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多元的创作天空
冷 凇
阿巴斯·阿诺特(AbbasArnaout):半岛国际电影节创始人和主席,曾任约旦电视台编辑部总监、半岛卫星频道长篇制作部总监、半岛电视台制作部总监。
冷凇:半岛电视台成立之前,阿拉伯人要依靠CNN、BBC等西方媒体的新闻画面了解世界,中东世界似乎一直难以建立自己的媒介话语权。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和文明、意识的冲突,亚非拉等第三世界人民也已经厌倦了西方传媒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内核的歪曲报道,而半岛电视台的成立恰好给世界传媒提供了“不同的声音”,注入了新的活力。
阿巴斯: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新闻传媒和对外宣传的投入在任何国家都仅占国民经济支出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运作得当,会给国家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带来不可估量的效果。要解决国际传播领域的不公正、不平衡状况,必须依靠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指望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放弃话语霸权。我们展现的是“意见与异见”,半岛的责任就是让观众看和听。所有立场、看法、意见,都会平衡地得以表达。我们不是法庭,不会裁决事实,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把事实端出来,让观众自己去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判断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还有一个直播频道,这个频道的定位是巧妙地将纪实元素和新闻元素加以融合。对于直播的素材,我们几乎不作任何的编辑和处理,完整地展现在屏幕上。而就是这种看似粗糙的节目定位,却以真实的力量换来了阵阵好评。
冷凇:这真是个很好的创意和先例,独特的“现在进行时定位”会使观众同时感受到“新闻”和“纪录片”两种形态融合的魅力。请您谈谈半岛电影节的情况吧?
阿巴斯:5年前,半岛电影节还少有人知晓,而今天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纪实影视作品的集散地。除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欧洲、北美的一些电视人都极其支持我们。比如这次半岛电影节,有世界各地50多个传媒机构和制作、发行单位设立了展台,参展各类纪录片600多部。半岛电影节的特色是“自由”,不论什么制作成本、什么档次,何种创作方式、带有何种意识倾向,我们都敞开胸怀欢迎。我个人并不反感政治立场鲜明的纪录片,因为我生活的中东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工厂。纪录片没有对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半岛电影节的最大成功,便是与半岛“纪录片频道”的战略捆绑。半岛“纪录片频道”每日新节目播出量为8小时,仅仅依靠自制节目不足以支撑起播出平台。除了国际市场的购片之外,举办半岛电影节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片源,这就是举办纪录片电影节的资源优势,它不仅提高本台的名气,更使所有的编导大开眼界,提升自身制作能力,同时还签下大量优质成品纪录片的播映权,一举三得。
冷凇:纪录片是国家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对此我们都有共识。您已经参加了两届中国国际纪录片选片会,请问您对中国纪录片整体态势有何见解?
阿巴斯:我喜欢中国的儒家思想,很敬重孔子。我发现5000年后中国人创作的纪录片中,依然可以随时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子。很羡慕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因为中国纪录片的创作题材是如此丰富,足不离国就可以受用一生了。半岛电视台和半岛电影节的总部设在卡塔尔,其面积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为62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小国”。这样的环境要做一个“媒体强人”实属不易,因此我们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才能有所收获。总体上看,现在中国纪录片的质量比以前有明显的进步,很多纪录片在内涵上更有人文主义气息,创作手段上更有戏剧化表现力度。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油菜花开》,作为去年半岛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广受好评,其成功的内因就是戏剧性的人物设置和结构张力。
