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动员中系列链条的生成
[摘要]作为一个群众型的革命政党，中共政权的动员实践是卓有成效的。针对南下工作中的种种问题以及各地干部的差异性反应与选择，中共政权积极应对，整合各种资源，发挥理论优势，借助组织动员、物质待遇、困难解决、精神鼓励、微观机制等多种途径，巧妙地构建起个体-家庭-政党的良性互动与互惠机制，形成南下动员中的系列链条，有效地将南下中的困境逐一化解，并将干部反应与选择的差异降至最低，为南下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下干部，组织动员，物质，精神
[中圖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43-08
作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将革命拓展至全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南下干部则在这一全国性革命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南方地区的接管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关注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以资料类、纪实类成果为主，学术性、实证性成果则相对较少。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各地档案等资料的陆续开放及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有关南下干部的学术性、实证性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以往诸多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也逐渐走进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认知，并为今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然而，就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其到南方以后的事体本末，而对于北方干部抽调、动员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则甚少，且已有研究大都从宏观、表达、静态的研究视角出发，忽略对其微观、实践、动态层面上的考察，并在较大程度上遮蔽了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试图从实践的视域来深描与诠释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工作，以期将南下干部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组织动员
中共政权的强大动员力源于其组织的严密性与进取性，而组织的严密性与进取性则缘于中共政权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以及其对各级干部的不懈培养与有效炼造。在南下干部的组织动员体系中，干部教育、积极分子、微观技术等因素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会集中动员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组织动员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旨在通过形势教育、前途教育及政治教育强化各级干部的组织意识，树立干部南下的信心，减少南下的顾虑，增强南下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太岳区民政处在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即对大会动员的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汇报，太岳区“部分地区都是采取大会动员的方法，在会上组织干部认真地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与‘毛主席对目前时局的八项主张。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回望了每个同志的前途，经过时事学习、前途教育，并回忆了翻身，在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提出稳渡长江，宣布过江任务，我们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有关胜利与前途的教育虽能较大程度上树立南下的信心，但由此可能对个人利益造成的损害才是干部在南下前最大的思想顾虑。针对这一情况，冀鲁豫区委在南下组织动员中一面进行形势、理论教育，一面挖掘阶级根源，在增强干部对战争胜利的信心、加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念的同时，说明全国战争的胜利与共产党员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即没有胜利。以此来强调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是分不开的，个人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这种全方位的政治感召由上至下浸入了每位干部的思想中，冀东十四地委每一个县“都采用了扩干会或党员大会的方式进行了政治动员工作，以讲清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为主，启发干部党员革命热情，大会上号召报名，负担南下的光荣任务”。在一轮又一轮的大会号召，持续不断的风气宣导下，“军队打到那里我们跟到那里”，“光荣岗位在前线，好党员、好干部要勇敢接受党给予的光荣任务”等观念深入人心，干部的革命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鼓舞，“有力的压了邪气，树立了正气，造成了南征干部光荣的热潮”。
这种由大会集中动员所造成的无所不在的“南下光荣”氛围，使华北解放区各地干部普遍认识到“南下是党给我们的光荣及重要的任务，应愉快地接受”，而且“真正树立了正气，在干部中普遍地造成了南下光荣的空气，使个别不表明态度的干部觉着很不光荣”，对于顺利完成南下动员工作的推动作用甚大。襄垣“在一月二十九号，召开了全体直属机关和县党校干部大会，共参加214人，县委作了时事动员，说明过江是我们干部的光荣任务，在号召报名下有145个干部自愿报名南征”。黎城“扩干会从正面动员树立了干部的胜利信心，参加大会的干部共243个，自报南调的196名，自报占参加会的干部总数百分之八十三”。经过大会集中动员之后，华北解放区各地干部纷纷响应南下号召，积极自报南下。同时，受大会集体氛围及群体压力的影响，“无形中自觉的就把不自觉的给带起来了，这样就会促使他自觉来报名的，落后者及抵抗者无形中给了他个批评教育”。冀鲁豫四地委“有部分干部思想不通，但在这种群众性的正气压力下勉强通了，他们认为不能装孬”。大会集中动员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大会集中动员后，即开始“小组讨论进行公议，互相批判互相启发”。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多次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大会动员，小组会的酝酿也必须成熟”，对于小组讨论在组织动员中的作用亦有清醒的认识。
