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的朝圣
张密
尽管在当下电影产业中，格莱德西尔所概括的“女性不是男性，所以她们是不作声、不露面的……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仅用于再次肯定男性的统一、完整和安全”[1]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女性主义影片仍然为数不多。《窈窕主妇》英文名为“Just Like a Woman”，是一部以当代女性为拍摄题材的公路片，影片以玛丽琳和莫娜两位女主人公被家庭遗弃的相似遭遇，同时选择离家出走，又因为对肚皮舞的共同爱好走上了追求自我、展现自我之路，经历了一系列艰难和波折，最终获得了精神自由与自我解放。影片立意虽有固守窠臼之嫌，但是影片故事取材的巧妙构思也足够使它成为展现当下女性在社会、家庭处境的缩影，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情境揭示、自我拯救和社会启示融贯一线，故事情节和主题相互映衬，共同升华，具有独到的见解和表达，进而冲击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与又是偏颇的性别定位，女性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生活处境的自我觉醒是女性主义的题中要意，影片按照故事情节发展的线性顺序展开，使玛丽琳和莫娜在生活道路上经历的遭遇与自我精神世界的逐步自由两条主线进行交织，展现了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追求自由的精神之旅。
一、 逃离与自我萌芽
女性的付出和忍讓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担当，但是作为社会人的女性同样需要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当自我在家庭中尊严与平等完全丧失的时候，重新发现自我与进行自我拯救也就成为了必然。影片开头玛丽琳以风尘仆仆的形象出场，不修边幅、头发散乱、满脸雀斑，虽然三十出头，却是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空洞的眼神和迷茫的神情，都透视出这个女人生活的辛劳不易。从事这一份半死不活的工作，还要养活失业在家、好吃懒做的丈夫，生活好像一潭绝望的死水，让这位本应风姿绰约的现代都市女性淹溺其中，在挣扎中逐步丧失对生活意义的信仰。在如此的生活困境中，唯一能够为其带来精神慰藉的就是自己热衷的肚皮舞，让她能够在重复无聊的工作中得到一丝放松，在劳碌的生活中有一丝乐趣，当自己的身体随着音乐旋律起舞的时候，才能从现实烦恼的围困中得到片刻的解放。然而，丈夫哈维却总是对她的爱好冷言讥讽，因此面对难得的参加全国肚皮舞者选拔大赛的机会，玛丽琳却只能踌躇，在她的潜意识中，家庭和丈夫更重要，即便是丈夫对自己钟爱的肚皮舞嗤之以鼻，玛丽琳仍然愿意选择委屈自己来求全于丈夫和家庭，即便是丈夫不务正业、态度冰冷，玛丽琳仍然给予他精神鼓励和生活供养，这其中的根源正是因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中的父权意识，女性在面对委屈和不平等待遇的时候自觉地选择忍耐和承受。玛丽琳的沉默换来的并不是自己一心祈求的幸福生活，而是哈维变本加厉的精神践踏，当莫名被老板辞退的玛丽琳回到家，正撞上哈维招妓，本已岌岌可危的精神世界终于彻底崩塌，只能仓皇逃离自己一心想要托付的丈夫和家庭。生活在以婆婆和丈夫为主导家庭中的莫娜，境遇也是相同的悲哀，莫娜跟随丈夫从印度到美国生活，结婚5年未曾生育，婆婆想当然地将原因都强加在莫娜身上并且百般出语中伤，甚至要儿子穆哈德将她逐出家门，再找一个能生育的女人。面对婆婆的刁难，丈夫对其言听计从，莫娜始终都选择忍受，不但听从婆婆接受各种稀奇古怪的治疗手段，而且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从来没有对婆婆的无理做法产生过质疑和反抗。直到有一天，莫娜一边听着婆婆的厉声责骂，一边独自委屈哭泣，荒乱之中拿错了给婆婆吃的药，意外导致了婆婆的死亡，从来处于压制中的莫娜几乎没有想到通过正确的途径证明自己的清白，也选择了出逃。
出逃在当时对于玛丽琳和莫娜来说又或许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两位女主公都是温良忍让的女性性别特征的典型化符号，自己的命运由被动的掌握在他人手中任其摆布，到依附无效后的被迫独立，在家庭中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己的独立性几近完全丧失，在突然失去依附而面临绝望的时候，选择走出家庭，摆脱父权统治，才能重新拾起自己，或许正是因为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才有了想要努力重生的信念，女性自我独立的思想意识中开始产生了独立的萌芽。
二、 冲突与自我蜕变
一个没勇气到看见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都没有冲进去而是转身跑走，一个没勇气到不敢解释自己的误杀而是收拾零钱和护照随便去了陌生的车站，两个逃离在孤独路上的人一起踏上了艰难但是以自由和梦想为方向的朝圣之路。影片选取“肚皮舞”作为故事和情节的联结点，一方面，肚皮舞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女性的美感，通过两位主公的身体律动阐释女性所具有的性别特征，即外在的曲线美与内在的柔韧美；另一方面，以在酒吧进行肚皮舞表演作为谋生的方式，又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他人的误解和侮辱，这也正是“Just Like a woman”影片引人入胜和情节出彩之处。故事两相交织中具有了极强的涵盖力，导演拉契德·波查拉将全片的主体部分安排在玛丽琳和莫娜由芝加哥到拉斯维加斯的路上，实际上是将她们放入了比某一固定地点的小社会更加复杂的大社会，通过不同人群的不同态度形成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在女性在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常态下，肚皮舞娘的地位似乎要更低一阶，从第一场酒吧表演开始，来自他人的诋侮就从未间断。