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与《每周评论》
赵崇华
摘 要:王光祈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办人。《每周评论》创办时他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是《每周评论》的发起人之一,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目前尚无专题研究论文。同时,他在《每周评论》时期的政治主张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作用,鲜有相关的研究成果献于公众。本文从王光祈与《每周评论》的创办者李大钊的关系、王光祈在《每周评论》创刊号上所发社论以及李劼人50年代的回忆三方面来考证王光祈在《每周评论》创办时所起的作用,并就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政治观点及其背景作一评述。
关键词:王光祈;《每周评论》;五四时期;李大钊;民众自治团体;教育与司法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2-0021-04
五四时期的王光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不仅积极投身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办和工读互助团的实践,也参与了当时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副刊的编辑、撰稿人等工作,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这是他一生中政治思想闪光的时期。近年来,学术界对他在五四时期创办少年中国和参与工读互助团等社会活动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①。但是,作为上述著名刊物的参与者和撰稿人以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时政性文章的研究②,学术界则鲜于涉及,尚无专题研究论文③。
一、关于王光祈是否是《每周评论》的发起人的问题
从1918年创刊到1919年8月,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8篇时政性的文章,尤其是在创刊号上以社论的名义发表文章,使其在《每周评论》中的地位不同于一般撰稿人。然而,王光祈是否是《每周评论》“发起人”这个问题,学界尚存疑议,目前并无权威定论。从已存的资料来看,李劼人④在50年代的回忆中谈到“王光祈参与了发起人的”⑤,之后再无相关的资料或文章佐证、探讨这一说法,似乎尚缺乏有力可信的旁证。
首先,我们从王光祈与《每周评论》的创办者李大钊的关系分析考证。王光祈与李大钊的相识始于1917年夏天。此时的李大钊从日本回国不久,担任《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正积极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⑥。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大量购进宣传和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北大图书馆成为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许多有志青年到这里阅读书报,吸取新思想、新知识,关注国内外大事,王光祈便是其中之一。他和周太玄经常到这里读书学习,非常关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对于年长于自己、思想成熟为人谦和的师长李大钊非常敬仰,虚心请教。此时工作繁忙的李大钊对于上门求知的青年人和蔼、耐心,对王光祈、周太玄也很关注,认为他们是有思想、有抱负、有民族责任感的青年,非常乐意与之交流,重视与他们的谈话。彼此间不仅互相推心置腹且谈话不限时间。他们的交往既愉快又默契,李大钊对王光祈的印象亦甚好,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对于李大钊,王光祈也颇有同样的感觉,认为他“思想成熟深入,气魄很大,但外表却非常谦和亲切”,非常“有感召力”,用“相见恨晚”⑦来形容与李大钊的相识。李大钊筹办《每周评论》的时候,自然地想到了王光祈,细心听取这位“极有志气”的青年的意见和建议,并积极向他约稿,还积极向《每周评论》的另一位创办人陈独秀推荐、介绍这位“有思想的青年”王光祈。而王光祈在此期间策划筹建“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1919年7月)、筹建工读互助团时也积极向李大钊听取意见,得到了李大钊有力支持。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交换各自的想法、思路。实事求是地讲,现存的资料无法查证王光祈在《每周评论》的创办期间向李大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但我们可以从李大钊向他约稿为《每周评论》的创刊号写社论之事看出,王光祈在《每周评论》创刊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不是一般的撰稿人。
其次,可以从王光祈在《每周评论》的创刊号上所刊载的社论和他宣传和介绍这个刊物所持的态度来看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中的地位。《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是陈独秀、李大钊宣传新思想、抨击时政的又一阵地。当时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周期稍长,又着重在思想文化的理论宣传与启蒙教育,陈、李等遂决定另外创办一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于是《每周评论》应运而生。它和《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正式出版发刊,开卷第一篇是由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第二篇即为王光祈所撰写的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足以见其在《每周评论》的创办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主办人陈独秀、李大钊对他政治思想、政治观点的重视和认同。实际上这也是稍后王光祈创办“工读互助团”时,陈、李大力支持的思想基础。《每周评论》创刊后,王光祈向四川的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员积极推荐《每周评论》,说它“是一种传播新思想的”⑧刊物,“认为它能密切地跟随形势发展,用进步观点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尖锐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性战斗性是当时任何资产阶级报刊所不及的,也为刊期较长的《新青年》所不及”⑨。显然王光祈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宣传、推广《每周评论》的,只是由于当时他身兼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等职,忙于为各报写文、发通讯、报道,且从1919年起又忙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和“工读互助团”的筹建,因而逐渐减少了与《每周评论》的联系和为《每周评论》写稿。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8篇时政性的文章。