小组讨论不同于大会集体主义氛围的压力，由于参加的人数相对较少，干部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动员者也便于针对个人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度酝酿与情感启发。在河南范县一次南下干部动员小组会上，一个银行小组的成员们即将自身的思想顾虑表达了出来，小组也针对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张宗周谈咱年纪大，调不着咱自己，也有些家庭观念，不愿自报。黄斌如谈，咱不是党员到南边作工作更不便利，不给我解决组织问题叫我南下是个事。小组长刘洪敬同志抓的紧，进行的也很稳，从他思想好的那一方面，或从他的思想转折那一方面为基础来进步、提高、检讨，大家提意见，弄清思想界限，增强了国家观念，克服了些地方主义，提高了南下勇气。
长治也是如此：
经小组酝酿，张崇华说一年左右消灭蒋介石是党提出来的，党员应担负起这一光荣任务，上次调我到中央局学习没有去，是自己思想上落后，前途不明，主要为自己打算了，现在思想是没国就没有家，这次下了决心要过长江解放全国人民。
小组讨论的形式对于南下干部的思想启发效果甚佳。
除了大会集中动员和小组讨论以外，借助个别谈话的形式对南下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前途教育，以启发其思想觉悟在华北解放区也较为普遍。太行二专署曾专门指出：
负责同志对南征干部应多进行个别谈话，这一工作巩固干部情况的必要工作，因这样做每个干部认为看重他，认为上级对他重视，同时也能将每个同志的心温暖起来。
对于情感动员方式的运用历来是中共政权的一种传统，叶别谈话的形式既可以增强干部南下的信心，从情感上实现南下动员，还可针对不同对象解决具体的思想及实际问题，所以，动员的成绩较大。冀鲁豫区“濮阳县三区岳云长同志，在未调前思想很通，但宣布名单后家庭出了问题（父亲病了）思想便不通了。经区主要干部进行个别谈话，指出条路，不去就是脱离革命，脱离了革命群众是否看起你了。如南下是咱为革命服务，群众就看起了。经动员的结果思想通了”。太岳壶关在对六个调垮干部的教育中也采用了个别谈话的方式，并通过谈话叫他们学习与检查自己的人生观是否革命以及认识自己错误，这种教育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政权也是一个强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政党，其强劲的进取心和奉献意识使得积极分子、模范干部成为了组织动员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历次的运动或动员工作之中，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干部带头作用进而促进运动或者动员工作的良性进行是各级政权的重要任务之一。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也不例外，太原市委即在干部抽调动员工作的汇报中指出：
核心干部的坚决和带头作用对于带动干部有很大关系，必须依靠积极分子进行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的工作。
太岳区党委也总结道：“南征干部里必须要有骨干，没有骨干容易垮台。”
由于“主要干部为骨干不仅有一种领导带头力量，而且还有一种革命感情力量”，加之中共政权是一个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与信任的高度集中的政权，因此，积极分子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确能在历次运动中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冀鲁豫郓城八区两个领导干部思想上想不通，因此下级干部也很难做通，而郓城二、五、六、三区的领导干部则很积极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下级干部就能很好打通思想，因此郓城组织部在总结南下动员工作时提出：“凡是领导上能够起到领导和带头作用就比较好做。”作为中共的基层干部，“事事争先”“干部要起带头作用”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冀南館陶二区宋作夫、潘长林两位干部抱着“积极带领别人是完成任务的主要条件”的思想，结合感情挂钩，动员了八个干部。阜平在南下干部动员的实践中也认识到了“积极分子和重要干部影响作用很大。事实证明哪个区骨干多，调干即较顺利（如二区区长、秘书带动作用很大，结果调干就顺利）”。由此可见，树立积极分子与发挥干部带头作用在南下动员中功不可没。
此外，作为一个政治娴熟的革命政党，中共政权还尤为注重微观技术在南下组织动员中的运用。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实践，微观技术在组织动员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并成为新兴政治组织的惯用策略。
由于革命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因而革命不会完全颠覆传统，传统的社会网络结构依然发挥着潜在的社会影响。为了简化组织动员程序，节约社会成本，中共政权对于传统的社会网络也采取了利用的策略。华北解放区的南调工作施行的是成编制、成系统的抽调方式，这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干部南下后的合力效果与整体效用，另一方面也切合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有利于干部抽调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长治县的动员工作中，许多人表示“愿和本县人到一处而不愿和外县人到一处”，如长治的陈继和说：“把我分到黎城，一个人也认不得，走到路上病了也没人管。”而在冀晋阜平南下组织动员时也常常“利用干部间的亲属、熟人、同事等关系，或者一个村有三、四个调干，利用互相鼓励的办法”。熟人网络极大的降低南下动员中所需要的心理成本与组织成本。
组织动员期间，华北解放区各地普遍开展了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等各种竞赛，以激发斗志，鼓舞情绪。在力争先进与避免落后的氛围感染之下，冀东十四地委干部的情绪日渐提高，为了使全分区的南下工作搞好，县与县、组与组进行了挑战应战，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高涨情绪举行南下竞赛。在冀东十五地委，被调干部的区与区进行挑战，“造成南下的光荣热潮”。可见，作为组织动员中的一项重要微观技术，竞赛对于营造南下氛围意义较大。冀南区则“注意运用比赛的方式，对表现好的及一贯表现好的同志加以表扬，对表现坏的加以批评”。由竞争所带来的荣誉感在集体主义氛围的烘托下被放大，通过将南下积极与否作为干部是否革命与上进的标准，也成了中共在组织动员中思想改造的一项重要措施。
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也特别强调组织动员时的具体顺序，即必须先对干部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教育，然后进行思想启发，最后再提出南下的任务，这一过程不能本末倒置。太行一地委在进行干部动员时强调了具体的教育顺序“事先不提南下问题，先由形势发展，我们区的一天天的扩大，为了完成整个革命事业，慢慢谈到要去帮助没有解放的同胞，去做解放事业，从思想上慢慢的提高到非去支援新区不可得方法”。太岳二地委亦是“先经思想教育，思想问题思想解决，经谈通后才正式宣布谁南下，以鼓励大家情绪，在这数种动员下不少干部情绪唤起来了”。这种组织动员的顺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充分考虑各地干部认知程度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启发、引导，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达到思想上的南下。
