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20年发展中的共识与共性

    俞 邃

    东欧国家(注:其实是中东欧国家,习惯统称为东欧国家)剧变20年来,处于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乃至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渡时期,历经周折,充满矛盾,发展不平衡。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合本国国情和符合时代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定型。它们在转型过程中,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存在着共识与非共识、共性与非共性的不同程度的差别。

    扬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既是共识也是共性

    东欧国家走过的20年,无例外地是不断地扬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20年,是从受制于苏联这一极端转到另一极端亦即效法西方的20年,实质是在夹缝中探索一条图安全、谋发展道路的20年。

    回顾一下历史,东欧一些国家原先的民主发育程度与经济发达程度,总体上不是落后于苏联,而是甚至要高于苏联。它们本来有条件在建立新政权之后,从本国实际出发,稳步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其中不少国家完全有可能进一步走在苏联的前头。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东欧国家曾经强调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民民主制度,政治上维持多党议会民主制,继续奉行爱国主义统一战线,逐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济上主张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渐进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南斯拉夫则是最早看到苏联模式弊端,试图实行“自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具有该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遭到苏联的批判和围攻。强加给东欧国家的苏联模式,是一件“紧身衣”,令它们窒息不已。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超越阶段的所有制单一化,严重束缚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多年,苏联更是强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一体化,鼓吹经济发展要“拉平”,容不得东欧国家“标新立异”,结果是相互牵扯,共同落后。1956年的匈波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固然有外部因素的渗透作用,但是主导方面则是反映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控制和对本国领导人盲目追随苏联的不满,矛头所向主要还是表现出对苏联模式束缚的抗争和冲击。苏联派兵镇压,取得了暂时的效果,却也埋下了祸根,潜伏着深重的危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年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内外原因(也许至今人们的看法仍有分歧),这些国家终于以付出沉重的代价和人们并不情愿看到的结局,挣脱了苏联模式的桎梏。

    东欧国家20年的发展情形,证明了这样几点:其一,它们都避免不了要搞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多党制。其二,完全照搬美欧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也是行不通的。其三,苏联模式中的某些可取之处(如福利政策、适当的经济计划调节)尚且被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加以借鉴,那么,经历过40多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洗礼的东欧国家,不可能在今后的发展中对这些可取之处完全不予理会,否则这些国家人民的怀旧情绪从何而来?俄罗斯的普京之所以治国取得较明显成效,显得比较巧妙,主要也就体现在善于以史为鉴,将适当批判与合理继承两者结合起来。

    效法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是暂时共识但不等于共性

    东欧国家发生剧变,面临着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究竟向何处去的新难题。于是,1990年应运而生的“华盛顿共识”便对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所谓“华盛顿共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所说,“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东欧各国剧变之后,开始实行自由选举,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同时根据 “华盛顿共识”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的说法,来自美国和西欧的芝加哥学派顾问为它们设计改革道路,指导原则为“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最终目的是从中央计划管理的公有制度,转变成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国营企业私有化成为当时各国的主要任务。

    事实是,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匈、捷等,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由于实行财政紧缩和私有化政策,几乎无例外地都要遇到诸如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真空”、经济结构失衡、生产滑坡、失业率上升、高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商品短缺、生活水平下降、贫富悬殊加重,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原社会主义时代的福利费用被大量挪用的现象。时至今日,仍在继续进行私有化改造,促进经济发展,应对高通胀,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严重受阻。可以想见,犹如拉丁美洲国家许多领导人醒悟后对《华盛顿共识》持严厉批判态度,东欧国家的有识之士迟早也会看清《华盛顿共識》误导的严重后果。

    与之相关,推行休克疗法既不是共识也不是共性。

    向市场经济过渡最初在有的国家显示过一定的成效。如波兰和匈牙利,剧变之前已进行过多次较深刻的改革,市场机制的因素较多,市场运作的影响范围较广,实际上为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了一定程度的准备,因此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点较高。捷克的优势则表现在剧变前的社会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同西方的经济联系比较广泛,计划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尚未耗尽,向市场经济过渡困难虽也不少,但条件相对较好。但是,它们要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休克疗法并非万灵药方。波兰前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科沃德科曾经从私有化角度提出问题,认为只有东德搞的才算是休克疗法,波兰等东欧国家并没有实行。这位被波兰人称为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在他的著作《从休克到治疗》一书中指出,波兰的相对成就并不是休克疗法的成功,恰恰是抛弃休克疗法的成功。从1989年至1992年,波兰曾实行休克疗法,其结果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恶性膨胀,此后波兰开始反思并抛弃休克疗法,实行渐进但又综合而坚定的改革,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仔细设计新的法律和制度,经济才有了缓慢的回升。

    选择民主社会主义是共性但并不一定是共识

    20年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受挫,多数并非在搞了民主社会主义之后,而是濒临崩溃时想从民主社会主义那里寻求挽救的出路。回顾一下历史,二战后在国际共运内,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围绕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几乎没有间断。20世纪70年代出现欧洲共产主义并得到东欧许多国家的支持,也是属于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几十年来的党内斗争,其实是围绕苏联模式的分歧引起,各国情况虽有所差异,但都跳不出这个圈子。苏东剧变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抬头,并不等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以维护和改良资本主义为宗旨,而是以背离和抛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特征。

