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旅游背景下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力
赵传松+任建兰+陈延斌+刘凯
摘要 全域旅游是“十三五” 期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本文尝试构建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中国 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分析了影响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发现：①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二者阶段间及内部发展存在差异。旅游产业发展西部增速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省际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并趋于均衡发展；区域发展速度整体低于旅游产业发展，省际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②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省际差异逐步缩小，总体从失调范围进入协调范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③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呈现全局正自相关特征，但波动变化明显，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局部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明显，HH和LL区域处于持续集聚阶段，空间范围逐步扩大，HH区域重心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LL区域趋于由西南向西北地区集中；HL和LH区域处于持续离散阶段，空间异质性明显，且范围逐步缩小。④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依次递减。
关键词 全域旅游；旅游产业；区域发展；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3-0149-11 DOI：10.12062/cpre.20171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全球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在世界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2015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40亿人次、入境游客数1.3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4 195亿元、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 136.5亿美元。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达10%，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为9.2%。作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在带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市场需求、产业规模、发展阶段等都发生了变化，旅游二元结构矛盾、公共服务体系滞后和旅游体验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传统旅游发展模式已难以满足大众旅游发展的需要。2016年中国旅游业“十三五”规划明确将“全域旅游”作为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提出了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转变，促进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演进的发展思路。截至2017年，已建有山东、河北等7个全域旅游示范省和500个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域旅游是旅游目的地理论的自然升级，是大众旅游时代以旅游业为区域优势产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全域旅游一经提出就受到学术界、政府及民间智库的广泛关注。那么，全域旅游背景下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如何？不同时空下二者耦合关系是否会有变化以及如何变化？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变化的因素都有哪些？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以期能促进全域旅游与区域协调发展。
1 文献综述
关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Wall和Stephen等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旅游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之间的影响[1-2]。ChiOk Oh[3]对韩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Day等[4]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能源与环境对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展研究时间相对较晚，主要包括：张攀、王雷震等[5-6]定量测度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对缩小区域差异的作用。方叶林、丁红梅等[7-8]在不同尺度下对研究单元开展了旅游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余洁、钟高峥、杨松茂等[9-11]分别对全国、山东、西藏、陕西等地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周成、张玉萍等[12-13]在分析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旅游经济相互作用机理基础上，分别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和吐鲁番等地三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研究多集中在旅游同经济发展或生态环境两两之间的分析实证，没有考虑旅游同社会进步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单元侧重于单个城市或省区，缺少中观尺度的省际对比。研究视角缺乏系统性思考，也缺乏全域旅游背景下对旅游与区域发展之间的深入思考。基于此，本文以中国31个省区为研究对象，尝试构建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二者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为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及全域旅游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线性加权法适用于各指标相对独立的综合水平测算，而熵值法能夠客观反映出指标权重，可信度更高，两者结合使用使测算结果更加精确、合理。因此，本文利用线性加权法和熵值法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因篇幅所限，具体步骤不再赘述。
2.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学术用语，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通过彼此作用而相互影响，耦合作用及协调程度反映出发展演化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揭示从无序不协调走向有序协调的发展趋势[14]。由于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能够互相产生影响，因此可将耦合协调理论应用于对二者交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耦合度值，D为耦合协调度值，T是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协调指数，u1、u2分别表示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的综合水平值，α和β是待定权数。由于旅游业只是促进区域发展的一个因素，区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通过7位专家咨询，确定α和β的值分别设定为0.4和0.6。参考程钰、刘耀彬等[15-16]对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的研究，采用均匀分布区间法将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分为十级（见表1）。
2.1.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进行空间统计分析中数据分析方法和可视化技术的集合，通常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进行研究区域内数据空间关联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是用来探索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在整体空间的分布状态，通常用全局MoransⅠ进行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j，N为研究区域数量，Xi为观测数据，X是Xi的平均值，Wij为区域i和区域j的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空间不相邻为0。Morans Ⅰ的取值介于[-1，1]，取值为正说明呈正空间自相关，表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取值为负说明呈负空间自相关，表明相邻区域之间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空间差异；取值为0表示不存在相关关系，空间随机分布。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用来测度相邻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和差异程度，本研究采用局部Morans Ⅰ衡量区域i和区域j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Zi和Zj為区域i和区域j的观测数据的标准化，Wij代表空间权重。Ii取值为正表示区域i与临近区域属于高值被高值所包围或低值被低值包围。Ii取值为负表示区域i与临近区域属于低值被高值包围或高值被低值包围。
