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布尔迪厄“反对文化研究”的文化批判思想

    杨兰

    〔摘要〕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转向” 的语境中，布尔迪厄坚持结构主义的立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泛文化理论。他更喜欢基于社会而不是基于文本关系的文化分析模式，尤其不同意将权力领域和经济领域文化化的做法，更重视在微观层面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整体分析与文化主义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布尔迪厄运用社会学方法，通过“场域”以及社会和人这对二元对立、以及对分析场域的关键概念“惯习”的建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革命以及历史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布尔迪厄；文化研究；场域；文化；惯习；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115-04

    从社会学的角度，布尔迪厄对文化转向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结构主义式的理解。他把文化研究中两种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的差异和对立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综合，具体方法是以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结构方法，阐释了社会和个人二元对立及统一的关系，克服了结构主义的文化批判中把社会与个人简单对立的缺陷，回应了文化主义针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因此，布尔迪厄的“反对文化研究”理论及“场域”观念既是对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批判，在布尔迪厄式的结构主义体系体系中，体现出他的理论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许多交合歧异之处，也是对结构主义作了社会学的修正。同时，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中诸如阶级、革命、历史等范畴也有所发展。

    一、“反对文化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范式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但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两种理论范式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也是两种实践范式，前者脱胎于英国文化史上“甜美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结合，是一种所谓的“细绎”途径；而后者是布尔迪厄等人的结构主义方法，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总体性理论。

    作为具有结构主义思想背景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研究”，甚至将之描述为“20世纪70年代生于英国的杂种”，一种“法国大学中并不存在”的“学科”。〔1〕表面上，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的这种“反对”是因为“他更喜欢通过经验调查，而不只是通过纯粹抽象来提炼理论概念”。〔2〕应该说，布尔迪厄对伯明翰学派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方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并没有意识到“情感结构”这一为威廉斯等人反复强调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经验调查和抽象。布尔迪厄对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文化研究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布尔迪厄亲自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左派的内部论争，并在此后相当长时间的社会学建构实践中与新左派和文化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保持联系，其中很有可能就包括威廉斯。〔3〕应当说，布尔迪厄在思考生活方式的文化实践方面是典型的结构式路径，包括他的《换句话说：走向反思性社会学文献》（1990年）、他和华康德的《反思社会学导论》都是这种结构式的作品。卡尔霍恩等人编撰的《布尔迪厄：批判视角》（Calhoun et al.〔eds〕1993）以及舒斯特曼主编的《布尔迪厄：批判读本》（Shusterman〔eds〕1999）都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当做结构主义范式的理论明确予以介绍。从渊源上讲，布尔迪厄的著作属于哲学和社会学，受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和涂尔干的影响，但同时，他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和长期接触，也是触发他进行文化社会学思考的重要因素。他从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传统中深受启发，甚至曾经表示自己“更喜欢基于社会而不是基于文本关系的文化分析模式”〔4〕，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结构主义范式的某种批判和反对，而倾向于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范式。他对文化主义的不满是由于文化主义“太文化了”，以至于把一切等同于文化：阶级、日常生活、社会、权力领域、经济领域。尤其对于权力领域和经济领域，布尔迪厄不同意将其文化化的做法。相对于威廉斯的文化建构思想，布尔迪厄更关心文化形式和课题如何适应于更广泛的关系网络的问题。他认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可以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范式的结合中找到弥合二者的根据和可能性，从而避免二元论，即那种将客观、决定性结构的放在一边，而将经验、实践和主体关系的领域放在另一边的做法。霍尔曾经设想过将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弥合的前景，做法是将二者做一种宏观的综合，在结构调查的同时结合经验和个案的研究。布尔迪厄的做法与霍尔有所不同，他更重视在突破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在微观的层面上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整体分析与文化主义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场域”、“惯习”概念便是这种微观化理论的产物。

    二、“场域”取代“阶级”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宗教）是这个总体中的基本部分，这些部分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然而又遵守社会这个更大的总体的游戏规则的约束。“场域”（Field）与社会总体是相互平行的。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的观点来看，阶级矛盾和冲突就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在场域的利益争夺，场域表征了社会整体阶级划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场域理论也揭示了文化在历史和社会的地位和意义，统治与被统治都充满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争夺。简而言之，社会是围绕处于“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之间的基本对立而建构的。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与“阶级”概念相比，“场域”更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和社会的总体性质，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同时，“场域”比阶级更加具有经验上的可操作性和可解释性。在布尔迪厄看来，马克思的阶级观念无疑是对社会总体性本质的科学认识，然而阶级过于笼统，在应用于实际的政治经济分析时缺乏可操作性。与阶级不同，场域一方面具备阶级的总体性质，另一方面它更精细，与经验的结合更紧密，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全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给予文化以社会其中一个场域的地位，这是马克思的阶级范畴所没有明确的。

    场域的精细，表现为场域之下有子场域。子场域彼此相对自主，就社会力量区分而言，不同的场域以经济和政治场域的主张来加以区别。在一个上级场域之下，所有的子场域并不是完全自主的。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场域是完全自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阶级之间也相互牵制。只有当一个场域支配所有其他的场域，整个社会由此仅剩唯一一种可接受的“人类成就的定义”时，就存在着完全支配（Total Domination）。

