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古代反腐败的有效手段：广开言路

    王春瑜

    中国古代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

    腐败成了臭豆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万亿美元，成绩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依旧严重，看报纸上说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果，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腐败成了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且很多人都在吃。胡锦涛同志说过，如果我们不认真反腐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亡党亡国。什么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不是50年、100年，我的理解是10年、20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很悠久，这个在世界上不是最长的，但是也相当长。我们说有的王朝，比如唐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天下，明朝也一样，清朝也一样，我们执政难道还比不上他们？我们应当怎样防止腐败？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能搬过来吗？自然不能。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我们国家能这样吗？所以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要防止腐败、要限制腐败的产生，需要从中国历史上吸取好的经验，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

    明朝时期科长就能监督部长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惩治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过残暴。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楦草”，把人皮剥下来，把草填充进去，然后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钩肠”就是把肠子钩出来，“刖足”就是把脚筋挑断，“凌迟”要割3000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割够，受刑人就死了的话，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可笑的是，他甚至组织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和官员到南京来举行背《大诰》比赛，看谁背得好。用《大诰》来代替法律，就可以看出皇帝的为所欲为。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人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酷刑都废除了。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其实，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察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相当于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明堂、登闻鼓、华表都是古代监察用品

    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人共同生产，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如何制止据为己有？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比如明堂、登闻鼓和华表等。清代乾嘉学者曾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考证明堂到底是什么。当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还放在县衙的门口。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去过天安门的应该都有印象，在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但好多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有年轻人曾经问笔者，这是不是国家的象征？华表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的一个好朋友牧惠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华表的沧桑》，讲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后来还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

    华表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慢慢变成了装饰物。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面的两个华表，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变成一种装饰品，而且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

    台谏制度是中国牵制权力的有效手段

    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大夫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大夫权力甚至超过丞相，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

    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写文章，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进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包拯进谏唾沫喷了宋仁宗一脸

    谏官也称为言官，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笔者认为，在世界文明史上，谏官制度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于谏官，历史上很早就有零星的记载，但一直到秦始皇后才形成制度，开始有谏大夫，汉朝以后完备谏官制度，东汉称为谏议大夫。明朝张居正编过《帝鉴图说》，实际就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以古讽今，教育皇帝，这本书现在还有。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出现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跟魏徵和其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唐太宗用非常残忍的手段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李世民后来为什么那样纳谏，表现特别谦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上台时候不光彩，有一种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李世民确实把好多意见都听进去了，而且表现得诚惶诚恐。他喜欢玩一种鸟，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结果魏徵来了，他很害怕，怕魏徵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就把鸟放在袖笼里，结果魏徵跟他说东说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魏徵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兴，但他不发作，这样的事情很多。现在我们看《贞观政要》以及新旧“唐书”里面的记载，好多好的建议李世民确实是吸取了，比如说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征伐，不要随便就开战，所以唐朝经济才能发展。到后来，魏徵死了，没有人对他进谏，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去打高丽，结果损失很大，造成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退兵回来以后，很感叹，说魏徵要是在世，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可见魏徵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

    武则天，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自己儿子、女儿都可以杀的。但是你不能小看她，她有纳谏的器量，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武则天，别说政治上的一些进谏，有一些御史、大臣，对她进谏的内容甚至都涉及她的隐私，让她很丢面子，武则天并没有动怒。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有几个面首：薛怀义、张宗昌、张易之等。在唐朝，大臣、御史们不能容忍这个事，不断向她进谏。当时有一个宰相，进宫门的时候碰到薛怀义，上去就给他两耳光。你想打了武则天的情夫那还了得？薛怀义马上去报告给她，武则天不但没有说这个宰相，而且还说你以后别走东门，你走北门就碰不上这个宰相，不就没有这种事了吗？这要多大的雅量！大臣朱敬则就上书，说你已经有了几个情人，怎么还这样搞？武则天不但没有怪罪他，还说“非卿不闻此言”，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话别人谁也不会说这个话，还赐给他绸缎百匹作奖励。人是非常复杂的，武则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面，但是她掌权50年，绝非等闲之辈，她的政治雅量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枢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反反复复进谏，说的时候和皇帝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宋仁宗没有发脾气，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很不容易。雒于仁的进谏，在明朝的历史上，甚至在古代监察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内容《明史》内有，别的文献也有，给万历皇帝扣了一个帽子，说他这个人是好酒、色、财、气。这时是封建社会后期了，皇权至高无上，被神化了，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而雒于仁居然敢说万历皇帝好酒、色、财、气，历数他的罪状。万历皇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帝，但是雒于仁居然给他上这么道奏疏。万历要杀他，好几个大臣到深宫里去，给皇帝上奏疏说情。万历皇帝耍赖，就是不看，说我眼神不好。然后就发脾气，说我肝不好，最近调养刚好一点，雒于仁居然上这个奏疏！这几个大臣就说雒于仁这个人如何忠心耿耿，万历皇帝终于没有杀他，而是把他赶回老家了。

    “封驳”制度给事中敢让皇帝收回任命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则天执政时，尤为成功。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这是唐朝社会开放、宽容、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唐宣宗时有个大将军叫李燧，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德才兼备，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岭南节度使。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给事中萧放（给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职位是很低的，到明清变成六科给事中，也就是现在的处级干部，最低的还有没达到七品的，现在讲就是正科级的干部。）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李燧有很多问题，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绝对是不合适的，他在诏书上写了两个字“不妥”，然后就去找皇帝并列举种种理由。皇帝这时正在听音乐，宫女乐队正在演奏。萧放的话，他听进去了，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发现诏书有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能找到一些，这就是封驳。这些都不是野史，而是正史记载的。笔者在新华社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些，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确实如此，现在如果高层领导发布了一个任命书，一个处级干部认为不妥，给退了回去，可能吗？笔者举这几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古代的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虽然这些制度的实施最终取决于皇帝，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权力牵制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权力的牵制，一个王朝可能很快就腐败了，都成了短命王朝，像走马灯似的，社会怎么能安定呢？也就不可能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纪录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我们是连续的。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很有效的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很好地研究它，目前，有些我们只是零星研究，没有系统总结，笔者认为应该系统总结，加以利用。

    最难监督的是一把手皇帝

    古代的监察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监察一把手皇帝的，皇权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别人实际是不能过问的，无论是御史也好，谏官也好，不可能对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监察，这是最难的。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依旧是难点。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任由它发展，权力制衡如果被打破，肯定会出大乱子。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竟然编胡建学语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的监督机制都哪里去了？胡建学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你不知道，做官做到我这个地步，就没人监督了。因此，在笔者给中纪委做的课题中，就当下反腐败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派出若干名处长级人选，进驻各省，监督省委书记一级大员，直接向党中央负责。这样的举措是否能够实现呢？不管怎样，像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