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视角下的西部文化传播
初晓慧 曾园英
【摘 要】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西部纪录片与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着眼进行分析，认为西部文化为西部影像传媒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题材，西部影像传媒也应该立足于反映和传播西部文化，利用纪录片这一有效的影像形式，打造特色、树立品牌，形成一条西部影像传媒快速发展的具有西部特色之路。
【关键词】影像视角 西部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 婚约文化传播
历史上多民族聚居与变迁是西部民族结构的一大特色，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异常频繁而深入。伴随着长期的文化传播和社会交流，各类不同的文化在各民族中得到了积淀和保存，又得到了融合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多民族聚居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文化格局。但是，随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扩张和城市文化伴随市场经济的蔓延，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以青海师范大学牛军老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文化积淀虽然不具备现代传播覆盖全球的快速与同步，却可以避免共性文化同步覆盖所导致的文化个性的消失，得以更多保存原生文化的真性真情真趣。”①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方面的问题，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而文化开发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传承文化的重要工具——传媒肩上。
一、西部纪录片与西部文化传播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1个民族在这片热土上栖息、汇聚、交融，极大地拓展和延伸着西部纪录片工作者的表现领域和创作空间。独特的地域环境为西部纪录片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壮大与成熟贡献了一份特殊和重要的力量。悠久厚重的民族文化滋养下的西部电视人在电视纪录片民族化之路上不懈地探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包括王海兵、康建宁、郝跃骏、梁碧波、张胜庸等人在内的代表性人物，及其颇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包括《藏北人家》、《沙与海》、《最后的马帮》、《三节草》、《阿喝姑娘》等。同时，西部纪录片凝聚和传播了我国西部文化，整合了地区民俗、宗教、饮食、迁徙、史迹和名人等文化，钟情于人类学和自然环境类题材，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历史和现实，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表现，促进了我国西部文化和西部传媒的良性互动。当然，反映少数民族婚约家庭文化的西部纪录片也不例外。
二、西部纪录片与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传播的关系
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作为西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西部纪录片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资源和素材，树立了西部纪录片的独特风格。同时，西部纪录片反映和传播了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包括了少数民族婚约文化。西部纪录片与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传播的关系，寓于西部纪录片与西部文化的关系系统之中。
1、西部纪录片内涵和外延的基本界定
根据西部纪录片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本文采用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欧阳宏生教授对西部纪录片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西部纪录片，从内涵上说，是植根于西部的人文自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并进而形成了鲜明流派特征的作品，从外延上主要指的是西部纪录片人编导的作品”②。
2、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个性与共性共生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的特点。”③传统聘娶婚的成立，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必备条件，同时婚礼要完成六礼的仪式。时过境迁，现代婚约的三个阶段——相亲、定亲、成亲，仍有封建聘娶婚的婚礼程序的影子。
现在绝大多数地区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婚姻形态。部分地区曾出现了土地私有、阶级分化的现象，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或外壳，还存在着某些群婚、对偶婚以及多偶婚的习俗。“少数民族中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也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家庭，有对偶婚家庭和母系为主的家庭。个别地方还有血缘婚遗迹——亚血缘婚家庭。”④
3、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为西部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作为我国传媒人拍摄纪录片的重要题材，产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品。《泸沽湖畔摩梭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普吉和他的情人们》等片对纳西族的“阿注婚姻”（阿注：摩梭语，是女子称呼男情人的称谓）的表现，《走进独龙》等片对独龙族姐妹婚的反映，《哀劳山风》对景颇族的抢婚习俗的描绘，《苗族的婚姻》等片对青年男女“游方”，相约对唱、婚娶礼俗、“不落夫家”的描摹，向人们展示了奇观性的、文化原生形态的、非常规的婚约文化和具有“异常美”特征的原始、质朴和丰厚的奇风异俗。
纪录片《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导演把视点聚焦在翁杰卓玛和冰玛卓玛一对摩梭姐妹及她们的母系大家庭。向我们展现了最后的母系氏族社会——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了解了异域泸沽湖畔母系家庭的精髓——“走婚”制度。这种婚姻关系不受法律、法令的约束，不受神权、族权、夫权及家规民约的限制和干涉，没有经济厉害关系。根据詹永绪先生等于1963年、1965年和1976年进行的调查研究得知，泸沽湖畔的三种婚姻形态“阿夏异居婚”（阿夏：摩梭语，是男子称呼女情人的称谓）、“阿夏同居婚”、“一夫一妻制”中阿夏异居婚占主导。
