者都开始关注普通士兵的情况、他们的心态。记得多年前和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聊天，他就在研究一战中士兵对战争的反应，甚至是大脑受到战争冲击后精神变异的士兵。一位专门从事一战历史写作的法国作家也从个体出发来思考战争，并关注当时在战争中抵制作战的士兵，要为他们恢复名誉；英国历史学家也说，一些历史学家在关注当人类第一次使用毒气时士兵们的反应。所以，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以及人力组织方式，人们最初是作为志愿者走上前线，而到了后来变成强行征兵，征兵制由此出现。法国历史学家也在争论，这些士兵参加一战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中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美丽开始被历史学家所重视。在生死面前，每个士兵都有权利作出自己的思考、反应和表达。
战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有形的牺牲和损失上，战争所带来的死亡、破坏和恐惧也严重影响了每个国家民众的心态和情绪。19世纪时，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全然相信进步，相信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自信来拥有如此的观念。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人雄踞在世界之上。但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使英国开始衰落，同时在心态上也彻底击碎了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自信。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战后的二三十年代，国家的领袖们通过回忆与怀念1914年之前那种确定性，以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次大战所带来的这一直接伤害。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后来在二战期间英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法国的投降。
这一情形不仅是在英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整个欧洲，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为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成为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体系就以他们为中心而建立，这样一种地位也使得欧洲人充满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陷于“崩溃”。历史学家写道，欧洲战场空前的伤亡人数，尤其是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一群体的战亡，冲击着知识阶层的心态，导致其广泛失望。这场战争似乎也嘲弄了启蒙思想价值观的进步、宽容和合理性。谁还能再相信西方文明优人一等或者其所标榜的科学技术是毫无疑问的好东西。在德国老兵艾里西·雷马克所写的《西线无战事》这部描述一战的小说中，他转述了一个士兵的心声：“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血腥风暴的时候，它的文化一定都是谎言和不重要的东西。”
由战争的惨烈而引发的思考只是理解与反思一战的一种维度，如果从社会的视角来看，一战加快了人权实现的步伐，无论这是出于对牺牲者的补偿，还是对每个人权利维护的考虑。这种人权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定群体即妇女权利的实现，二是在社会层面上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早在战前，妇女就已经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但是在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不能够接受女性走出家门，和男人一样参加到公共活动当中。当时的人们，包括社会精英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都把妇女看成仅仅是承担家庭职责，在家中相夫教子的角色，企业家阶级更是将女性角色定义为在家中营造一个宁静的港湾，以供男人回家休整歇息。正是在社会对女性这样的角色定位中，当以英国的潘克豪斯特为代表的妇女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时，整个社会不能理解，也不给予支持。政府当局甚至还将他们的游行示威看成为暴乱，将其定性为“恐怖分子”。当战争爆发之后，男人都走上了前线，而妇女则承担了后方沉重而繁杂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也走上了前线，在一战的宣传画中有不少展示妇女风貌和精神状态的内容。可以说，英法等国家的女性也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的1918年，英国政府率先宣布，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从此，这些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参与公共生活，参与到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而这一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标志着自由和民主从此实现了结合，完成了全新的政治体制的一次安排和跨越。
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给英国也给整个欧洲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的大量涌现。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社会的分裂，贫富之间的分化，财富的再分配并不合理。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如何弥合社会的分裂，因为仅仅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和社会不是真正理想和合理的社会，人民必然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地位，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民主是天意所向，不可阻挡。1848年，英国思想家密尔也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一文中指出，“在人类进步的现时代，当平等的观念每天都更加广泛地在贫苦阶级中传播的时候，把人分为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两个世界的阶级则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从而也不可能取得人类的进步……如果富人根据某种自然法理论把穷人看作为奴仆和依从，而反过来富人被穷人视为猛兽，无法实现期望和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要给富人以让步。在两个阶级之间对正义完全缺乏尊重则标志着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分裂”。另一位思想家希尔·格林也说，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他坚决主张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结合。
