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少年中国”与“音乐救国”思想探讨
李兴梧
摘 要:王光祈的一生是一个从政治救国到音乐救国不断求索、不断奋斗的过程。他从早期“少年中国”、“工读互助团”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到后来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学研究、力图以音乐的“和谐”精神去教化“人民”,其目的均为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救族”“救国”的宏伟理想。他不仅是20世纪中国音乐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而且也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探索的先行者之一,其“少年中国运动”对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起到某种积极的催生作用。他是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一位集革命者、爱国者、音乐家三重特点于一身的、具有号召力的杰出人物。
关键词:王光祈;少年中国;音乐学;音乐救国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2-0017-04
20世纪的头20年,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探索时期,中西思想碰撞、古今百家争鸣成为当时社会显著特点,民主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奋斗目标。王光祈与李大钊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对当时一大批富于探索精神、追求爱国民主的进步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李达、赵世炎、张闻天、杨贤江、高君宇等早年都曾积极参与王光祈等创立和推行的“少年中国运动”,并满怀热情地投入“工读互助运动”,从中体验中国式“共产主义”“城市新村”生活,“工读互助团”事实上成为他们的“共产主义”萌芽思想的最初实践。这里并不想去评价这种实践究竟成功与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工读互助运动”是中国最早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参与这次活动的许多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并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杰出领导者。而王光祈则在“工读互助运动”结束之后,从早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转向潜心钻研音乐艺术,从政治救国方向转向了音乐救国方向,并最终成为了音乐学理论杰出学者,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少年中国”理想与“工读互助团”实践
王光祈在其《“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说:“什么是‘少年中国运动?‘少年中国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①
(一)“少年中国”一语的出现
“少年中国”一语最早出自著名的清末“武戍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②所著《少年中国说》③一文,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中,梁氏说:虽然“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为“老大帝国”,但是“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文章对当代中国青年寄予赞美和厚望:“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因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掠夺、压迫而满目疮痍,20世纪初的满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已蜕化为一个“东亚病夫”的“老大帝国”。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期盼民族复兴的愿望。文中所表达的“智”、“富”、“強”和“独立”、“自由”、“进步”的国家观念与民族复兴见解,既与当时国人普遍的“富国强兵”、“抵御外辱”思想一致,又与当时爱国知识分子反帝、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共和思想吻合。梁氏的“少年中国”见解,不久便成为20世纪最初20年中热血青年们讨论最多的民族复兴论题之一。
(二)“少年中国学会”与“空想社会主义”
1918年王光祈和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共同筹建和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着力于探讨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学术性组织,学会人员主体是对当时现实不满、胸怀救国大志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从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学说中,努力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尝试用西方种种学说、主义、思想来改造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消沉状况。“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④1919年9月,李大钊在其《“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指出,“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⑤。少年中国学会的奋斗目标,是力图用“科学精神”对当时处于军阀割据、西方列强侵略、百姓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社会进行改造,从而使颓弱不堪、暮气沉沉的“老大帝国”焕然一新为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
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三个月之后,王光祈于1919年12月中进行了约半个月的筹备工作,便在年底组建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这是一个半工半读的互助性组织,团员没有私人财产,衣、食、住等均由团体按章程供给,一切劳动成果均为全体团员共有。“工读互助团”是王光祈实践“少年中国”理想的第一步,王光祈将其描绘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菜园新村”,是一种集劳动、读书、娱乐为一体的半工半读式的封闭社会形态。团员们一方面从事洗衣做饭、缝纫制衣、印刷装订、制造出售各种小商品等劳动,一方面又在学校上课。王光祈对这种“城市中的新生活”⑥满怀豪情,认为只要大力提倡这种“城市中的新生活”,未来“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⑦
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工读互助运动成为了当时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各地报纸纷纷撰文介绍并展开讨论,工读互助运动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学界名流的盛赞和当时热血青年的追捧。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不久,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工读互助”组织很快便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蓬勃兴起。