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别谈话三种形式相交替、相结合，同时辅以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带头，再加上一定的微观技术，共同构成了南下干部组织动员的整体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彰显出中共政权政治智慧的高超与成熟。
二、物质待遇
革命改变了华北解放区的社会面貌，但当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尚未彻底发生变化之前，物质性因素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尤其是当南下动员的对象基本为农民干部时，物质待遇在南下动员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冀鲁豫九地委即指出：
农民干部参加革命时一只脚踏在家里，一只脚踏在革命岗位上，如果要求农民干部服从革命服从调动，除非在他思想上来个革命。就是要叫他从思想上了解到他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一致性，甚至更明显的叫他看出参加革命确实比他守在家里好处多，利益大，才肯放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才肯把放在家里的一只脚拔出来完全踏在革命的道路上跟革命走。
因此，提高南下干部的相应物质待遇，并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刺激，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动员实践中的重要一环。
1949年1月，华北局组织部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供给标准和长期行军及北方人到南方工作等诸条件下发了《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对于南下干部的生活待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该办法规定如下：
工.行军期间，所有人员的伙食均安中灶标准待遇。
2.行军期间，每人应领之津贴费、卫生费、保健费、抚恤费、年老优待费等，应于出发前补齐发。
3.每人发给单衣一套，鞋一双，如行军需要两月者，每人发鞋两双。
4.补助费，每人发给小米二十斤，按市价折款。
5.医药费，每人每月小米五斤，公杂费每人每月小米八斤，预备费每人每月小米三两，均由带队者统一掌握使用。
该办法传达到华北解放区各地之后，各区委进一步细化了南下干部的具体待遇及供给标准，其中，冀中区党委制定的《关于南下干部及勤杂人员几个开支的规定》、太岳区党委起草的《关于南调干部供给通知》、冀南区党委颁发的《南下干部供给领报规定》等文件对于南下干部的供给标准是高于华北局所下发规定的。
除了可以享有供给制度规定之下的物质待遇，华北解放区各地还通过节省行政经费开支、单位出资等方式给予南下干部路费、纪念品等方面的鼓励与照顾。冀鲁豫四地委“均给南下干部送了路费，每人三万、五万，各机关不等，这样对南下干部鼓舞很大”。卫南“各区各单位进行了欢送与送部分路费不等，大部分均从伙食节余解决，从各区每人送三万、五万不等，对南下干部的思想影响很大”。冀东区亦给予南下干部“物质生活的照顾，有的送些毛巾、肥皂、或款子，有的个人赠送东西，又各县绝大部分进行会餐”。
除此之外，南下干部家属的待遇也在南下动员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及较多的照顾，中共中央早在《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即规定：
为了照顾调往新区工作的干部的家庭的困难，减少干部的顾虑，凡過去及今后调往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
1948年11月15日，华北人民政府也下发通令：
为了照顾远调新区工作干部之家庭困难，减少干部顾虑，特规定，凡过去及今后远调新区工作之地方干部，其直系亲属一律按军属待遇。
南下干部的家庭享受军属待遇，即可以在优抚制度的保障下获得必要的物质保障。1949年1月21日，太岳第一专署专门对南征干部家属“进行了救济与组织生产，主要是各县开了家属结识传习所，救济南征干部家属小米六百石”。1949年2月21日，太行黎城县委“结合第五步群众订生产计划，就结合把抗干属的代耕计划也计出来了，确定了人和组，并宣传了南调干部按军属优待，解除了干部思想顾虑，过大节在村干部和群众中，都进行了优抗代耕检查”。1949年3月8日，冀晋区党委下发南下干部家属补助粮75大石，分配各县数目：平山3200斤，井陉2980斤，获鹿1950斤，正定1960斤，曲阳1100斤，华平3460斤，行唐3150斤，建屏2100斤，灵寿2600斤。优抚制度之下的物质保障从较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打破了少数家属的落后思想，从而避免南下过程中“拉腿”等现象的出现，同时，对于之后新一轮南下动员工作的展开也有积极影响，成为各级政权在南下动员过程中安定人心的一种颇具成效的方式。
三、困难解决
南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充斥着多重利益关系的纠葛，少数干部之所以会出现差异性的行为选择也正缘于此。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下，思想上的改造与教育并不能取代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能否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中的实际困难成为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动员干部南下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太岳二地委即指出：
应适当解决干部的实际困难，有些同志说，解决了思想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实际困难。还有些同志说，光搞思想顶不了饭吃。因此我们对于搞干部思想与解决干部实际困难，二者不能分开。
在南下动员过程中，干部所面临的问题大都集中在生活困难、婚姻家庭、爱人前途、小孩上学、个人党籍等方面。为了消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保证南下动员工作的顺利完成，华北各级政权对于这些困难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对症下药并逐一地解决。