要实现这样的改变，在本质上必然涉及对“权利”的重新理解，或者说要在思想观念上重新论证“权利”的理论。在近代早期阶段，人的权利被属于强势的资产阶级在转化为现实体制的时候论证为仅仅是他们的权利。而到了这一时期，一批思想家则认为，权利不再是一种只强调个人的绝对性权利，它只能是一种社会性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同样，以前所说的自由也不仅仅只是一种只强调个人免受外在的压迫、市场免受政府干预，以牺牲社会公平和正义来换取对个人权利保护的自由，而是要将人民的平等与个人的自由相结合。同时，对国家的定位和作用也有了不同理解。在新的条件下，国家应该自觉地组织和调动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以此来保障每一个人特别是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的权利。因此，国家不是自由的敌人，相反，而是要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其主要目标是调动一切公共资源来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保障其自由，特别是满足社会每一个成员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让他们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
通过这些理论上的思考，同时，面对现存的无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也使占居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发生了转变，并且在实践上采取了很多的举措来满足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化解劳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如何保障普通人的权利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必须让普通的人民得到基本的权利保障。由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西欧各国开始向福利国家迈进，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消灭贫穷，在生老病死方面保障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这些举措在本质上昭示着权利的转移，使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也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福利国家的渐趋出现，也标志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资源的重新组织和再分配机制的重建。近十年来，我每每到欧洲都惊叹于那里的每个人都不至于低于社会生活平均水平很多，社会显得更为平等，也和不同的历史学家聊起过这个话题，在他们看来，19世纪后期的社会转型，例如英国在1905—1914年出现的“福利革命”，特别是一战后向福利国家的变革，是推动平等实现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从此欧洲各国开始逐渐迈向福利国家。这样讲似乎很笼统，如果将抽象的福利国家具体化为工人们的工作环境的改变，住房条件的改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人们就会理解成为福利国家对于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说一战后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重要的一次社会转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民主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它要求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要和以前完全不同，它对政党政治、体制的选择、选举制度的安排等都已经和过去不同，同时国家的职能，包括组织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也有变化。在自由、民主和效率，以及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这些目标中间，国家等政治组织机构如何进行选择和作出决策，并取得平衡。这就要求政治家对政治管理的水平更高，同样，也对民众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民众已经放弃了在街垒中进行战斗而是走向投票箱来进行表达的时候，什么决定和影响了他们的表达，他们的心态、行为与体制的选择和稳定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时代的新气象和新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得我们看到了现代政治体制在这个时期才基本成型，一个既是自由的，也是民主的体制得以建立。
战争对政治体制转型的推动并不仅仅限于国家的内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是这次战争带给人类的最大成果。早在一战之前，近代民族主义就已经蓬勃成长，原先久已存在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看起来费迪南大公的遇刺是一战的导火线，实际上，在此背后的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观念的勃发可以视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且不说奥匈帝国境内这些国家的民族意识，就是英、法这些国家，当一战爆发时，原先还在高唱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此时也将口号改成“为保卫国家而战斗”，而法国的反战领袖饶勒斯都被刺杀，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多么的强烈。而战争正好推动着原已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强化，同时也催生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说，19世纪以英法为代表是属于民族国家建立第一波的话，那么一战正好开启了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二波浪潮。