第三,最早、最直接谈到王光祈是《每周评论》发起人的,是王光祈的同学、同乡且为终身好友的李劼人。王光祈和李劼人相识于1908年。这一年两人均考入四川高等学堂读书。同为热血青年,思想、爱好的接近使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两人之间的友谊,伴随他们在不同的城市投身“五四”运动、创办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工读互助团、以及20年代两人先后赴欧洲勤工俭学(王光祈去德国、李劼人去法国)。直至王光祈逝世,李劼人都是与之相知相惜的几个好友之一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让回成都的陈毅两次问起“少中学会的王光祈”情况,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均以好友的身份一一作答B11。1950年5月4日的《川西日报》纪念五四运动专刊上,李劼人发表“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高度评价王光祈对四川成都五四运动的影响,并首次谈到了王光祈参与了《每周评论》发起的工作。他说“北京的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他谈到:王光祈虽不是《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当时王光祈身兼几家报刊的记者、编辑,撰稿十分繁忙),但他参与了《每周评论》的发起工作。在稍后的《回忆【星期日】》一文中B12,李劼人又谈到王光祈向他介绍《每周评论》的特点,说它“是一种转播新思想的出版物”,能紧跟形势发展,用进步的观点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尖锐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性战斗性是当时任何资产阶级报刊所不及的,也为刊期较长的《新青年》所不及。因而建议李劼人等人在成都也办一类似刊物。由于王光祈“有力的宣傳和鼓励,成都出刊了《星期日》”B13。从现存的王光祈与李劼人等友人的公开通信和王光祈留下的文字中,尚未查到王光祈本人对参与《每周评论》发起工作的文字记录,但我们从上述的综合分析中,能够评判出李劼人回忆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综上所述,王光祈不仅仅是《每周评论》的撰稿人,也参与了刊物的发起工作。虽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与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相比,但是,“他参加了发起人的(工作)”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二、《每周评论》时期王光祈的政治主张
1918——1919年,王光祈先后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篇时政性的文章,主要有:《国际社会之改造》、《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国际的革命》、《今日之梅特涅》、《兑现》、《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内容涉及国际、国内、司法、社会等问题,反映了这一时期王光祈的政治主张,也代表了这一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露巴黎和会及其“国际大联盟”,主张以平民的自治团体组成没有国界、种族区分的新国际,实现真正的和平。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战胜国酝酿召开一次和平会议——巴黎和会,成立所谓“国际大联盟”,以维护国际秩序。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巴黎和会非常关注,寄予很高的希望,要求收回主权,抗议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无理干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五四时期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上连續发表《国际社会之改造》、《国际的革命》、《今日之梅特捏》、《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等文,对巴黎和会、“国际大同盟”及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图谋和行径进行了揭露。
王光祈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热情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回战争的结果,有两件强人意的事情,第一就是那俄德革命,社会党骤然遗跃起。”B14他认为这是“大战的价值”,是符合人类社会“进化轨道”的。但是,另一件事,“现在又要在巴黎快开和平会议”,欧洲此次和会,高唱着民族自决主义,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王光祈一针见血地揭露道:“今乃以关系世界和平的青岛问题,置诸议和草约以外,任凭抱军国主义自命德意志第二之日本自由处置。此次和会价值实等于零”B15,可见,这无非又是一次非公平正义的会议。王光祈以1899年5月和1907年6月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为例,揭露所谓的“和会”无非是列强们“又要研究杀人应从哪里开刀、灭国应由哪里入手了罢了”。王光祈的这些话,震聋发愦,在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尚对这次和会抱有极大的幻想的时候B16,他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
那么如何避免战争、“谋世界永久的和平”呢?五四时期的王光祈,从民主主义思想观出发,他认为,要谋永远的和平,就要“打破国界人种的现状,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实现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国际社会”B17。对此,王光祈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组成并发挥和平作用的最佳方式。但以民众自治团体来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显得过于天真。虽然他提出了从经济上掐断由资本家、军阀、贵族操纵的政府发动战争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方案:“所有经济上一切支配,皆由我们自行纲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毫不假手于诈欺取财的资本家与那万恶滔天的政府”,但是这个方案仍然缺乏具体、充实的内容,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实际上是五四以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趋使下,急于改革社会又苦于找不到更好方法,只能按自己对各种新思潮的不同理解进行取舍、勾画而成的不切实际的蓝图。他所坚信的由平民自治团体来维持国际社会以实现永久的和平的理想,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步转向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探索,具有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虽不成熟,却蕴藏着浓浓的求索精神和爱国精神。王光祈对巴黎和会和日本帝国主义图谋的揭露,不仅仅在北京,也影响到了四川成都,对成都地区的爱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B18。