从数字上来看，华北解放区各地解决最多的困难是南下干部的生活困难及代耕问题，其次是婚姻问题，再次是上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山西壶关在南调过江干部的情况报告中指出，此次南下干部共提出困难52项，其中“提出无劳力家庭困难有18人，提出女人住学校有6个，要求及时提拔女人当区干部的有2个，将来妇女送过江的有20个，提出离婚的有6个（结果离了两个，其余回家起了变化）”。对于南下干部所提出的问题，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均十分重视，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解决。太岳二地委机关解决南下干部困难24项，其中“一、代耕问题9项，二、要求救济问题5项，三、要求培养上学的7项（子女上学4、老婆上学3），四、要求小孩保育1项，五、要求重划成分1项，六、村干破坏工作1项”。冀南三地委在对抽调干部南下工作的总结中指出，解决南下干部党籍问题41项，处分问题12项，救济问题81项，婚姻问题39项，逃跑问题69项。太行一地委不仅对南下干部各种困难的数目进行了统计，还针对各类困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在此次抽调动员工作中共解决南下干部困难92项，其中：
1.要求培养老婆者：共33个，上高小当干部。
2.要求培养子弟和保育者，12名，不够保育条件者，确实困难者，六岁以下的给半保育。母在家者用长期救济办解决，并扩大育才学校名额。
3.要求代耕者，40名。确实检查按军属代耕，并自愿找出代耕者。
4.要求救济者，25名。扶持其生产并以救济粮和无利贷粮解决。
5.要求离婚者，5名。暂不批准，理由是照顾双方影响，再来信时解决。
6.要求更正成分者，5名。介绍本县检查正确解决。
7.外区要求在本区安家者，2个。介绍所住县安家。
8.错斗中农要求（归还）原地者，3名。介绍本县调查解决。
9.借粮款要求公家偿还者，4名。叫署解决。（冀钞三十五万元，小米七百五十斤）。
10.老婆有疯病，要求托人照顾者工名。
11.要求入党者，2名。
各种困难解决以后，原本对南下心存顾虑的干部纷纷转变，开始积极响应南下。冀中“深泽一区区长贺进福和五区区书，因家庭生活困难，曾提出不南下了，后经村干部动员，并帮组解决了家庭困难问题，在村干部的督促下按期到县集合，都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困难问题解决了，如脱队拒绝南下，无脸见村干部”。冀鲁豫九地委解决代耕困难之后，“有的干部思想通了说：我通了，我相信今后党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次不说别的啦，我坚决南下”。太行长治“隋玉发说我这次解决了婚姻问题，又要了一个小孩，家里安顿好了，南下很高兴”。‘珞种困难的解决显示出中共政权南下动员工作的细致人微和不懈努力，也折射出了中共政权对于干部个体及家庭的爱护，而这或许正是中共政权组织能力强劲的重要历史源流之所在。
四、精神鼓励
“可以肯定，经济鼓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干部南下的动员宣传中，自上而下而又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与干部日常组织生活中所宣扬的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相融合，使“荣誉高于一切”“奉献最光荣”等意识深入人心。精神鼓励即是提升各地南下干部荣誉感的一种重要途径，亦是南下动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动员手段。
南下干部欢送会在酝酿情绪、塑造共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南下干部的动员工作，华北解放区各地在基本完成干部抽调工作后纷纷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欢送会，以营造南下光荣的气氛。各级政权均十分重视欢送会的举办，并针对此项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干部集中后应有计划的组织欢送或发动欢迎造成南下光荣的空气，以鼓舞干部情绪”，即使“临时组织欢送也是必要的，虽系形势但给干部感动和安慰及情绪鼓动是很大的”。
太行区各地领导机关与群众在南下干部临行前，均举行了热烈招待与盛大的欢送仪式：
新乡分区各县的二百四十余名南征干部与杂务人员，先后到达焦作，分區各机关分别进行热烈的招待，并于上月二十日这天，各机关、团体、学校与焦作市的工人、学生、市民等五千余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沁阳县的沁河剧团亦远道赶来演剧欢送。当南征干部列队走后过街心时，从人山人海的欢送行列中，响起了热烈的口号与欢呼，队前并有军乐队伴奏各种雄壮的歌曲，显示了人民对南征同志们的热爱。
冀鲁豫四地委“各机关各单位均进行了欢送，开了欢送会，联欢会，留下干部与南调干部均互相勉励等”。在欢送会上，各地还采用了各种特色文艺表演方式及其他仪式为南下干部送去鼓励。冀东十四地委除各分区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参加开欢送大会外，附近数村群众还组织秧歌队参加会议，共计三千余人，大会上举行了献旗献花，南下与留下的干部大家都做了相互鼓励的讲话，并有村干部抗属代表讲话，大会上充满了兴奋感激的情绪。
特定情境下的口号也是精神鼓励中的一种，它可以通过话语和集体的力量来激发干部的情感。冀南四地委欢送南征干部的标语口号为：
1.欢送全体南征干部。
2.南征干部最光荣。
3.欢送南征干部去建立人民的政权。
4.欢送南征干部去领导江南的人民翻身。
5.欢送南征干部去解放江南的父老。
6.南征干部是模范党员，模范干部。
7.南征干部是人民的忠实常工。
8.我们拥护南征干部，保证解决南征干部家属困难。
9.我们保证按军属照顾南征干部的家属。
10.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努力生产。
11.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积极工作。
12.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加紧支援前线。
13.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4.向光荣南征的干部致敬。
15.祝南征干部一路平安。
16.祝南征干部身体健康。
17.全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口号对“南下”进行了象征资本意义上的升值，提升了南下干部的使命感。
精神鼓励在中共政权的动员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战争环境下，精神性因素的力量也是克服困难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共政权之所以注重精神性因素的力量，一方面缘于其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本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弥补物质资源匮乏的一种考虑，因为精神鼓励同样也是一种动员资源。
拥有强劲的进取心，并且能够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是中共政权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历史根源，而这一论断在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面对南下动员中的种种问题，中共政权积极应对，整合各种资源，发挥理论优势，在坚持不懈的组织动员与思想教育中，将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融人人心，通过对南下干部及其家属在制度层面的物质保障和困难的解决，打消各地南下干部的现实顾虑，而各种形式欢送会的普遍举行及宣传口号的广泛运用，则激发了南下干部的荣誉感，降低了南下动员中的组织成本。由此，中共政权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巧妙地构建起了个体一家庭一政党的良性互动与互惠机制，形成了南下动员中的系列链条，有效地将南下过程中的诸种困境逐一化解，并将各级干部反应与选择的差异降至最低，为南下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代雅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南下干部，组织动员，物质，精神
