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科学研究
常云平 聂强
摘 要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东部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随之西迁重庆。大量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他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出版了大量研究性论著，涌现了一批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学术研究领域骨干，推动了抗战大后方社会科学的近代化进程，使大后方的社会科学事业空前繁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科学研究，重庆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2-0034-07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的西迁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部分地区的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纷纷迁入重庆，使得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教育、文化和科研中心。大量的人口向重庆转移，其中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重庆的人口素质与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重庆的文化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态势，也极大地推动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抗战时期重庆社会科学发展这一问题，学术界的专题研究比较少，或在研究大后方文化教育方面时一笔带过，或散见于一些抗战史和相关学科史著作。如周勇主编的《重庆抗战史》①和《重庆通史》，②邢元敏主编《走向繁荣的重庆社会科学》，③只是对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社会科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分析和特点概括;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④对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但并未针对抗战时期大后方这一特定时间和地区进行研究;常云平等著《抗战时期大后方人口变迁——以重庆为中心的考察》⑤中认为，沿海知识分子内迁对重庆地区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东部地区的大中学校、文化机关、新闻出版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纷纷迁往重庆，促进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社会科学事业的大发展。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初步建立起了全面系统的现代教育体系，“内迁重庆的高校达到了39所，加上原有的重庆大学和新办的若干院校，重庆的高校一度多达50多所，居全国之冠”。⑥而且，“据1945年的统计，重庆有各类中等学校72所，有教职工2045人，在校学生达20054人……战时重庆教育的发展表明，重庆科学文化的发展已具备可观的基础”。⑦“同时，西迁学校的到来，也活跃了重庆学术风气”，⑧使重庆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空前繁荣起来，也为重庆的社会科学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抗战时期，重庆不少高校开设有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当时中央大学文学院分四系，其中包括哲学系和历史学系，“法学院分三系法律、政治、经济，师范学院有教育和史地，此外還有文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和师范研究所”;①“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是政校的主干，共分有七系：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新闻、法律、外交”，②“各系的人数以行政系最多，经济、财政次之”;③“复旦大学文学院有史地、职业教育系，法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四系，商学院有会计、银行、统计三系”;④重庆大学文学院有史学系，商学院有银行会计系。至此重庆地区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研究在全国领先，大后方的社会科学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景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大后方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民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根据《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第十二条规定“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设立，以提高学术标准”，⑤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正式成立了学术审议委员会，聘任了一大批各学科领域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制定了详细而全面的学术审查标准。学术审议委员会每年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论著进行评比。“1941年—1945年，学术审议委员会在重庆共举办了五届学术评奖会，获奖论著共86部（篇）”，⑥这一数据相较于在抗战前的重庆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飞跃。抗战前的重庆没有举行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评议会，亦无法评审出社会学科领域重大成就性著作，只出版过少量的社会科学著作，如漆树棻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⑦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现状，深刻的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事实。1941年，社会科学获奖论著有11部，但一等奖空缺。1942年，获奖论著有14部，其中冯友兰著述的《新理学》，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一等奖。1943年，获奖论著有17部，其中有2部论著获得一等奖，分别是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和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1944年，获奖论著有24部，劳干的《君延谟简考释》获得一等奖。1945年有20部，无论著获一等奖。从这五年学术获奖论著的数量中可以看出，在学术审议委员会设立以来，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社会科学发展的质量越来越好。可以说，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科学事业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反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初步呈现出繁荣态势。
