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突发事件报道的作用与意义
连新元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来最大暴雨，城区多处积水断路，远郊区县房山区则成为重灾区。截至8月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8具遇难者遗体，多因溺水、泥石流、雷击遇难。在这场重大灾害中，北京的广播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暴雨的冲刷也暴露出广播媒体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不足。
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媒体作用凸显
广播收听的灵活性。在“7·21特大自然灾害”中，受灾群众主要包括城市中的移动人群和房山等区县的居民。对于前者来说，广播是最佳的移动接收媒体，特别是对于车上人群，收听广播更为便利。而受灾的居民面临着断水断电断路，有线电视网络和通讯网络也遭到破坏，受灾群众无法接触报纸、电视，理论上来说，只有广播可以突破众多障碍，给他们带去急需的信息。在这次“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一周，北京新闻广播对暴雨灾害报道力量加大，主要节目都与此相关。这一周该台收听率有所上升，市场份额由日常8%左右上升到10%以上。
广播报道的快捷性。广播制作灵活、成本较低，可以随时改变节目播出计划，同时，记者可以非常便捷地使用手机实时发回报道。实际上，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是优于广播的，但互联网的权威性却常受人诟病。广播在快捷与权威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而且广播素有“比电视快30 秒”之说。2004 年对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报道战争，比中央电视台快了8分钟。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广播又比电视快了5分钟。快的目的不在于这短短几分钟，而在于这几分钟给听众带来的安定感，给政府赢得的救援时间，以及给社会营造的稳定秩序。
广播声音的生动性。广播声音的一元传播特性，使收听更专注，避免画面的渲染与干扰。对于受灾群众来说，电视画面的渲染往往使他们陷入对灾难的恐惧与忧伤不能自拔，相比之下，广播更具人文色彩。这与报道水平无关，与媒介与生俱来的特性有关。
广播节目的互动性。广播互动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从热线电话到手机短信，从论坛互动到微博留言，再到新近出现的“微信”参与节目，广播为听众提供了多样化的互动渠道。多渠道互动传播模式丰富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流量，降低了广播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满足了各方需求。这一点在灾难发生时尤显重要。一方面，听众可以将自己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告诉电台；另一方面，广播媒体可以通过互动了解听众的需求，使广播最终达成“我的媒体”的目标。
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媒体如何发挥作用
让广播成为信息的集散点。在国内，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境下，广播媒体要在传播政府权威信息、满足听众信息需求之间构建一个信息的集散点，使政府和公众在电波中实现沟通，达成对灾害认识的一致性。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积极面对真相，发布及时、客观、公正的消息，让权威的声音占据公众的意见市场，便有可能消除公众对突发事件的各种误解，维护社会稳定。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流言心理学》中提出了流言传播规律：R（流言流通量）= i（问题的重要性）×a（证据的暧昧性）。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重大突发事件中，如果权威信息不能及时发布，谣言就会加倍流通。因此，“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发事件中，传媒报道与民意诉求之间呈现“合作” 关系。此时传媒应坚持以“提供信息”为首要任务。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媒体需要在各方利益中找到平衡点。但政府信息缺位时，需要以自身的报道力量将客观、全面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在公众选择相信谣言时，要以事实和理性的分析加以引导。在这次“7·21特大自然灾害中”，北京电台多个频率快速启动了直播节目，此时，直播节目就成为灾害信息的“集散点”。首先，有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的最新降水情况和积水情况、交管局指挥中心提供的路况信息；还有多路记者在暴雨现场、积水路段发回的现场报道；同时，听众通过手机短信、热线电话、微博留言等方式发来的现场情况，成为直播节目最鲜活的内容之一；而广播节目搭建的互动空间，使听众提问、听众互助、权威解答成为可能，成为一个多方互动的信息集散地。随到随取，随需提问，按需收听。
让广播成为议程的发源地。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议程设置，在灾后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应有更大作为。特别对广播来说，应根据受众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空中舆论场”，把广播节目打造成“议程发源地”。
第一，发挥广播动员功能，让民间力量参与救灾。在这次“7·21特大自然灾害”中，民间救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动赴机场接送滞留旅客的“双闪车队”、京港澳高速上救下100多人的农民工群体、赴房山运送救灾物资的国安球迷……直播节目可以实时关注这些民间团体的动向，并提供适当引导，提醒参与救援的注意事项，告知灾区急缺的物品，提供可以为灾区提供帮助的方式，让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等等。
第二，普及防灾自救知识，引导舆论，稳定民心。暴雨过后，关于汽车涉水被淹的话题一时成为热点。网络上流传多种遇险破窗的方法，但究竟哪种方法有效？怎样操作才正确？网友众说纷纭。有媒体请专家进行了实验，将正确方法告知市民。