追溯走婚制度的历史文化渊源需要回到原始社会。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初期，人们过着群居生活，最古老的人类和禽兽没有差别，群居野外，实行群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身能力的提高，有些民族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氏族内婚和不同辈分之间的通婚。而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族内婚”向“族外婚”的转变，人们逐渐排除血缘近亲的通婚，发展到排除一切母系血亲间的婚配关系，并导致了母系氏族的产生和氏族外婚制的最终形成。氏族外婚的最早形式是氏族群婚，后发展为氏族外婚的单偶婚。氏族外婚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群婚中孕育的个体婚的初级阶段——对偶婚的产生。“云南永宁纳西族和普米族中盛行的‘阿注婚（阿注婚，也称阿夏婚）是一种女方居住的走访婚。它是群婚过渡到对偶婚的一种过渡形态。”⑤
4、西部纪录片是记录、传播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不可多得的选择
在当前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文化传播与整合速度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纪录片是记录传统和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思的一种方式。从纪录片本身的特质来看，它具备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宣传的功能。纪录片通过写实性记录和美的表现形式把自己打造成了让外部世界了解、认知西部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有力“桥梁”和“窗口”。因此，西部纪录片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记录、传播作为西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婚约文化的不可多得的选择。
三、影视传媒与西部文化传播的关系
1、纪录片是西部媒体传播西部文化的有效手段
首先，纪录片的创作条件和含金量使它在电视媒体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吴建宁在《用纪录片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中谈到：“说到电视纪录片，首先我赞同有些同志说电视纪录片是电视节目的尖端产品，这个尖端主要靠它实施的战略。电视纪录片的生产状况如何，反映了一个媒体的实力。”⑥其次，中国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承载着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化的纪录片能够更好地阐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外来文化逐渐本土化和自身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的演变和转型，由于内外因素的冲撞、融合，使得原本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更具多样性，使得纪录片更加具有观赏性与收藏价值。”⑦再次，纪录片的纪实属性要求它客观地反应和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纪录片一直在坚守着真实性的原则。
2、西部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需要西部影视传媒的支持
“西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头，原始文字、农耕文化、龙文化都是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成的胚胎，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西部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所以西部文化走向世界是有文化基础的，具有其可能性和合理性。如果能够发挥西部文化中兼容性因素，无疑有助于解决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⑧因而，西部文化的传播，必须着眼于全球文化走向多极化的世界潮流，注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彩的现实文化相融合，突破现存的封闭状态，使西部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影像更好地保存。传媒影视下的西部文化传播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西部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借助各类影视作品把一个原本相对封闭而固守的族群展现在更广阔的外来的视野中。
3、西部传媒要根植于西部文化，利用文化特色优势
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媒体，由于受地处边远环境、经济不够发达以及社会的发展程度偏低等原因的限制，西部电视的发展存在着资金、设备、人才、资源不足的现状，电视节目质量略显粗糙。这导致了西部传媒在我国传媒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中国西部幅员辽阔，自然风光及动植物生态资源丰富，作为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还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西部风格迥异的地理风貌、深厚的人文传承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为西部传媒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创作题材。西部传媒相对于东部来说，只有根植于西部文化，挖掘文化特色，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高其核心竞争力，才可能在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一战略正是西部影像传媒快速发展的具有西部特色之路。□
参考文献
①牛军、裴玲，《西部民族文化与电视文化传播刍议》[J].《青海民族研究》，2004（4）：35-37
②欧阳宏生、梁英，《西部纪录片：光荣、迷茫与梦想》[J].《当代电视》，2000（5）：47-49
③高慧燃：《当代影视作品于中国传统文化》[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9
④⑤彭官章，《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演进》[J].《满族研究》，1992（2）：63-70
⑥吴建宁，《用纪录片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C]//倪祥保、邵雯艳：《纪录片内涵、方法与形态——“21世纪中国纪录片发展高峰论坛”研究成果文集》[M].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38
⑦冯小强，《少数民族地方纪录片创作的思索》[J].《新闻传播》，2011（6）：215