工读互助运动是王光祈少年中国理想的具体实践,其行动纲领蕴含19世纪以来出现并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新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救国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不过,由于其在以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旧重复着早年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极力主张并尝试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最终未能免除失败的厄运。
从王光祈对“少年中国”理想的早期探索中,不难发现,他试图通过一场积极的、富于创造与进取精神的“工读互助运动”,以寻求“救国”、“兴国”良方来拯救满目疮痍的“老大帝国”,这种爱国精神的确可嘉。但由于其所构思设计的这种中国式“空想社会主义”世外桃源,显得过于单纯幼稚,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距离太大,其失败的结果在所难免。
二、“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思想
“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是王光祈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几乎成为他1920年以后“救国”论的核心。王光祈的“救国”论,1920年以前集中体现于“少年中国运动”及其“工读互助运动”,1920年以后则转变为以“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思想;前者具有政治改革的色彩,后者具有文化改革特征。
(一)留学德国攻读音乐学
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的追忆,记述了他早期试图通过学习外交来改造中国的志向:“当我在民国三年由四川到北京之时,亦常误以为国家之弱全是外力压迫所致,因而立志研究外交”,然而,在北京的几年中,所见所闻使得他“恍然大悟,知外力之所以压迫系由于内政腐败,内政之所以腐败系由于社会麻木,故欲改造中国非先从社会下手不可,因与同志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以‘社会改革为号召” ⑧。“恍然大悟”后的王光祈于1918-1920年间,将“社会改革”作为突破口,发起并全身心地投入于“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运动。当然,有一点需要提及,即王光祈由川入京的的几年中(约1914-1919),着重运筹和从事着两件大事,一件为“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运动,另一件则为酝酿出国留学或考察的计划。或许,在王光祈内心早就有一个先行国内再行国外的事业计划。即:先行“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运动”,待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再行出国留学或考察。在“工读互助运动”于全国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展开之时的1920年上半年,王光祈正式启动了其出国留学考察的计划。
1920年4月1日,经少年中国学会批准,王光祈由上海登船前往德国,历经两个月,终于同年6月1日抵达法兰克福。在德国,他为国内几家刊物(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和《申报》)撰写文稿,报道德国方方面面的消息及其个人见解,并以这些刊物所提供的劳务费维持其在德国的基本生活。
就留学而言,王光祈最初拟定的留学目标是攻读经济学。从王光祈7月30日与好友周太玄、宗白华、魏嗣銮所填写的一张说明“未来志向的统计表”即可知此。
然而,王光祈不久便打消了攻读“经济学”的念头,他在《“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一文中回忆:“民国九年,赴德留学,见彼邦政治经济几无一不建筑于社会之上,……因此之故,我对于‘改造中国须由社会下手之思想,更加了一种实例的证明”。“我们要了解西洋文化,非从他的哲学、宗教、科学、美术日常生活上面下手,以寻求其‘根本思想之所在不可”⑨。他曾先后在法兰克福、柏林、波恩等地,一面考察社会撰写文稿,一面学习音乐,最终把旅德学业目标确立在攻读音乐学理论方面。从1922年开始,他便在陆续柏林的一些音乐专科学校就读。1927年4月,他正式考入柏林大学音乐学系攻读音乐学专业,经过數年的刻苦学习,完成了柏林大学音乐学专业规定课程。1932年10月,他申请到波恩大学的一份讲师工作,随即进入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工作。在1932-34年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波恩大学哲学系学习,并按校方规定完成了他的博士学历,并于1934年12月22日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王光祈的留学目的是为了寻求“西洋文化”的“根本思想之所在”,是为了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改造中国社会。他对中国“礼乐”的意义十分重视,认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是“‘礼乐以养成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⑩。当然,他所说的“礼乐”并非古代礼乐制度的那种受制于周代等级制度之“礼”约束之下的“乐”,而是指人的外在举止与内在涵养,即所谓“‘礼便是外面行动的一种节制,‘乐便是内心生活的一种谐和”。王光祈的观点,简而言之即:以“乐”来培养“谐和”,以“谐和”来改造中国社会。
根据上述不难看出,王光祈之所以最终选择攻读音乐学,是试图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出“根本思想”的源头。在他看来,既然“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源自中国音乐传统,那么,欧洲民族的“根本思想”亦理应源自西方音乐传统。因而,了解西方文明首先要了解西方音乐,要深入透彻地研究西方音乐,攻读音乐学学科无疑是最便捷的途径。
(二) “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思想
王光祈认为“音乐与谐和是有密切关系的”,音乐能塑造出“人民”的“谐和态度”。他把这种“谐和态度”喻为“中华民族的唯一特性”,强调中国最要紧的“救国”措施便是对“人民”施以“谐和”教化,以求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音乐是实现这种“谐和”教化的最佳选择。因此,在20世纪初期,向西方寻求“救国”之策,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社会意识,“民主救国”、“科学救国”等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不过,王光祈对“救国”方略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国家之弱”其因在于“民族不强”,民族不强其因在于“政治之不良”,政治之不良其因在于“无良好社会”,无良好社会其因在于“无良好人民”。“我们的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种种成分”,以至于在“强权压迫”、“专横”、“暴虐”之下“自己无力”做出反抗。因此,少年中国运动应当是“一种自反的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救国”必须先从“造人”做起,改造人民才是“救国”的当务之急。他强调以音乐教化民众,造就“谐和”精神,“以‘谐和精神的发扬来感化和消除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以此来推动“社会改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毫无疑问,王光祈所选择的是与“民主救国”、“科学救国”不同的另一条“音乐救国”之路。
(三)“国乐创造”与“音乐救国”