2.1.4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扩展了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对空间自变量的解释能力不足，能够体现空间回归关系随空间位置变动而变化的情况。其计算模型[17]为：
2.2 研究数据
全域旅游是新概念，为了能够把不同年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纵向比较，尤其凸显全域旅游提出前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差异，因此，本文以2001—2015年为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2016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内地31个省区的统计年鉴和旅游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等资料获得，个别缺失数据采用邻近年份数值进行线性插补。
2.3 指标体系构建
全域旅游强调对区域社会经济的统筹与协调，注重发挥旅游产业广泛的产业关联和强大的拉动效应，其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主导性、带动性、共享性和整合性等四个方面。区域发展是多层次复合系统，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考虑以上特点及前人研究成果[18-19]，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原则，构建二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从产业优势、市场规模、就业吸纳和旅游资源等四个方面选取12个指标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三个方面选取15个指标表示区域发展水平。
3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
3.1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值，并分三个阶段进行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对比分析。
3.1.1 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图1，总体看来，共同时序下各省区之间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差异显著，三个阶段整体发展态势呈现波动且趋同；不同时序下各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基本呈现明显上升态势， 但各省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有所差异。
分阶段来看，2001—2005年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均值仅为0.082 3，阶段标准差为0.051 8。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水平均值的省区共9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海南、广东），以及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中西部地区（河南、甘肃）。2006—2010年，各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均值为0.290 2，阶段标准差为0.085 9。同上一阶段相比，综合水平显著提升，同比增长252%；阶段标准差呈现扩大态势，表明省际旅游发展差异程度进一步加大。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水平均值的省区由9个增加到13个，新增加的省区为福建、山东、辽宁、黑龙江、湖南、内蒙古等6个省区，天津、河北两个
省区增速放缓，综合水平低于均值范围。发展速度较快的省区，即高于增长速度均值的包括5个东部沿海省区（浙江、山东、辽宁、江苏、福建），6个中部省区（河南、江西、安徽、山西、吉林、黑龙江）和5个西部省区（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宁夏）。2011—2015年，各省区旅游发展依旧保持快速增长速度，综合发展水平均值达到0.712 2，同比增长145%，阶段标准差为0.071 2，比上一阶段略有下降，各省区综合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发展水平均值的省区由上一阶段的13个增加到19个，新增加的省区有2个中部省区（安徽、湖北）和4个西部省区（广西、四川、陕西、新疆）。发展速度较快的省区主要分布在新疆等7个西部省区，湖北等2个中部省区和广东等1个东部省区，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综合来看，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综合水平增速明显，省际区域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分布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但逐渐趋向均衡发展。
3.1.2 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图2，三个阶段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呈现波动趋势且趋同，不同时序下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呈现明显上升态势，但不同阶段省际发展速度有所差异。
分阶段来看，2001—2005年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均值为0.214 5，阶段标准差为0.031。阶段内来看，区域发展综合水平高于均值的省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9个位于东部地区（北京、上海、河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福建），4个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呈现明显东中西梯度发展差异。2006—2010年，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均值为0.391 5，同比增长82%，阶段标准差为0.039 5，同上一阶段相比略有上升，表明各省区间区域发展水平差距正在缓慢扩大。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发展水平均值的省区由13个增加到15个，新增省区是为河南和四川。山西、内蒙古、吉林、重庆、西藏等5个中西部省区发展速度最快，平均增长幅度均在110%以上。2011—2015年，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均值达到0.722，阶段标准差为0.043 6，同上一阶段相比，综合发展水平同比增长85%，增速略有提高，阶段标准差继续上升，各省区间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呈扩大趋势。阶段内来看，有15个省区区域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均值，主要分布范围包括北京、河北等9个东部沿海省区，山西、湖南等3个中部省区，重庆、四川等3个西部省区，空间分布依然保持东强中西弱的格局。
3.1.3 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图3，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对比分析。总体看来，二者之间耦合协调度在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较为一致，不同阶段及阶段内部发展速度有所差异。
分阶段来看，2001—2005年，各省区二者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44 9，属于中度失调范围区间，阶段标准差为0.034 1。阶段内，各省区失调等级和失调程度差异较大。北京、上海耦合协调度值在0.3以上，已处在轻度失调范围区间，宁夏、安徽两地区耦合协调度值在0.2以下，处于严重失调范围。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较为均衡，处于中度失调范围内。2006—2010年，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均值达到0.407 7，比上一个阶段增长66%，阶段标准差0.033 1，比上一个阶段下降3%。本阶段各省区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由中度失调阶段发展到濒临失调阶段，各省区间耦合协调度值差异略有减少，但并不明显。阶段内，共有15个省区耦合协调度在0.4以上（10个位于东部，5个位于中西部），处在濒临失调阶段。其余16个省区耦合协调度低于均值，并且均在中西部地区，处在轻度失调阶段。由此可见在发展速度和增长幅度上，东部沿海地区优势明显。2011—2015年，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均值达到0.595 8，同比上升46%，阶段标准差为0.020 7，同比下降37%。本阶段各省区耦合协调度保持稳步上升态势，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各省区耦合协调度趋向均衡。阶段内，14个省区耦合协调度值在均值以上，且均在0.6以上，已经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其余17个省区耦合协调度虽低于均值，但也处于勉强协调的高级阶段，并已接近初级协调阶段界限。综合三个阶段来看，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发展迅速，已由失调范围区间进入协调范围区间，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省际之间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发达省区一直处于领先，中西部地区在政策红利支持下逐步赶超，总体上耦合协调度发展的省际差异在逐步缩小，均衡发展趋势有所显现。