我是电视剧导演出身,因此非常重视“题材、剧本、结构”三大元素。纪录片的国际化创作,题材选取为重中之重。我个人倾向于那些对文化事件进行质疑并进行当代解读的纪录片。比如今年的《俑》这部纪录片,虽然拍摄手法和制作水平较为一般,其选题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卫兵这一说法似乎已成事实,没有人去质疑,但是就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电视纪录片人应该投入精力去挖掘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位导演采访了若干学者,并从分析秦代战车轨道的大小、士兵衣服、神态的研究入手,包括秦俑一号坑与二号坑的朝向,最后对学术权威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发人深思。还有《果戈里》这部纪录片,进行了古代中国马帮强盗的调查,就是历史上的“黑社会”研究,这都是今天大家既感兴趣、又颇具学术价值的题材。尽管这两部纪录片在摄制技术上存在不少缺陷和遗憾,但题材是一类的、国际化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俄亚纳西人》。这是一部最具独立思考意义的人类学纪录片,很难想象在当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世界,中国的四川还有依靠刀耕火种等原始习俗生活的大部落。人们尽管生活困苦,但是村落里却洋溢着幸福的气氛,这对当代唯利是图、技术至上的价值观是一次颠覆和嘲讽。
冷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录片人应抱着积极的态度去探索历史、探索身边的一切,用质疑精神去探索文化的奥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许多历史内容都得到了全新的解读。纪录片的一大社会功效就是敢于触碰问题,不论这问题是历史的、当代的、未来会面对的,还是隐含在社会深处的问题。
至于创作技术,似乎美国的“探索发现”“国家地理”等机构的一些外宣性、知识性的纪录片做得很出色,而且精品的批量产出能够“可持续发展”,并非昙花一现。正如您所说,他们往往是把握了一流题材、拥有一流的剧本和一流的结构,特别是善于运用多元叙事手段和非线性结构。
阿巴斯:的确,电视媒体有自身的语法规则,优秀的电视人必然是最能驾轻就熟掌握这种语法的人。中国纪录片的弱点是采访过多和故事性稀缺,不能把电视艺术与“照片的编辑艺术”等同。新闻对结局的处理是简单明了,电视剧的结局往往是结果明确、出人意料,而纪录片的结局处理却可以区别于两者,通过悬念等艺术可以将结局复杂化,甚至留有开放性的结局。
冷凇:2000年以后,其他类节目对纪录片创作手法的借鉴日渐成风。从民生新闻、直播新闻,到海选真人秀、大型选秀。新闻、电视剧、娱乐节目等原本与“纪实主义”不相关的领域都大兴“纪实元素”。而除了央视的几部大片之外,纪录片领域对其他类节目的逆向借鉴却明显不足。
阿巴斯:我完全赞同,纪录片的创造应该广泛借鉴电视剧的一些“语法”。尽管电视剧中的故事是虚构的,纪录片中的故事是真实的,但当纪录片中的“故事素材”被完整记录下来后,完全可以大胆运用戏剧的结构、悬念的叙事去创意性编剪。纪录片需要汲取电视剧和戏剧中的特色和张力,优秀的纪录片导演,理应是能够驾驭戏剧化叙事的。
冷凇:优秀纪录片中有一些共性,比如故事化矛盾冲突、多条线结构、悬念性叙事、开放性结局等等。本来很简单、明确的人物关系,通过插叙、倒叙、延后等手段处理后,就变得生动、扣人心弦。西方电视界习惯于使用这些戏剧中的技巧来博得高收视率。
阿巴斯:西方传媒率先掌握了先进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文化侵略就在所难免了。这是我们中东国家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冷凇: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化”,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依然表现出强大的侵略欲望。
阿巴斯:对于“美国化”,我们要区别对待。在电视创作技术的借鉴和学习上,我并不反对以美国人的“标准”为对象,因为好莱坞的标准和模式确实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率的创作规制,这是在多年的影视工业化生产中探索出来的。比如“探索发现”“国家地理频道”等机构都依靠“规制管理”制作了大量性价比很高的纪录片,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们培训出的导演会像“工业化生产线”一样去模式化的制造纪录片,而且产品的规格很高。但是向美国媒体学习纪录片制作的技艺和技巧千万不能被其文化产品中的所谓“普世价值”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意识形态所浸染,两者一定不能混同,要加以区别。
冷凇:其实学习谁的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技术服务于谁。中国有句话叫“师夷之长以制夷”。电视前期和后期制作中有许多“模式”和“规律”可以巧妙增加收视、提升情绪、制造影响,但对于电视一线人员摸索出的感悟和经验,必须通过科学理性的方式将其系统性的归纳概括,并通过与观众市场的磨合检验方能形成规制体系。历经多年的探索与纠偏,西方电视对节目生产与传播的规制化管理已然形成一种习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电视市场和众口难调的大众审美文化,西方电视总能利用这些“模式与套路”披荆斩棘、游刃有余,确实值得借鉴。
阿巴斯:近几年,由于受市场利益的驱动,美国之外的纪录片市场都遭遇了困境。因为难以拉到广告,纪录片越来越受到轻视,许多电视台都把纪录片的播出窗口和创作机构裁撤掉了,一些社会上的制作公司也因为纪录片卖不出好价钱而纷纷转向。这说明我们因为过多的追求艺术感觉而放弃了对生产领域规制、标准的研究。这一点上,美国做得比我们好。
冷凇:的确,“探索发现”和“国家地理频道”均不会去追求所谓纯粹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所谓“艺术纪录片”,而是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独特而又容易在平民大众中产生理性共鸣的商业纪录片创作规制。这种规制不但不会影响两大机构的作品立意,相反会使其更易于把握神秘、崇高的大题材,传播命运感、使命感、历史感、人生境界感等。比如,天体、灾难、自然、社会、物种、人类、工程等都是其擅长的理性主题,这些主题的纪录片在中国各级电视台播映均广受好评。这种成功似乎是“理性”使然。