第二,揭露黑暗的政治现实,抨击国内的军阀政党政治,提出要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切强权。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反对专制,倡导民主,是王光祈的政治信念,也是他抨击时政的出发点和评析中国现实政治的价值趋向。愤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以及军阀、政客的明争暗斗,王光祈猛烈抨击了那些为谋求个人利益而甘为北洋军阀工具的政客,称这些人为“无职业的流氓”,抨击道:“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三万万个饭桶——如官吏议员军士僧道土匪等”,B19以这类人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我们农工商学”,国家将永无“政治清明”之日,社会将会永远处于恶性循环中,中国将陷入更为糟糕(军阀割据)的困境。王光祈认为,要从事政治活动,必须先要有一个社会职业,进,可以从事社会的政治改革,退,则可以从事于自己的专业,以贡献于社会。职业政客充斥政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然受阻。由此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上发出了呐喊:“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
王光祈以知识分子特有的良知与勇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北京政府直至总统。他说:民国以来,总统、总理、政要们利用民主共和的招牌、冠冕堂皇的大政方针、安民告示来愚弄百姓,却从没在行动上真正做过福国利民的好事,没有让人民能够真正安居乐业。他们用政党、学会这些名词,用四言八句的党纲、爱国爱民的宣言来粉饰自己,但是“有几个政党,能福国利民?有几个学会,在研究学术呢?”B20欲以这种政客政治来治理国家,难道不与五个列强所召集的巴黎和会声称要实现永久和平一样吗?都是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所以,这些军阀、政客“严格说起来,就是一种没有职业的人”,对政客政治的痛恨和希望从军阀政客交相淫逼的荆棘丛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光明之路的愿望,是王光祈创立“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工读互助团”的动力。他的这种批判勇气是历代知识分子爱国、忧国的传统。
第四,追寻理想的现代民主政治,提出了司法的独立和教育的独立。
追寻理想的现代民主政治,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进步的主要特征。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求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此时的王光祈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关注世界变化,接受和研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他在《每周评论》、《晨报》上发文,介绍和研究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翼以此来启迪国人的思想,探讨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并提出了自己对当时热点问题司法和教育独立的看法。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都感受过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他们大力倡导在中国兴办教育,积极推动司法的进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近代化。1919年前后,随着政局的动荡,北方的办学环境明显恶化,国立各校经费奇缺,师生罢教罢课风潮迭起,大学教育面临生存危机。于是,教育界要求“独立”之声大起B21。从具体的教育经费独立,到“形而上”的教育体制独立,汇成一股“教育独立”思潮。王光祈认为:教育独立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教授独立”、学术自由,即“各教授对于讲授学术,务必保留自由发挥的权利,不要为饭碗问题而变节”;外部的——教育独立于政潮之外,不受政治的干涉B22。政治体制的近代化仅仅有教育的独立显然不够,司法也必须独立。司法独立是人类走向政治文明的象征,是近代社会法治化的内在要求。王光祈认为教育与司法的关系密切,二者的目的都是使社会上的个人成为一个健全的分子,以促社会的进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只不过教育系积极的培养,司法系消极的禁止。中国自民国以来“司法界黑暗”,握有司法权的人“大半皆系时髦政客”,致使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他说:我们中国的司法官,大多数还是前清刑名师爷的派头,不问是非,专听东家的指挥,巴结东家得好,便可以升官发财,今日做检察厅长,明日便可以做司法总长,后日便可以做国务总理。不会巴结的,便永远沉于下僚。因这个缘故,遂养成司法官巴结军阀政党的恶风气。所以司法独立势在必行。“司法独立是关系我们的生命财产,教育独立是关系我们的思想自由”,二者不可不独立。王光祈的措施有两条:“(一)凡在司法界或教育界做事的人,须与政党断绝往来;(二)司法官与教授的地位,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各项价值原则常常受到封建军阀和买办政党的排拒,行政权的牵制、军事和政党的直接干预、财力人力的不足以及军阀官员法律意识的淡薄,都从不同侧面制约了司法和教育独立的真正实现。因此,司法和教育独立的愿望在当时只能停留在知识分子们的呼吁、呐喊的层面上。王光祈所主张的司法与教育的独立,尽管在内容、范围和程度上相当有限的,仍然不失为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现代民主政治潮流中掀起的浪花,特别是他对民初盛行的带有浓厚封建专制主义毒瘤的司法体系所进行批判,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光祈在《每周评论》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是当时中国知识界进步思想的代表,基本反映了《每周评论》群体的思想概貌。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近年来,对王光祈五四时期社会活动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王迪先的《王光祈与‘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韩立文、毕兴的“王光祈生平综述”;廖辅叔的《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王光祈的著作和思想》;潘清雍的《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进行不懈探索的业绩永存》,等等。以上均出自毕兴、苑树清主编的《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9。