王光祈“音乐救国”思想中的音乐,指的是其所谓的“国乐”。然而,现实又令王光祈深感“我们中国现在,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国乐”。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创造出“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畅舒民族感情”特点的“中国国乐”,他对创作“国乐”的具体建议有两方面步骤:(1)“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有选择地继承传统音乐;“将民间谣乐收集起来”,摒除“滩簧”、“时调”的堕落,强调对音乐要择优去劣;(2)“悉心研究”,“创造国乐”,“国乐创造”的目标是建立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音乐。他甚至将国乐有否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凡有了‘国乐的民族,是永远不会亡的”。至于如何创造国乐,在他看来就是以“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为基础,以西方作曲了方法为手段,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国乐”。
在王光祈的“救国”思想中,“音乐救国”占有重要地位,“国乐创造”与“音乐救国”密不可分,其逻辑步骤为:以“国乐”造就“谐和主义”,以“谐和主义”达到“救族”目的,只有“救族”才能“救国”。
三、余论
综上所述,关于王光祈成就、影响和历史地位方面,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
(一)作为革命者,王光祈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探索的先行者之一
王光祈等人所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可谓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探索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性组织之一。就学术意义而言,“少年中国学会”对新思想的探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资产阶级学说、共产主义学说、改良主义学说等。就革命意义而言,它对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起到某种积极的催生作用。无须讳言,“少年中国运动”对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缔造者曾经起到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的作用。
(二)作为学者,王光祈是中国音乐学理论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20世纪上叶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器
王光祈在投身于音乐学研究之后,尤其注重对中国于欧洲两方面的音乐文化都进行深入研究。他一方面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的律学、戏曲、器乐、中国音乐史、乐队、音乐思想等,另一方面,又向国人介绍欧洲的歌剧、交响音乐、西方音乐史、音乐教育等。他的著作既涵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又涵盖西方音乐文化。他是20世纪上叶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
(三)作为爱国者,王光祈一生都在为他的“少年中国”理想努力奋斗
王光祈无论是在1920年以前的“工读互助运动”期间,还是在1920年以后的留德攻读音乐学期间,他都时刻铭记着“少年中国”赋予的历史使命。他之所以选择攻读音乐学,其目的在于实现其“音乐救国”理想,实现其将颓弱不堪的“老大帝国”改造成为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他的“少年中国”思想与“音乐救国”思想一脉相承,正如其所言:“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B11
王光祈是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一位集革命者、爱国者、音乐家三重特点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为拯救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他孜孜以求、不懈探索,勇于实践,正因此使他成为五四时期具有革命号召力的公众人物,并受到20世纪上叶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尊重。他提出“音乐救国”思想,使他在20世纪上叶的“民主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的中华复兴浪潮中独树一帜。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 ,四川音乐学院等编,巴蜀书社2009年版。
②梁启超,(1873 -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③译自《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 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引自《本会通告》 李大钊 《少年中国学会》一卷一期 1919年7月15日。
⑤引自《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引自《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1919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⑦引自《致夏汝诚先生书》 王光祈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1919年8月1日。
⑧引自《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四川音乐学院等编 巴蜀书社2009年。
⑨引自《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四川音乐学院等编 ,蜀书社2009年。
⑩引自《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四川音乐学院等编,巴蜀书社2009年。
B11Ｒ自《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王光祈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版。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1]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C].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成都: 巴蜀书社,2009.
[2]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C].王光祈文集(音乐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
[3]王勇.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J].上海音乐学院
[4]李大钊.本会通告[C].少年中国,(一卷一期 ),1919-7-15.
[5]编委会.李大钊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J]. 晨报副刊,1919-12-4.
[7]王光祈.致夏汝诚先生书[J].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中华书局,1989.
[9]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C].王光祈文集(音乐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中华书局,1989.