3.2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空间特征分析
中国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关联性，為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利用ArcGIS和GeoDa软件对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值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各年份二者耦合协调度全局Morans I 指数（图4）。
通过计算发现，2001—2015年间，除2008、2009、2010、2011和2015年五个年份Morans I 指数通过Z值显著性检验，其他年份Z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96，说明2001—2007年和2012—2014年Morans I 指数的显著性不强。总体看来，2001—2015年Morans I 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集聚状况有所提高，但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2001—2007年和2012—2014年Morans I 指数呈现微小波动，并均接近0，表明总体上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正空间自相关并不显著，基本趋于随机分布特征。其中，2013年Morans I 指数为-0.068 7，呈现微弱的负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小的离散特征。2008—2011年和2015年Morans I 指数均达到0.1以上，整体上呈现正空间自相关特征，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全局空间自相关仅表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在整体上综合特征，不能揭示与相邻省区的局部空间相关关系，因此需要结合局部空间自相关进一步分析。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选取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值为截面数据，利用 GeoDA 软件绘制LISA聚类图，来测度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集散状况及演化特征。将各省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类型划分为 4个象限（表3、图5）。第一象限（HH）代表省区及周边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属高值区；第二象限（LH）代表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低而周边高；第三象限（LL）代表省区及周边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属低值区；第四象限（HL）代表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高而周边低。
（1）HH集聚区：由表3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内该类型区省区数量由8个增加到12个，所占比例由25.8%增长到38.7%，成为所占比例最高的类型区。高值区域的不断增加，说明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水平均已进入较高水平，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耦合协调局面初步形成。在空间分布上，该类型区范围逐渐扩大，呈现由相对分散到趋于集中的发展态势。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浙江、上海等5个东部沿海省区和吉林、山西等3个中西部省区，各省区之间跨度明显，空间分布呈现分散状态。2006—2010年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9个东部沿海省区以及相互毗邻的内蒙古、吉林和山西，空间分布逐步由分散状态向东部沿海及东北部地区集聚。2011—2015年主要分布在北京、山东等7个东部沿海省区和河南、安徽等5个相互毗邻的中部省区，空间集聚分布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且分布范围趋于向长三角、珠三角集聚。
（2）LH集聚区：该类型区省区数量由12个逐渐减少到7个，所占比例由38.7%下降到22.6%，说明低值区域受高值区域溢出效应影响较大，正逐渐向高值区域过渡。在空间分布上，该类型区范围逐渐缩小，呈现由相对中、东部集中到趋于中、西部分散的发展态势。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等6个东部沿海省区，河南、山西等5个中部省区和青海，空间分布相对集中。2006—201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等4个西部省区和福建、宁夏，空间分布由中、东部集中趋于向西部地区集聚。2011—2015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山西等7个省区，空间分布由西部集聚趋向大范围离散。
（3）LL集聚区：该类型区省区数量出现较大波动，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整体数量略有增加，所占比例由9.7%增长到12.9%。在空间分布上，该类型区范围先扩大后逐渐缩小，整体略有上升，空间格局上基本在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态势，但演化轨迹逐渐由西向东推进。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重庆等3个西部省区，空间分布整体比较集中但在西部地区范围内趋于分散。2006—2010年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等7个西部省区和海南，各省区相互毗邻，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加强，且逐渐向东演进。2011—2015年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等4个西部省区，空间分布趋于向西北地区集聚。
（4）HL集聚区：该类型区省区数量略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稳定，空间范围无明显变化，但空间格局呈现由中、西部相对集中到趋于中、西部分散的发展态势。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等西部省区和黑龙江、广东。其中，黑龙江和广东两省空间跨度较大，其余西部6个省区则相对集中。2006—2015年主要分布黑龙江、陕西、海南等东、中、西各地带省区，空间分布呈现逐渐分散趋势。
4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分析
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进一步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力，本文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4.1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机理
深入理解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相互作用机理是初步辨识二者耦合协调驱动机制的关键所在（见图5）。旅游产业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区域发展为旅游产业提供广大市场和支撑保障。经济方面：全域旅游更加强调发挥旅游+的功能，使旅游产业与关联产业融合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并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能为旅游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而且经济发展带动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增加居民出游可能性，扩大旅游客源市场。社会层面：全域旅游既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在促进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作用巨大，又特别倡导全民共建共享，景区景点和服务设施同时满足游客旅游和居民放松休闲的双重需要，在游客与居民互动中，树立旅游形象，提高文明素质；区域社会环境的改善也为旅游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游客和当地居民和谐相处，提高游客旅游体验，增加旅游地知名度，实现多赢局面。生态环境方面：旅游业是典型的环境依赖型产业，对环境的依赖“倒逼”地区淘汰污染企业，加强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为游客创造良好生态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也为旅游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成为驱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4.2 空间回归分析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20-21]综合考虑中国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状况，同时吸收本领域内相关专家建议，将以下6个指标作为耦合协调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分别是人均GDP（代表经济驱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市场带动）、人均财政收入（代表政府调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代表投资拉动）、万元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代表环境倒逼）、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代表产业结构）。对各指标2015年截面数据相对于2001年的变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以此作为空间回归分析的自变量，以耦合协调度的变化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正空间自相关特征，采用传统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不一定合理，故先进行OLS模型和GWR模型检验。