⑧刘海霞，《西部频道与西部文化现代化传播》[D].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5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摘 要】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西部纪录片与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着眼进行分析，认为西部文化为西部影像传媒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题材，西部影像传媒也应该立足于反映和传播西部文化，利用纪录片这一有效的影像形式，打造特色、树立品牌，形成一条西部影像传媒快速发展的具有西部特色之路。
【关键词】影像视角 西部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 婚约文化传播
历史上多民族聚居与变迁是西部民族结构的一大特色，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异常频繁而深入。伴随着长期的文化传播和社会交流，各类不同的文化在各民族中得到了积淀和保存，又得到了融合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多民族聚居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文化格局。但是，随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扩张和城市文化伴随市场经济的蔓延，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以青海师范大学牛军老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文化积淀虽然不具备现代传播覆盖全球的快速与同步，却可以避免共性文化同步覆盖所导致的文化个性的消失，得以更多保存原生文化的真性真情真趣。”①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方面的问题，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而文化开发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传承文化的重要工具——传媒肩上。
一、西部纪录片与西部文化传播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1个民族在这片热土上栖息、汇聚、交融，极大地拓展和延伸着西部纪录片工作者的表现领域和创作空间。独特的地域环境为西部纪录片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壮大与成熟贡献了一份特殊和重要的力量。悠久厚重的民族文化滋养下的西部电视人在电视纪录片民族化之路上不懈地探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包括王海兵、康建宁、郝跃骏、梁碧波、张胜庸等人在内的代表性人物，及其颇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包括《藏北人家》、《沙与海》、《最后的马帮》、《三节草》、《阿喝姑娘》等。同时，西部纪录片凝聚和传播了我国西部文化，整合了地区民俗、宗教、饮食、迁徙、史迹和名人等文化，钟情于人类学和自然环境类题材，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历史和现实，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表现，促进了我国西部文化和西部传媒的良性互动。当然，反映少数民族婚约家庭文化的西部纪录片也不例外。
二、西部纪录片与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传播的关系
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作为西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西部纪录片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资源和素材，树立了西部纪录片的独特风格。同时，西部纪录片反映和传播了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包括了少数民族婚约文化。西部纪录片与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传播的关系，寓于西部纪录片与西部文化的关系系统之中。
1、西部纪录片内涵和外延的基本界定
根据西部纪录片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本文采用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欧阳宏生教授对西部纪录片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西部纪录片，从内涵上说，是植根于西部的人文自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并进而形成了鲜明流派特征的作品，从外延上主要指的是西部纪录片人编导的作品”②。
2、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个性与共性共生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的特点。”③传统聘娶婚的成立，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必备条件，同时婚礼要完成六礼的仪式。时过境迁，现代婚约的三个阶段——相亲、定亲、成亲，仍有封建聘娶婚的婚礼程序的影子。
现在绝大多数地区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婚姻形态。部分地区曾出现了土地私有、阶级分化的现象，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或外壳，还存在着某些群婚、对偶婚以及多偶婚的习俗。“少数民族中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也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家庭，有对偶婚家庭和母系为主的家庭。个别地方还有血缘婚遗迹——亚血缘婚家庭。”④
3、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为西部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西部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作为我国传媒人拍摄纪录片的重要题材，产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品。《泸沽湖畔摩梭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普吉和他的情人们》等片对纳西族的“阿注婚姻”（阿注：摩梭语，是女子称呼男情人的称谓）的表现，《走进独龙》等片对独龙族姐妹婚的反映，《哀劳山风》对景颇族的抢婚习俗的描绘，《苗族的婚姻》等片对青年男女“游方”，相约对唱、婚娶礼俗、“不落夫家”的描摹，向人们展示了奇观性的、文化原生形态的、非常规的婚约文化和具有“异常美”特征的原始、质朴和丰厚的奇风异俗。
纪录片《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导演把视点聚焦在翁杰卓玛和冰玛卓玛一对摩梭姐妹及她们的母系大家庭。向我们展现了最后的母系氏族社会——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了解了异域泸沽湖畔母系家庭的精髓——“走婚”制度。这种婚姻关系不受法律、法令的约束，不受神权、族权、夫权及家规民约的限制和干涉，没有经济厉害关系。根据詹永绪先生等于1963年、1965年和1976年进行的调查研究得知，泸沽湖畔的三种婚姻形态“阿夏异居婚”（阿夏：摩梭语，是男子称呼女情人的称谓）、“阿夏同居婚”、“一夫一妻制”中阿夏异居婚占主导。
