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效应下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探析

    宋嘉庚　郝振省

    【摘要】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运营加速，数字出版给内容生产方式、产品传播渠道、读者（用户）体验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双重效应。在此背景下，出版业在招聘、用人、育人三个环节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明确培养方向，校企联合，重构考核评价体系，可以放大数字出版的正向效应，避免负向影响。

    【关键词】数字出版；双重效应；人才

    【作者单位】宋嘉庚，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郝振省，中国编辑学会。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数字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体量增速惊人。根据《2015—201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统计，2015年中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全年收入规模为4403.85亿元，比2014年增长30%，数字出版产业收入占新闻出版产业收入的总比由2014年的17.1%提升至20.5%。数字出版带来的不仅是产业规模的变化，更给内容生产方式、产品传播渠道、读者（用户）体验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双重效应。

    关于数字出版的正向效应，在生产环节主要表现在：出版产品生产速度加快，自出版、众筹出版、有声出版等出版模式的出版周期大大缩短；按需出版、定量出版、定制出版等出版模式，既丰富了出版种类，又降低了出版成本；自出版电子书、有声书、各类专业的知识服务平台，使出版产品的形式日益丰富；专业作家、各领域专家、知识服务数据库的自主编辑者等群体，让多类别内容生产者来源渠道渐广；即时写作、互动创作、网络合作等创作形式，使创作者与阅读者、改编者之间的“角色互换”节奏加快。

    传播环节的正向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出版的“场景化”传播，使传播范围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无论国别、语言还是内容类别，无论是在交通工具上、工作场合中还是在休闲娱乐时，只要是网络覆盖之处，数字出版内容就能够到达。人群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展，专业研究者逐渐习惯接受网络中的大众传播内容，通俗读物的爱好者也能够在专业数据库中查询各类专业知识，休闲式的阅读需求和专业研究的知识服务需求都能通过数字出版传播渠道得以满足。

    读者（用户）体验方式正向效应表现在：受“大数据”和“互联网”思维影响，读者（用户）体验方式更加注重读者阅读（使用）体验。VR技术实现了对视听内容的虚拟与对现实场景的再现，Kindle等电子阅读器提升了电子书与纸质书的融合阅读体验，即时性阅读与碎片化阅读场景均可实现“随手阅读”。视、听、读、写、触等感官被不同程度地调动和“激活”，数字出版对应的读者体验不单单是传统的“目之所视”，更扩展至“耳之所闻、手之所触、鼻之所嗅、心之所感”。

    数字出版在产生系列正向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生产环节看，随着生产周期缩短和新技术更迭加速，数字出版的内容之“殇”始终困扰着生产机构。除了具备相当内容资源的知识服务数据库，大部分大众出版的内容即时化、碎片化、虚构化、同质化倾向明显。从各类自出版作品排行榜中可以看到，都市爱情类、玄幻武侠类作品始终位居前列，反映宏大主题、表现家国情怀、内容厚重、具有史诗手笔的精品巨著，始终未能突破一般网络作品的包围，更谈不上脱颖而出。

    从产品的传播环节看，互联网营销将读者和作者的社会资本挖掘到极致，微信“朋友圈”、微博“好友圈”、邮件、QQ，甚至是各类手机APP，都会推送各类数字阅读内容。无论是传统的纸质书还是各类电子书，抑或是精心编辑的微信页面，所谓的“精准营销”，不过是在销售行为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推送相同或者相关产品信息的行为。各类销售排行榜、好书推荐榜、名家推荐榜不断刷新，在传播行为泛化的倾向下，读者难免会产生“新书很多，好书难找”的困惑。

    在读者（用户）体验环节，多种阅读终端、多类阅读内容、多场景切换的阅读设计、多次反复的推送营销，不断将读者注意力从“线阅读”切割为“点阅读”，同时也将系统化、逻辑化的阅读方式转变为碎片化、割裂化的阅读方式。各类“微课堂”“微知识”“微学习”的碎片化设计，使读者处在一种全方位开放、全方位劳作、全方位使用的状态，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的节奏受到严重挤压，无论在同一个时间或不在同一个时间，都有不同的器官在辛勤劳作。简而言之，所有接受信息、资讯的人体器官都处在高频率的工作状态之中，难有闲暇时间得以缓冲。

    在数字出版产生的双重效应影响之下，出版人才培养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本文将从招聘、用人、育人三个环节进行分析。

    二、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1.招聘环节

    数字出版机构难以通过招聘渠道获得高度复合型人才。数字出版人才的复合型特征是由数字出版流程的复合特征决定的，从选题环节运用 “大数据”和“算法”筛选选题，到数字产品形式的设计、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专业平台的运营维护，再到全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营销，最后是版权的对外合作，这些数字出版流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嵌套。这就决定了数字出版人才必须同时具备熟练运用读者数据的统计能力、敏锐感知读者需求的判断能力、创新应用网络营销的传播能力、能够与团队内外合作沟通的管理能力，最为重要的是，面对数字技术更迭迅速的技术环境，必须有一种迅速而独特的创新能力。初入职场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很难迅速具备上述能力，这就使得出版机构在面向高校人才的招聘中，难以招到立即可以发挥作用的复合型人才。