[中圖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43-08
作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将革命拓展至全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南下干部则在这一全国性革命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南方地区的接管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关注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以资料类、纪实类成果为主，学术性、实证性成果则相对较少。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各地档案等资料的陆续开放及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有关南下干部的学术性、实证性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以往诸多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也逐渐走进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认知，并为今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然而，就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其到南方以后的事体本末，而对于北方干部抽调、动员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则甚少，且已有研究大都从宏观、表达、静态的研究视角出发，忽略对其微观、实践、动态层面上的考察，并在较大程度上遮蔽了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试图从实践的视域来深描与诠释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工作，以期将南下干部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组织动员
中共政权的强大动员力源于其组织的严密性与进取性，而组织的严密性与进取性则缘于中共政权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以及其对各级干部的不懈培养与有效炼造。在南下干部的组织动员体系中，干部教育、积极分子、微观技术等因素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会集中动员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组织动员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旨在通过形势教育、前途教育及政治教育强化各级干部的组织意识，树立干部南下的信心，减少南下的顾虑，增强南下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太岳区民政处在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即对大会动员的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汇报，太岳区“部分地区都是采取大会动员的方法，在会上组织干部认真地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与‘毛主席对目前时局的八项主张。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回望了每个同志的前途，经过时事学习、前途教育，并回忆了翻身，在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提出稳渡长江，宣布过江任务，我们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有关胜利与前途的教育虽能较大程度上树立南下的信心，但由此可能对个人利益造成的损害才是干部在南下前最大的思想顾虑。针对这一情况，冀鲁豫区委在南下组织动员中一面进行形势、理论教育，一面挖掘阶级根源，在增强干部对战争胜利的信心、加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念的同时，说明全国战争的胜利与共产党员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即没有胜利。以此来强调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是分不开的，个人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这种全方位的政治感召由上至下浸入了每位干部的思想中，冀东十四地委每一个县“都采用了扩干会或党员大会的方式进行了政治动员工作，以讲清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为主，启发干部党员革命热情，大会上号召报名，负担南下的光荣任务”。在一轮又一轮的大会号召，持续不断的风气宣导下，“军队打到那里我们跟到那里”，“光荣岗位在前线，好党员、好干部要勇敢接受党给予的光荣任务”等观念深入人心，干部的革命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鼓舞，“有力的压了邪气，树立了正气，造成了南征干部光荣的热潮”。
这种由大会集中动员所造成的无所不在的“南下光荣”氛围，使华北解放区各地干部普遍认识到“南下是党给我们的光荣及重要的任务，应愉快地接受”，而且“真正树立了正气，在干部中普遍地造成了南下光荣的空气，使个别不表明态度的干部觉着很不光荣”，对于顺利完成南下动员工作的推动作用甚大。襄垣“在一月二十九号，召开了全体直属机关和县党校干部大会，共参加214人，县委作了时事动员，说明过江是我们干部的光荣任务，在号召报名下有145个干部自愿报名南征”。黎城“扩干会从正面动员树立了干部的胜利信心，参加大会的干部共243个，自报南调的196名，自报占参加会的干部总数百分之八十三”。经过大会集中动员之后，华北解放区各地干部纷纷响应南下号召，积极自报南下。同时，受大会集体氛围及群体压力的影响，“无形中自觉的就把不自觉的给带起来了，这样就会促使他自觉来报名的，落后者及抵抗者无形中给了他个批评教育”。冀鲁豫四地委“有部分干部思想不通，但在这种群众性的正气压力下勉强通了，他们认为不能装孬”。大会集中动员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大会集中动员后，即开始“小组讨论进行公议，互相批判互相启发”。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多次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大会动员，小组会的酝酿也必须成熟”，对于小组讨论在组织动员中的作用亦有清醒的认识。