阿巴斯:你对中西方纪录片“感性”和“理性”的区别一针见血。中国纪录片在选题时过分地强调人情与人性,却忽视了纪录片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性分析能力。正如选片会上冷冶夫会长所说的“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强制性、矫情的描述本土文化,会给对方带来逆反心理。文化的差异从各个层面都在影响纪录片的交流。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在多哈去一家中餐馆就餐,发现仅是中国“酒文化”的介绍就占据了整整一页,餐厅的经理试图将每一种酒的特色、原料、优劣,所代表的“感情”都详尽地描述出来,结果却是让所有的客人无从下手,无从选择。
冷凇:最后您想给中国的电视人和纪录片人哪些建议和希望呢?
阿巴斯:中国一直是中东国家的好朋友。早在2005年,半岛台便与中央电视台签订了合作协议,具体包括:双方交换新闻内容及画面;双方交换非新闻性节目;互相派遣人员进行培训等等。对于半岛电影节,所有事关中国文明、历史、文化、艺术的纪录片都是我们欢迎的。我们必须要敢于树立“发出自己声音”的决心。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腾飞崛起、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不能奢望西方的传媒会真正客观、公正地看待我们自身的变化,会主动关心我们的成长。他们很难善意地给予大量空间来报道我们的先进历史和文化,即便有也常常是带有讽刺和批判意味的。纪录片导演必须训练自己在任何地域,任何文明、历史、意识的影响下,依然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最后我鼓励中国纪录片导演排除各种束缚,迎来一个更加多元的创作天空!
(作者系中广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栏目责编:陈道生
阿巴斯·阿诺特(AbbasArnaout):半岛国际电影节创始人和主席,曾任约旦电视台编辑部总监、半岛卫星频道长篇制作部总监、半岛电视台制作部总监。
冷凇:半岛电视台成立之前,阿拉伯人要依靠CNN、BBC等西方媒体的新闻画面了解世界,中东世界似乎一直难以建立自己的媒介话语权。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和文明、意识的冲突,亚非拉等第三世界人民也已经厌倦了西方传媒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内核的歪曲报道,而半岛电视台的成立恰好给世界传媒提供了“不同的声音”,注入了新的活力。
阿巴斯: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新闻传媒和对外宣传的投入在任何国家都仅占国民经济支出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运作得当,会给国家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带来不可估量的效果。要解决国际传播领域的不公正、不平衡状况,必须依靠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指望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放弃话语霸权。我们展现的是“意见与异见”,半岛的责任就是让观众看和听。所有立场、看法、意见,都会平衡地得以表达。我们不是法庭,不会裁决事实,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把事实端出来,让观众自己去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判断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还有一个直播频道,这个频道的定位是巧妙地将纪实元素和新闻元素加以融合。对于直播的素材,我们几乎不作任何的编辑和处理,完整地展现在屏幕上。而就是这种看似粗糙的节目定位,却以真实的力量换来了阵阵好评。
冷凇:这真是个很好的创意和先例,独特的“现在进行时定位”会使观众同时感受到“新闻”和“纪录片”两种形态融合的魅力。请您谈谈半岛电影节的情况吧?
阿巴斯:5年前,半岛电影节还少有人知晓,而今天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纪实影视作品的集散地。除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欧洲、北美的一些电视人都极其支持我们。比如这次半岛电影节,有世界各地50多个传媒机构和制作、发行单位设立了展台,参展各类纪录片600多部。半岛电影节的特色是“自由”,不论什么制作成本、什么档次,何种创作方式、带有何种意识倾向,我们都敞开胸怀欢迎。我个人并不反感政治立场鲜明的纪录片,因为我生活的中东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工厂。纪录片没有对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半岛电影节的最大成功,便是与半岛“纪录片频道”的战略捆绑。半岛“纪录片频道”每日新节目播出量为8小时,仅仅依靠自制节目不足以支撑起播出平台。除了国际市场的购片之外,举办半岛电影节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片源,这就是举办纪录片电影节的资源优势,它不仅提高本台的名气,更使所有的编导大开眼界,提升自身制作能力,同时还签下大量优质成品纪录片的播映权,一举三得。
冷凇:纪录片是国家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对此我们都有共识。您已经参加了两届中国国际纪录片选片会,请问您对中国纪录片整体态势有何见解?