抗战全面爆发后，东部地区主要新闻出版机构内迁至渝，一举改变了重庆出版事业落后的局面，促进了重庆出版事业的大发展。在抗战前期，重庆就有商务印书馆重庆分局、中西书局、重庆北新书局、大东书局、中华书局重庆分局、世界书局重庆分局6家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出版社与书店已达200余家，出版的书籍达1292种”，⑧“1938年—1945年在重庆的各出版社、书局共出版社会科学类著作有668种〔部〕”，⑨社会科学类著作占比达51%，显示了在抗战时期重庆的社会科学发展取得的成就突出。较为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独立出版社、青年书店、国民图书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落户重庆，“先后内迁和新建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的图书均占全国的1/3左右”。⑩（一）哲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的哲学家和学者，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哲学研究，他们笔耕不辍，在自身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重庆的各大出版社出版了众多哲学著作。不仅如此，当时的哲学学者还翻译介绍了众多西方哲学著作，同时各大高校亦开设了哲学课程培养哲学研究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重庆出版发行的各派中国哲学史著作有30余部”，①涌现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包括郭沫若著《墨子的思想》、杜国庠著《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陈启天的《韩非及其政治哲学》、林石父著《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杨天锡的《王船山思想评述》，侯外庐、杜国庠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初步》、冯友兰的《新理学》《中国哲学小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做了系统的研究。
抗战后期，学者们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讨论和划分，以向林冰和葛名中两人为代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向林冰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以前，为中国哲学的第一发展阶段;由汉至唐为中国哲学的第二发展阶段;第三个发展阶段，为由宋至清代末期;第四个发展阶段由太平天国成立至卢沟桥事变。②而葛名中则以中国社会史发展阶段为基础，将中国哲学史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阶段：（一）西周至春秋时期，哲学发生和发展时期，主要是原始唯物论与原始辩证法观点以及形式逻辑观点的发生和发展;（二）秦汉至五四运动时期，哲学成为了四书五经教条的侍婢;（三）五四运动后时期，为中国哲学、科学和文学的“文艺复兴”时期。③“抗战时期重庆的哲学研究把当时的中国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光辉的一页。然而由于时代的影响和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对于唯物辩证法则的实际运用非常不够，因而没有产生系统的理论著述，也没有出现新的突破”。④
1942年，贺麟在其《近代唯心论简释》中试图将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融合，通过比较中西方哲学的异同，对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新的见解，形成了近代中国哲学史上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使得中国的哲学具有了现代化的特色。
同时，重庆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步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周恩来、郭沫若、杜国庠、胡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39年，《新华日报》为宣传群众广泛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报纸上推荐了《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反杜林论》等哲学著作，使得重庆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重庆生活书店、重庆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等几十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些哲学著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为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二）政治学
抗战时期，大后方政治学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国行政学会和中国政治学会等。其中，中国政治学会比较有影响力。该学会由著名教育家、政治学家杭立武创办，是中国第一個政治学家的团体组织，组织结构和学会章程完备而规范。194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年会，以战后重建世界和平与政治建设机构为主要议题，并推举王世杰为理事长。受当时交通和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政治学会只能通过不定期举办年会的方法，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发表观点提供园地，这种有益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健康成长。⑤
政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在这时期发展很大。在重庆的一些高校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均设有政治学系，并且都聘请了当时知名学者，如萧公权、胡继纯、张策安、樊德芬、赵泉天等前来任教。同时出版了一批重要研究著作，如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长编》、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等。其中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他反对用“封建”一词来概括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引起了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者的反对，在大后方掀起了学术辩论的热潮。
与此同时，活跃在重庆的社会科学界人士通过发表文章，举办各种演讲、讲座、讨论会等形式研讨政治学问题，鼓舞民众坚持抗战，鼓励民众追求民主进步。1939年，郭沫若在《新民报》读书会举行国际形势演讲会上提出了只要坚持持久抗战，日本就将崩溃的观点。1943年，民主人士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论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从速实施宪政”。①1944年，《宪政》月刊社举行了6次宪政座谈会，主要研讨中国宪政的相关问题，反映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民众急切渴望民主自由，迫切要求实行宪政的愿望，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战和民主运动、政治制度通史、断代政治制度等方面;出版了诸如侯外庐的《抗战建国论》、肖天石编《宪政问题研究集》、肖文哲著《战时政治之改进》，蒋焕文编著《战时政治建设》、钱端升著《建国途径》、刘静文著《中国宪政原理》、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寅恪的《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著作。当时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不仅关注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还注意到当时抗战以及未来政治建设的需要，对抗战建国和抗战胜利后实行民主运动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动员了群众支援抗战，另一方面又为大后方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政治民主化进程。（三）经济学