小组讨论不同于大会集体主义氛围的压力，由于参加的人数相对较少，干部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动员者也便于针对个人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度酝酿与情感启发。在河南范县一次南下干部动员小组会上，一个银行小组的成员们即将自身的思想顾虑表达了出来，小组也针对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张宗周谈咱年纪大，调不着咱自己，也有些家庭观念，不愿自报。黄斌如谈，咱不是党员到南边作工作更不便利，不给我解决组织问题叫我南下是个事。小组长刘洪敬同志抓的紧，进行的也很稳，从他思想好的那一方面，或从他的思想转折那一方面为基础来进步、提高、检讨，大家提意见，弄清思想界限，增强了国家观念，克服了些地方主义，提高了南下勇气。
长治也是如此：
经小组酝酿，张崇华说一年左右消灭蒋介石是党提出来的，党员应担负起这一光荣任务，上次调我到中央局学习没有去，是自己思想上落后，前途不明，主要为自己打算了，现在思想是没国就没有家，这次下了决心要过长江解放全国人民。
小组讨论的形式对于南下干部的思想启发效果甚佳。
除了大会集中动员和小组讨论以外，借助个别谈话的形式对南下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前途教育，以启发其思想觉悟在华北解放区也较为普遍。太行二专署曾专门指出：
负责同志对南征干部应多进行个别谈话，这一工作巩固干部情况的必要工作，因这样做每个干部认为看重他，认为上级对他重视，同时也能将每个同志的心温暖起来。
对于情感动员方式的运用历来是中共政权的一种传统，叶别谈话的形式既可以增强干部南下的信心，从情感上实现南下动员，还可针对不同对象解决具体的思想及实际问题，所以，动员的成绩较大。冀鲁豫区“濮阳县三区岳云长同志，在未调前思想很通，但宣布名单后家庭出了问题（父亲病了）思想便不通了。经区主要干部进行个别谈话，指出条路，不去就是脱离革命，脱离了革命群众是否看起你了。如南下是咱为革命服务，群众就看起了。经动员的结果思想通了”。太岳壶关在对六个调垮干部的教育中也采用了个别谈话的方式，并通过谈话叫他们学习与检查自己的人生观是否革命以及认识自己错误，这种教育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政权也是一个强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政党，其强劲的进取心和奉献意识使得积极分子、模范干部成为了组织动员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历次的运动或动员工作之中，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干部带头作用进而促进运动或者动员工作的良性进行是各级政权的重要任务之一。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也不例外，太原市委即在干部抽调动员工作的汇报中指出：
核心干部的坚决和带头作用对于带动干部有很大关系，必须依靠积极分子进行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的工作。
太岳区党委也总结道：“南征干部里必须要有骨干，没有骨干容易垮台。”
由于“主要干部为骨干不仅有一种领导带头力量，而且还有一种革命感情力量”，加之中共政权是一个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与信任的高度集中的政权，因此，积极分子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确能在历次运动中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冀鲁豫郓城八区两个领导干部思想上想不通，因此下级干部也很难做通，而郓城二、五、六、三区的领导干部则很积极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下级干部就能很好打通思想，因此郓城组织部在总结南下动员工作时提出：“凡是领导上能够起到领导和带头作用就比较好做。”作为中共的基层干部，“事事争先”“干部要起带头作用”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冀南館陶二区宋作夫、潘长林两位干部抱着“积极带领别人是完成任务的主要条件”的思想，结合感情挂钩，动员了八个干部。阜平在南下干部动员的实践中也认识到了“积极分子和重要干部影响作用很大。事实证明哪个区骨干多，调干即较顺利（如二区区长、秘书带动作用很大，结果调干就顺利）”。由此可见，树立积极分子与发挥干部带头作用在南下动员中功不可没。
此外，作为一个政治娴熟的革命政党，中共政权还尤为注重微观技术在南下组织动员中的运用。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实践，微观技术在组织动员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并成为新兴政治组织的惯用策略。
由于革命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因而革命不会完全颠覆传统，传统的社会网络结构依然发挥着潜在的社会影响。为了简化组织动员程序，节约社会成本，中共政权对于传统的社会网络也采取了利用的策略。华北解放区的南调工作施行的是成编制、成系统的抽调方式，这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干部南下后的合力效果与整体效用，另一方面也切合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有利于干部抽调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长治县的动员工作中，许多人表示“愿和本县人到一处而不愿和外县人到一处”，如长治的陈继和说：“把我分到黎城，一个人也认不得，走到路上病了也没人管。”而在冀晋阜平南下组织动员时也常常“利用干部间的亲属、熟人、同事等关系，或者一个村有三、四个调干，利用互相鼓励的办法”。熟人网络极大的降低南下动员中所需要的心理成本与组织成本。
组织动员期间，华北解放区各地普遍开展了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等各种竞赛，以激发斗志，鼓舞情绪。在力争先进与避免落后的氛围感染之下，冀东十四地委干部的情绪日渐提高，为了使全分区的南下工作搞好，县与县、组与组进行了挑战应战，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高涨情绪举行南下竞赛。在冀东十五地委，被调干部的区与区进行挑战，“造成南下的光荣热潮”。可见，作为组织动员中的一项重要微观技术，竞赛对于营造南下氛围意义较大。冀南区则“注意运用比赛的方式，对表现好的及一贯表现好的同志加以表扬，对表现坏的加以批评”。由竞争所带来的荣誉感在集体主义氛围的烘托下被放大，通过将南下积极与否作为干部是否革命与上进的标准，也成了中共在组织动员中思想改造的一项重要措施。
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也特别强调组织动员时的具体顺序，即必须先对干部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教育，然后进行思想启发，最后再提出南下的任务，这一过程不能本末倒置。太行一地委在进行干部动员时强调了具体的教育顺序“事先不提南下问题，先由形势发展，我们区的一天天的扩大，为了完成整个革命事业，慢慢谈到要去帮助没有解放的同胞，去做解放事业，从思想上慢慢的提高到非去支援新区不可得方法”。太岳二地委亦是“先经思想教育，思想问题思想解决，经谈通后才正式宣布谁南下，以鼓励大家情绪，在这数种动员下不少干部情绪唤起来了”。这种组织动员的顺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充分考虑各地干部认知程度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启发、引导，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达到思想上的南下。