②初略统计:《新青年》2篇;《每周评论》8篇;《晨报》11篇;《少年中国》41篇。
③研究王光祈五四时期政治思想的论文主要有:黎永泰、刘平的《五四时期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探讨》; 周淑真的《试论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赵宋光的《有关王光祈评价的一些理论问题》等。
④李劼人(1891——1962年)四川成都人,作家、文学翻译家、五四时期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他与王光祈、周太玄一起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在成都创办了《川报》、《星期日》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了不懈的努力。一生留有五、六百万字的著作和译作。他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已经成为传世之作,被他的同学郭沫若称为“中国的左拉”。建国后曾担任成都市副市长。
⑤李劼人在《“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中提出了王光祈“是参加了(每周评论)发起人的”(《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王迪先在《“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一文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⑥李大钊在1918年7月到11月,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和演说,欢呼十月革命;1919年又发表《新纪元》和《我之马克思主义观》等十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⑦周太玄:《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转引自:韩立文、毕兴《辛勤的探索者——记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的一生》。
⑧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⑨转引自:王迪先的《王光祈与‘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一文,见《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9,毕兴、苑树清主编。
⑩《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共收录了李劼人的两篇怀念王光祈专门文章《诗人之孙》、《“五四”追忆王光祈》;两篇与王光祈有密切关系的文章(《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回忆〈星期日〉》);一封李劼人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时写给王光祈的会务报告信。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李、王之间浓厚的友谊及李劼人对王光祈的评价。王光祈去世后,其骨灰也曾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1938年7月,由李劼人在成都東郊沙河堡买地自建)附近的周太玄家墓园。
B11Ｎ菏闭洹兑渫豕馄怼,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B12＠顒氯:《回忆〈星期日〉》,《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B13！缎瞧谌铡分鼙:创刊于1919年7月,1920年4月停刊,共出了36期,周报。由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会友发起创办,是“五四”后四川成都创办的第一个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也是当时全国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刊物之一。
B14Ｈ粲(王光祈):《国际社会之改造》,《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
B15Ｈ粲(王光祈):《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号。
B16１幻泽东称为五四时期“思想界之明星”的陈独秀尚且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希望,称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世界上个第一好人”。北大学生也在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
B17Ｈ粲(王光祈):《国际社会之改造》,《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以下引用同。
B18Ｍ豕馄碓谖逅那昂笙群蟠颖本┏啥肌洞ūā贩⒒50多篇通讯(李劫人是该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几乎每天或隔天便有他的鼓动性的报道发回,特别是他关于“五四”当天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长篇通讯,直接导致了成都高师学生引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成都地区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16日,王光祈在五四夜晚写的这篇长篇通讯到达成都,李劼人等满怀激情地在文章前后写了富有政治鼓动性的按语。17日晨,成都高师的学生们正在早膳,有人登上饭桌,高声朗读王光祈的北京通讯,顿时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会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自此就在成都开展了。——引自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B19Ｈ粲(王光祈):《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每周评论》第4号,1919年1月12日。以下同。
B20Ｈ粲(王光祈):《兑现》,《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6日。
B21Ｔ从谖鞣降慕逃独立思潮,清末时章太炎就曾提出过设想。章太炎说:“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主张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B22Ｈ粲(王光祈)《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每周评论》第34号,1919年8月10日。以下引用同。