战后，传统的奥匈帝国彻底瓦解，中欧的版图出现了新的变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王国和其他国家相继独立，成为新型的民族国家而矗立在欧洲世界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创造出了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同样，也创造出了不同政治体制安排的新型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政治体制。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长，社会主义运动也在勃兴。工人阶级要求建立起维护和保障自己权利的新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建立起自己选择的新体制。但是，这一理想，这一曾经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却没有能够在西欧各国实现，一战后英法等国也只是在原有的自由体制中加入了民主的内容而已，而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这一理想却因为第一次是世界大战在所谓“资本主义最为薄弱的国家”——俄国得以实现。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从而在俄国成功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新的政治实践，她也在此后20世纪的历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从此，她不仅为许多国家历史的发展昭示了另外一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同时如何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安排的国家等问题，也尖锐地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
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最让欧洲人始料不及的是，德国首先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也在战争中完败。战后，为了制约德国，英、法等欧洲大国通过了凡尔赛和约。和约规定德国失去了它所有的殖民地和15%的欧洲领土，还被要求赔偿巨款给战胜国，严格限制军事力量，并且要承担挑起战争的主要罪责。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没有制止德国的军事力量的崛起，反而却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巨大仇恨的来源。阿道夫·希特勒在1922年公然声称：“两百万德国人不可能就这样无辜牺牲……不，我们绝对不会宽恕他们，我们要——报仇。”正是在强烈的民族复仇的心态支配下，德国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体制。而这也是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的新的体制性安排，从此正是这一体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于是我们看到20年后，又是德国发起了新的一场战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从一战到二战，历史只是逝去了时间，但他们之间却紧密相连，从德国的视角来看，二战只不过是一战的继续而已，是人类疯癫性的非理性再一次的释放。从整个欧洲来说，在经历了这样两次大战之后才猛然醒悟，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从而才开始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为了实现和平，避免重蹈一战的灾难，一战后西方世界就已经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机制，由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提出十四点和平建议，建立起国际联盟这样组织性机制，这是一个基于“共同安全”原则之上的国际维和组织，可以说，这是首次创立国际性组织机构来保障和平的努力，为以后例如联合国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尽管这一组织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没有真正起到作用。但我们还是要给以公允的评价。由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的因素，正是美国的介入，帮助欧洲人打赢了这场战争，更饶有意味的结果是，在战争造成欧洲崩溃的同时，也成就了美国的崛起，使其开始成为了世界的领袖。战前，尽管美国在1898年左右的时候，它的工业生产已经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她还没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作为强国的风采和能力。恰好是一战，可以说是上帝赐予其最好的机会，美国人也的确抓住了这个契机，不仅参加战争，也以领袖的地位参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从国家之间博弈的视角来说，美国是一战的最大赢家。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都在热衷于讨论大国的崛起，而从美国与一战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历史的启迪呢？不仅如此，一战改变了整个国际格局，政治体制的变化，国家的成长和走向，而这些恰好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而与这一丰富的历史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一战，以及围绕一战而形成的这些历史的变化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与研究，以至于已经遗忘了这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
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兴起，还是不同国家对体制的选择，以及欧洲各国的相对衰落，实际上都是每个国家在其自身的内部动力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推动着国家的成长。记得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冷战后的民主化进程称之为第三波，借用他的这一比喻，如果在近代以来国家成长的维度来看，一战正是国家成长的第二波，尽管是在战争悲剧中的成长。英法等国向福利国家的转型，新兴民族国家的形成，美国的崛起，俄国和德国对不同体制的选择无一不应证了不同的国家面对同样的历史形势，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的判断、决策和选择，都在以国家这一现代形成的基本概念作为基本单元和目标，并以国家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依归，选择自己成长和发展的路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战还不仅仅只是硝烟弥漫的军事冲突，更是欧美各个国家之间全面的抗衡和较量，当然也是其走向不同成长道路的分水岭。
