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的心路历程
摘要：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作者的心情是有明显的发展变化的，由开始的“恒惴栗”发展到最后的“心凝形释”，从与外在景物的关系的角度着眼，则经历了由心灵不在场的单纯的“身体”的游历到后来的“精神”的游历的过程。具体来说，则是经历了由“物我分离”到“以我统物”，最后到“物我合一”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物我分离；以我统物；物我合一；“身”游；“神”游
一、物我分离
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开头就用沉重的笔调写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惴”，惴惴不安；“栗”，震惊。两个字连用，表明恐惧程度之重。而“恒”字，则表明恐惧之情之长久，并非偶尔出现。“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这种行走方式乍看很像是悠闲地信步而游，但联系上文，实则是心情极度郁闷而急欲排遣的一种行走方式，它无明确的行走目标，心事重重，精神恍惚，类似于司马迁受宫刑后的状态。“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请注意“日”字不寻常，每天都要去深山老林，真的是每天都有美好的景色吸引着作者吗？他经过高山、深林、回溪，描写的景物只有四个字“幽泉怪石”，可见作者根本没有心情游山玩水。那么，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出游，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尽量避开尘世的纷扰，在他的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他，使他不停地奔走，一刻也不能停歇，一旦回到现实世界，回到他所在的贬所，贬谪之恨、惴栗之情就时时折磨着他，他只能“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试图摆脱忧惧之情。即便到了他所欣赏的“幽泉怪石”之处，他也并没有心情细细欣赏，只是“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只有一连串的动作，到了以后分开草就坐下，坐下就喝酒，并且喝酒的目的就是喝醉，这并不是开怀畅饮，而是用酒麻醉自己。然后躺下睡觉，睡着了就做梦。作者根本没有心情观赏景物，意有所至，梦也同往。我们可以想象他做的也一定是让他“惴栗”之梦，仕途的坎坷，巨大的人生打击，使他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恐怖的深渊，人生的噩梦压迫着他，使他难以呼吸视听。我们可以想见，他梦醒之后的惊悸，甚至大汗淋漓，这是一种惊惧的汗水，无怪乎作者“觉而起”，这是噩梦醒来惊坐起，“起而归”， 作者绝无任何游山玩水的兴致，一心想的是要尽快甩掉这种梦魇的纠缠，但他心中明白，这种“惴栗”之情如影随形，逃脱不了，驱赶不走。
这一部分作者的游山，大自然的景色是外在于“我”的意识的，作者根本无心欣赏自然的美景，或者说大自然的景色对于他是无意义的，作者与大自然的美景是物我分离的，可以说只是一种“身”游，而精神与灵魂不在场。
这一阶段柳宗元游山的心情与鲍鹏山先生所写的“造反”之前的谢灵运的游山心情极其相似：“他游山玩水，竟然一日百六七十里，这哪里还是游玩，这简直是在赛跑，是和自己烦躁的心赛跑，想把它丢在后面。他这样疯跑，既是在向未知的快乐追寻，又是对此在的生活的逃逸：他永远生活在别处。他不能安心，此在也就不能安身。”两者的游山心情何其相似。
二、以我统物
但是，发现了西山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作者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对西山产生了兴趣的，“始指异之”，心中的惊异溢于言表。于是，作者游西山的心情变得特别迫切：“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作者简直是急不可耐了，丝毫不耽搁，立即命令仆人快速行动起来，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历尽千难万险。道路的难险、山势的高峻都阻碍不了作者登山的决心。登上西山之后，作者的心情豁然开朗，长时间的抑郁之气一扫而光，这从作者动作的一个细节流露无遗“箕踞而遨”。 “遨”意为悠然自得地观赏，而“箕踞”的动作更是透露出个中消息。何为“箕踞”？课文注释说，古人席地而坐，两腿前伸，呈簸箕状。这是一种对人极不礼貌的坐姿。柳宗元作为一名大儒，怎么会有如此不雅之举，况且身边还有许多仆人跟随？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柳宗元到西山后，已经把所有的一切礼数都抛之脑后，他抛弃了所有的烦恼和恐惧，再也不用在意自己的任何行为举止了，他彻底放松了自己，当然也不用考虑任何的礼数了，心灵得到解脱的同时也解放了他的四肢。他这时心灵优裕自如，以一种自信而悠闲的心情细细欣赏周围的景色：“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于天际，四望如一。”
