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放缓

    牛海彬

    

    金砖国家的概念最初来自高盛公司经济师吉姆·奥尼尔，表达了对未来50年金砖国家发展前景的看好，这一信息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两年里，金砖国家经济表现良好，曾一度引发金砖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存在“脱钩”的论调。在金砖国家峰会连续召开之后，国际社会认为金砖国家试图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影响力。与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相比，南非作为较小的新兴经济体加入金砖峰会后，并未降低金砖国家的整体形象，反而使其更具代表性。毋庸讳言，国际社会对金砖热的兴起主要还是在于金砖国家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金砖国家在G20峰会中的表现备受关注是如此，拟建的金砖发展银行之所以成为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倡议也是如此，都是基于对金砖国家如何在世界经济中运用其巨大影响力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近期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逐渐走出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阴影，金砖国家却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金砖褪色”论开始显现，这在金砖国家内外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困扰。因此，客观、全面解读这一现象不仅事关金砖国家自身发展，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金砖国家经济

    增长放缓的影响因素

    金砖国家是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参与者，世界经济自2009年整体趋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是制约金砖国家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外部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之后全球流动性充裕，世界上只有极个别国家负增长的外部环境为金砖国家孕育了黄金十年的发展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发达经济体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未邀请任何金砖国家加入，这些是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不利国际因素。欧美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需求下降，金砖国家中主要依靠资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成员国贸易盈余受到严重打击。以巴西为例，该国2013年经常账户的赤字主要是来自于贸易盈余的急剧下降，从2012年的194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26亿美元。因此，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是金砖国家经济集体减速的结构性因素。

    在上述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特别是自身的债务危机和金砖国家竞争力上升的背景下，欧美先进经济体的危机意识增强，其“再工业化”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主要是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但客观上对金砖国家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形成了冲击。2013年5月，美联储显露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迹象后，金砖国家的金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一些在新兴市场寻求投机的热钱闻风出逃。2014年美联储正式宣布逐步退出后，除中国之外的金砖国家遭遇资金外逃、货币贬值、通胀攀升、经济减速等不利态势。这些国家虽然采取提升利率、购买本币等措施试图减缓资金流出，但又会提升投资成本抑制经济发展，进而削弱了本国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美国与金砖国家就此相互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请国际社会关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国际金融动荡风险。美联储最近将巴西列为15个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为脆弱的国家之一。投资者开始从新兴市场撤资将会对投资者信心构成负面影响，从而加剧对主要依靠外资发展国家增长前景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在讲话中称美国不能当“老二”，危机心态可见一斑。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处把中国列为全球最大的假货实体市场，这也反映出美国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

    金砖国家内部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是金砖国家主动或者被动减速的内在原因，这要求金砖国家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寻求克服危机之道。全球的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不断变化，金砖国家综合制造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收入国家或者靠近消费市场的国家转移，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金砖国家的制造优势受到严重冲击。尽管中国经济出现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但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恶化，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老龄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经济成熟，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出现集中上升，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增长的社会与环境效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把经济发展速度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重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他金砖国家与中国的调控减速不同，更多的里地是被动减速。其他金砖国家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和中国的需求减少、金融动荡，另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面恶化，财政和货币手段运用空间有限，内需难以启动。

    金砖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内需求的受压抑，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的关系上过于偏重前两者，而相对忽视内需对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这种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不平衡使得金砖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需求降低后自身贸易陷入困境。以巴西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阶段，难以获得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条件。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社会政策和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巴西产生了一批新兴的中产阶级，但这个阶层的财富并不多，购买力有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也导致财政资源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巴西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依靠私人企业的参与。启动内需需要的缩小分配差距、协调区域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成熟，地方政府负担过重。巴西2013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民众争取更为公平和有效的公共服务的示威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示威民众对政府在国内公共服务事业上投入不足的不满。巴西和南非的情况说明，在多数民众不能通过市场解决公共服务的国家，其政府即便有意向多数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财政能力却难以保证这种服务是有效的。政府在缺乏财政能力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情形下推动基础设施私有化，而企业在大型基建投资高成本、回收慢的情形下不敢有大手笔，相关建设只能缓步向前。社会项目虽然提升了贫穷家庭子女的入学率，但教育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难以速成，巴西出现了引进国外“更多医生”的项目。国内财富分配不均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制约了金砖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砖国家今后的发展潜力