基于OLS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选取容忍度值大于0.7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GDP二氧化硫排放量等4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OLS估计下的 R2为 0.675，修正后的R2为 0.595，而在 GWR模型中R2的值为0.805，修正后的R2为 0.733，这反映GWR模型使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更强。
由表4可知，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系数在空间上差异显著，按照其重要程度大小依次为：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经济驱动。其中：①市场带动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最大，且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0.200 5～0.218 7之间，表明市场带动虽对各省区的影响程度均比较突出，省际差异并不显著。收入水平既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结果说明拉动内需对各省区旅游和区域发展作用明显，今后应进一步激活内需市场，释放市场活力。②投资拉动对全域旅游与区域發展耦合协调水平呈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在0.029 5～0.132 9之间，说明旅游与区域发展仍然表现为投资驱动型。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说明在投资拉动影响下，西部地区获得了暂时性的发展机遇，旅游与区域协同发展明显优于东部，旅游业成为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缩小地区差异的正确选择。今后，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应注重利用旅游带来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实现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③环境倒逼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负相关，回归系数在-0.117 3～-0.054 7之间，空间上表现出北低南高的总体特征。北方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翼及周边省区，这些地区重化工工业高度集中，工业污染严重，生态环境对此类地区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影响巨大，成为二者协同发展的障碍因素，今后应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旅游吸引力和居民生产生活空间。南方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西藏、海南等4个省区，此类地区生态环境对此类地区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影响较弱，应在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前提下，寻找新的动力源来促进旅游与区域协调发展。④经济驱动对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有正有负，回归系数在-0.102 3～0.102 7之间，空间上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正值区域主要集中在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全国旅游经济发展及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而形成的集聚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与区域协同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快速增长的旅游业不仅提升了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而且带动了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负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这些区域缺乏东部地区的区位和先发优势，也不具备西部地区资源禀赋等先天条件，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加剧了旅游与区域发展失衡。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1）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发展省际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且具有明显地带性差异，基本形成“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但西部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东部地区，总体发展将逐步趋于均衡。
（2）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持续上升，整体低于旅游产业发展速度；区域发展省际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强西弱”梯度分布。
（3）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总体从失调范围进入协调范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发展的省际差异在逐步缩小，均衡发展趋势有所显现。
（4）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在全局呈现正空间自相关特征，但波动变化明显，空间相关性并不显著。局部空间上具有一定规律性，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明显。HH和LL区域处于持续集聚阶段，空间范围逐步扩大。HH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区，且区域重心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LL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省区，这些地区已形成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的洼地，区域演化轨迹趋于由西南向西北地区集中。HL和LH区域处于持续离散阶段，区域内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空间异质性明显，但范围在逐步缩小，空间演化轨迹持续在中西部离散。
（5）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是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市场带动对各省区影响最大，但省际影响差异不显著。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空间上分别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特征。
5.2 讨论
中国旅游业正处在由景点旅游发展向全域旅游发展转变的关口。全域旅游战略是中国旅游业未来“十三五”期间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基本遵守，且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鉴于此，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本文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内地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发展演化的时空规律，并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可为中央或地方政府实施全域旅游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全域旅游理论内涵。但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数据并未全在全域旅游理念出现的时段，研究过程中假定了数据前后的一致性，未来需对全域旅游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密切跟踪，深入开展研究结果对比分析，这将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同时，本文尝试构建了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旅游产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全域旅游理论研究也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构建科学化、体系化和实用化的指标体系，例如增加促进公共服务体系、产业融合、产城融合、游客和居民满意度等相应指标，以最大程度的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性；此外，以上研究是基于中国省级地域单元，若采用更细尺度的地市、县域数据，开展全域旅游背景下不同尺度的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对比研究，将能更深入地揭示二者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时空演变趋势和驱动机制，对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具有更大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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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域旅游是“十三五” 期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本文尝试构建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中国 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分析了影响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发现：①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二者阶段间及内部发展存在差异。