    初看上去，场域无疑是一个结构的结构，或者是系统的系统。布尔迪厄将场域与权力联系起来，场域这个概念使权力概念化，权力散布在、也是自动地定位在和运转于大批复杂的机构和现代社会的社会体中，构成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体系。以场域为轴心，布尔迪厄重新划分了文化研究中和社会研究中的诸多范畴。第一个被重新划分的是“阶级”。“阶级”在威廉斯等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占据关键概念，甚至成为文化主义范式的轴心。从马克思以降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是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变革的必然产物，具有社会革命的功能和文化策源地的地位。在威廉斯那里，“阶级”与文化霸权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它们都出于两极分化的其中一级，文化是阶级争夺霸权的场域。与上述以阶级划分社会权力和文化布局，从而将文化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实在不同，布尔迪厄以“社会域”（Social Space）的概念取代阶级的概念，阶级是社会域中的实在，阶级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它的出现是权力场域规定的结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阶级的出现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事件，是生产力推动的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与象征。而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阶级的产生被从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这大概应该归因于他对经验分析的偏好。

    三、“场域”与“霸权”

    场域是一个总体性结构，它的子项目和分结构则表征了社会总体的各个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等等。

    按照场域的划分功能，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域被用来作为涵盖文化的差合：文化是一个充满符号暴力的结构。这是一个各色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进行符号创作的场域。文化生产的场域是权力场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处于包罗各社会阶级的“统治极”（Dominant Pole）之中。布尔迪厄将文化从经济中分割出来，这不仅是非韦伯化的空间模型，而且从根本上离开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这是典型的结构范式，在阿尔都塞那里同样如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和去主体是结构主义范式的一致取向。

    在布尔迪厄这里，文化域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不由经济所决定，但是伴随当前经济资本支配文化资本的历史状态，文化生产场域也依次被那些与经济权力最为靠近的场域——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所主宰。在文化生产场域之内，这种权力的等级被复制，其中一些场域比另一些场域更靠近“经济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场域是支配性的，其基本构成就是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场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那些支配性场域的一部分，但与经济比起来，它们仍然是被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决定着它们的实际效应，而资本则决定它们的流向和优劣评判。政治场域，布尔迪厄以场域重新划分社会政治领域，他讲经济范围向外而不是向上扩展，使之包含资本的附加形式，特别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附加形式。

    场域为布尔迪厄提供了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个兼具开放和封闭两种特色的空间模型。在后现代语境中，场域涵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机构和实践的所有层面。这种对总体的划分，与马克思的社会划分几无差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布尔迪厄将文化研究中强调的霸权的观念注入了场域概念中。在场域这个总体构造中，任何一个场域都被不同的利益冲突打上深深的印记，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控制所在场域的资本和权力。在场域中，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所提倡的“共同文化”只有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才能实现。场域是一个权力分布体系，场域内部的所有矛盾、冲突和斗争都带上了权力印记，在布尔迪厄看来，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具有相同的意义。

    应当说，布尔迪厄的场域内部冲突理论与威廉斯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威廉斯在谈到霸权的时候，是把霸权与经济斗争和武装革命区分开来，作为前两者不可或缺的革命元素提及的。在威廉斯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在文化上取得霸权，才能获取真正的革命胜利。从这一点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式解读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里，人是创造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存在限制、管理协调人的革命行动的结构和“场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确实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结合经验调查和抽象思考于一体所得出的概念化实在，它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化研究工作。

    四、“惯习”与“情感结构”

    场域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为地位而奋斗，从而在权力关系中占据一个位置。这与马克思把人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总体性观点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场域把决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因素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造为人的另一层次的需求——权力。为了分析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总体性性质，威廉斯以情感结构为工具，在各个时代、来自各个阶级的人写成的文本中寻找总体性，情感结构在个人与水、文学与社会、文化与社会之间起到一种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威廉斯以这种方式为马克思的总体性寻找到了深入分析社会微观现象的工具。

    相对来说，场域尽管也是一个总体性，但如上所述，这个总体性与马克思的总体性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因此，这个总体性的微观层面也相应地表现出根本的差异。布尔迪厄分析场域的工具是他另一个关键概念——“惯习”（Habitus）。惯习是一个心理学和民俗学名词，一般是指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习惯的语言行为和心理行为。布尔迪厄借用这个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描述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惯习优于个体的人，是一种先在的东西，赋予个人一种关于历史的感受性以及特定环境的惰性记忆。惯习标志着人的主体性，布尔迪厄说：“谈论惯习就是断言个体甚至主体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是社会化的主体。”〔5〕布尔迪厄对惯习概念的运用表明他从对文化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主义范式）的一概拒绝逐渐演变为认可和接受，惯习概念的推出也许就与他和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们的交往有关。

    与情感结构一样，惯习作为群体“习俗”和习惯化的行为的调和剂，包含着群体性的爱好、性格倾向、处事原则。惯习既是一种常规的心理和精神实在，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东西，人们对它的感受是“不假思索”，它几乎是本能地在场域中扮演着社会轴心作用。对于个人而言，惯习包含着传承下来的技能、信息，是个体行为的基础。惯习是属于群体的产物，是社会权力所不能忽视的方面，因为社会权力为了获得和巩固它所需要的稳定性、常规性和预见性，就必须掌握社会群体的惯习。在一定程度上，惯习主导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参考文献〕

    〔1〕〔3〕〔5〕〔法〕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47，80-81，126.

    〔2〕〔4〕〔英〕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M〕.李庆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4，156.【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