    在数字出版技术不断加速“登场”的同时，出版行业入口逐渐出现“唯技术论”的招聘倾向。在招聘要求中，对“图书增值服务内容及增值平台的维护”等技能要求逐渐增多，对“数字产品研发立项、技术开发、上线运营”等操作经验的要求越发明确，尤其是受到“两微一端”的自媒体传播效果影响，出版产品的互联网营销作用不断被放大，在招聘环节中，是否有“自媒体运营经验”或者“互联网公司工作经验”，成为是否能进入出版行业的重要考核要素。

    对数字技术的追寻和膜拜，其实源于对机构竞争优势的认识模糊，始终没能回答 “出版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由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出发，透过读者的感官需求、精神需求，抑或是更多层次需求，出版业已成为“泛娱乐化”“泛学术化”“泛传播化”的最佳入口，因为在出版业不仅可以实现“文学+”“互联网+”，甚至可以实现“教育+”“艺术+”……但是，透过华丽炫目的“技术秀”和“平台秀”，部分出版机构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出版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急于参与分享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红利”，却没有静下心来找寻机构内部最核心的力量。

    2.用人环节

    数字出版人才的成长，缺乏成熟的培养路径。目前国内的数字出版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脱胎于传统的IT企业，以数字技术见长的“技术流”管理者，通常擅长运用数字技术、推崇数字技术的作用，这就造成了数字出版编辑或者是管理者队伍对最新数字技术“顶礼膜拜”，忽视了打造数字出版队伍的“内容制造能力”。在技术和内容的天平中，出版行业永远是内容重于技术，通过分析从古至今的经典流传作品可以发现，人们不断学习科学、哲学、艺术知识，流传的是内容，而非传播它们的载体。部分出版机构盲目培养、历练、积累数字技术人才，无异于买椟还珠，将人才队伍中最宝贵的“内容建设能力”雪藏起来，甚至始终不开发。

    部分出版社的编辑被眼花缭乱的数字出版技术裹挟，为了技术而技术，为了项目而项目。编辑背后有业绩考评的压力和出版融合的压力，编辑在指标压力作用之下，只能盲目地借助各种“时髦”技术，生硬地与传统出版内容“结合”，以应付完成任务。新的编辑进入出版社后，凭借老编辑制作的“错书集”（包含书稿常见错误的书），将常见错误简单识别后就直接上岗。部分编辑在巨大转型压力之下，逐渐放弃了职业担当，远离了工匠精神。

    受到“大数据”和“互联网”思维影响，出版机构更加注重吸收、培养和使用有“数据思维”的创新人才。有效发现出版数据的相关性，确实可以实现选题、发行、服务的精准化。比如“施普林格通过对数字出版平台Springer Link 进行改造，从而有效记录每年超过2.25 亿次的资源下载详细信息，以及每个包月用户的具体访问、阅读行为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设计支持所有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基于不同渠道的检索，大幅提升了用户满意度。”[1]在这个过程中，“数据人才”起到关键作用。但目前部分出版机构的“数据应用”方向不明，导致“数据人才”在出版机构中难以找到明确位置。

    在认清“出版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没能够准确回答怎样增强“出版核心竞争力”，是导致机构内部用人导向出现偏差的最主要原因。是数据“为我所用”，还是储备人才和使用人才“为数据所用”？很多出版社深知自身有很多优质数据资源，但是变现能力差，过分倚重数据开发者，这样只会与增强“出版核心竞争力”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且渐行渐远。

    3.育人环节

    育人环节常见的矛盾是培养应对就业压力“硬功”与传授职业长远规划的“内功”之间的矛盾。所谓“硬功”，是为了让学生在就业市场中有一技之长，培养学生熟练掌握语言表达技能、创作与制作技能、数字化工具使用技能、可视化可听化内容转换技能等。所谓“内功”，是指学生具备的内化到思维层面的思考模式，包括高品质的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审美思维、创新思维等。这两种培养的指向，路径不同、效果不同、周期不同、难度不同、反馈不同。通常而言，“硬功”的培养属于技术层面，培养路径清晰、可操作，学生和市场反馈效果直接，培养周期短，占用课时数清晰可计算，难度适中，对教师和学生而言易掌握、易沟通。“内功”的培养涉及极宽的学科领域，需要有相当知识储备的教师队伍、大量而连贯的课时保证、较长周期的储备，并且在长期工作之后才能得到反馈。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更倾向于在“硬功”方向上突出优势，而不是在“内功”修炼上常勤精进。