阿巴斯:我喜欢中国的儒家思想,很敬重孔子。我发现5000年后中国人创作的纪录片中,依然可以随时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子。很羡慕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因为中国纪录片的创作题材是如此丰富,足不离国就可以受用一生了。半岛电视台和半岛电影节的总部设在卡塔尔,其面积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为62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小国”。这样的环境要做一个“媒体强人”实属不易,因此我们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才能有所收获。总体上看,现在中国纪录片的质量比以前有明显的进步,很多纪录片在内涵上更有人文主义气息,创作手段上更有戏剧化表现力度。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油菜花开》,作为去年半岛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广受好评,其成功的内因就是戏剧性的人物设置和结构张力。
我是电视剧导演出身,因此非常重视“题材、剧本、结构”三大元素。纪录片的国际化创作,题材选取为重中之重。我个人倾向于那些对文化事件进行质疑并进行当代解读的纪录片。比如今年的《俑》这部纪录片,虽然拍摄手法和制作水平较为一般,其选题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卫兵这一说法似乎已成事实,没有人去质疑,但是就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电视纪录片人应该投入精力去挖掘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位导演采访了若干学者,并从分析秦代战车轨道的大小、士兵衣服、神态的研究入手,包括秦俑一号坑与二号坑的朝向,最后对学术权威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发人深思。还有《果戈里》这部纪录片,进行了古代中国马帮强盗的调查,就是历史上的“黑社会”研究,这都是今天大家既感兴趣、又颇具学术价值的题材。尽管这两部纪录片在摄制技术上存在不少缺陷和遗憾,但题材是一类的、国际化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俄亚纳西人》。这是一部最具独立思考意义的人类学纪录片,很难想象在当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世界,中国的四川还有依靠刀耕火种等原始习俗生活的大部落。人们尽管生活困苦,但是村落里却洋溢着幸福的气氛,这对当代唯利是图、技术至上的价值观是一次颠覆和嘲讽。
冷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录片人应抱着积极的态度去探索历史、探索身边的一切,用质疑精神去探索文化的奥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许多历史内容都得到了全新的解读。纪录片的一大社会功效就是敢于触碰问题,不论这问题是历史的、当代的、未来会面对的,还是隐含在社会深处的问题。
至于创作技术,似乎美国的“探索发现”“国家地理”等机构的一些外宣性、知识性的纪录片做得很出色,而且精品的批量产出能够“可持续发展”,并非昙花一现。正如您所说,他们往往是把握了一流题材、拥有一流的剧本和一流的结构,特别是善于运用多元叙事手段和非线性结构。
阿巴斯:的确,电视媒体有自身的语法规则,优秀的电视人必然是最能驾轻就熟掌握这种语法的人。中国纪录片的弱点是采访过多和故事性稀缺,不能把电视艺术与“照片的编辑艺术”等同。新闻对结局的处理是简单明了,电视剧的结局往往是结果明确、出人意料,而纪录片的结局处理却可以区别于两者,通过悬念等艺术可以将结局复杂化,甚至留有开放性的结局。
冷凇:2000年以后,其他类节目对纪录片创作手法的借鉴日渐成风。从民生新闻、直播新闻,到海选真人秀、大型选秀。新闻、电视剧、娱乐节目等原本与“纪实主义”不相关的领域都大兴“纪实元素”。而除了央视的几部大片之外,纪录片领域对其他类节目的逆向借鉴却明显不足。
阿巴斯:我完全赞同,纪录片的创造应该广泛借鉴电视剧的一些“语法”。尽管电视剧中的故事是虚构的,纪录片中的故事是真实的,但当纪录片中的“故事素材”被完整记录下来后,完全可以大胆运用戏剧的结构、悬念的叙事去创意性编剪。纪录片需要汲取电视剧和戏剧中的特色和张力,优秀的纪录片导演,理应是能够驾驭戏剧化叙事的。
冷凇:优秀纪录片中有一些共性,比如故事化矛盾冲突、多条线结构、悬念性叙事、开放性结局等等。本来很简单、明确的人物关系,通过插叙、倒叙、延后等手段处理后,就变得生动、扣人心弦。西方电视界习惯于使用这些戏剧中的技巧来博得高收视率。