摘 要:王光祈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办人。《每周评论》创办时他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是《每周评论》的发起人之一,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目前尚无专题研究论文。同时,他在《每周评论》时期的政治主张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作用,鲜有相关的研究成果献于公众。本文从王光祈与《每周评论》的创办者李大钊的关系、王光祈在《每周评论》创刊号上所发社论以及李劼人50年代的回忆三方面来考证王光祈在《每周评论》创办时所起的作用,并就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政治观点及其背景作一评述。
关键词:王光祈;《每周评论》;五四时期;李大钊;民众自治团体;教育与司法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2-0021-04
五四时期的王光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不仅积极投身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办和工读互助团的实践,也参与了当时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副刊的编辑、撰稿人等工作,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这是他一生中政治思想闪光的时期。近年来,学术界对他在五四时期创办少年中国和参与工读互助团等社会活动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①。但是,作为上述著名刊物的参与者和撰稿人以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时政性文章的研究②,学术界则鲜于涉及,尚无专题研究论文③。
一、关于王光祈是否是《每周评论》的发起人的问题
从1918年创刊到1919年8月,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8篇时政性的文章,尤其是在创刊号上以社论的名义发表文章,使其在《每周评论》中的地位不同于一般撰稿人。然而,王光祈是否是《每周评论》“发起人”这个问题,学界尚存疑议,目前并无权威定论。从已存的资料来看,李劼人④在50年代的回忆中谈到“王光祈参与了发起人的”⑤,之后再无相关的资料或文章佐证、探讨这一说法,似乎尚缺乏有力可信的旁证。
首先,我们从王光祈与《每周评论》的创办者李大钊的关系分析考证。王光祈与李大钊的相识始于1917年夏天。此时的李大钊从日本回国不久,担任《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正积极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⑥。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大量购进宣传和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北大图书馆成为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许多有志青年到这里阅读书报,吸取新思想、新知识,关注国内外大事,王光祈便是其中之一。他和周太玄经常到这里读书学习,非常关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对于年长于自己、思想成熟为人谦和的师长李大钊非常敬仰,虚心请教。此时工作繁忙的李大钊对于上门求知的青年人和蔼、耐心,对王光祈、周太玄也很关注,认为他们是有思想、有抱负、有民族责任感的青年,非常乐意与之交流,重视与他们的谈话。彼此间不仅互相推心置腹且谈话不限时间。他们的交往既愉快又默契,李大钊对王光祈的印象亦甚好,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对于李大钊,王光祈也颇有同样的感觉,认为他“思想成熟深入,气魄很大,但外表却非常谦和亲切”,非常“有感召力”,用“相见恨晚”⑦来形容与李大钊的相识。李大钊筹办《每周评论》的时候,自然地想到了王光祈,细心听取这位“极有志气”的青年的意见和建议,并积极向他约稿,还积极向《每周评论》的另一位创办人陈独秀推荐、介绍这位“有思想的青年”王光祈。而王光祈在此期间策划筹建“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1919年7月)、筹建工读互助团时也积极向李大钊听取意见,得到了李大钊有力支持。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交换各自的想法、思路。实事求是地讲,现存的资料无法查证王光祈在《每周评论》的创办期间向李大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但我们可以从李大钊向他约稿为《每周评论》的创刊号写社论之事看出,王光祈在《每周评论》创刊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不是一般的撰稿人。
其次,可以从王光祈在《每周评论》的创刊号上所刊载的社论和他宣传和介绍这个刊物所持的态度来看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中的地位。《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是陈独秀、李大钊宣传新思想、抨击时政的又一阵地。当时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周期稍长,又着重在思想文化的理论宣传与启蒙教育,陈、李等遂决定另外创办一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于是《每周评论》应运而生。它和《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正式出版发刊,开卷第一篇是由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第二篇即为王光祈所撰写的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足以见其在《每周评论》的创办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主办人陈独秀、李大钊对他政治思想、政治观点的重视和认同。实际上这也是稍后王光祈创办“工读互助团”时,陈、李大力支持的思想基础。《每周评论》创刊后,王光祈向四川的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员积极推荐《每周评论》,说它“是一种传播新思想的”⑧刊物,“认为它能密切地跟随形势发展,用进步观点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尖锐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性战斗性是当时任何资产阶级报刊所不及的,也为刊期较长的《新青年》所不及”⑨。显然王光祈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宣传、推广《每周评论》的,只是由于当时他身兼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等职,忙于为各报写文、发通讯、报道,且从1919年起又忙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和“工读互助团”的筹建,因而逐渐减少了与《每周评论》的联系和为《每周评论》写稿。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8篇时政性的文章。