    从一定意义上说,“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东欧一些国家遇到的共性问题,但并没有形成共识。所谓“回归”,也就是这些国家根据本国的传统国情,重新接受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项政治成果。在西欧和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被西方左派政党广泛接受,他们在政治实践中接受和融入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民主法制以及政府管理和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是西方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二战前后经历过周折的东欧一些国家,剧变后政党派系林立,政见差异较大。许多党认同民主社会主义奉行的社会公正等价值观,但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和处境却不尽相同。尽管多党制和议会制在东欧国家的运作基本上比较协调,但一些国家执政党的地位仍然不稳。目前匈牙利、保加利亚社会党人主导的政府地位受到挑战,捷克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保持着与执政联盟几乎旗鼓相当的实力,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与其执政伙伴人民党——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之间频频发生摩擦。

    经历一个痛苦的过渡期是共性但并未形成共识

    东欧国家发展的20年,是一个过渡期。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的说法,在过渡期中,东欧这些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普遍而且长期存在的现象。他说这些国家都“迷失在过渡期”,其特征是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后居民对过渡期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下降。这种“伊斯特林悖论”认为,收入增加并不等于幸福感增加。据一份资料报道,他在研究中将生活满意度细分为工作、健康、家庭收入、育儿、生活水平、住房、商品供应、环境、邻居等与生活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指标进行前后对比,最后计算出一个生活满意度,用数值从1(=不满意)到10(=满意)来表示。研究结果显示,德国(研究范围为东德,从1900年的6.59降低到2005年的6.32)、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居民生活满意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仅有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两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分别为0.94和0.03。

    伊斯特林的研究显示,“不利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胜过政治因素。”他认为,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诸如家庭、健康和工作这样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与幸福的关联度要大得多。

    看来,东欧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诸多变数,要实现有的专家赞赏的“民主体制从低素质走向成熟,市场经济从弱不禁风成长到根深叶茂”,仍需折腾很长一个时期。

    加入欧盟既是共性也多半是共识

    欧盟的扩大,是经济一体化的体现,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欧盟从经济一体化走向政治一体化,虽说不可能一帆风顺,却是大势所趋。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无论从一体化规律性,还是从地缘政治因素来看,都是合乎逻辑的。鉴于国情的差别,它们不仅加入欧盟的时间有先有后,而且对欧盟进程的态度也不一样。例如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斯洛伐克于2008年相继批准《里斯本条约》;斯洛伐克于2009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而捷克经过对《里斯本条约》是否削弱主权的争议之后,直至2009年11月3日才尘埃落定。

    一般认为,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不仅意味着制度的模式选择,也标志着国家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选择。它们入盟之后,有利有弊。“利”如:有助于迎来更多的外国投资,与欧盟区内的贸易也将大幅增长;西欧国家根据欧盟统一要求对其开放劳动力市场,将为高失业率的这些国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经济转轨可能加快;等等。“弊”如:这些国家对本国经济的自主权和控制力可能下降,难免受到西欧企业的冲击,导致物价上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还会引发这些国家专家、技术人员的大量流失;等等。西欧国家则担心欧盟扩大后会对它们的就业以及在其他经济方面形成恶劣影响。

    欧盟一体化是在经济、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上发展,进度明显不同:经济最快,政治次之,文化融合最难。随着欧盟的继续扩张,包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欧盟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联盟容许保持各成员国的传统、习俗,但总有一些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企图充当领导者。加之新老欧洲的差别与新欧洲内部的差别,决定了欧盟内部的多样性和进程的复杂性。欧盟发展进度过快,给人以“过犹不及”之感。这些意味着,欧盟势必将遇到由此带来的可能意想不到的诸多新难题。

    从长远来看,东欧国家入盟之后,有一个义务与权利平衡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利益“分红”的矛盾。围绕《里斯本条约》的纠缠,便是最近的一例。

    此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加深,可以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与一体化、全球化关系愈密切的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创伤愈是严重。这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也就提出了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

    依仗北约、远离甚至对立

    俄罗斯是共识但并非共性

    当年北约的诞生,一是针对苏联威胁,二是防范德国再起。随着苏联解体和华约终结,北约的存在已失去原先的意义。

    北约东扩的理由之一是“填补真空”。这当然是借口。西欧国家试图借助北约东扩,加强对它认为前景莫测的俄罗斯的防范。美国力挺北约东扩,以保持和扩大它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

    东欧在地缘上处于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缓冲地带,政治上曾处于东西方两大营垒斗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如今的“后冷战”时期,大国争斗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东欧的争夺。东欧的中小国家加入北约,鉴于共识,普遍希望从北约那里得到安全保障。不过,这样一来,也并没有改变它们被世人看作的从属地位。

    北约的性质其实在渐变之中。按照北约协商一致原则,加入的成员愈多,“大有大的难处”,麻烦也就愈多。北约领导人声称该组织的大门是对俄罗斯敞开的。俄罗斯一旦真的加入进去,北约就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北约了。随着俄罗斯的复兴和政策调整,加上地缘因素,东欧一些国家将来对俄罗斯的亲疏,也还不是一成不变。所以说,从长远来看,加入北约、敌视俄羅斯,并不是东欧国家的共性。

    (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