在酒吧客人眼中，肚皮舞娘身姿曼妙，衣着暴露，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某种性符号，企图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进行占有，企图失败便恶语相加，进行威胁恐吓；还有一些人群对她们进行贬低，自行划分社会等级，对她们进行一切排斥行为，甚至大打出手。这种反观效应正好衬托出玛丽琳和莫娜的稚拙和美好，面对世俗的误解和打击，两个人相互鼓舞，风雨同行，才能最终成就伟大的友谊和自我的蜕变。影片中与世俗面相对立的不仅是两位女主角，加油站的印第安人、印第安部落安全员大叔和车站老站长都以无声的行动给予她们精神支持，这三个角色设定，可能正是要表达一种更为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这些生活在印第安保留区的人们能够用平等的目光看待他们，象征着社会中淳朴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些不惑之年的男人似乎更能够看懂人生的磨难，这也可以理解为影片中寄寓着的对女性的关爱。
哈维的彻底背叛成就了玛丽琳追寻自我的决绝，参加肚皮舞大赛，不仅成就自己的梦想，最关键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自己而存在；莫娜从未走出过自己居住的街区，生活全部由夫家主导，当她走出如同软禁的生活，能够和玛丽琳一起依靠自己喜欢的肚皮舞表演养活自己，命运之线终于可以握在自己手中。费尔斯通认为：“女性总能在生活的经验中，在她们自己的文化生产中找到反抗的空间。”[2]前往圣达菲参加比赛的路上，两位女性面对的不仅是各种世俗偏见和艰难坎坷，最重要的是来自她们内心存在已久的自轻唯夫的弊病，对于玛丽琳来说，哈维每一个电话都像一把尖刀刺入她正在愈合的伤口，将她表面释然的伪装揭开，陷入茫然不知进退的困境。对于莫娜来说，走出玩偶式的家庭生活，一路上却又要遭受另一种摆布，甚至她潜意识中觉得死亡才是对一切被迫的彻底摆脱，所以她才有了纵身跳河的轻生举动。但最终她们都能因着自己的方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愿再成为重蹈覆辙的悲剧。鲁迅先生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曾有过“娜拉出走后怎样”的疑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窈窕主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的答案，女性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逃离家庭才能获得个人的独立，真正的独立来自女性个人思想中对平等、自由的觉醒，并且在生活中捍卫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尊严，才是女性自我觉醒的根本意义所在。
三、 返回与自我独立
著名女性主义电影导演莎莉·波特曾说：“最重要的是你不能放弃，并且需要冒险，别怯懦，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3]女性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摆脱依赖的魔咒，独立自强才是实现自我成长的必由之路。在被痛打之后，折臂的玛丽琳再一次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一向柔弱的莫娜终于下定决心要做对朋友，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她拨通了穆哈德的电话，第一次义正言辞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面对丈夫的安排，莫娜终于可以勇敢地说“不！”并且做好了代替玛丽琳参加比赛后独自返回芝加哥面对自己犯下的过失的打算。玛丽琳和莫娜最后都选择彻底地离开曾经的家庭，也就意味着彻底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所以她们不再逃避，而是选择自己站起来，从自我精神的边缘走向中心，认识到自己有必要并且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自己要为自己的向往而活着，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当莫娜替玛丽琳站在舞台上争取宝贵的舞者资格的时候，在完成好友的梦想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一次对自己前行的犒赏和鼓舞，因为肚皮舞对她们来说已经超越的单纯舞蹈艺术的概念，而是赋予了自我生命与激情的艺术演绎。结尾处，两个人一边开心地舞蹈着，一边坚定地等着返回芝加哥的列车，此刻可能就是她们幸福生活的开始，走出了夫权家庭的牢笼，走向了属于自我的未来。在逃离之后又决然要返回芝加哥，正如再一次面对不堪回首的生活暗渊，前方可以预知的黑暗却再也无法将她们内心燃起的自由独立之光湮灭，在经过他人、自我和彼此的磨砺之后，内心力量完成了由依附忍耐之柔韧到勇敢无畏之柔韧的蜕变，抵达了精神自由的圣地。
结语
在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宣言书”的《玩偶之家》中，娜拉义正言辞地告诉丈夫：“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真正的人！”[4]这份对平等的呼唤在当时社会振聋发聩，在我们当下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女性对自我主体意识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电影作为主要的社会传播媒介之一，将女性主义的现代启示置于其中无疑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进步，影片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无疑是意义深远的，正如影片名“Just Like a Woman”所说，简单，自尊，独立才是最好的女性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