摘 要:王光祈的一生是一个从政治救国到音乐救国不断求索、不断奋斗的过程。他从早期“少年中国”、“工读互助团”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到后来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学研究、力图以音乐的“和谐”精神去教化“人民”,其目的均为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救族”“救国”的宏伟理想。他不仅是20世纪中国音乐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而且也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探索的先行者之一,其“少年中国运动”对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起到某种积极的催生作用。他是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一位集革命者、爱国者、音乐家三重特点于一身的、具有号召力的杰出人物。
关键词:王光祈;少年中国;音乐学;音乐救国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2-0017-04
20世纪的头20年,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探索时期,中西思想碰撞、古今百家争鸣成为当时社会显著特点,民主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奋斗目标。王光祈与李大钊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对当时一大批富于探索精神、追求爱国民主的进步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李达、赵世炎、张闻天、杨贤江、高君宇等早年都曾积极参与王光祈等创立和推行的“少年中国运动”,并满怀热情地投入“工读互助运动”,从中体验中国式“共产主义”“城市新村”生活,“工读互助团”事实上成为他们的“共产主义”萌芽思想的最初实践。这里并不想去评价这种实践究竟成功与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工读互助运动”是中国最早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参与这次活动的许多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并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杰出领导者。而王光祈则在“工读互助运动”结束之后,从早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转向潜心钻研音乐艺术,从政治救国方向转向了音乐救国方向,并最终成为了音乐学理论杰出学者,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少年中国”理想与“工读互助团”实践
王光祈在其《“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说:“什么是‘少年中国运动?‘少年中国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①
(一)“少年中国”一语的出现
“少年中国”一语最早出自著名的清末“武戍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②所著《少年中国说》③一文,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中,梁氏说:虽然“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为“老大帝国”,但是“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文章对当代中国青年寄予赞美和厚望:“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因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掠夺、压迫而满目疮痍,20世纪初的满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已蜕化为一个“东亚病夫”的“老大帝国”。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期盼民族复兴的愿望。文中所表达的“智”、“富”、“強”和“独立”、“自由”、“进步”的国家观念与民族复兴见解,既与当时国人普遍的“富国强兵”、“抵御外辱”思想一致,又与当时爱国知识分子反帝、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共和思想吻合。梁氏的“少年中国”见解,不久便成为20世纪最初20年中热血青年们讨论最多的民族复兴论题之一。
(二)“少年中国学会”与“空想社会主义”
1918年王光祈和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共同筹建和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着力于探讨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学术性组织,学会人员主体是对当时现实不满、胸怀救国大志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从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学说中,努力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尝试用西方种种学说、主义、思想来改造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消沉状况。“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④1919年9月,李大钊在其《“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指出,“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⑤。少年中国学会的奋斗目标,是力图用“科学精神”对当时处于军阀割据、西方列强侵略、百姓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社会进行改造,从而使颓弱不堪、暮气沉沉的“老大帝国”焕然一新为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
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三个月之后,王光祈于1919年12月中进行了约半个月的筹备工作,便在年底组建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这是一个半工半读的互助性组织,团员没有私人财产,衣、食、住等均由团体按章程供给,一切劳动成果均为全体团员共有。“工读互助团”是王光祈实践“少年中国”理想的第一步,王光祈将其描绘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菜园新村”,是一种集劳动、读书、娱乐为一体的半工半读式的封闭社会形态。团员们一方面从事洗衣做饭、缝纫制衣、印刷装订、制造出售各种小商品等劳动,一方面又在学校上课。王光祈对这种“城市中的新生活”⑥满怀豪情,认为只要大力提倡这种“城市中的新生活”,未来“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⑦
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工读互助运动成为了当时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各地报纸纷纷撰文介绍并展开讨论,工读互助运动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学界名流的盛赞和当时热血青年的追捧。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不久,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工读互助”组织很快便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蓬勃兴起。