旅游产业发展西部增速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省际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并趋于均衡发展；区域发展速度整体低于旅游产业发展，省际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②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省际差异逐步缩小，总体从失调范围进入协调范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③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呈现全局正自相关特征，但波动变化明显，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局部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明显，HH和LL区域处于持续集聚阶段，空间范围逐步扩大，HH区域重心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LL区域趋于由西南向西北地区集中；HL和LH区域处于持续离散阶段，空间异质性明显，且范围逐步缩小。④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依次递减。
关键词 全域旅游；旅游产业；区域发展；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3-0149-11 DOI：10.12062/cpre.20171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全球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在世界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2015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40亿人次、入境游客数1.3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4 195亿元、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 136.5亿美元。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达10%，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为9.2%。作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在带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市场需求、产业规模、发展阶段等都发生了变化，旅游二元结构矛盾、公共服务体系滞后和旅游体验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传统旅游发展模式已难以满足大众旅游发展的需要。2016年中国旅游业“十三五”规划明确将“全域旅游”作为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提出了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转变，促进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演进的发展思路。截至2017年，已建有山东、河北等7个全域旅游示范省和500个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域旅游是旅游目的地理论的自然升级，是大众旅游时代以旅游业为区域优势产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全域旅游一经提出就受到学术界、政府及民间智库的广泛关注。那么，全域旅游背景下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如何？不同时空下二者耦合关系是否会有变化以及如何变化？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变化的因素都有哪些？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以期能促进全域旅游与区域协调发展。
1 文献综述
关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Wall和Stephen等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旅游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之间的影响[1-2]。ChiOk Oh[3]对韩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Day等[4]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能源与环境对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展研究时间相对较晚，主要包括：张攀、王雷震等[5-6]定量测度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对缩小区域差异的作用。方叶林、丁红梅等[7-8]在不同尺度下对研究单元开展了旅游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余洁、钟高峥、杨松茂等[9-11]分别对全国、山东、西藏、陕西等地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周成、张玉萍等[12-13]在分析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旅游经济相互作用机理基础上，分别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和吐鲁番等地三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研究多集中在旅游同经济发展或生态环境两两之间的分析实证，没有考虑旅游同社会进步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单元侧重于单个城市或省区，缺少中观尺度的省际对比。研究视角缺乏系统性思考，也缺乏全域旅游背景下对旅游与区域发展之间的深入思考。基于此，本文以中国31个省区为研究对象，尝试构建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二者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为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及全域旅游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线性加权法适用于各指标相对独立的综合水平测算，而熵值法能夠客观反映出指标权重，可信度更高，两者结合使用使测算结果更加精确、合理。因此，本文利用线性加权法和熵值法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因篇幅所限，具体步骤不再赘述。
2.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学术用语，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通过彼此作用而相互影响，耦合作用及协调程度反映出发展演化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揭示从无序不协调走向有序协调的发展趋势[14]。由于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能够互相产生影响，因此可将耦合协调理论应用于对二者交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耦合度值，D为耦合协调度值，T是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协调指数，u1、u2分别表示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的综合水平值，α和β是待定权数。由于旅游业只是促进区域发展的一个因素，区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通过7位专家咨询，确定α和β的值分别设定为0.4和0.6。参考程钰、刘耀彬等[15-16]对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的研究，采用均匀分布区间法将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分为十级（见表1）。
2.1.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进行空间统计分析中数据分析方法和可视化技术的集合，通常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进行研究区域内数据空间关联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是用来探索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在整体空间的分布状态，通常用全局MoransⅠ进行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j，N为研究区域数量，Xi为观测数据，X是Xi的平均值，Wij为区域i和区域j的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空间不相邻为0。Morans Ⅰ的取值介于[-1，1]，取值为正说明呈正空间自相关，表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取值为负说明呈负空间自相关，表明相邻区域之间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空间差异；取值为0表示不存在相关关系，空间随机分布。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用来测度相邻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和差异程度，本研究采用局部Morans Ⅰ衡量区域i和区域j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Zi和Zj為区域i和区域j的观测数据的标准化，Wij代表空间权重。Ii取值为正表示区域i与临近区域属于高值被高值所包围或低值被低值包围。Ii取值为负表示区域i与临近区域属于低值被高值包围或高值被低值包围。
