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编钟之外的珍宝与人物

    陈凯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因其小朝廷开支惊人，入不敷出，不得不将祖上遗存的金编钟等一批金器，向北京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元，而后因还款无望，盐业银行没收了押品，抵还借款，以致故宫珍宝流失，这是民国期间发生的“清室押款案”中的一例。而后人往往是以盐业银行陈亦侯、四行储蓄会胡仲文二人如何护宝密藏，在新中国成立前归还故宫的十六支金编钟来讲故事。这是因为黄金历来被视为贵金属，金编钟更为无价之宝，加之故事曲折，因而颇为引人关注。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就是由故宫珍藏的金编钟所奏响，乃至中央电视台将其拍成了电视片。武汉还出现了以金编钟为造型的万达影城，足见其影响之广。殊不知，清室抵押借款的宝物中除金编钟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物、艺术和经济价值同样珍贵的宝物；同时，出借方的关键人物——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岳乾斋，也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少有人知。这里，笔者就从清室借款的缘由说起。

    清室借款的缘由

    辛亥革命爆发，腐朽衰败的清军无力抵抗，年仅六岁的末代皇帝溥仪，于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隆裕太后颁布退位的诏书，宣告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到了尽头，和平交权。此前，皇室与革命党双方经过多番讨价还价，达成了民国临时政府给予清室以“优待条件”，其中重要的内容是每年新政府拨款400万银两（后改为400万元）予清室，废帝仍暂居紫禁城。自此，由清室内务府负责打理溥仪小朝廷内外事务，而皇族依然过着排场不减，优哉游哉的享乐生活，如每逢节庆，“皇上”赏赐依旧等等。1922年，溥仪大婚，场面宏大，奢侈豪华，铺张之甚不减当年历代先祖。紫禁城内古物不计其数，管理混乱，上至溥仪，下到太监，盗卖珍宝不断；内务府中饱舞弊，更是无法杜绝，皇室流失珍宝的数量，难以估计。后来，虽然采取过诸如遣散太监等措施，以缩减开支，但仍是入不敷出。于是，用宫内珍宝抵押，向银行借款的问题就提上日程。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由其岳父荣源（婉容之父）等经办的向北京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元，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而据盐业银行监察人、著名收藏鉴赏家张伯驹称，早在1919年前，清室已用宫内国宝向英商汇丰银行做过抵押借款，此后转为大陆银行押借。因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深知这是一笔绝好的“生意”，急思染指，经清室内务府相关人员奔走，才又转至盐业银行押借。根据一份《清室内务府与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合约》的史料记载，借款数额为银元80万元，月息1%，一年为期，押品为宫内金器等件，到期如不能偿还，则变售押品，作价抵还本利。签约时间是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三十一日。清室由内务府大臣郑孝胥、绍英、耆龄、荣源签署，北京盐业银行由经理岳乾斋签署。

    时间仅过了两个多月，即1924年8月9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份《押品初次变卖后双方议定书》，内容是将上次抵押品“金编钟16个”留做借款40万的抵押物，“其余金册宝暨单内各项金镶嵌器具，估定变价洋405836元，以40万归还（上次）合同内借款半额”。余5836元入内务府账内。说明原80万元借款改为40万元，而归还40万元是其他金器等“估定变价”，但其具体是如何“变价”以及“金册宝暨单内各项金镶嵌器具”的下落却没有记载，而成为一难解之谜。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修改“优待条件”，政府拨付费用减为50万，对清室私产仍予保护。11月4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宫执行。溥仪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出宫，暂迁居醇王府并于1925年2月，在日本人保护下潜往天津。1925年6月9日，北洋政府清室办事处致函北京盐业银行称：前内务府于1924年以金、瓷、玉器作押，先后订有合同6份，双方各执6份。该办事处接管后，发现“内务府所存合同3份及押品收条3纸，悉均遗失”，故声明“挂失”。这个“遗失”“挂失”，其内幕恐与宫中珍宝流失关系密切，而成为又一个难解之谜。