第三,最早、最直接谈到王光祈是《每周评论》发起人的,是王光祈的同学、同乡且为终身好友的李劼人。王光祈和李劼人相识于1908年。这一年两人均考入四川高等学堂读书。同为热血青年,思想、爱好的接近使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两人之间的友谊,伴随他们在不同的城市投身“五四”运动、创办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工读互助团、以及20年代两人先后赴欧洲勤工俭学(王光祈去德国、李劼人去法国)。直至王光祈逝世,李劼人都是与之相知相惜的几个好友之一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让回成都的陈毅两次问起“少中学会的王光祈”情况,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均以好友的身份一一作答B11。1950年5月4日的《川西日报》纪念五四运动专刊上,李劼人发表“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高度评价王光祈对四川成都五四运动的影响,并首次谈到了王光祈参与了《每周评论》发起的工作。他说“北京的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他谈到:王光祈虽不是《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当时王光祈身兼几家报刊的记者、编辑,撰稿十分繁忙),但他参与了《每周评论》的发起工作。在稍后的《回忆【星期日】》一文中B12,李劼人又谈到王光祈向他介绍《每周评论》的特点,说它“是一种转播新思想的出版物”,能紧跟形势发展,用进步的观点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尖锐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性战斗性是当时任何资产阶级报刊所不及的,也为刊期较长的《新青年》所不及。因而建议李劼人等人在成都也办一类似刊物。由于王光祈“有力的宣傳和鼓励,成都出刊了《星期日》”B13。从现存的王光祈与李劼人等友人的公开通信和王光祈留下的文字中,尚未查到王光祈本人对参与《每周评论》发起工作的文字记录,但我们从上述的综合分析中,能够评判出李劼人回忆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综上所述,王光祈不仅仅是《每周评论》的撰稿人,也参与了刊物的发起工作。虽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与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相比,但是,“他参加了发起人的(工作)”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二、《每周评论》时期王光祈的政治主张
1918——1919年,王光祈先后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篇时政性的文章,主要有:《国际社会之改造》、《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国际的革命》、《今日之梅特涅》、《兑现》、《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内容涉及国际、国内、司法、社会等问题,反映了这一时期王光祈的政治主张,也代表了这一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露巴黎和会及其“国际大联盟”,主张以平民的自治团体组成没有国界、种族区分的新国际,实现真正的和平。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战胜国酝酿召开一次和平会议——巴黎和会,成立所谓“国际大联盟”,以维护国际秩序。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巴黎和会非常关注,寄予很高的希望,要求收回主权,抗议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无理干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五四时期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上连續发表《国际社会之改造》、《国际的革命》、《今日之梅特捏》、《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等文,对巴黎和会、“国际大同盟”及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图谋和行径进行了揭露。
王光祈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热情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回战争的结果,有两件强人意的事情,第一就是那俄德革命,社会党骤然遗跃起。”B14他认为这是“大战的价值”,是符合人类社会“进化轨道”的。但是,另一件事,“现在又要在巴黎快开和平会议”,欧洲此次和会,高唱着民族自决主义,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王光祈一针见血地揭露道:“今乃以关系世界和平的青岛问题,置诸议和草约以外,任凭抱军国主义自命德意志第二之日本自由处置。此次和会价值实等于零”B15,可见,这无非又是一次非公平正义的会议。王光祈以1899年5月和1907年6月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为例,揭露所谓的“和会”无非是列强们“又要研究杀人应从哪里开刀、灭国应由哪里入手了罢了”。王光祈的这些话,震聋发愦,在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尚对这次和会抱有极大的幻想的时候B16,他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
那么如何避免战争、“谋世界永久的和平”呢?五四时期的王光祈,从民主主义思想观出发,他认为,要谋永远的和平,就要“打破国界人种的现状,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实现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国际社会”B17。对此,王光祈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组成并发挥和平作用的最佳方式。但以民众自治团体来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显得过于天真。虽然他提出了从经济上掐断由资本家、军阀、贵族操纵的政府发动战争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方案:“所有经济上一切支配,皆由我们自行纲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毫不假手于诈欺取财的资本家与那万恶滔天的政府”,但是这个方案仍然缺乏具体、充实的内容,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实际上是五四以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趋使下,急于改革社会又苦于找不到更好方法,只能按自己对各种新思潮的不同理解进行取舍、勾画而成的不切实际的蓝图。他所坚信的由平民自治团体来维持国际社会以实现永久的和平的理想,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步转向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探索,具有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虽不成熟,却蕴藏着浓浓的求索精神和爱国精神。王光祈对巴黎和会和日本帝国主义图谋的揭露,不仅仅在北京,也影响到了四川成都,对成都地区的爱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B18。
