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与基督教的关系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及其教义的态度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批判对立者，又有妥协调和者。在传统的中学教学中往往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多样性，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性与妥协性的表现。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将问题简单化的趋向，忽略了不同的人文主义者个体思想的差异性，给教学带一定困难，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寻求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以满足教学要求。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最初是指熟谙拉丁语，并以此作为谋生之道的人，他们在贵族与富人家中充当家庭教师，或者在教廷及其他宫廷官府中充当文职，后来进一步延伸指推崇、宣扬同古典复兴有关的新的态度与信念（人文主义精神）的一批知识精英。这样一批知识精英在文艺复兴中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他们从中世纪走来，基督教神学在他们意识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两种不同价值观念在他们思想中的冲突或者是共存，造成了他们对基督教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及其教义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之间并不矛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基督教的信仰作为理所当然，并不认为人文主义与宗教的信仰需要特别去协调。这一类人文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有乔托、鲍罗·马克塞、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他们在宣扬人文主义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宗教题材，如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充满着母性的慈爱，完全是个欢乐的人间少妇的形象。达·芬奇在《最后晚餐》中刻画了耶稣对十二门徒宣布自己被出卖的瞬间。从人文主义角度看，它体现了对人的复杂心理世界的关注，体现了人世的百态；从宗教的角度看，画中基督以人的一面呈现于世人，其舍身救世的普爱精神对教徒所产生的震撼，远比中世纪呆板形象所达到教化效果要好。同样，在米开朗琪罗《创世纪》《末日的审判》，提香的《圣母升天》等众多的人文主义的不朽的作品中，人文精神与基督教信仰处在一个和谐共处的平面上，并且相互借助，各显其特点：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借助宗教题材，对人的赞美，对人价值的关注，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使人文主义精神得以彰显；另一方面人文主义阳光、美好的基调，又凸显了基督教的正义、普爱、来世的美好，增强了基督教信仰对民众的吸引力。
第二类人文主义者试图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教义进行融会贯通。主要有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以费其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伊拉斯谟通过对古典著作研究，去发掘《圣经》原文的本义及原始教义。他认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曲解，在天主教会的腐化中没落。伊拉斯谟编订了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及其拉丁文新译，揭示并纠正了教会通用拉丁文《圣经》中的许多错误。这种做法吸引了大量北欧虔诚基督教徒投入到恢复基督教原教旨的运动中来，从而促进了人文主义在欧洲的传播。费其诺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译成拉丁文，并著有《关于灵魂不灭的柏拉图式神学》，他力图将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融合，为宗教与传统寻找一种本质上的同一性。他认为人虽然处于物质的较低层次，但是人具有通过自我提升而与上帝相沟通的能力，试图找到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共通性。
第三类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会的腐败黑暗进行揭露、批评。其代表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等。但丁在《神曲》中采用梦幻文学的形式，通过对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堂三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人物的描写，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歌颂自由的理性和求知的精神，要求思想解放，和宽待异教。彼特拉克在《歌集》中歌颂了对恋人的爱情，摆脱了教会的禁欲主义的束缚，并猛然抨击罗马教廷，比之为“野蛮凶狠的庙堂”“邪教徒的寺院”。薄伽丘在《十日谈》揭露和讽刺了天主教僧侣的腐朽糜烂的生活，赞美了现世生活与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对禁欲主义的反抗。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教所提倡恭顺、克制和轻视世俗的道德品质，结果则使坏人恶行得不到应有的制约，他认为从前罗马共和国的价值理念是颂扬公民美德，对维护政治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基督教的出世、隐忍，结果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腐败。
造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不同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人文主义者所处的立场与出发点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伊拉斯谟是由“共同生活兄弟会”抚养长大，这一教会由虔诚的教外信徒组成，他们将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加以摒弃，毕生在世界各地以身体力行的方式遵循基督教导的榜样。在这一组织中长大的伊拉斯谟接受了这一理念，并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实践信条。他认为，对基督教原始教义进行把握的可靠办法绝不是简单的口口相传，而是应当通过修订早期教会文献，以及将《圣经》文本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来加以实现。因此他将两者进行融合是以发扬基督教精神作为出发点，试图让人文主义为回归纯正的原始基督精神所用。而马基雅维利对天主教的态度则是站在强化君主专制的角度展开的，他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基于其不利于君权的强化。