我们发现，第一段真正写景的文字只有“幽泉怪石”四个字，而这一部分作者的写景文字明显比上一段增多了。作者居高临下，从形、色、态多角度描绘了所见的景色。群山万壑好像争着、挤着、拥着奔赴到眼前，重峦叠嶂，美不胜收。作者心情的抑郁烟消云散，这时作者的游历已经不是身体的游历，而是精神的游历了。他的神思悠悠然与天地之气相应，无法找到它的边际；情怀浩荡与大自然共游，而不知道它的尽头。此时作者与外物的关系已不再是物我分离，外物不再作为异己的存在，而是成为任我所驱遣的对象，“我”成为外物的统治者，以君临天下的优越感俯视外物，自己俨然成为外物的主宰。从美学角度讲，这其实是由于作者心灵的崇高感的建立而致，作者感觉自己无论是外在的形体还是内在的力量都变得无比高大与强大，心灵于是变得特别的强大与自由，它可以自由地上天入地，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天地宇宙之间，与浩渺广大的自然之气合而为一。
立足点的变化即登高也是形成崇高感的关键因素。登高才能望远，俯视万物，才能获得一种自己超越于万物俨然自己是所俯视的万物的统治者的自信与自豪，这里有一种俯视万物、君临天下、笼天地抚四海的心灵的超越与豪迈。作者在登上西山后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崇高感，“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作者的心灵随着目力所穷无限延展，一直到茫无边际的天涯，心灵仿佛也扩展到无涯际的无限广远的地方。作者在经由重重艰难困苦之后，“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登上西山后，这时作者心灵的力量不仅有超拔于“培塿”之类的众山的心灵的超越，而且也有对被踩于自己脚下巍巍西山的超越，这是对自己本质力量的一种高度的自信与确证。
另外一个原因，作者在这里又是对中国美学中的“比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所谓“比德”，也就是如汉代王逸《离骚经序》所说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侠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人们通过“比德”这一理智的类比环节从而把自然事物情感伦理化人格化了，创造出它们在情感上与人类社会人格化的相互对应的关系。“众山”作者称之为“培塿”，也就是低俗、凡庸、渺小，与西山的孤傲、怪特、高大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培塿”与“西山”都明显地人格化了，“培塿”之类的众山对应的是现实社会中蝇营狗苟的卑污的群小形象，而西山则无异于是超尘拔俗具有伟岸人格的大丈夫。作者对于“培塿”之人的轻蔑及对“西山”孤高傲世之人的仰慕溢于言表，作者在西山身上确证了自己的形象与人格，灌注了自己的清高孤傲的精神气质，这里的西山与《江雪》中的“独钓寒江”的“钓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的化身，作者在对西山的观照中看到了自己从而肯定了自己的存在与价值。
三、物我合一
最后，作者的精神达到一种心灵的宁静，而第二阶段的“以我统物”时心情是汹涌澎湃，是亢奋的、激越的，这是一种激情状态，而不是一种心境，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外物与自我达到了相融相通，物我和谐，物我合一，作者才获得了心灵的真正的宁静：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心凝形释”，心思集中不外逸，“形释”而后才能“心凝”，忘掉自己的形体及一切外在的功名是非、荣辱穷达，从而呈现为冲虚明静的灵明的心理状态，在精神方面无有执滞。“与万化冥合”，随万物而变化，自己与外物不是对立对抗，不勉强，无拘碍，而是相会通相融合，自己的心灵与万物自然合体，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时的作者达到一种类似庄子“逍遥游”的心灵状态，西山的美景真正成为了作者的观赏对象，“相看两不厌”，作者陶醉于眼前的美景，也是陶醉于自己的感觉，流连忘返，“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心情的怡然自得使柳宗元感觉时间飞逝，不知不觉间发现太阳已下山。而这时的“醉”也不同于第一阶段的“倾壶而醉”的“麻醉”，而是一种“此中有真意”的自得其乐的“陶醉”了。所以这时作者“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 达到“乐不思蜀”的地步。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西山之游真正使柳宗元摆脱了烦恼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逝，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在幽冷的自然界里，蕴满了他抑郁的孤愤。“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怀此心期” （《南涧中题》）。而《南涧中题》一诗写于元和七年，《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于元和四年，三年以后，作者的心情仍然是凄凉与抑郁的。总起来说，他无法彻底忘掉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真正以悠然的态度观赏山水，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有意无意把愤愤不平之情融入山水，在永州的贬谪岁月中，悲情与愁思渗入柳宗元每一处楚山楚水。
参考文献：
[1]鲍鹏山.风流去[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鲁凌波（1970— ），男，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朗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