第二,揭露黑暗的政治现实,抨击国内的军阀政党政治,提出要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切强权。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反对专制,倡导民主,是王光祈的政治信念,也是他抨击时政的出发点和评析中国现实政治的价值趋向。愤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以及军阀、政客的明争暗斗,王光祈猛烈抨击了那些为谋求个人利益而甘为北洋军阀工具的政客,称这些人为“无职业的流氓”,抨击道:“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三万万个饭桶——如官吏议员军士僧道土匪等”,B19以这类人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我们农工商学”,国家将永无“政治清明”之日,社会将会永远处于恶性循环中,中国将陷入更为糟糕(军阀割据)的困境。王光祈认为,要从事政治活动,必须先要有一个社会职业,进,可以从事社会的政治改革,退,则可以从事于自己的专业,以贡献于社会。职业政客充斥政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然受阻。由此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上发出了呐喊:“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
王光祈以知识分子特有的良知与勇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北京政府直至总统。他说:民国以来,总统、总理、政要们利用民主共和的招牌、冠冕堂皇的大政方针、安民告示来愚弄百姓,却从没在行动上真正做过福国利民的好事,没有让人民能够真正安居乐业。他们用政党、学会这些名词,用四言八句的党纲、爱国爱民的宣言来粉饰自己,但是“有几个政党,能福国利民?有几个学会,在研究学术呢?”B20欲以这种政客政治来治理国家,难道不与五个列强所召集的巴黎和会声称要实现永久和平一样吗?都是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所以,这些军阀、政客“严格说起来,就是一种没有职业的人”,对政客政治的痛恨和希望从军阀政客交相淫逼的荆棘丛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光明之路的愿望,是王光祈创立“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工读互助团”的动力。他的这种批判勇气是历代知识分子爱国、忧国的传统。
第四,追寻理想的现代民主政治,提出了司法的独立和教育的独立。
追寻理想的现代民主政治,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进步的主要特征。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求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此时的王光祈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关注世界变化,接受和研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他在《每周评论》、《晨报》上发文,介绍和研究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翼以此来启迪国人的思想,探讨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并提出了自己对当时热点问题司法和教育独立的看法。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都感受过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他们大力倡导在中国兴办教育,积极推动司法的进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近代化。1919年前后,随着政局的动荡,北方的办学环境明显恶化,国立各校经费奇缺,师生罢教罢课风潮迭起,大学教育面临生存危机。于是,教育界要求“独立”之声大起B21。从具体的教育经费独立,到“形而上”的教育体制独立,汇成一股“教育独立”思潮。王光祈认为:教育独立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教授独立”、学术自由,即“各教授对于讲授学术,务必保留自由发挥的权利,不要为饭碗问题而变节”;外部的——教育独立于政潮之外,不受政治的干涉B22。政治体制的近代化仅仅有教育的独立显然不够,司法也必须独立。司法独立是人类走向政治文明的象征,是近代社会法治化的内在要求。王光祈认为教育与司法的关系密切,二者的目的都是使社会上的个人成为一个健全的分子,以促社会的进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只不过教育系积极的培养,司法系消极的禁止。中国自民国以来“司法界黑暗”,握有司法权的人“大半皆系时髦政客”,致使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他说:我们中国的司法官,大多数还是前清刑名师爷的派头,不问是非,专听东家的指挥,巴结东家得好,便可以升官发财,今日做检察厅长,明日便可以做司法总长,后日便可以做国务总理。不会巴结的,便永远沉于下僚。因这个缘故,遂养成司法官巴结军阀政党的恶风气。所以司法独立势在必行。“司法独立是关系我们的生命财产,教育独立是关系我们的思想自由”,二者不可不独立。王光祈的措施有两条:“(一)凡在司法界或教育界做事的人,须与政党断绝往来;(二)司法官与教授的地位,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各项价值原则常常受到封建军阀和买办政党的排拒,行政权的牵制、军事和政党的直接干预、财力人力的不足以及军阀官员法律意识的淡薄,都从不同侧面制约了司法和教育独立的真正实现。因此,司法和教育独立的愿望在当时只能停留在知识分子们的呼吁、呐喊的层面上。王光祈所主张的司法与教育的独立,尽管在内容、范围和程度上相当有限的,仍然不失为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现代民主政治潮流中掀起的浪花,特别是他对民初盛行的带有浓厚封建专制主义毒瘤的司法体系所进行批判,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光祈在《每周评论》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是当时中国知识界进步思想的代表,基本反映了《每周评论》群体的思想概貌。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近年来,对王光祈五四时期社会活动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王迪先的《王光祈与‘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韩立文、毕兴的“王光祈生平综述”;廖辅叔的《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王光祈的著作和思想》;潘清雍的《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进行不懈探索的业绩永存》,等等。以上均出自毕兴、苑树清主编的《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9。