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算不了什么，并且在现实的欧洲世界里，我们再也找不到还存活于世的一战老兵，2005年，参加过一战的最后一位老兵最终离世。难道这意味要我们遗忘这段历史，抹去这一记忆？也许自然的时间会将一些记忆带走，但历史的记忆却将在一代代人中留存。今天，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回望这段历史，更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20世纪来说意味着什么，欧洲人自己绝没有想到他们会伴随着战争走进了20世纪，并开启了20世纪的历史大门。这样讲并非是为了要赞美战争，恰恰相反，正是在这场战争中，自由、民主的力量最终获得了胜利，也正是在对战争所带来的悲剧的反思中，人们从此坚信和平的力量、人的权利和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由此才使欧洲或者说西方走进了历史的新方向，塑造着世界历史的新图景，重建起了自由、和平与繁荣的新社会，并引领整个世界的前行。
【作者简介】李宏图，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近现代社会史、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世纪转换的确乏善可陈，或者说波澜不惊。当然这样说并不表明时代在静止，甚至是停滞。事实上，推动历史前行和世代转换的动力依然存在，只是说，如果没有一战的爆发，这样缓慢的变动也许会将当时所造成的变化推迟很久。但历史不容假设，也无需假设，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刻，一战这样“总体性”的世界大战爆发了，以此为契机，历史的力量无论是恶的还是善的，恰好都积聚于此，她像火山的能量一样也瞬间爆发，催促和推动了时代的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战作为偶然性的事件，因为任何参战方都没有想到要打成为这样一场战争，即使战争爆发后，各方都认为在圣诞节前可以结束战斗，然后可以回家安享新年的快乐。然而战争一旦爆发，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以致变成了各方都无法控制、越演越烈的一次大战。记得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行为主体的各种行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各种过程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由于各方在互动中形成的历史实践改变了世界原先前行的步伐，迅速将世界带入20世纪，带入一个新时代。因此，一战是新旧时代转换更迭的标志。如果说，以往我们可能更多地强调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的话，那么一战恰恰可以被看做一种历史的断裂，一次全新的转向，它是新与旧的一种分离，是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和20世纪新的社会转型、国家成长和国际格局形成的分野。
作为20世纪新时代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以前历史学家常常聚焦于一战为什么而爆发，以及战争的过程，也从不同的维度给予解释，今天的历史学家则在新的视野下进行重新考察，他们不再仅仅关心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本身，而更关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空前激烈的一战，它对于每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对于社会意味着什么，而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既把一战看成一个由各个国家参加的历史事件，也同时在更为细致微观和更为整体的宏观视野下来进行考察。
当一战刚刚爆发时，有位英国的政治家就情不自禁地说道，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战后，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写下了《西方的没落》这本书，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如果在短时段来看的话，这样的描写和定性不无道理，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在跳出短时段之后，站在20世纪的维度上已经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景象，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分野。
与上述那位政治家的悲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所以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例如在英国，士兵最初都是作为志愿者而参加战争的。历史学者也这样写道，男人们蜂拥而至征兵所，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欢乐的阅兵游行把他们送到前线。但当战争超出人们的想象，给人们带来了血腥、残酷和牺牲时，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他们甚至发起反战运动。2012年的10月，在秋风凄雨中，我在英国格拉斯哥附近的Thornlebank小镇注意到了一个纪念在一战和二战中牺牲的本地居民的纪念碑。站立在碑前，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现象，在一战中牺牲的人数居然比二战要多一倍以上。我将这一发现告诉给了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说，不仅这一小镇，全英国各个地方在一战中牺牲的人数都比二战要多。的确，在一战中，英国有150万士兵伤亡。要知道，当时的英国全国总人口也就只有3千万左右。在法国也是如此，一战动员起了841万人，伤亡359万人，60万人成了寡妇，76万儿童成为了孤儿。2014年的6月，当我在法国参观一战的战壕时，也不禁遥想到当年的惨烈，并为此深深震撼。因此，今天的历史学者和其他学者都开始关注普通士兵的情况、他们的心态。记得多年前和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聊天，他就在研究一战中士兵对战争的反应，甚至是大脑受到战争冲击后精神变异的士兵。一位专门从事一战历史写作的法国作家也从个体出发来思考战争，并关注当时在战争中抵制作战的士兵，要为他们恢复名誉；英国历史学家也说，一些历史学家在关注当人类第一次使用毒气时士兵们的反应。所以，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以及人力组织方式，人们最初是作为志愿者走上前线，而到了后来变成强行征兵，征兵制由此出现。法国历史学家也在争论，这些士兵参加一战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中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美丽开始被历史学家所重视。在生死面前，每个士兵都有权利作出自己的思考、反应和表达。