阿巴斯:西方传媒率先掌握了先进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文化侵略就在所难免了。这是我们中东国家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冷凇: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化”,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依然表现出强大的侵略欲望。
阿巴斯:对于“美国化”,我们要区别对待。在电视创作技术的借鉴和学习上,我并不反对以美国人的“标准”为对象,因为好莱坞的标准和模式确实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率的创作规制,这是在多年的影视工业化生产中探索出来的。比如“探索发现”“国家地理频道”等机构都依靠“规制管理”制作了大量性价比很高的纪录片,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们培训出的导演会像“工业化生产线”一样去模式化的制造纪录片,而且产品的规格很高。但是向美国媒体学习纪录片制作的技艺和技巧千万不能被其文化产品中的所谓“普世价值”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意识形态所浸染,两者一定不能混同,要加以区别。
冷凇:其实学习谁的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技术服务于谁。中国有句话叫“师夷之长以制夷”。电视前期和后期制作中有许多“模式”和“规律”可以巧妙增加收视、提升情绪、制造影响,但对于电视一线人员摸索出的感悟和经验,必须通过科学理性的方式将其系统性的归纳概括,并通过与观众市场的磨合检验方能形成规制体系。历经多年的探索与纠偏,西方电视对节目生产与传播的规制化管理已然形成一种习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电视市场和众口难调的大众审美文化,西方电视总能利用这些“模式与套路”披荆斩棘、游刃有余,确实值得借鉴。
阿巴斯:近几年,由于受市场利益的驱动,美国之外的纪录片市场都遭遇了困境。因为难以拉到广告,纪录片越来越受到轻视,许多电视台都把纪录片的播出窗口和创作机构裁撤掉了,一些社会上的制作公司也因为纪录片卖不出好价钱而纷纷转向。这说明我们因为过多的追求艺术感觉而放弃了对生产领域规制、标准的研究。这一点上,美国做得比我们好。
冷凇:的确,“探索发现”和“国家地理频道”均不会去追求所谓纯粹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所谓“艺术纪录片”,而是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独特而又容易在平民大众中产生理性共鸣的商业纪录片创作规制。这种规制不但不会影响两大机构的作品立意,相反会使其更易于把握神秘、崇高的大题材,传播命运感、使命感、历史感、人生境界感等。比如,天体、灾难、自然、社会、物种、人类、工程等都是其擅长的理性主题,这些主题的纪录片在中国各级电视台播映均广受好评。这种成功似乎是“理性”使然。
阿巴斯:你对中西方纪录片“感性”和“理性”的区别一针见血。中国纪录片在选题时过分地强调人情与人性,却忽视了纪录片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性分析能力。正如选片会上冷冶夫会长所说的“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强制性、矫情的描述本土文化,会给对方带来逆反心理。文化的差异从各个层面都在影响纪录片的交流。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在多哈去一家中餐馆就餐,发现仅是中国“酒文化”的介绍就占据了整整一页,餐厅的经理试图将每一种酒的特色、原料、优劣,所代表的“感情”都详尽地描述出来,结果却是让所有的客人无从下手,无从选择。
冷凇:最后您想给中国的电视人和纪录片人哪些建议和希望呢?
阿巴斯:中国一直是中东国家的好朋友。早在2005年,半岛台便与中央电视台签订了合作协议,具体包括:双方交换新闻内容及画面;双方交换非新闻性节目;互相派遣人员进行培训等等。对于半岛电影节,所有事关中国文明、历史、文化、艺术的纪录片都是我们欢迎的。我们必须要敢于树立“发出自己声音”的决心。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腾飞崛起、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不能奢望西方的传媒会真正客观、公正地看待我们自身的变化,会主动关心我们的成长。他们很难善意地给予大量空间来报道我们的先进历史和文化,即便有也常常是带有讽刺和批判意味的。纪录片导演必须训练自己在任何地域,任何文明、历史、意识的影响下,依然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最后我鼓励中国纪录片导演排除各种束缚,迎来一个更加多元的创作天空!
(作者系中广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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