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文书的文化史到三联书店的出版创新

    【摘要】图文书蕴含传统文人情怀，它的出现意味着图书内容的革新，迎合了市场经济中产生的新的读者需求。本文在中西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梳理图文书历史，探索了图文书在明清时期的发展，追寻了图文书随着近代印制技术提升而脱胎换骨的轨迹。三联书店的图文书在新时期图书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标”意义，这种意义只有在历史脉络中才能被真正认识。

    【关键词】图文书；历史；三联书店；出版创新

    【作者单位】唐明星，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源起：西方图文书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的图文书有着漫长的历史。公元8世纪，基督教的手抄本开始朝图文书方向发展，注重装饰性，从强调边饰扩展到强调插图，有的甚至图成为主角，其中最经典的作品是600多页的《凯尔经》。英国著名的艺术出版社——费顿（Phaidon）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博物馆》对《凯尔经》的艺术性如此分析：“贯穿整个《凯尔经》 手抄本的是人物和动物的画像、装饰性字母和润色细节。但《凯尔经》手抄本的图画并不是纯粹为了装饰。它传达了非常复杂的象征意义，能够让读者思考福音书传达的隐含意义。页面根据天体几何学，借助圆规和直尺进行设计，蕴含了数字的象征意义。《凯尔经》手抄本的装饰有着丰富的艺术来源，从罗马统治时期英国的传统装饰（盎格鲁—撒克逊艺术中风格化的动物装饰）到颇有异域风情的具象装饰 （有些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等，这些都在《凯尔经》中有所体现。1953年，人们对《凯尔经》手抄本进行了重新装订。”[1]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类方法，西方图文书的装帧艺术以及围绕图文书形成的商业传统、文学传统以及美学传统是观测西方文化的小传统视角。基督教的手抄本是西方图文书的源头，其对西方书籍的装饰美学及装帧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借助基督教手抄本，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西方流传下来的富含艺术性的图文书，并且围绕图文书的收藏、交换、购买、拍卖产生了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讲述了世间百态，其实寄托的是一种文化情怀。

    西方图文书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革新是紧密关联的，从董桥提到的藏书票和老画片印刷技术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藏书票和老画片有的是凸版印刷（reliefprintings），有的是木刻印版（wood-cuttings），有的是木版画（wood-engravings），有的是铜版画（drypoints），有的是网线铜版钢版雕刻画（mezzotints），有的是蚀刻画（etchings），有的是铜版蚀镂画（aquatints），有的是石印品（lithographs）。”[2]

    二、文重于图：中国的图文书特色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图文书历史。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对唐宋雕印版画这样描述：“我国雕印版画，始于唐代佛画。佛画雕印入宋渐盛。北宋中叶其题材扩大到世俗人物，中叶以后更出现山水内容。就版画的类别而言，最初多为佛经扉图和单页佛画，继而出现大幅挂轴和长卷，然后又出现扇面、屏风、贴壁印纸和驱邪印纸、神祃以及篇幅较多的经卷插图。”[3]我国虽然雕版印刷起步较早，但受限于印制技艺的革新，长期以来文重于图，书籍美学并不发达，古时文人墨客收藏书籍更注重版本的经典性和稀缺性。

    中国图文书真正兴盛是在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市民经济发达，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开始流行，给图文书提供了成长土壤。作家黄裳在《插图的故事》提到人物插图时说：“宋代的人物之中，有木刻图像传世的实在不少，但这大抵见于明代刻书之中。宋刻本文集里附有插图的，至今似乎还未曾发现。这个现象也正好说明木刻技术大大发展以后，出版物才增添了崭新的面貌。以前宋版书里的人物插图大多是佛经中的神仙和佛祖，烈女传里的仕女。”