    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1926年初，冯玉祥退往绥远，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对清室抵押在盐业银行的珍宝同样垂涎。1927年4月，张作霖派亲信闫泽溥出面与盐业银行交涉“取赎押品”，欲窃为己有，但未待交涉出眉目，随着北伐军入京，奉军退回沈阳，只能作罢。这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九一八”后，华北局势紧张，故宫文物开始南迁，北京盐业银行手中的以金编钟为代表的清室借款抵押品，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转移到天津盐业银行避险，这里不再赘述。

    金编钟之外还有些什么珍宝

    在清室借款抵押品中，除了重达11439两（约360千克）的16只金编钟之外，到底还有些什么珍宝？如前所述，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开出的清单以及张伯驹所列出的古物，因都属于“回忆”，难免与真实的情况有出入。准确的依据应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史料《清室内务府以宫中珍宝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中所列清单，因其物品繁杂，数量众多，这里做扼要介绍：

    金印，正式称“太后之宝”，共10方，分别重244.7两至509两，最重的一方属于“慈禧太后”，10方总重4602.7两；金册（皇帝册封后妃用，在金质册页錾刻文字，多者16页，少者4页）13份，共126页，重2810两；金宝箱4件，重677两；金印池4件，重240两；金塔两座，重2954.9两，附带小金钟204个，内嵌钟心1个；仅以上金器总重即达10555.6两，已接近金编钟的重量。此外还有：金镶嵌执壶，共4个，重434.418两，镶嵌大小珠2565颗，宝石150块，另小珠未清点计数；金盘4个，重85.754两，内有3个镶嵌珠38颗，2个附带玉杯；金杯2个，重18.338两，各镶嵌珍珠2颗；金镶嵌各式瓜果盒9个，总重161两；其他的金镶嵌如意、笔筒、香薰、挂瓶、插瓶、玛瑙碗、盖、金匙、金叉等数十件，可谓洋洋大观。

    许多资料都说到有玉器、瓷器2000余件，而上述已公开的正式档案中却没有记载，或许档案中《合同》所列“清单”只是一份“官样文章”，其背后必有“猫腻”。而那一时代的相关人等如今均早已离世，使这些宝物的确切统计成了永远的谜团。

    岳乾斋其人其事

    说到清室抵押借款，就必须将出借方的关键人物——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说清楚。

    岳乾斋（1863-1947），名荣堃，字潜斋、乾斋，以乾斋字行。他祖籍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自曾祖来京应试，落户北京。清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侵，避居京郊通州大郊亭，家产荡然。7岁识字，后自称“因为念书不易”，却“看着算盘好学”，而显示其自幼就有着经商的潜质。15岁时经人介绍，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学徒，拜经理邢古香为师。其时，因家境清寒，无力置装，所带行李只是用一旧包袱布包了一个枕头（岳氏发迹后曾追述此事用以教育后人）。清末以办洋务著称的工部侍郎张翼（燕谋）在天津创办庆善金店（那时金店也经营存放款业务），聘邢古香为经理，岳乾斋随其去天津充任外勤和二掌柜，时年20岁。为操持营业，岳奔走各衙门，结交了不少权贵，为其后来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后又逢庚子变乱，老掌柜邢古香惊吓而亡，岳乾斋为东家赏识，接任了经理，此时已是而立之年，但后因人事关系不洽离职。1905年，岳乾斋经人介绍入天津官商合办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任副经理，从此进入银行界。由于经营得法，银行获利丰厚，面值一百银两的股票，可卖到三百五六十两。辛亥改元，民国成立，大清银行改为官办，岳对银行官办不感兴趣，于是联合各私股投资人，将五百万银两商股退出，交涉索回颇费周折，岳氏对此极“灰心”“决意不办官家银行”。