    行业协会、学会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职业继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行业从业者往往希望从“短平快”的培训课程中直接发现选题资源、扩大作者资源、构建营销网络，这些期待直接与考核指标挂钩，这就使得从业者接受学习培训的首要任务变成了解决考核压力。其实，这种期待可以理解，但是也反映了部分出版工作者忽视了“出版的本质”——积累和传承优秀文化成果。由此可见，要想从根本上建立出版文化自信、增强出版文化理性，需要“宽视野、深内容、长距离”的继续教育课程。

    三、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建议

    1.明确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方向

    无论是高校、研究机构还是行业协会，首先应明确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方向。面对数字出版带来的双向效应，应注重引导，重在放大正向效应。《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加大新兴出版内容生产人才、技术研发人才、资本运作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引进力度，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2] 。内容生产、技术研发、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将成为数字出版人才最炙手可热的四个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应首先分析出版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模式，再有的放矢，培养专业人才。以自助出版模式为例 。“据《卫报》报道，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开创性开设了世界上首个自助出版学位。创设自助出版学位课程的想法是为了满足现实需求而产生的，目前已经有学生申请该课程。该课程包括讲座、研讨会和讲习班等形式，由业内专家主持讲授；课程内容包括制作、营销和电子书创作等模块。”[3]

    在高校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上，应遵循先“专家”后“杂家”的原则。“专家”是“杂家”的基础，“专家”的培养应紧紧围绕出版业的“内容生产”专业能力。以西南大学周安平教授提出的“4+3+3模式”为例，即“文学基础课占所学课程的40%，编辑出版专业基础课占30%，其他选修课程诸如专业基础课程占30%，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以编辑技术为能力，以专业素养为特长的人才培养模式”[4] 。出版行业的核心是内容构建能力，这就要求将最基础的文学修养作为编辑出版专业的“核心专业”，并围绕其来开设课程。以此为例，无论课程怎样设置，都需要将“最基础学科”作为“最专业方向”来学习，唯有根基牢固，才会有所建树。

    2.校企联合是最为直接的培养路径

    高校、企业对人才的培养侧重不同，路径不同。“要通过学校的教育，解决我们人才的基础性和持续性的问题。要靠企业的培养，解决行业人才需求紧迫性和应用性的问题。要从行业外甚至国外引进高端技术型人才。”[5]其实，基础性和迫切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在校时间解决，《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支持相关技术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联合开展数字出版业务高级人才培养。支持、鼓励技术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参与高校、研究机构的高级人才培养计划，开展面向出版企业在岗高级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6]按照校企联合培养的思路，国内一些高校开始尝试股份制办学。如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与吉林日报社（吉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成立股份制二级学院——吉报数字传媒与创意学院，2016年首届招生160人。学院将根据企业用人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体系，共同制定方案，组建师资队伍，开发课程教材，承担培养任务。

    在出版领域，比较尴尬的情况经常出现——教学科研界的案例普遍来自业界创新，但是学术界形成的理论，却不能反过来指导业界的实践。这就使得出版企业更加“迷信”技术，因为行业的理论指导不能解决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企业管理者便将求助目光投向技术创新和资本收购（前者以腾讯为代表，后者以亚马逊为代表）。受到技术和资本合力冲击，既有的市场格局面临洗牌，既有的学科理论面临调整，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其他相关学科一样，将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编辑出版学本身带有实操性、经营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这一学科必须与业界开展密切合作，从大量具有特色的案例中寻找规律，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如果说找到专业方向是培养学生的关键，那么校企联合的方式是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产生学术成果、形成经典范式、创新研究理论的重要渠道。

    3.重构出版机构的人才考核和评价机制

    随着《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出版机构的社会责任更加明确，《图书出版社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等评估考核体系也呼之欲出。由此，今后政治导向、出版导向、管控机制、政府奖项、同行评议、媒体评议、机构馆藏等指标，将有明确评价考核标准。

    要保证出版机构能够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除了确立具有导向性引领作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有与之配套的人才考核机制。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首席编辑制度”为例，该制度明确了出版社“首席编辑”的首要任务——保证出版质量和出版方向，力抓精品力作。首席编辑的晋升和考核方式，不是以量取胜，而是要求在完成高质量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出版人起到“传帮带”作用。

    [1]魏凯. 大数据如何改变出版行业？[N]. 新华书目报，2016-07-11.

    [2]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 gapp. gov. cn/news/1663/248321. shtml，2015-04-09.

    [3]杨潇. 世界首个自助出版硕士学位在英国创设[EB/OL]. http：//www. bisenet. com/article/201403/135833. htm，2014-03-03.

    [4]周安平，王欢，熊娇等. 编辑出版专业本科“4+3+3”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 现代出版，2016（3）.

    [5]魏玉山. “十三五”时期出版业亟需四种人才[J]. 出版参考，2016（6）.

    [6]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zb. mof. gov. cn/pdlb/zcfb/201404/t20140429_1073300. html，201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