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别谈话三种形式相交替、相结合，同时辅以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带头，再加上一定的微观技术，共同构成了南下干部组织动员的整体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彰显出中共政权政治智慧的高超与成熟。
二、物质待遇
革命改变了华北解放区的社会面貌，但当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尚未彻底发生变化之前，物质性因素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尤其是当南下动员的对象基本为农民干部时，物质待遇在南下动员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冀鲁豫九地委即指出：
农民干部参加革命时一只脚踏在家里，一只脚踏在革命岗位上，如果要求农民干部服从革命服从调动，除非在他思想上来个革命。就是要叫他从思想上了解到他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一致性，甚至更明显的叫他看出参加革命确实比他守在家里好处多，利益大，才肯放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才肯把放在家里的一只脚拔出来完全踏在革命的道路上跟革命走。
因此，提高南下干部的相应物质待遇，并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刺激，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动员实践中的重要一环。
1949年1月，华北局组织部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供给标准和长期行军及北方人到南方工作等诸条件下发了《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对于南下干部的生活待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该办法规定如下：
工.行军期间，所有人员的伙食均安中灶标准待遇。
2.行军期间，每人应领之津贴费、卫生费、保健费、抚恤费、年老优待费等，应于出发前补齐发。
3.每人发给单衣一套，鞋一双，如行军需要两月者，每人发鞋两双。
4.补助费，每人发给小米二十斤，按市价折款。
5.医药费，每人每月小米五斤，公杂费每人每月小米八斤，预备费每人每月小米三两，均由带队者统一掌握使用。
该办法传达到华北解放区各地之后，各区委进一步细化了南下干部的具体待遇及供给标准，其中，冀中区党委制定的《关于南下干部及勤杂人员几个开支的规定》、太岳区党委起草的《关于南调干部供给通知》、冀南区党委颁发的《南下干部供给领报规定》等文件对于南下干部的供给标准是高于华北局所下发规定的。
除了可以享有供给制度规定之下的物质待遇，华北解放区各地还通过节省行政经费开支、单位出资等方式给予南下干部路费、纪念品等方面的鼓励与照顾。冀鲁豫四地委“均给南下干部送了路费，每人三万、五万，各机关不等，这样对南下干部鼓舞很大”。卫南“各区各单位进行了欢送与送部分路费不等，大部分均从伙食节余解决，从各区每人送三万、五万不等，对南下干部的思想影响很大”。冀东区亦给予南下干部“物质生活的照顾，有的送些毛巾、肥皂、或款子，有的个人赠送东西，又各县绝大部分进行会餐”。
除此之外，南下干部家属的待遇也在南下动员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及较多的照顾，中共中央早在《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即规定：
为了照顾调往新区工作的干部的家庭的困难，减少干部的顾虑，凡過去及今后调往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
1948年11月15日，华北人民政府也下发通令：
为了照顾远调新区工作干部之家庭困难，减少干部顾虑，特规定，凡过去及今后远调新区工作之地方干部，其直系亲属一律按军属待遇。
南下干部的家庭享受军属待遇，即可以在优抚制度的保障下获得必要的物质保障。1949年1月21日，太岳第一专署专门对南征干部家属“进行了救济与组织生产，主要是各县开了家属结识传习所，救济南征干部家属小米六百石”。1949年2月21日，太行黎城县委“结合第五步群众订生产计划，就结合把抗干属的代耕计划也计出来了，确定了人和组，并宣传了南调干部按军属优待，解除了干部思想顾虑，过大节在村干部和群众中，都进行了优抗代耕检查”。1949年3月8日，冀晋区党委下发南下干部家属补助粮75大石，分配各县数目：平山3200斤，井陉2980斤，获鹿1950斤，正定1960斤，曲阳1100斤，华平3460斤，行唐3150斤，建屏2100斤，灵寿2600斤。优抚制度之下的物质保障从较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打破了少数家属的落后思想，从而避免南下过程中“拉腿”等现象的出现，同时，对于之后新一轮南下动员工作的展开也有积极影响，成为各级政权在南下动员过程中安定人心的一种颇具成效的方式。
三、困难解决
南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充斥着多重利益关系的纠葛，少数干部之所以会出现差异性的行为选择也正缘于此。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下，思想上的改造与教育并不能取代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能否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中的实际困难成为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动员干部南下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太岳二地委即指出：
应适当解决干部的实际困难，有些同志说，解决了思想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实际困难。还有些同志说，光搞思想顶不了饭吃。因此我们对于搞干部思想与解决干部实际困难，二者不能分开。
在南下动员过程中，干部所面临的问题大都集中在生活困难、婚姻家庭、爱人前途、小孩上学、个人党籍等方面。为了消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保证南下动员工作的顺利完成，华北各级政权对于这些困难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对症下药并逐一地解决。
从数字上来看，华北解放区各地解决最多的困难是南下干部的生活困难及代耕问题，其次是婚姻问题，再次是上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山西壶关在南调过江干部的情况报告中指出，此次南下干部共提出困难52项，其中“提出无劳力家庭困难有18人，提出女人住学校有6个，要求及时提拔女人当区干部的有2个，将来妇女送过江的有20个，提出离婚的有6个（结果离了两个，其余回家起了变化）”。对于南下干部所提出的问题，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均十分重视，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解决。太岳二地委机关解决南下干部困难24项，其中“一、代耕问题9项，二、要求救济问题5项，三、要求培养上学的7项（子女上学4、老婆上学3），四、要求小孩保育1项，五、要求重划成分1项，六、村干破坏工作1项”。冀南三地委在对抽调干部南下工作的总结中指出，解决南下干部党籍问题41项，处分问题12项，救济问题81项，婚姻问题39项，逃跑问题69项。太行一地委不仅对南下干部各种困难的数目进行了统计，还针对各类困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在此次抽调动员工作中共解决南下干部困难92项，其中：