    从综合条件来看，金砖国家仍是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出现严重恶化，面对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整体形势，金砖国家也在深挖内部发展潜力，通过深化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即便在出现经济减速的情况下，中国、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外汇储备仍然很充分，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整体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13年底达到3.82万亿美元。中国、巴西等国家对外来直接投资仍然颇具吸引力。2013年中国和巴西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分别达到1176亿美元和664亿美元，显示出在两国经济减速的情形下国际投资者依然对两国的增长持乐观态度。[1]虽然巴西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2013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GDP的3.66%，比2012年增加了1.25个百分点，而这主要是受制于2013年外部需求的乏力。在这种形势下，巴西政府更加注重挖掘内部潜力，加强2011—2014年加速增长计划的执行力度，借助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契机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提升对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政府投入，甚至试图扭转拉美社会偏重法学教育的偏好转而注重培育理工科的科技人才队伍。从更加宽广的时空来考察，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本世纪头十年实现快速发展，与这些国家推行的经济改革与大力拓展外部经济关系密不可分。这些改革及其红利帮助金砖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几年里维持了优于欧美国家的经济表现。近两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势必会对深度参与世界经济的金砖国家和其增长的模式提出挑战，这些只有借助深化本国的改革才能成功加以应对。从目前的反应来看，中国、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均在谋求国内的经济结构转型，这种态势是金砖国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依托。

    金砖国家集团内部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谈到金砖国家经济前景，人们常常说中国是制成品工厂，印度提供服务业，而巴西和俄罗斯提供初级产品和原材料。这种有失偏颇的概括实际上点明了金砖国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比较优势，也表明了金砖国家开展相互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展望未来，这种互补性也是未来金砖国家相互合作的增长点，实际上围绕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大项目合作在金砖国家之间表现得很明显。当然，仅仅着眼于这种互补性无疑是短视的，也缺乏可持续性。正因为如此，特别是随着美欧推动新一轮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进程加速，金砖国家相互的经济合作面临着提升合作水平和质量的挑战。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过于突出金砖国家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说流于简单，忽视了金砖国家在先进制造业、通讯、航天等领域的合作成绩与前景。实际上，巴西在支线飞机、热带农业、生物制药，俄罗斯在军工产业，印度在医药、服务业以及南非在金融服务业等方面都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申报专利的数量也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基于这些被忽视的比较优势，金砖国家相互之间已经开展了很好的合作，比如中巴在地球资源卫星、支线飞机等项目上的合作，中国与巴西、南非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金砖国家内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等都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发展也很快，2002—2012年，金砖国家内部之间的贸易年均增长10%。中国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此前美国占据该位置长达80年。尽管印俄、印巴与巴俄之间的贸易绝对数量还很低，但这也意味着未来增长的空间还很大。随着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日益提升，这些经济合作的潜力将会得到逐步释放。

    长期来看，基于金砖自身的经济转型、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效应，结合改善的外部经济环境，金砖国家的长期经济前景值得期待。面对经济行为的环境友好导向、社会友好导向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行为将会蕴含更多的社会责任。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在金砖国家未来的发展中将难以回避。金砖国家在外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形下纷纷转向启动内需，然而内需型经济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要求更高。事实上，一个受到国内就业、社会和环境严重制约的经济体事实上是很难启动内需的。中国新出台的经济政策，诸如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比例、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加强社会保障和实验自由贸易区等举措，正是依靠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来培育内需型经济和更高的国际竞争力。巴西也在加强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教育、卫生和医疗等提升人口素质。金砖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向显然是积极的，这有利于其在未来的经济合作中把握机遇。金砖国家在未来五年有望培育出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巴西等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增速最快的汽车消费市场。金砖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格局正在发生嬗变，在巩固与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关系时，金砖国家大力开拓了与包括成员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这既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增强金砖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