工读互助运动是王光祈少年中国理想的具体实践,其行动纲领蕴含19世纪以来出现并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新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救国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不过,由于其在以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旧重复着早年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极力主张并尝试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最终未能免除失败的厄运。
从王光祈对“少年中国”理想的早期探索中,不难发现,他试图通过一场积极的、富于创造与进取精神的“工读互助运动”,以寻求“救国”、“兴国”良方来拯救满目疮痍的“老大帝国”,这种爱国精神的确可嘉。但由于其所构思设计的这种中国式“空想社会主义”世外桃源,显得过于单纯幼稚,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距离太大,其失败的结果在所难免。
二、“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思想
“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是王光祈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几乎成为他1920年以后“救国”论的核心。王光祈的“救国”论,1920年以前集中体现于“少年中国运动”及其“工读互助运动”,1920年以后则转变为以“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思想;前者具有政治改革的色彩,后者具有文化改革特征。
(一)留学德国攻读音乐学
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的追忆,记述了他早期试图通过学习外交来改造中国的志向:“当我在民国三年由四川到北京之时,亦常误以为国家之弱全是外力压迫所致,因而立志研究外交”,然而,在北京的几年中,所见所闻使得他“恍然大悟,知外力之所以压迫系由于内政腐败,内政之所以腐败系由于社会麻木,故欲改造中国非先从社会下手不可,因与同志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以‘社会改革为号召” ⑧。“恍然大悟”后的王光祈于1918-1920年间,将“社会改革”作为突破口,发起并全身心地投入于“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运动。当然,有一点需要提及,即王光祈由川入京的的几年中(约1914-1919),着重运筹和从事着两件大事,一件为“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运动,另一件则为酝酿出国留学或考察的计划。或许,在王光祈内心早就有一个先行国内再行国外的事业计划。即:先行“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运动”,待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再行出国留学或考察。在“工读互助运动”于全国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展开之时的1920年上半年,王光祈正式启动了其出国留学考察的计划。
1920年4月1日,经少年中国学会批准,王光祈由上海登船前往德国,历经两个月,终于同年6月1日抵达法兰克福。在德国,他为国内几家刊物(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和《申报》)撰写文稿,报道德国方方面面的消息及其个人见解,并以这些刊物所提供的劳务费维持其在德国的基本生活。
就留学而言,王光祈最初拟定的留学目标是攻读经济学。从王光祈7月30日与好友周太玄、宗白华、魏嗣銮所填写的一张说明“未来志向的统计表”即可知此。
然而,王光祈不久便打消了攻读“经济学”的念头,他在《“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一文中回忆:“民国九年,赴德留学,见彼邦政治经济几无一不建筑于社会之上,……因此之故,我对于‘改造中国须由社会下手之思想,更加了一种实例的证明”。“我们要了解西洋文化,非从他的哲学、宗教、科学、美术日常生活上面下手,以寻求其‘根本思想之所在不可”⑨。他曾先后在法兰克福、柏林、波恩等地,一面考察社会撰写文稿,一面学习音乐,最终把旅德学业目标确立在攻读音乐学理论方面。从1922年开始,他便在陆续柏林的一些音乐专科学校就读。1927年4月,他正式考入柏林大学音乐学系攻读音乐学专业,经过數年的刻苦学习,完成了柏林大学音乐学专业规定课程。1932年10月,他申请到波恩大学的一份讲师工作,随即进入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工作。在1932-34年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波恩大学哲学系学习,并按校方规定完成了他的博士学历,并于1934年12月22日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王光祈的留学目的是为了寻求“西洋文化”的“根本思想之所在”,是为了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改造中国社会。他对中国“礼乐”的意义十分重视,认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是“‘礼乐以养成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⑩。当然,他所说的“礼乐”并非古代礼乐制度的那种受制于周代等级制度之“礼”约束之下的“乐”,而是指人的外在举止与内在涵养,即所谓“‘礼便是外面行动的一种节制,‘乐便是内心生活的一种谐和”。王光祈的观点,简而言之即:以“乐”来培养“谐和”,以“谐和”来改造中国社会。
根据上述不难看出,王光祈之所以最终选择攻读音乐学,是试图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出“根本思想”的源头。在他看来,既然“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源自中国音乐传统,那么,欧洲民族的“根本思想”亦理应源自西方音乐传统。因而,了解西方文明首先要了解西方音乐,要深入透彻地研究西方音乐,攻读音乐学学科无疑是最便捷的途径。
(二) “谐和主义”与“音乐救国”思想
王光祈认为“音乐与谐和是有密切关系的”,音乐能塑造出“人民”的“谐和态度”。他把这种“谐和态度”喻为“中华民族的唯一特性”,强调中国最要紧的“救国”措施便是对“人民”施以“谐和”教化,以求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音乐是实现这种“谐和”教化的最佳选择。因此,在20世纪初期,向西方寻求“救国”之策,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社会意识,“民主救国”、“科学救国”等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不过,王光祈对“救国”方略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国家之弱”其因在于“民族不强”,民族不强其因在于“政治之不良”,政治之不良其因在于“无良好社会”,无良好社会其因在于“无良好人民”。“我们的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种种成分”,以至于在“强权压迫”、“专横”、“暴虐”之下“自己无力”做出反抗。因此,少年中国运动应当是“一种自反的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救国”必须先从“造人”做起,改造人民才是“救国”的当务之急。他强调以音乐教化民众,造就“谐和”精神,“以‘谐和精神的发扬来感化和消除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以此来推动“社会改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毫无疑问,王光祈所选择的是与“民主救国”、“科学救国”不同的另一条“音乐救国”之路。
(三)“国乐创造”与“音乐救国”