战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有形的牺牲和损失上，战争所带来的死亡、破坏和恐惧也严重影响了每个国家民众的心态和情绪。19世纪时，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全然相信进步，相信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自信来拥有如此的观念。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人雄踞在世界之上。但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使英国开始衰落，同时在心态上也彻底击碎了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自信。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战后的二三十年代，国家的领袖们通过回忆与怀念1914年之前那种确定性，以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次大战所带来的这一直接伤害。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后来在二战期间英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法国的投降。
这一情形不仅是在英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整个欧洲，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为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成为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体系就以他们为中心而建立，这样一种地位也使得欧洲人充满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陷于“崩溃”。历史学家写道，欧洲战场空前的伤亡人数，尤其是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一群体的战亡，冲击着知识阶层的心态，导致其广泛失望。这场战争似乎也嘲弄了启蒙思想价值观的进步、宽容和合理性。谁还能再相信西方文明优人一等或者其所标榜的科学技术是毫无疑问的好东西。在德国老兵艾里西·雷马克所写的《西线无战事》这部描述一战的小说中，他转述了一个士兵的心声：“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血腥风暴的时候，它的文化一定都是谎言和不重要的东西。”
由战争的惨烈而引发的思考只是理解与反思一战的一种维度，如果从社会的视角来看，一战加快了人权实现的步伐，无论这是出于对牺牲者的补偿，还是对每个人权利维护的考虑。这种人权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定群体即妇女权利的实现，二是在社会层面上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早在战前，妇女就已经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但是在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不能够接受女性走出家门，和男人一样参加到公共活动当中。当时的人们，包括社会精英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都把妇女看成仅仅是承担家庭职责，在家中相夫教子的角色，企业家阶级更是将女性角色定义为在家中营造一个宁静的港湾，以供男人回家休整歇息。正是在社会对女性这样的角色定位中，当以英国的潘克豪斯特为代表的妇女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时，整个社会不能理解，也不给予支持。政府当局甚至还将他们的游行示威看成为暴乱，将其定性为“恐怖分子”。当战争爆发之后，男人都走上了前线，而妇女则承担了后方沉重而繁杂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也走上了前线，在一战的宣传画中有不少展示妇女风貌和精神状态的内容。可以说，英法等国家的女性也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的1918年，英国政府率先宣布，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从此，这些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参与公共生活，参与到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而这一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标志着自由和民主从此实现了结合，完成了全新的政治体制的一次安排和跨越。
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给英国也给整个欧洲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的大量涌现。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社会的分裂，贫富之间的分化，财富的再分配并不合理。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如何弥合社会的分裂，因为仅仅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和社会不是真正理想和合理的社会，人民必然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地位，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民主是天意所向，不可阻挡。1848年，英国思想家密尔也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一文中指出，“在人类进步的现时代，当平等的观念每天都更加广泛地在贫苦阶级中传播的时候，把人分为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两个世界的阶级则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从而也不可能取得人类的进步……如果富人根据某种自然法理论把穷人看作为奴仆和依从，而反过来富人被穷人视为猛兽，无法实现期望和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要给富人以让步。在两个阶级之间对正义完全缺乏尊重则标志着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分裂”。另一位思想家希尔·格林也说，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他坚决主张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结合。
要实现这样的改变，在本质上必然涉及对“权利”的重新理解，或者说要在思想观念上重新论证“权利”的理论。在近代早期阶段，人的权利被属于强势的资产阶级在转化为现实体制的时候论证为仅仅是他们的权利。而到了这一时期，一批思想家则认为，权利不再是一种只强调个人的绝对性权利，它只能是一种社会性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同样，以前所说的自由也不仅仅只是一种只强调个人免受外在的压迫、市场免受政府干预，以牺牲社会公平和正义来换取对个人权利保护的自由，而是要将人民的平等与个人的自由相结合。同时，对国家的定位和作用也有了不同理解。在新的条件下，国家应该自觉地组织和调动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以此来保障每一个人特别是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的权利。因此，国家不是自由的敌人，相反，而是要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其主要目标是调动一切公共资源来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保障其自由，特别是满足社会每一个成员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让他们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