追溯走婚制度的历史文化渊源需要回到原始社会。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初期，人们过着群居生活，最古老的人类和禽兽没有差别，群居野外，实行群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身能力的提高，有些民族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氏族内婚和不同辈分之间的通婚。而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族内婚”向“族外婚”的转变，人们逐渐排除血缘近亲的通婚，发展到排除一切母系血亲间的婚配关系，并导致了母系氏族的产生和氏族外婚制的最终形成。氏族外婚的最早形式是氏族群婚，后发展为氏族外婚的单偶婚。氏族外婚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群婚中孕育的个体婚的初级阶段——对偶婚的产生。“云南永宁纳西族和普米族中盛行的‘阿注婚（阿注婚，也称阿夏婚）是一种女方居住的走访婚。它是群婚过渡到对偶婚的一种过渡形态。”⑤
4、西部纪录片是记录、传播少数民族婚约文化不可多得的选择
在当前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文化传播与整合速度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纪录片是记录传统和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思的一种方式。从纪录片本身的特质来看，它具备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宣传的功能。纪录片通过写实性记录和美的表现形式把自己打造成了让外部世界了解、认知西部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有力“桥梁”和“窗口”。因此，西部纪录片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记录、传播作为西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婚约文化的不可多得的选择。
三、影视传媒与西部文化传播的关系
1、纪录片是西部媒体传播西部文化的有效手段
首先，纪录片的创作条件和含金量使它在电视媒体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吴建宁在《用纪录片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中谈到：“说到电视纪录片，首先我赞同有些同志说电视纪录片是电视节目的尖端产品，这个尖端主要靠它实施的战略。电视纪录片的生产状况如何，反映了一个媒体的实力。”⑥其次，中国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承载着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化的纪录片能够更好地阐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外来文化逐渐本土化和自身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的演变和转型，由于内外因素的冲撞、融合，使得原本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更具多样性，使得纪录片更加具有观赏性与收藏价值。”⑦再次，纪录片的纪实属性要求它客观地反应和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纪录片一直在坚守着真实性的原则。
2、西部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需要西部影视传媒的支持
“西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头，原始文字、农耕文化、龙文化都是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成的胚胎，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西部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所以西部文化走向世界是有文化基础的，具有其可能性和合理性。如果能够发挥西部文化中兼容性因素，无疑有助于解决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⑧因而，西部文化的传播，必须着眼于全球文化走向多极化的世界潮流，注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彩的现实文化相融合，突破现存的封闭状态，使西部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影像更好地保存。传媒影视下的西部文化传播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西部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借助各类影视作品把一个原本相对封闭而固守的族群展现在更广阔的外来的视野中。
3、西部传媒要根植于西部文化，利用文化特色优势
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媒体，由于受地处边远环境、经济不够发达以及社会的发展程度偏低等原因的限制，西部电视的发展存在着资金、设备、人才、资源不足的现状，电视节目质量略显粗糙。这导致了西部传媒在我国传媒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中国西部幅员辽阔，自然风光及动植物生态资源丰富，作为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还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西部风格迥异的地理风貌、深厚的人文传承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为西部传媒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创作题材。西部传媒相对于东部来说，只有根植于西部文化，挖掘文化特色，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高其核心竞争力，才可能在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一战略正是西部影像传媒快速发展的具有西部特色之路。□
参考文献
①牛军、裴玲，《西部民族文化与电视文化传播刍议》[J].《青海民族研究》，2004（4）：35-37
②欧阳宏生、梁英，《西部纪录片：光荣、迷茫与梦想》[J].《当代电视》，2000（5）：47-49
③高慧燃：《当代影视作品于中国传统文化》[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9
④⑤彭官章，《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演进》[J].《满族研究》，1992（2）：63-70
⑥吴建宁，《用纪录片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C]//倪祥保、邵雯艳：《纪录片内涵、方法与形态——“21世纪中国纪录片发展高峰论坛”研究成果文集》[M].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38
⑦冯小强，《少数民族地方纪录片创作的思索》[J].《新闻传播》，2011（6）：215
⑧刘海霞，《西部频道与西部文化现代化传播》[D].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5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