    万历年间，由于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和艺术的广泛传播，图文书发展风起云涌，到了“无书不插图”的程度。日本学者大木康分析：“明末因为技术的发展，出书的工本比以前低廉，读者的需求也比以前扩大。宋代只有古典的作品被刊刻出版，可是到了晚明，更广泛的读者群出现，他们在阅读经书、诗歌这些古典作品之外，也阅读通俗小说、戏曲作品。另外，过去的文人基本上看不起民间文学作品，但是到了晚明，一部分文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像冯梦龙这样的文人，就很看重民间作品的价值，并积极参与这类作品的出版。”[4]在这个时期，《金瓶梅》等书籍聚集了一批画师参与插图绘制，《水浒》和《西厢记》甚至邀请了陈洪绶这样的大家绘制。尽管如此，受自古以来雅俗分离观念及印刷技术发展缓慢的影响，中国的图文书一直没有代表性的作品。直到晚清和民国时期，随着图文书杂志的发展，图文书才取得了具有文化史意义的成就，这一时期有《点石斋画报》《国粹学报》《良友》等图文书杂志典范。

    中国图文书的特色是在小说、戏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且主要以人物画为主。中国古代和近代图文书的特色传承也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连环画创作，如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十五贯》、王叔晖的《西厢记》等知名连环画作品都深受中国古代和近代图文书的影响。

    三、三个文化烙印：三联书店的图文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虽然秉承了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传统，提倡雅俗共赏，但其更注重文字而不是图文结合。韬奋先生的话或可为佐证：“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和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语言和生动隽永的文字，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使读者得到某问题或某重要知识的精髓。”[5]这是曾经的三联书店，但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三联书店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传统出版中不太常见的图文书道路。

    三联书店的图文书不像中国传统图文书那样以人物画为中心，围绕小说、戏剧中的文学经典作品设计配图，也不像西方图文书那样使用精致的边饰和图形设计书籍，它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更注重内涵而非形式。三联副总编舒炜在《三联丛书出版的独到之处》中回顾了三联图文书的出版史意义：“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我们自己都称她‘董大姐）曾强调，衡量丛书是否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丛书能否在市场中确立一些出版的新概念。当时，董大姐发现国内人文书中图文书的品种很少，而且印量不高。于是，她提出了做图文书的思路，并且采取丛书的方式出版图文书，以便形成较大的影响。于是，我们策划出版了《乡土中国》，以这样一种很具体的方式来呈现图文书，给出版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出版理念，那就是采取图文并茂、装帧精致、彩色印刷的方式来出版人文读物。价位定在三十多元，在当时也并不算高。这样就传达了‘书可以这样归类的新概念，给读书界树立了一种出版与阅读的新形式。”具体说来，三联书店的图文书作为一种新的出版理念和编辑理念，具有三个明显的文化烙印。

    第一，是一种内容的革新。图是一种内容，也是文字的延伸。葛兆光在《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中提出：“艺术史中的很多作品，不仅隐含了作者观察自然、观察社会时的观念，而且相当多的普通艺术作品还呈现了当时人们的共同兴趣、共同视角和共同认识，比如都市空间、祠堂挂画、宗教造像、人物肖像、唐宋墓室壁画等就是例子。”三联书店近年来出版的《甲午》《东方照相记》都是典范。以《东方照相记》为例，图像可以是一种叙事方式的浓缩，也可以是一个瞬间的定格。对摄影师来说，图像故事要有灵魂。自1844年于勒·埃迪尔在中国拍摄第一批照片起，170年来，无数西方摄影者来到中国，从各自的视角记录了他们对这片东方土地的瞬间记忆。这些拍摄者从最初带着掠夺者的自傲，只为追逐商业利益来到中国，到震惊于中国在新旧政权交替后所发生的脱胎换骨变化，以及新中国所遇见的种种人与事，他们的照相机留下了一张张带着故事的珍贵照片，这是时代的印记。这些“他者”的影像真实地勾画出一幅中国近现代史画卷。

    第二，迎合了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一批新读者的需求。这个具有购买力的潜在读者群，让雅俗共赏的图文书有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朱家溍主编的《国宝一百件》、“乡土中国”系列、“乡土瑰宝”系列就是迎合了新读者需求的现代图文书代表作品。

    《国宝一百件》中的国宝是从故宫91万多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有的国宝甚至是首次以图片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全书分为青铜器、书画、瓷器、工艺美术品和织绣五个部分，由熟悉故宫历史的专家撰写各部分的文字介绍。这是一本典型的三联特色“大家小书”，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浓缩的中国艺术史。

