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播室:电视谈话节目的典型情景语境

刘小霞 吴小君
演播室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必备要素。比较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电视谈话节目,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演播室,包括道具、灯光、色彩等的设计和布置,也包括节目参与者。它们可以直接展现出社会、民众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变化。比如,过去没有的心理访谈、争论性节目能出现是得益这个时代的开放。这些种类多样的谈话节目在演播室设置上也风格各异。早期的中国谈话节目演播室只有“实话实说”一种模式,全国各地的演播室都大同小异。而今天五花八门的演播室,如同节目的话题和内容一样,再也不追求四平八稳,而是讲究特色和个性。与这些多样化演播室相对应的是走进这些演播室的参与者,十几年来也有很大变化。嘉宾和观众所涵盖的群体更加广泛,人们的言说能力和言论范围也大大提升和扩大。包括言说者在内的演播室的变化,正是时代进步、社会变革的体现。它的变化仿佛是一幅看得见的社会变迁图,折射出中国社会言论空间的开放和民众话语进程的加快。
言语事件和典型情景语境
电视谈话节目是借助电视媒介而产生的一种典型言语事件。所谓言语事件是指具有明显界限、依赖某些既定而公认的程序化言说的一种文化上的显著事件。①比如演讲、求职面试、测验活动、课堂授课等等。任何言语事件都需要社会语境。社会语境通常有两种涵义:第一,指某种社会情景或环境的直接而具体的特征,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或传播交流就处于这种情景或环境之中;第二,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势与条件之中,并被赋予意义。②对电视谈话节目来说,演播室是电视谈话节目这种特定的传播交流所处的具体情景和直接环境。此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背景则是电视谈话节目所处的宏观语境。
人们参与不同类型的电视谈话节目时,会根据参与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类型、谈话的对象及所处的环境等等情景语境而选择语词和说话方式。比如经济学学者林永青曾经在《对话》和《一虎一席谈》这两个风格迥异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做过嘉宾。身处不同的谈话情境,他的言说风格差异明显。在前者,他作为一家全球知名企业的成功管理者,和现场相关专业的观众探讨的是专业的经济学和管理知识,其专业术语和业界精英态度明显。而在后者,因为讨论的话题不同,身处的是一个对抗性、辩论性的演播室,因此从体态动作到话语速度,都和前者相去甚远。这就是情景语境的作用。作为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一种,电视谈话节目有自己的典型情景语境——演播室。因为演播室是电视谈话节目中反复出现的符码,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电视谈话节目参与者在言说内容和方式上的选择,以及折射谈话节目话语场的形状、话语的分配与流向和话语权势的强弱。
演播室与话语场的建构
从空间关系学和界域学来看,演播室是一种空间语言,它不但为节目提供场所,更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一种言说方式。参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者利用在演播室的相对位置作为信号来传达某种意愿。演播室人际之间的空间位置,就可以体现他们的态度和立场。比如,《一虎一席谈》现在的演播室,参与谈话节目的双方嘉宾分为正反两方,相对而站的空间位置表明了对立的立场。而《时事辩论会》中的嘉宾体现的则是一种平等探讨。一个人的界域语言,往往反映出他对某事物的态度。③因为态度将驱使人们趋向或逃离某些事物。简言之,位置就是一种态度。
人类在交往中总要占据并安排各种位置,位置不同,包涵的意义也就不同。所以,演播室不同的空间安排,事实上不仅体现着说话者的关系,也反映出话语权的流向与分配、话语权势的强弱。而话语权在空间上的流向及形状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这个谈话节目的开放程度及言论空间。比如,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谈话节目的演播室,看言说者的空间位置分布及话语流向,依此大致能看出这些节目的言说空间大小及开放程度。作为案例的这些节目分别是央视的《实话实说》《乡约》《我们》,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锵锵三人行》《时事辩论会》,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出品的《上班这点事》,湖南卫视的《天下女人》《零点锋云》。为便于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用一个表格简要说明。如下:由上表可知,根据谈话节目类型和风格的不同,其演播室的空间形状也各有不同,由此形成的话语场形状也相异。比如,访谈型节目演播室空间布局一般是两条平行线,这意味着嘉宾和观众的交流基本上是在两个平行空间展开。观众和嘉宾所代表的两个话语场基本是不相交的,在这类节目中,观众大多扮演的是倾听的角色,很少有发言的机会。即使有,其言说内容和话语方式也多半是比较温和的,不会主动去挑战嘉宾或主持人观点。比如上面列举的情感类谈话节目。但如果演播室空间呈三角形或者扇形、圆形,或者几种图形叠加,那么这类谈话节目多数带有对抗或辩论色彩。并且相对其他类型的谈话节目,在这类节目中观众的话语权势要强的多,节目的言论空间及开放程度也较大。比如《一虎一席谈》的演播室和观众。
不同的演播室形成不同类型的话语场,更进一步形成各自的言说共同体。所谓言说共同体就是常说的谈话节目的参与者。同一种类型的节目其参与者在言说方式上往往具有相同的特征。比如,在对立、争论性色彩比较浓厚的节目里,谈话者通常会使用一些在词义、词性上都处于对立的词语。此外,参与者的说话语气和语速通常都比较强硬和快速。而在情感类谈话节目,语速显然是缓慢的,语气也少有咄咄逼人的。谈话者一般会使用一些描述性的或者相对温和的表达,当然有时会有一些强烈的表情和动作来强化那些说话的内容。如果是在明星类的谈话节目中,基本上是不会出现一些负面词语。人们更多的是探询和好奇,所以有时调侃和玩笑会比上述列举的谈话节目类型要多。而在以主持人的表演为主要内容的脱口秀节目里,轻松、幽默的话语是其主要言说方式。对立和矛盾的语句也会出现,但绝不是为了引起争论和说服他人,而是为了制造喜剧性的效果和氛围。因此,对于不同的谈话节目来说,它的言说方式不同,它所拥有的参与者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种典型情境,演播室还是媒介组织向受众说话的方式。它包含对话所发生的情景类型。“说话方式的问题,对媒介组织来说属于重大政策。”④这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不仅是对受众的认识,而且也是对自身的认识。每种节目的差异都以节目的徽标与音乐、主持人、演播室的风格等为标志,其中演播室又是最直观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人们将确定自己是否被这个节目的说话方式所包容或排斥,并进一步成为某个节目的言说共同体,最终在这个节目中寻求一种身份认同、话语归属、立场确认和价值表达。
在定型与被定型之中
今天,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演播室已非十几年前的演播室所能比。无论是走进演播室的谈话者,还是演播室内的道具布置、灯光和色彩的设计,都是社会进程的镜像。作为一种典型情景语境,它无声地参与谈话节目内容多元化的实现,为不同言说体搭建了各种论说平台。而这些谈话节目又共同形成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公共论坛,让不同层级的人们能够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
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将更加多元。民众将需要更多的谈话节目来维持公共论坛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需要言说共同体的多元化,话题多样,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为明显,目标更加明确。未来的谈话节目应该是分众特色更加鲜明的传播。将来也许有专门谈论政治事务的谈话节目,专门探讨消费维权的谈话节目,关于高雅艺术类的谈话节目,等等。多样化的谈话内容,也会直接改变它们的典型情景语境——演播室。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本文责编:胡江银
参考文献:
①②④[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版,269页、58页、P168。
③李杰群主编:《非言语交际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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