    此外，金砖国家自身机制性合作也增强了其对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免疫力。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决定设立总额1000亿美元紧急储备机制和新发展银行，这是峰会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机制性倡议。外汇储备库倡议有助于金砖国家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借助相互支持加强国内金融稳定。在美联储释放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的信号后，部分金砖国家出现了美元外逃的现象，外汇储备库显然为金砖国家应对此类危机提供了手段。类似中巴3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之类的货币合作，长期来看有利于促使世界主要货币政策更加负责，也可以减少金砖国家相互贸易的结算成本，进而促进国际货币的多元化。金砖国家智库论坛与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建成也有助于金砖国家分享知识创新和增进工商界的经济合作机会。金砖国家城市论坛也在次国家层面加强了联系。总体来看，目前金砖国家机制在成员国国内社会的知名度还不高，普通民众对这些成员国的认知和接触水平远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金砖国家自身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旅游环境的舒适度与安全程度、经商环境的友好度等方面存在客观差距，加之金砖国家的市场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很大，唯有高度机制化的合作可以全方位推动金砖作为一个集体的凝聚力，进而释放出合作的多重效应。

    金砖国家能否

    支撑全球的经济发展

    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是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趋势的重要表现。这一结构性变化趋势不会因目前金砖国家的增长减速而发生逆转。目前学术界对于金砖国家经济减速到底是周期性现象还是丧失发展潜力仍存在争议。之所以争论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出于金砖国家经济前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如上所述，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非常大。从存量来看，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全部是G20成员且是所在地区内主要的经济发展引擎，金砖国家的经济表现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健康。金砖国家不仅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将如此。当然，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经济在规模、技术与机制优势等现实，金砖国家在任何时候难以独自支撑全球经济发展。全球经济发展显然需要以G20为主体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力支撑，然而金砖国家经济表现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尽管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仍旧不够高，但金砖国家在不少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之后，都在国内施行经济刺激政策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上有所作为，成为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积极力量。2011年，金砖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帮助解决部分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往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巴西向该组织注资100亿美元。

    从增量来看，金砖国家是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一支重要新兴支撑力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发展中国家进口总额在2008—2012年间的进口总额年均增长10.9%，占全球进口比重上升至45%，显示全球需求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其中金砖国家的进口无疑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指出，今后五年中国将进口十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四亿人次。[2]金砖国家快速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正在越来越被世界所感知。根据南大西洋通讯社的报道，巴西游客在海外的花销从2012年的222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253亿美元。[3]很大程度上基于经济利益考量，根据亨氏签证限制指数2013年的数据，巴西护照持有者可以免签访问146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近十年来大力发展与非洲的经济关系为该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以中国和巴西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非洲的经济存在显著增加，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甚至将非洲议题作为峰会主题，其在促进非洲地区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金砖国家越发展，越能给世界带来发展机遇。

    金砖国家虽然身为发展中国家，但均非常注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供给国际公共产品。首先，金砖国家是国际发展合作事业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在金砖国家内部减贫取得巨大成绩之外，以金砖国家为主要代表的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发展合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良多，金砖国家目前正积极地参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其次，金砖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金砖发展银行的借贷优先也有别于世界银行，偏重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拟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之外，中国在亚洲帮助创建亚洲基础设施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提供了新的金融资源和机制支撑。当然，在谈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把这种合作建立在力所能及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非常关键。否则，在国内尚存在巨大发展赤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只有促进国内的全面发展并将对外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才能为贡献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所需的国内合法性。最后，从长期发展前景看，单纯乐观或悲观的线性思维和预测是不确切的，尽管需要应对目前的经济减速，但经济转型升级是金砖国家深挖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治国才能或许才是确保金砖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源泉。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Liyan Qi and Grace Zhu. China's Capital Inflow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ose in 2013 [EB/OL].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4-01-16.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419104579324100695223662

    [2]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 （2013-04-07）. http：//news.cntv.cn/2013/04/07/ARTI1365303134303977.shtml

    [3] 南大西洋通讯社2014年1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