随国民政府西迁来渝的经济机构和学术团体有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贸易研究委员会、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中国国民经济协会、中国经济学社、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社等。当时，重庆本地已有四川经济学会，后来又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重庆分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学会重庆办事处等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同时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都设有经济类专业以培养经济学人才。当时居住在重庆的知名经济学家有重庆大学的马寅初、丁洪范、朱祖晦等教授，复旦大学的潘序伦、卫挺生、李炳焕等教授。在他们的努力下，重庆的高校中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经济学教科书，如张光禹的《经济学原论》，叶元龙、夏炎德的《经济学原理》等，这些教材后来也成了经济学学科的经典著作。马寅初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其《通货新论》《中国经济之路》等主要著作中，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倾销政策，反对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维护中小企业主生存和发展等观点，引发了经济学界的热议。
当时的重庆经济学界在经济学理论、农业经济与土地问题、战时经济、财政学、金融学、物价学等方面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详见表1。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中策论多，对基本经济理论的研究少。总体看来，经济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创新研究成果较少，理论方面少有创新，侧重应用性研究。经济学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基本理论著作大多是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如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不仅仅是简单引用，而是开始自发地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寻找中国经济复兴的方案。（四）社会学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社会学为大学社会科学各专业必修科目，极大地推动了重庆社会学的发展。这时期社会学研究的特点突出：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当时重庆有众多知名的社会学专家，如孙本文、晏阳初、童润之、费孝通等，他们在重庆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和乡村实验，写出了很多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从内容上看涵盖了社会学理论、社会行政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社会事业研究等多个方面。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当时西南大后方地区因抗战而导致的突出问题：人口、移民、农村和家庭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形成了不少成果。在社会救济事业、社会行政研究方面也出版了像陈凌云《战时社会救济》、曾松友《战时社会行政研究》等紧密结合战时实际的著作。同时，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高校的社会学教学都十分重视对社会的实地调查，产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重庆大学新生活农村服务团总报告》《复旦大学学生暑期农村服务团工作报告》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交通区组学生暑期农村服务报告书》等。
抗战期间，社会学研究者注重中国本土实际情况，讨论多集中于“抗战建国”这一中心。1939年，陶希圣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演讲时提出，在抗战环境下的文化工作应该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围绕抗战建国这个中心，注重宣传国家观念。1943年，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年会同时在重庆、成都、昆明三地举行，主要讨论了战后社会建设纲领等问题。（五）历史学
抗战时期，大后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迅速。1938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出版，该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阐述了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史的发展与历史学的阶级性;二是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见解;三是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与研究中的各种派别见解;四是阐释他对中国历史若干理论问题的见解。①同时，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华岗等人的史学著作，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学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是中国奴隶制存在的时间问题，二是关于“亚细亚”社会问题，三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问题，四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原因问题。②这四个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抗战大后方史学研究的发展，影响深远。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重庆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在民族危亡情况下，历史学家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通过在报纸期刊发表文章和撰写论著，将历史学术研究服务于抗战。郭沫若说“中国抗战不仅是为国家的独立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保护世界和平而战”，③吕振羽也表示抗日战争“是代表人类前进势力的中国民族和反动的垂死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④宣传中国抗戰必将胜利的观念，改变人民对于民族国家命运的看法，提高了国民抗战的自信心，也使当时国人意识到本国历史的重要性。（一）改变了大后方社会科学研究落后的面貌
抗战前，重庆的社会科学研究比较匮乏，研究活动少，研究成果少，并且主要局限于经济学、历史学等少数几个学科领域。抗战前，经济学者仅仅依托《渝报》《广益丛刊》《新蜀报》等几份报刊简单介绍宣传西方经济思想，并且局限于政治经济思想，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1926至1927年间，漆南薰担任《新蜀报》主笔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时评政论文章。1932年重庆中国银行创办的《四川周报》和1936年四川经济学会和重庆合办的《经济杂志》，以促进四川经济发展为宗旨，开始针对经济理论进行研究，但由于人员知识能力有限和川内局势等原因，均无重大研究论著问世。在历史学方面，抗战前，重庆史学界仅限于对经史书籍和地方志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重庆府志》《潼南县志》《合川县志》等。