通过这些理论上的思考，同时，面对现存的无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也使占居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发生了转变，并且在实践上采取了很多的举措来满足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化解劳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如何保障普通人的权利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必须让普通的人民得到基本的权利保障。由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西欧各国开始向福利国家迈进，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消灭贫穷，在生老病死方面保障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这些举措在本质上昭示着权利的转移，使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也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福利国家的渐趋出现，也标志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资源的重新组织和再分配机制的重建。近十年来，我每每到欧洲都惊叹于那里的每个人都不至于低于社会生活平均水平很多，社会显得更为平等，也和不同的历史学家聊起过这个话题，在他们看来，19世纪后期的社会转型，例如英国在1905—1914年出现的“福利革命”，特别是一战后向福利国家的变革，是推动平等实现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从此欧洲各国开始逐渐迈向福利国家。这样讲似乎很笼统，如果将抽象的福利国家具体化为工人们的工作环境的改变，住房条件的改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人们就会理解成为福利国家对于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说一战后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重要的一次社会转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民主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它要求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要和以前完全不同，它对政党政治、体制的选择、选举制度的安排等都已经和过去不同，同时国家的职能，包括组织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也有变化。在自由、民主和效率，以及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这些目标中间，国家等政治组织机构如何进行选择和作出决策，并取得平衡。这就要求政治家对政治管理的水平更高，同样，也对民众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民众已经放弃了在街垒中进行战斗而是走向投票箱来进行表达的时候，什么决定和影响了他们的表达，他们的心态、行为与体制的选择和稳定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时代的新气象和新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得我们看到了现代政治体制在这个时期才基本成型，一个既是自由的，也是民主的体制得以建立。
战争对政治体制转型的推动并不仅仅限于国家的内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是这次战争带给人类的最大成果。早在一战之前，近代民族主义就已经蓬勃成长，原先久已存在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看起来费迪南大公的遇刺是一战的导火线，实际上，在此背后的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观念的勃发可以视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且不说奥匈帝国境内这些国家的民族意识，就是英、法这些国家，当一战爆发时，原先还在高唱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此时也将口号改成“为保卫国家而战斗”，而法国的反战领袖饶勒斯都被刺杀，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多么的强烈。而战争正好推动着原已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强化，同时也催生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说，19世纪以英法为代表是属于民族国家建立第一波的话，那么一战正好开启了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二波浪潮。战后，传统的奥匈帝国彻底瓦解，中欧的版图出现了新的变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王国和其他国家相继独立，成为新型的民族国家而矗立在欧洲世界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创造出了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同样，也创造出了不同政治体制安排的新型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政治体制。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长，社会主义运动也在勃兴。工人阶级要求建立起维护和保障自己权利的新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建立起自己选择的新体制。但是，这一理想，这一曾经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却没有能够在西欧各国实现，一战后英法等国也只是在原有的自由体制中加入了民主的内容而已，而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这一理想却因为第一次是世界大战在所谓“资本主义最为薄弱的国家”——俄国得以实现。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从而在俄国成功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新的政治实践，她也在此后20世纪的历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从此，她不仅为许多国家历史的发展昭示了另外一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同时如何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安排的国家等问题，也尖锐地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