2.1.4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扩展了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对空间自变量的解释能力不足，能够体现空间回归关系随空间位置变动而变化的情况。其计算模型[17]为：
2.2 研究数据
全域旅游是新概念，为了能够把不同年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纵向比较，尤其凸显全域旅游提出前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差异，因此，本文以2001—2015年为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2016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内地31个省区的统计年鉴和旅游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等资料获得，个别缺失数据采用邻近年份数值进行线性插补。
2.3 指标体系构建
全域旅游强调对区域社会经济的统筹与协调，注重发挥旅游产业广泛的产业关联和强大的拉动效应，其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主导性、带动性、共享性和整合性等四个方面。区域发展是多层次复合系统，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考虑以上特点及前人研究成果[18-19]，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原则，构建二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从产业优势、市场规模、就业吸纳和旅游资源等四个方面选取12个指标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三个方面选取15个指标表示区域发展水平。
3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
3.1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值，并分三个阶段进行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对比分析。
3.1.1 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图1，总体看来，共同时序下各省区之间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差异显著，三个阶段整体发展态势呈现波动且趋同；不同时序下各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基本呈现明显上升态势， 但各省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有所差异。
分阶段来看，2001—2005年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均值仅为0.082 3，阶段标准差为0.051 8。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水平均值的省区共9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海南、广东），以及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中西部地区（河南、甘肃）。2006—2010年，各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均值为0.290 2，阶段标准差为0.085 9。同上一阶段相比，综合水平显著提升，同比增长252%；阶段标准差呈现扩大态势，表明省际旅游发展差异程度进一步加大。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水平均值的省区由9个增加到13个，新增加的省区为福建、山东、辽宁、黑龙江、湖南、内蒙古等6个省区，天津、河北两个
省区增速放缓，综合水平低于均值范围。发展速度较快的省区，即高于增长速度均值的包括5个东部沿海省区（浙江、山东、辽宁、江苏、福建），6个中部省区（河南、江西、安徽、山西、吉林、黑龙江）和5个西部省区（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宁夏）。2011—2015年，各省区旅游发展依旧保持快速增长速度，综合发展水平均值达到0.712 2，同比增长145%，阶段标准差为0.071 2，比上一阶段略有下降，各省区综合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发展水平均值的省区由上一阶段的13个增加到19个，新增加的省区有2个中部省区（安徽、湖北）和4个西部省区（广西、四川、陕西、新疆）。发展速度较快的省区主要分布在新疆等7个西部省区，湖北等2个中部省区和广东等1个东部省区，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综合来看，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综合水平增速明显，省际区域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分布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但逐渐趋向均衡发展。
3.1.2 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图2，三个阶段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呈现波动趋势且趋同，不同时序下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呈现明显上升态势，但不同阶段省际发展速度有所差异。
分阶段来看，2001—2005年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均值为0.214 5，阶段标准差为0.031。阶段内来看，区域发展综合水平高于均值的省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9个位于东部地区（北京、上海、河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福建），4个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呈现明显东中西梯度发展差异。2006—2010年，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均值为0.391 5，同比增长82%，阶段标准差为0.039 5，同上一阶段相比略有上升，表明各省区间区域发展水平差距正在缓慢扩大。阶段内来看，高于综合发展水平均值的省区由13个增加到15个，新增省区是为河南和四川。山西、内蒙古、吉林、重庆、西藏等5个中西部省区发展速度最快，平均增长幅度均在110%以上。2011—2015年，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均值达到0.722，阶段标准差为0.043 6，同上一阶段相比，综合发展水平同比增长85%，增速略有提高，阶段标准差继续上升，各省区间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呈扩大趋势。阶段内来看，有15个省区区域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均值，主要分布范围包括北京、河北等9个东部沿海省区，山西、湖南等3个中部省区，重庆、四川等3个西部省区，空间分布依然保持东强中西弱的格局。
3.1.3 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图3，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对比分析。总体看来，二者之间耦合协调度在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较为一致，不同阶段及阶段内部发展速度有所差异。
分阶段来看，2001—2005年，各省区二者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44 9，属于中度失调范围区间，阶段标准差为0.034 1。阶段内，各省区失调等级和失调程度差异较大。北京、上海耦合协调度值在0.3以上，已处在轻度失调范围区间，宁夏、安徽两地区耦合协调度值在0.2以下，处于严重失调范围。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较为均衡，处于中度失调范围内。2006—2010年，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均值达到0.407 7，比上一个阶段增长66%，阶段标准差0.033 1，比上一个阶段下降3%。本阶段各省区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由中度失调阶段发展到濒临失调阶段，各省区间耦合协调度值差异略有减少，但并不明显。阶段内，共有15个省区耦合协调度在0.4以上（10个位于东部，5个位于中西部），处在濒临失调阶段。其余16个省区耦合协调度低于均值，并且均在中西部地区，处在轻度失调阶段。由此可见在发展速度和增长幅度上，东部沿海地区优势明显。2011—2015年，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均值达到0.595 8，同比上升46%，阶段标准差为0.020 7，同比下降37%。本阶段各省区耦合协调度保持稳步上升态势，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各省区耦合协调度趋向均衡。阶段内，14个省区耦合协调度值在均值以上，且均在0.6以上，已经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其余17个省区耦合协调度虽低于均值，但也处于勉强协调的高级阶段，并已接近初级协调阶段界限。综合三个阶段来看，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发展迅速，已由失调范围区间进入协调范围区间，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省际之间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发达省区一直处于领先，中西部地区在政策红利支持下逐步赶超，总体上耦合协调度发展的省际差异在逐步缩小，均衡发展趋势有所显现。