第三，设立话题，让听众参与讨论，满足公众表达权。灾害发生之后，对于灾害原因的思考，对应对措施得当与否的追问，是一个健康社会对待灾难应有的姿态。因此，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党和政府理应鼓励公众参与追问与反思的讨论，在公众表达中寻求理性的建议，改进自身的应对措施，提高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水平，以期实现行政管理水平的进步。
让广播成为受众的减压阀。7月21日，随着雨量的升级，北京电台交通广播和新闻广播先后启动突发事件报道预案，并开始长时间的特别直播，两台直播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一点多。直播内容包括记者现场连线、政府部门应对状况、听众即时反馈的现场情况、求助信息等。直播中充分运用了短信、微博的功能，尤其是通过一些认证的官方微博搜集信息，比如北京消防、首都机场、天气预报等。除了实用信息的有效传递之外，编辑还有意在直播中突出“正能量信息”，比如微博、短信传递的暴雨中的感动、人们相互帮助的温暖信息，向听众传递信心。
另外，在广播节目中，编辑应注意音乐的使用。音乐有巨大的力量，能舒缓紧张情绪，也能唤醒人们心中沉睡的能量。因此，不同专业电台应有不同分工。过去我们往往认为，灾难发生之后，播放音乐节目与整体气氛不相符，因此采取并机直播的方式，音乐频率的节目被新闻频率的节目覆盖。事实上，不同听众对于节目有不同需求，只要有利于灾后社会秩序的恢复，有利于激发人们心中的“正能量”，何种节目类型其实并不重要。就音乐节目来说，灾难发生时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可以适当插播一些重要灾情信息，提请听众注意；还可以选择不同以往的音乐，用积极向上的旋律陪伴灾难中无助的人们；主持人应比往常增加说话密度，结合音乐氛围为听众打气。音乐节目编排既体现积极应对突发灾难的理念，也要总体维持常态框架，传递社会运转“一切正常”的积极信号。
让广播成为情感的“共鸣箱”。灾难发生时，广播通过直播平台，汇聚各方的声音，这些声音经过电台节目这个“共鸣箱”的共振，传递出层次丰富而又协同有力的奏鸣曲。灾难中，广播发挥“整合媒体”的功能，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救灾，同时，给受灾的人们传递积极信息，鼓励他们走出困境。灾难后，广播能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协助政府进行危机管理，营造逐渐正常化的社会氛围；引导公众以建设性的姿态对灾难进行追问与反思。依据灾难不同阶段受灾人们的不同需求，广播可以对节目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特别是面对严峻的灾情，不少听众都希望在救灾和重建中施以援手，广播可以利用自身深入社区的影响力，对这股力量进行引导，让受灾群众和他们实现对接。
因为广播的便于参与，使这只共鸣箱容量很大；因为广播的伴随性特点，使这只共鸣箱无处不在。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声势，形成合力，形成引领并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的、主流的舆论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栏目责编：黎 莉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来最大暴雨，城区多处积水断路，远郊区县房山区则成为重灾区。截至8月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8具遇难者遗体，多因溺水、泥石流、雷击遇难。在这场重大灾害中，北京的广播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暴雨的冲刷也暴露出广播媒体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不足。
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媒体作用凸显
广播收听的灵活性。在“7·21特大自然灾害”中，受灾群众主要包括城市中的移动人群和房山等区县的居民。对于前者来说，广播是最佳的移动接收媒体，特别是对于车上人群，收听广播更为便利。而受灾的居民面临着断水断电断路，有线电视网络和通讯网络也遭到破坏，受灾群众无法接触报纸、电视，理论上来说，只有广播可以突破众多障碍，给他们带去急需的信息。在这次“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一周，北京新闻广播对暴雨灾害报道力量加大，主要节目都与此相关。这一周该台收听率有所上升，市场份额由日常8%左右上升到10%以上。
广播报道的快捷性。广播制作灵活、成本较低，可以随时改变节目播出计划，同时，记者可以非常便捷地使用手机实时发回报道。实际上，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是优于广播的，但互联网的权威性却常受人诟病。广播在快捷与权威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而且广播素有“比电视快30 秒”之说。2004 年对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报道战争，比中央电视台快了8分钟。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广播又比电视快了5分钟。快的目的不在于这短短几分钟，而在于这几分钟给听众带来的安定感，给政府赢得的救援时间，以及给社会营造的稳定秩序。
广播声音的生动性。广播声音的一元传播特性，使收听更专注，避免画面的渲染与干扰。对于受灾群众来说，电视画面的渲染往往使他们陷入对灾难的恐惧与忧伤不能自拔，相比之下，广播更具人文色彩。这与报道水平无关，与媒介与生俱来的特性有关。
广播节目的互动性。广播互动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从热线电话到手机短信，从论坛互动到微博留言，再到新近出现的“微信”参与节目，广播为听众提供了多样化的互动渠道。多渠道互动传播模式丰富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流量，降低了广播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满足了各方需求。这一点在灾难发生时尤显重要。一方面，听众可以将自己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告诉电台；另一方面，广播媒体可以通过互动了解听众的需求，使广播最终达成“我的媒体”的目标。
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媒体如何发挥作用