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最让欧洲人始料不及的是，德国首先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也在战争中完败。战后，为了制约德国，英、法等欧洲大国通过了凡尔赛和约。和约规定德国失去了它所有的殖民地和15%的欧洲领土，还被要求赔偿巨款给战胜国，严格限制军事力量，并且要承担挑起战争的主要罪责。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没有制止德国的军事力量的崛起，反而却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巨大仇恨的来源。阿道夫·希特勒在1922年公然声称：“两百万德国人不可能就这样无辜牺牲……不，我们绝对不会宽恕他们，我们要——报仇。”正是在强烈的民族复仇的心态支配下，德国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体制。而这也是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的新的体制性安排，从此正是这一体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于是我们看到20年后，又是德国发起了新的一场战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从一战到二战，历史只是逝去了时间，但他们之间却紧密相连，从德国的视角来看，二战只不过是一战的继续而已，是人类疯癫性的非理性再一次的释放。从整个欧洲来说，在经历了这样两次大战之后才猛然醒悟，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从而才开始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为了实现和平，避免重蹈一战的灾难，一战后西方世界就已经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机制，由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提出十四点和平建议，建立起国际联盟这样组织性机制，这是一个基于“共同安全”原则之上的国际维和组织，可以说，这是首次创立国际性组织机构来保障和平的努力，为以后例如联合国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尽管这一组织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没有真正起到作用。但我们还是要给以公允的评价。由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的因素，正是美国的介入，帮助欧洲人打赢了这场战争，更饶有意味的结果是，在战争造成欧洲崩溃的同时，也成就了美国的崛起，使其开始成为了世界的领袖。战前，尽管美国在1898年左右的时候，它的工业生产已经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她还没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作为强国的风采和能力。恰好是一战，可以说是上帝赐予其最好的机会，美国人也的确抓住了这个契机，不仅参加战争，也以领袖的地位参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从国家之间博弈的视角来说，美国是一战的最大赢家。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都在热衷于讨论大国的崛起，而从美国与一战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历史的启迪呢？不仅如此，一战改变了整个国际格局，政治体制的变化，国家的成长和走向，而这些恰好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而与这一丰富的历史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一战，以及围绕一战而形成的这些历史的变化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与研究，以至于已经遗忘了这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
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兴起，还是不同国家对体制的选择，以及欧洲各国的相对衰落，实际上都是每个国家在其自身的内部动力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推动着国家的成长。记得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冷战后的民主化进程称之为第三波，借用他的这一比喻，如果在近代以来国家成长的维度来看，一战正是国家成长的第二波，尽管是在战争悲剧中的成长。英法等国向福利国家的转型，新兴民族国家的形成，美国的崛起，俄国和德国对不同体制的选择无一不应证了不同的国家面对同样的历史形势，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的判断、决策和选择，都在以国家这一现代形成的基本概念作为基本单元和目标，并以国家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依归，选择自己成长和发展的路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战还不仅仅只是硝烟弥漫的军事冲突，更是欧美各个国家之间全面的抗衡和较量，当然也是其走向不同成长道路的分水岭。
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算不了什么，并且在现实的欧洲世界里，我们再也找不到还存活于世的一战老兵，2005年，参加过一战的最后一位老兵最终离世。难道这意味要我们遗忘这段历史，抹去这一记忆？也许自然的时间会将一些记忆带走，但历史的记忆却将在一代代人中留存。今天，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回望这段历史，更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20世纪来说意味着什么，欧洲人自己绝没有想到他们会伴随着战争走进了20世纪，并开启了20世纪的历史大门。这样讲并非是为了要赞美战争，恰恰相反，正是在这场战争中，自由、民主的力量最终获得了胜利，也正是在对战争所带来的悲剧的反思中，人们从此坚信和平的力量、人的权利和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由此才使欧洲或者说西方走进了历史的新方向，塑造着世界历史的新图景，重建起了自由、和平与繁荣的新社会，并引领整个世界的前行。
【作者简介】李宏图，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近现代社会史、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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