3.2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空间特征分析
中国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关联性，為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利用ArcGIS和GeoDa软件对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值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各年份二者耦合协调度全局Morans I 指数（图4）。
通过计算发现，2001—2015年间，除2008、2009、2010、2011和2015年五个年份Morans I 指数通过Z值显著性检验，其他年份Z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96，说明2001—2007年和2012—2014年Morans I 指数的显著性不强。总体看来，2001—2015年Morans I 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集聚状况有所提高，但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2001—2007年和2012—2014年Morans I 指数呈现微小波动，并均接近0，表明总体上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正空间自相关并不显著，基本趋于随机分布特征。其中，2013年Morans I 指数为-0.068 7，呈现微弱的负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小的离散特征。2008—2011年和2015年Morans I 指数均达到0.1以上，整体上呈现正空间自相关特征，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全局空间自相关仅表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在整体上综合特征，不能揭示与相邻省区的局部空间相关关系，因此需要结合局部空间自相关进一步分析。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选取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值为截面数据，利用 GeoDA 软件绘制LISA聚类图，来测度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集散状况及演化特征。将各省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类型划分为 4个象限（表3、图5）。第一象限（HH）代表省区及周边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属高值区；第二象限（LH）代表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低而周边高；第三象限（LL）代表省区及周边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属低值区；第四象限（HL）代表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高而周边低。
（1）HH集聚区：由表3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内该类型区省区数量由8个增加到12个，所占比例由25.8%增长到38.7%，成为所占比例最高的类型区。高值区域的不断增加，说明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水平均已进入较高水平，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耦合协调局面初步形成。在空间分布上，该类型区范围逐渐扩大，呈现由相对分散到趋于集中的发展态势。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浙江、上海等5个东部沿海省区和吉林、山西等3个中西部省区，各省区之间跨度明显，空间分布呈现分散状态。2006—2010年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9个东部沿海省区以及相互毗邻的内蒙古、吉林和山西，空间分布逐步由分散状态向东部沿海及东北部地区集聚。2011—2015年主要分布在北京、山东等7个东部沿海省区和河南、安徽等5个相互毗邻的中部省区，空间集聚分布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且分布范围趋于向长三角、珠三角集聚。
（2）LH集聚区：该类型区省区数量由12个逐渐减少到7个，所占比例由38.7%下降到22.6%，说明低值区域受高值区域溢出效应影响较大，正逐渐向高值区域过渡。在空间分布上，该类型区范围逐渐缩小，呈现由相对中、东部集中到趋于中、西部分散的发展态势。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等6个东部沿海省区，河南、山西等5个中部省区和青海，空间分布相对集中。2006—201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等4个西部省区和福建、宁夏，空间分布由中、东部集中趋于向西部地区集聚。2011—2015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山西等7个省区，空间分布由西部集聚趋向大范围离散。
（3）LL集聚区：该类型区省区数量出现较大波动，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整体数量略有增加，所占比例由9.7%增长到12.9%。在空间分布上，该类型区范围先扩大后逐渐缩小，整体略有上升，空间格局上基本在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态势，但演化轨迹逐渐由西向东推进。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重庆等3个西部省区，空间分布整体比较集中但在西部地区范围内趋于分散。2006—2010年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等7个西部省区和海南，各省区相互毗邻，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加强，且逐渐向东演进。2011—2015年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等4个西部省区，空间分布趋于向西北地区集聚。
（4）HL集聚区：该类型区省区数量略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稳定，空间范围无明显变化，但空间格局呈现由中、西部相对集中到趋于中、西部分散的发展态势。2001—2005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等西部省区和黑龙江、广东。其中，黑龙江和广东两省空间跨度较大，其余西部6个省区则相对集中。2006—2015年主要分布黑龙江、陕西、海南等东、中、西各地带省区，空间分布呈现逐渐分散趋势。
4 中国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分析
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进一步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力，本文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4.1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机理
深入理解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相互作用机理是初步辨识二者耦合协调驱动机制的关键所在（见图5）。旅游产业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区域发展为旅游产业提供广大市场和支撑保障。经济方面：全域旅游更加强调发挥旅游+的功能，使旅游产业与关联产业融合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并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能为旅游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而且经济发展带动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增加居民出游可能性，扩大旅游客源市场。社会层面：全域旅游既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在促进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作用巨大，又特别倡导全民共建共享，景区景点和服务设施同时满足游客旅游和居民放松休闲的双重需要，在游客与居民互动中，树立旅游形象，提高文明素质；区域社会环境的改善也为旅游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游客和当地居民和谐相处，提高游客旅游体验，增加旅游地知名度，实现多赢局面。生态环境方面：旅游业是典型的环境依赖型产业，对环境的依赖“倒逼”地区淘汰污染企业，加强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为游客创造良好生态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也为旅游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成为驱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4.2 空间回归分析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20-21]综合考虑中国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状况，同时吸收本领域内相关专家建议，将以下6个指标作为耦合协调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分别是人均GDP（代表经济驱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市场带动）、人均财政收入（代表政府调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代表投资拉动）、万元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代表环境倒逼）、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代表产业结构）。对各指标2015年截面数据相对于2001年的变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以此作为空间回归分析的自变量，以耦合协调度的变化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正空间自相关特征，采用传统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不一定合理，故先进行OLS模型和GWR模型检验。