让广播成为信息的集散点。在国内，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境下，广播媒体要在传播政府权威信息、满足听众信息需求之间构建一个信息的集散点，使政府和公众在电波中实现沟通，达成对灾害认识的一致性。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积极面对真相，发布及时、客观、公正的消息，让权威的声音占据公众的意见市场，便有可能消除公众对突发事件的各种误解，维护社会稳定。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流言心理学》中提出了流言传播规律：R（流言流通量）= i（问题的重要性）×a（证据的暧昧性）。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重大突发事件中，如果权威信息不能及时发布，谣言就会加倍流通。因此，“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发事件中，传媒报道与民意诉求之间呈现“合作” 关系。此时传媒应坚持以“提供信息”为首要任务。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媒体需要在各方利益中找到平衡点。但政府信息缺位时，需要以自身的报道力量将客观、全面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在公众选择相信谣言时，要以事实和理性的分析加以引导。在这次“7·21特大自然灾害中”，北京电台多个频率快速启动了直播节目，此时，直播节目就成为灾害信息的“集散点”。首先，有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的最新降水情况和积水情况、交管局指挥中心提供的路况信息；还有多路记者在暴雨现场、积水路段发回的现场报道；同时，听众通过手机短信、热线电话、微博留言等方式发来的现场情况，成为直播节目最鲜活的内容之一；而广播节目搭建的互动空间，使听众提问、听众互助、权威解答成为可能，成为一个多方互动的信息集散地。随到随取，随需提问，按需收听。
让广播成为议程的发源地。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议程设置，在灾后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应有更大作为。特别对广播来说，应根据受众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空中舆论场”，把广播节目打造成“议程发源地”。
第一，发挥广播动员功能，让民间力量参与救灾。在这次“7·21特大自然灾害”中，民间救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动赴机场接送滞留旅客的“双闪车队”、京港澳高速上救下100多人的农民工群体、赴房山运送救灾物资的国安球迷……直播节目可以实时关注这些民间团体的动向，并提供适当引导，提醒参与救援的注意事项，告知灾区急缺的物品，提供可以为灾区提供帮助的方式，让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等等。
第二，普及防灾自救知识，引导舆论，稳定民心。暴雨过后，关于汽车涉水被淹的话题一时成为热点。网络上流传多种遇险破窗的方法，但究竟哪种方法有效？怎样操作才正确？网友众说纷纭。有媒体请专家进行了实验，将正确方法告知市民。
第三，设立话题，让听众参与讨论，满足公众表达权。灾害发生之后，对于灾害原因的思考，对应对措施得当与否的追问，是一个健康社会对待灾难应有的姿态。因此，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党和政府理应鼓励公众参与追问与反思的讨论，在公众表达中寻求理性的建议，改进自身的应对措施，提高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水平，以期实现行政管理水平的进步。
让广播成为受众的减压阀。7月21日，随着雨量的升级，北京电台交通广播和新闻广播先后启动突发事件报道预案，并开始长时间的特别直播，两台直播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一点多。直播内容包括记者现场连线、政府部门应对状况、听众即时反馈的现场情况、求助信息等。直播中充分运用了短信、微博的功能，尤其是通过一些认证的官方微博搜集信息，比如北京消防、首都机场、天气预报等。除了实用信息的有效传递之外，编辑还有意在直播中突出“正能量信息”，比如微博、短信传递的暴雨中的感动、人们相互帮助的温暖信息，向听众传递信心。
另外，在广播节目中，编辑应注意音乐的使用。音乐有巨大的力量，能舒缓紧张情绪，也能唤醒人们心中沉睡的能量。因此，不同专业电台应有不同分工。过去我们往往认为，灾难发生之后，播放音乐节目与整体气氛不相符，因此采取并机直播的方式，音乐频率的节目被新闻频率的节目覆盖。事实上，不同听众对于节目有不同需求，只要有利于灾后社会秩序的恢复，有利于激发人们心中的“正能量”，何种节目类型其实并不重要。就音乐节目来说，灾难发生时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可以适当插播一些重要灾情信息，提请听众注意；还可以选择不同以往的音乐，用积极向上的旋律陪伴灾难中无助的人们；主持人应比往常增加说话密度，结合音乐氛围为听众打气。音乐节目编排既体现积极应对突发灾难的理念，也要总体维持常态框架，传递社会运转“一切正常”的积极信号。
让广播成为情感的“共鸣箱”。灾难发生时，广播通过直播平台，汇聚各方的声音，这些声音经过电台节目这个“共鸣箱”的共振，传递出层次丰富而又协同有力的奏鸣曲。灾难中，广播发挥“整合媒体”的功能，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救灾，同时，给受灾的人们传递积极信息，鼓励他们走出困境。灾难后，广播能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协助政府进行危机管理，营造逐渐正常化的社会氛围；引导公众以建设性的姿态对灾难进行追问与反思。依据灾难不同阶段受灾人们的不同需求，广播可以对节目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特别是面对严峻的灾情，不少听众都希望在救灾和重建中施以援手，广播可以利用自身深入社区的影响力，对这股力量进行引导，让受灾群众和他们实现对接。
因为广播的便于参与，使这只共鸣箱容量很大；因为广播的伴随性特点，使这只共鸣箱无处不在。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声势，形成合力，形成引领并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的、主流的舆论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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