②初略统计:《新青年》2篇;《每周评论》8篇;《晨报》11篇;《少年中国》41篇。
③研究王光祈五四时期政治思想的论文主要有:黎永泰、刘平的《五四时期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探讨》; 周淑真的《试论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赵宋光的《有关王光祈评价的一些理论问题》等。
④李劼人(1891——1962年)四川成都人,作家、文学翻译家、五四时期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他与王光祈、周太玄一起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在成都创办了《川报》、《星期日》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了不懈的努力。一生留有五、六百万字的著作和译作。他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已经成为传世之作,被他的同学郭沫若称为“中国的左拉”。建国后曾担任成都市副市长。
⑤李劼人在《“五四”追忆王光祈》一文中提出了王光祈“是参加了(每周评论)发起人的”(《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王迪先在《“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一文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⑥李大钊在1918年7月到11月,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和演说,欢呼十月革命;1919年又发表《新纪元》和《我之马克思主义观》等十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⑦周太玄:《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转引自:韩立文、毕兴《辛勤的探索者——记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的一生》。
⑧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⑨转引自:王迪先的《王光祈与‘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一文,见《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9,毕兴、苑树清主编。
⑩《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共收录了李劼人的两篇怀念王光祈专门文章《诗人之孙》、《“五四”追忆王光祈》;两篇与王光祈有密切关系的文章(《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回忆〈星期日〉》);一封李劼人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时写给王光祈的会务报告信。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李、王之间浓厚的友谊及李劼人对王光祈的评价。王光祈去世后,其骨灰也曾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1938年7月,由李劼人在成都東郊沙河堡买地自建)附近的周太玄家墓园。
B11Ｎ菏闭洹兑渫豕馄怼,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B12＠顒氯:《回忆〈星期日〉》,《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B13！缎瞧谌铡分鼙:创刊于1919年7月,1920年4月停刊,共出了36期,周报。由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会友发起创办,是“五四”后四川成都创办的第一个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也是当时全国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刊物之一。
B14Ｈ粲(王光祈):《国际社会之改造》,《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
B15Ｈ粲(王光祈):《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号。
B16１幻泽东称为五四时期“思想界之明星”的陈独秀尚且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希望,称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世界上个第一好人”。北大学生也在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
B17Ｈ粲(王光祈):《国际社会之改造》,《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以下引用同。
B18Ｍ豕馄碓谖逅那昂笙群蟠颖本┏啥肌洞ūā贩⒒50多篇通讯(李劫人是该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几乎每天或隔天便有他的鼓动性的报道发回,特别是他关于“五四”当天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长篇通讯,直接导致了成都高师学生引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成都地区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16日,王光祈在五四夜晚写的这篇长篇通讯到达成都,李劼人等满怀激情地在文章前后写了富有政治鼓动性的按语。17日晨,成都高师的学生们正在早膳,有人登上饭桌,高声朗读王光祈的北京通讯,顿时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会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自此就在成都开展了。——引自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B19Ｈ粲(王光祈):《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每周评论》第4号,1919年1月12日。以下同。
B20Ｈ粲(王光祈):《兑现》,《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6日。
B21Ｔ从谖鞣降慕逃独立思潮,清末时章太炎就曾提出过设想。章太炎说:“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主张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B22Ｈ粲(王光祈)《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每周评论》第34号,1919年8月10日。以下引用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