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政府科研机构、民间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众多高校来到重庆，重庆的社会科学事业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首先，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基本建立，学科种类丰富。西迁而来的知识精英使得重庆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大大增强。在重庆的社会科学学者还经常举办各种演讲、座谈会、讲习会、文化讲座等活动，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普及社会科学知识。1939年，吴稚晖在中国教育学术团体学术演讲会上发表《门外汉意中之教育问题》，⑤阐述了教育中“教”与“管”的关系以及教育推行的重要性，当时到场的听众有500多人。1940年，周恩来受中华职业教育社邀约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发表演讲，向广大听众分析当前国内外局势，呼吁团结抗战，坚持抗战，到场听众达3000多人。同年，重庆市民众教育馆举行“中国民族精神问题”演讲会，郭沫若向民众讲授中国民族精神的特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众的自信心。通过这样的方式，学者向重庆人民传播了新的知识、新的观念与风气、新的风俗与习惯，冲击着重庆地区落后、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许多社会科学界人士、大学教授以及青年学生坚持开展抗战救国，反对专制独裁的活动，推动了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些活动促进了大后方的社会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人民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快了大后方思想近代化进程。
（二）形成了具有救亡圖存民族性特点的大后方社会科学学术文化
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社会科学界人士在各自学科领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使社会科学研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抗战时期，重庆社会科学具有的民族性特征体现在学者在各自领域始终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发展的道路。当时在重庆的社会科学界人士，如侯外庐、吕振羽、潘梓年等纷纷针对“学术中国化”的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讨论的主要目标是为抗战建国服务，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①沈志远在《理论与现实》创刊号发表了《实践唯物论讲话》一文，提出学术中国化现实化的主张;潘梓年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一文中阐述了怎样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②“当时重庆知识分子对‘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较之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学术中国化的理念因之也得以在抗战的后方广泛传播。”③（三）为后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重庆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改变了西南大后方社会科学事业长期落后的局面，为后来重庆社会科学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重庆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央大学设立了研究院，并在文科研究院下设哲学部、历史学部，法科研究所下设政治经济学部。在抗战的恶劣条件下，1944年的中央大学哲学系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但仍有不少学生报考，“一二年级每个班都有十六、七位同学”。④当时经济系是“最为火爆的专业，报考人数是异常拥挤”。⑤由此可见，中央大学在重庆办学时期，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下，不断地为重庆的社会科学事业培养输送人才，助推大后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为后来大后方的社会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内迁，使得重庆的社会科学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心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重庆社会科学的大繁荣不仅推动了重庆文化事业的现代化，也改变了大后方社会科学发展落后的局面，开始建立起全面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社会科学学者在外部环境如此艰难情况下，仍然坚持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丰富了重庆的抗战精神，为西南地区社会科学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
【作者简介】常云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抗战大后方史。
聂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oved to Chongqing， and universities，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groups in the eastern region moved westward to Chongqing.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 elites came to the Rear Area of the Anti- Japanese center of Chongqing， where they wer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field has achiev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held various academic activities，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studies， and emerged a group of academic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Guo Moruo， Lu Zhenyu， Yan Bozan， Hou Waizhen and others， and promoted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rear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to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rear and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Rear Area of the Anti- Japane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Chongq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