    1914年，曾任晚清盐运使的老东家张燕谋，筹建盐业银行，很快获准，次年即行营业。岳乾斋应邀转赴北京，出任盐业银行分行经理。时值欧战，列强无暇东顾，使民国初期的民族资本工商业有了大发展的机遇，银行业作为融通资金的中介机构，正得其时。岳氏则显露其精明谋划、长袖善舞的本领，盐业银行业务空前兴旺，当年即获利6.7万余元，1916年，获利猛增至26.7万余元。据《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1922至1926年的统计，北京分行纯收益平均每年达86.3万余元，占全行（分支机构已有天津、上海、汉口、南京、香港等多个）收益的一半。此时的岳乾斋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从通州初到北京、“家境清寒”的学徒了，如今的他已拥有坐落于东城内务部街，四路四进、花园、假山，豪华气派的前“明瑞府”，作为私人宅邸。

    清室为什么选中盐业银行借款呢？原来早在岳乾斋于天津谋事时，在其广交的权贵中就有溥仪的岳父荣源，岳荣二人集股组建了“荣业房产公司”。因岳氏本名荣堃，公司取二人的“荣”字，另辅以“业”字命名。经若干年经营已拥有大片地产，可出租房屋4000余间和数家影剧院，具有相当规模。上面说到清室借款签约的文书中，恰恰有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名，他们之间上下其手、相互勾结，已是不说自明了。

    旧时，银行业多有前后两本账，也就是类似今天人们说的“小金库”。清室这笔借款，抵押物全属账外物资，岳乾斋一直未向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公开，二人因此产生很大矛盾，于是吴氏要求张伯驹以银行监察人身份提交董事会质询，岳乾斋才不得不将相关账簿交出。由于清室还款无望，最终押品全部归银行所有。其中包括得以保存、辗转运往天津盐业银行的金编钟等一批珍宝。

    至于押品的处理，则体现了岳、吴等人的贪婪和对古物国宝的不加保护。首先他二人将其中最精品的玉器、瓷器以极低价格瓜分。岳乾斋又以三万元低价另买入一批瓷器精品。而具有文物价值的金册等，则由岳派人售予北京廊坊头条的金店，拆散熔化成金条。

    1927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派副科长李肃然出国赴美，岳乾斋趁机委托他携带若干古物准备出售，同行的还有金城银行稽核吴延青等。所携带的古物有康熙官窑江（豇）豆红瓶8个、东青瓶2个、蓝色笔洗4个，共14件。据北京古董业专家估价，仅其中东青瓶一对，估值即达20万元，红瓶每个亦在1万以上，如运到美国，1万元的东西可卖3万美金，总算起来，其价值近100万美元，是相当可观的巨款了。当时因价格没能谈妥而未售出，遂寄存美国花旗银行保险箱。待李肃然回国，却以岳乾斋不懂洋文，用保险费收据充作寄存凭证欺骗了岳。1932年，金城银行吴延青在上海日寇轰炸中身亡，李肃然推说花旗银行存单凭证在吴手里，这批古物的去向便成了死无对证的悬案。

    岳乾斋于1947年逝世。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盐业银行副理王绍贤在审讯中交代了清室押借的事项。有关部门（包括文物专家史树青）根据岳氏“分家清单”，从西堂子胡同其子岳效鹏家中查没了一批清室抵押古物，岳某还抱怨不该把其私人藏品不加区别地全部没收。

    1949年1月15日，经过炮火的洗礼，天津解放。至今，一个通行的说法是，在银行停业三天后的1月18日，四行储蓄会的胡仲文（当年与陈亦侯一起护宝）即向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汇报了清室押品仍在银行的情况。包括16只金编钟在内的这批文物，历经风险，终于辗转回到故宫，成为人民的国宝。

    这里之所以使用“通行的说法”一语，是因为有关心此事的同志，在查阅档案时发现存在相矛盾的情节，本文不再叙说。不过，金编钟回归故宫一事准确无误。而其他玉器、瓷器等珍宝仍疑点颇多。如笔者在文中指出的因时间久远，当事者俱已逝去，它将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团。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