基于OLS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选取容忍度值大于0.7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GDP二氧化硫排放量等4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OLS估计下的 R2为 0.675，修正后的R2为 0.595，而在 GWR模型中R2的值为0.805，修正后的R2为 0.733，这反映GWR模型使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更强。
由表4可知，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系数在空间上差异显著，按照其重要程度大小依次为：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经济驱动。其中：①市场带动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最大，且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0.200 5～0.218 7之间，表明市场带动虽对各省区的影响程度均比较突出，省际差异并不显著。收入水平既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结果说明拉动内需对各省区旅游和区域发展作用明显，今后应进一步激活内需市场，释放市场活力。②投资拉动对全域旅游与区域發展耦合协调水平呈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在0.029 5～0.132 9之间，说明旅游与区域发展仍然表现为投资驱动型。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说明在投资拉动影响下，西部地区获得了暂时性的发展机遇，旅游与区域协同发展明显优于东部，旅游业成为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缩小地区差异的正确选择。今后，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应注重利用旅游带来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实现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③环境倒逼对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负相关，回归系数在-0.117 3～-0.054 7之间，空间上表现出北低南高的总体特征。北方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翼及周边省区，这些地区重化工工业高度集中，工业污染严重，生态环境对此类地区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影响巨大，成为二者协同发展的障碍因素，今后应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旅游吸引力和居民生产生活空间。南方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西藏、海南等4个省区，此类地区生态环境对此类地区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影响较弱，应在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前提下，寻找新的动力源来促进旅游与区域协调发展。④经济驱动对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有正有负，回归系数在-0.102 3～0.102 7之间，空间上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正值区域主要集中在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全国旅游经济发展及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而形成的集聚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与区域协同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快速增长的旅游业不仅提升了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而且带动了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负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这些区域缺乏东部地区的区位和先发优势，也不具备西部地区资源禀赋等先天条件，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加剧了旅游与区域发展失衡。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1）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发展省际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且具有明显地带性差异，基本形成“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但西部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东部地区，总体发展将逐步趋于均衡。
（2）各省区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持续上升，整体低于旅游产业发展速度；区域发展省际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强西弱”梯度分布。
（3）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总体从失调范围进入协调范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发展的省际差异在逐步缩小，均衡发展趋势有所显现。
（4）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在全局呈现正空间自相关特征，但波动变化明显，空间相关性并不显著。局部空间上具有一定规律性，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明显。HH和LL区域处于持续集聚阶段，空间范围逐步扩大。HH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区，且区域重心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LL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省区，这些地区已形成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的洼地，区域演化轨迹趋于由西南向西北地区集中。HL和LH区域处于持续离散阶段，区域内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空间异质性明显，但范围在逐步缩小，空间演化轨迹持续在中西部离散。
（5）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是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市场带动对各省区影响最大，但省际影响差异不显著。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空间上分别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特征。
5.2 讨论
中国旅游业正处在由景点旅游发展向全域旅游发展转变的关口。全域旅游战略是中国旅游业未来“十三五”期间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基本遵守，且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鉴于此，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本文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内地各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发展演化的时空规律，并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可为中央或地方政府实施全域旅游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全域旅游理论内涵。但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数据并未全在全域旅游理念出现的时段，研究过程中假定了数据前后的一致性，未来需对全域旅游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密切跟踪，深入开展研究结果对比分析，这将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同时，本文尝试构建了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旅游产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全域旅游理论研究也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构建科学化、体系化和实用化的指标体系，例如增加促进公共服务体系、产业融合、产城融合、游客和居民满意度等相应指标，以最大程度的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性；此外，以上研究是基于中国省级地域单元，若采用更细尺度的地市、县域数据，开展全域旅游背景下不同尺度的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对比研究，将能更深入地揭示二者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时空演变趋势和驱动机制，对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具有更大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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