    “乡土中国”系列和“乡土瑰宝”系列是以中国乡土建筑和古村落等大量田野调查照片为基础的中国建筑系列丛书，其以大量实物图片来呈现中国建筑背后的文化史以及中国建筑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是通过建筑图像展示建筑文化比较成功的作品。这两套图文书让读者全面、直观地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中国建筑文化。现在，书里许多当年田野调查的建筑已经从世间消失，这样看来，这两套图文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留影。

    第三，蕴含着传统文人情怀。《张充和诗书画选》是三联书店在传统文人情怀方面的图文书代表作。余英时在序言中说：“这部《张充和诗书画选》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结晶，既能推陈出新，又能保存艺术传统精粹而无流失。这得力于张充和早年受到的古典训练。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不但直接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独特精神，而且也间接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主要特色。”在余英时看来，张充和的诗书画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张充和无疑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士”。这种文化的味道并没有通过攀附经典来展现，而是以张充和及其作品来现身说法，读者可以在视觉欣赏中体味到文化气息。这种展现方式，正是三联书店所期望的“三联书店以图文书为桥梁，传播一种文化味道”的体现。

    四、何去何从：互联网时代的图文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三联书店的图文书不仅引领了业界风潮，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甫一出版就供不应求，全国掀起了“蔡志忠热”，很多人通过蔡志忠的漫画完成了国学启蒙。

    范用先生在《傅雷家书》中说：“《傅雷家书》终于在1983年出版。三联书店还在北京、上海、香港举办傅雷家书手迹展，观众甚为踊跃。除了《傅雷家书》一再重印，三联书店还出版了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译传记五种》《与傅聪谈音乐》《米开朗琪罗传》。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傅雷书信集》和傅译《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贝多芬传》等书。”

    或许三联书店图文书自成一格的“精气神”早就在范用先生的“傅雷”系列中埋下了“种子”，可这“种子”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遭遇了生长瓶颈。

    互联网时代，纸质出版物受到冲击，即使风靡一时的图文书也概莫能外。还是以“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为例，此系列图书三联书店共出版过平装、精装、“小蔡”（小32开）、“方蔡”（方形开本）等7种不同的形式，在内容与形式上做到了极致，20多年来总销售量逾千万册。可是，这本书的年销售量一路走低，从最初的百万册降到近几年的仅有几千册。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探寻：一是20多年来，这本书的市场需求已趋饱和；二是许多年青的读者对这本书（主要是内容与形式）缺乏热情。于是，2015年，蔡志忠与三联书店终结了缘份。

    传统出版物往往注重“内容+形式”两要素模式，只要这两方面做到位，就能吸引读者。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仅有内容与形式似乎已不够，昔日图文书的辉煌业绩似难再现。就笔者做责编的《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一书来看，此书系引进DK的经典图文书，其定价较高但内容独特、图片精美，上市以来，深受读者好评。可就这样一本高“颜值”的书，前后3个不同开本的平精装一共才卖出3万多册，然而，如此高码洋的书能有这个销售量，在今天已经算是不错的业绩了。

    业内有人感慨：在这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我们的纸质出版源头似乎出现了问题。“阅读衰落，读者消失”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客观因素，现在人们手上拿的不再是报纸、图书而是手机，看的不再是小说、散文而是娱乐节目、影视剧。阅读的氛围和环境变了，出版社和编辑不得不做出调整。娱乐节目、影视剧分化了读者，抢占了一部分纸质出版物的阅读空间。因此，图文书不得不面对新形势，不仅要在内容与形式上创新，策划符合大众阅读习惯的选题，而且在传播渠道与销售方式上也要创新，比如对图文书多做延伸开发，推出相关影视短片或建构主题图片库，为读者提供增值服务，通过“两微一端”等平台增强图文书的互动性，扩大图文书的影响力，等等。这是三联人面对图文书出版转型时应探索的新课题。

    [1]艺术博物馆[M]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2.

    [2]董桥.绝色[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4]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及其在东亚的影响[J] . 文汇报，2015-06-19.

    [5]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