王光祈“音乐救国”思想中的音乐,指的是其所谓的“国乐”。然而,现实又令王光祈深感“我们中国现在,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国乐”。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创造出“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畅舒民族感情”特点的“中国国乐”,他对创作“国乐”的具体建议有两方面步骤:(1)“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有选择地继承传统音乐;“将民间谣乐收集起来”,摒除“滩簧”、“时调”的堕落,强调对音乐要择优去劣;(2)“悉心研究”,“创造国乐”,“国乐创造”的目标是建立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音乐。他甚至将国乐有否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凡有了‘国乐的民族,是永远不会亡的”。至于如何创造国乐,在他看来就是以“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为基础,以西方作曲了方法为手段,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国乐”。
在王光祈的“救国”思想中,“音乐救国”占有重要地位,“国乐创造”与“音乐救国”密不可分,其逻辑步骤为:以“国乐”造就“谐和主义”,以“谐和主义”达到“救族”目的,只有“救族”才能“救国”。
三、余论
综上所述,关于王光祈成就、影响和历史地位方面,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
(一)作为革命者,王光祈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探索的先行者之一
王光祈等人所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可谓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探索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性组织之一。就学术意义而言,“少年中国学会”对新思想的探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资产阶级学说、共产主义学说、改良主义学说等。就革命意义而言,它对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起到某种积极的催生作用。无须讳言,“少年中国运动”对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缔造者曾经起到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的作用。
(二)作为学者,王光祈是中国音乐学理论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20世纪上叶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器
王光祈在投身于音乐学研究之后,尤其注重对中国于欧洲两方面的音乐文化都进行深入研究。他一方面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的律学、戏曲、器乐、中国音乐史、乐队、音乐思想等,另一方面,又向国人介绍欧洲的歌剧、交响音乐、西方音乐史、音乐教育等。他的著作既涵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又涵盖西方音乐文化。他是20世纪上叶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
(三)作为爱国者,王光祈一生都在为他的“少年中国”理想努力奋斗
王光祈无论是在1920年以前的“工读互助运动”期间,还是在1920年以后的留德攻读音乐学期间,他都时刻铭记着“少年中国”赋予的历史使命。他之所以选择攻读音乐学,其目的在于实现其“音乐救国”理想,实现其将颓弱不堪的“老大帝国”改造成为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他的“少年中国”思想与“音乐救国”思想一脉相承,正如其所言:“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B11
王光祈是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一位集革命者、爱国者、音乐家三重特点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为拯救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他孜孜以求、不懈探索,勇于实践,正因此使他成为五四时期具有革命号召力的公众人物,并受到20世纪上叶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尊重。他提出“音乐救国”思想,使他在20世纪上叶的“民主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教育救国”的中华复兴浪潮中独树一帜。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 ,四川音乐学院等编,巴蜀书社2009年版。
②梁启超,(1873 -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③译自《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 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引自《本会通告》 李大钊 《少年中国学会》一卷一期 1919年7月15日。
⑤引自《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引自《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1919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⑦引自《致夏汝诚先生书》 王光祈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1919年8月1日。
⑧引自《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四川音乐学院等编 巴蜀书社2009年。
⑨引自《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四川音乐学院等编 ,蜀书社2009年。
⑩引自《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四川音乐学院等编,巴蜀书社2009年。
B11Ｒ自《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王光祈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版。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1]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C].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成都: 巴蜀书社,2009.
[2]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C].王光祈文集(音乐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
[3]王勇.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J].上海音乐学院
[4]李大钊.本会通告[C].少年中国,(一卷一期 ),1919-7-15.
[5]编委会.李大钊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J]. 晨报副刊,1919-12-4.
[7]王光祈.致夏汝诚先生书[J].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中华书局,1989.
[9]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C].王光祈文集(音乐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中华书局,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