1.要求培养老婆者：共33个，上高小当干部。
2.要求培养子弟和保育者，12名，不够保育条件者，确实困难者，六岁以下的给半保育。母在家者用长期救济办解决，并扩大育才学校名额。
3.要求代耕者，40名。确实检查按军属代耕，并自愿找出代耕者。
4.要求救济者，25名。扶持其生产并以救济粮和无利贷粮解决。
5.要求离婚者，5名。暂不批准，理由是照顾双方影响，再来信时解决。
6.要求更正成分者，5名。介绍本县检查正确解决。
7.外区要求在本区安家者，2个。介绍所住县安家。
8.错斗中农要求（归还）原地者，3名。介绍本县调查解决。
9.借粮款要求公家偿还者，4名。叫署解决。（冀钞三十五万元，小米七百五十斤）。
10.老婆有疯病，要求托人照顾者工名。
11.要求入党者，2名。
各种困难解决以后，原本对南下心存顾虑的干部纷纷转变，开始积极响应南下。冀中“深泽一区区长贺进福和五区区书，因家庭生活困难，曾提出不南下了，后经村干部动员，并帮组解决了家庭困难问题，在村干部的督促下按期到县集合，都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困难问题解决了，如脱队拒绝南下，无脸见村干部”。冀鲁豫九地委解决代耕困难之后，“有的干部思想通了说：我通了，我相信今后党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次不说别的啦，我坚决南下”。太行长治“隋玉发说我这次解决了婚姻问题，又要了一个小孩，家里安顿好了，南下很高兴”。‘珞种困难的解决显示出中共政权南下动员工作的细致人微和不懈努力，也折射出了中共政权对于干部个体及家庭的爱护，而这或许正是中共政权组织能力强劲的重要历史源流之所在。
四、精神鼓励
“可以肯定，经济鼓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干部南下的动员宣传中，自上而下而又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与干部日常组织生活中所宣扬的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相融合，使“荣誉高于一切”“奉献最光荣”等意识深入人心。精神鼓励即是提升各地南下干部荣誉感的一种重要途径，亦是南下动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动员手段。
南下干部欢送会在酝酿情绪、塑造共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南下干部的动员工作，华北解放区各地在基本完成干部抽调工作后纷纷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欢送会，以营造南下光荣的气氛。各级政权均十分重视欢送会的举办，并针对此项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干部集中后应有计划的组织欢送或发动欢迎造成南下光荣的空气，以鼓舞干部情绪”，即使“临时组织欢送也是必要的，虽系形势但给干部感动和安慰及情绪鼓动是很大的”。
太行区各地领导机关与群众在南下干部临行前，均举行了热烈招待与盛大的欢送仪式：
新乡分区各县的二百四十余名南征干部与杂务人员，先后到达焦作，分區各机关分别进行热烈的招待，并于上月二十日这天，各机关、团体、学校与焦作市的工人、学生、市民等五千余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沁阳县的沁河剧团亦远道赶来演剧欢送。当南征干部列队走后过街心时，从人山人海的欢送行列中，响起了热烈的口号与欢呼，队前并有军乐队伴奏各种雄壮的歌曲，显示了人民对南征同志们的热爱。
冀鲁豫四地委“各机关各单位均进行了欢送，开了欢送会，联欢会，留下干部与南调干部均互相勉励等”。在欢送会上，各地还采用了各种特色文艺表演方式及其他仪式为南下干部送去鼓励。冀东十四地委除各分区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参加开欢送大会外，附近数村群众还组织秧歌队参加会议，共计三千余人，大会上举行了献旗献花，南下与留下的干部大家都做了相互鼓励的讲话，并有村干部抗属代表讲话，大会上充满了兴奋感激的情绪。
特定情境下的口号也是精神鼓励中的一种，它可以通过话语和集体的力量来激发干部的情感。冀南四地委欢送南征干部的标语口号为：
1.欢送全体南征干部。
2.南征干部最光荣。
3.欢送南征干部去建立人民的政权。
4.欢送南征干部去领导江南的人民翻身。
5.欢送南征干部去解放江南的父老。
6.南征干部是模范党员，模范干部。
7.南征干部是人民的忠实常工。
8.我们拥护南征干部，保证解决南征干部家属困难。
9.我们保证按军属照顾南征干部的家属。
10.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努力生产。
11.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积极工作。
12.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加紧支援前线。
13.欢送南征干部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4.向光荣南征的干部致敬。
15.祝南征干部一路平安。
16.祝南征干部身体健康。
17.全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口号对“南下”进行了象征资本意义上的升值，提升了南下干部的使命感。
精神鼓励在中共政权的动员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战争环境下，精神性因素的力量也是克服困难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共政权之所以注重精神性因素的力量，一方面缘于其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本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弥补物质资源匮乏的一种考虑，因为精神鼓励同样也是一种动员资源。
拥有强劲的进取心，并且能够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是中共政权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历史根源，而这一论断在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面对南下动员中的种种问题，中共政权积极应对，整合各种资源，发挥理论优势，在坚持不懈的组织动员与思想教育中，将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融人人心，通过对南下干部及其家属在制度层面的物质保障和困难的解决，打消各地南下干部的现实顾虑，而各种形式欢送会的普遍举行及宣传口号的广泛运用，则激发了南下干部的荣誉感，降低了南下动员中的组织成本。由此，中共政权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巧妙地构建起了个体一家庭一政党的良性互动与互惠机制，形成了南下动员中的系列链条，有效地将南下过程中的诸种困境逐一化解，并将各级干部反应与选择的差异降至最低，为南下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代雅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