第二，当时人文主义者与教会的利益关系不同也是他们对基督教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文艺复兴时期较多的人文主义者受雇于天主教，受天主教的资助，甚至是豢养。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热衷于对艺术保护，喜用壮丽的教堂及美轮美奂的宫殿来装点罗马城。因此许多富有才华的人文主义艺术家得到教皇与教会的赏识，并得到教会的资助与雇用。米开朗基罗曾受雇于罗马教廷，并完成罗马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和《末日的审判》。拉斐尔应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邀请，历时十年在梵蒂岗宫从事总名为《教廷成立及其巩固》的以教会史为题材的宏伟壁画创作。与天主教相对暧昧的利益关系，削弱了他们作品中的对抗性，使人文主义在表面上与基督教精神共处于相对和谐。
第三，人文主义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意大利城邦众多，每个城邦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各异，各邦统治者与豪商巨贾对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较发达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邦，人文主义者得到来自统治者及豪商巨贾的庇护，在这样一些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的不满的态度尤显强硬。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呈现出复杂化的局面，但在这种复杂的现象之下，其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不满的一面。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中，少有无神论者，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并不怀疑上帝的存在性，及整个基督教的救赎教义，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是赞同的。对基督教不满的一面则集中将矛头指向天主教，第二类与第三类人文主义者认为天主教腐败、黑暗，其经院神学是对基督教原始教旨的违背，因而对其进行批判。第一种人文主义者从表面上看与天主教的关系相对缓和，但其宣扬的世俗化理想是对天主教禁欲主义的一种无声反抗。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对天主教的腐败与黑暗及其经院哲学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整个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深信不疑，这样一种共识的不断发展最终引起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
要解释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这种复杂矛盾的态度仅分析人文主义概念与天主教神学的对立是不够的。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特点是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世的幸福，以便死后进入天堂；它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盲从的思想。天主教神学强调以神为中心，强调人对神的服从，强调禁欲，强调来世的幸福。显然从概念逻辑层面上去分析，只能解释人文主义与天主教对立的一面，却无法解释两者协调、调和的一面。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去分析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人文主义者与基督教和谐的一面，必须找到两者共通之处。
基督教大约产生于公元1世纪，最早出现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下层群众中间，它是罗马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统治者的群众运动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①它最初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或“异端”而出现的。它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和救世主的观念以及创世神话，同时信奉耶稣为救世主，说他是上帝之子，为拯救人类降临世间，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死后三天又复活升天。并宣称耶稣将复临人间，建立理想的“上帝之国”。基督教在早期作为一种下层民众的宗教具有一定的社会平等思想。如《圣经·新约》把罗马比作巴比伦，诅咒道：“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种污秽之灵的巢穴”，这反映了对罗马暴政的反感。《马可福音》记述耶稣对门徒说：“那些爱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难呵！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则反映了下层民众对富人的仇视。同时它主张不分民族，不分等级，只要信奉上帝都可以得到求赎，他们的一些社团实行财产公有，彼此互助，一起聚会、听布教、祷告和享圣餐，这些主张反映了下层民众要求平等互助的思想。但随着基督教的扩展，中产阶级，甚至是社会上层的大量加入，基督教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出现了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教徒和以保罗为代表的非犹太人或称“外邦人”基督教徒。他们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解释产生分歧，并进行持续的论争，结果保罗派占据上风，其思想观点在基督教经典中占有优势，成为正统，并在组织上控制了各地教会。保罗派成员中，不少是中产阶级，甚至还有达官贵人，这些人无论在权利地位、社会财富，还是文化上都占绝对优势，因此基督教义的解释与发展也朝着社会上层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方向上发展。他们在解释与改造教义的过程中，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结合，把基督教教义改造成为神主宰一切，忍耐顺从，禁欲主义，宿命论等有利统治者对下层民众进行控制的教义。但为了保持对下层的吸引力，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并没有被全部抹除，在《圣经》及宗教教义中有一定程度的保留。进入中世纪以后，天主教将基督教教义的平等精神进一步淡化，而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面被进一步强化，服从神示、逆来顺受、禁欲、希冀来世，成为天主教神学的核心。
从基督教发展的历史可见，基督教虽然从一个下层民众的宗教演变为一个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宗教，但其主张平等、张扬个人主义的精神却在天主教教义及《圣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保留，正是这些精神的保留使之产生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相通之处。从基督教产生的原始根源来看，是为解决人在现实中的苦难，从这个角度上看，宗教体现的是一种以人的解脱为目的的终极人文关怀。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所言，“轴心时期，首次将后来称之为理性和人格的东西揭示出来”。①同样，这种终极人文关怀在《圣经》中也很明显的体现。“从《圣经》的核心信息来看，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 要使人性摆脱一切危害人生的东西，最终完全实现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即人类的一切力量与欢乐。其中《创世记》的故事赋予人以超出其他一切造物的地位， 特别是赋予人以某种创造性和能动性。《出埃及记》表明上帝会拯救忠诚和公正的人群。而《诗篇》则为上帝创造的美善和做人的奇妙而赞美而感谢。在《新约》圣经结尾处，上帝从天而降，上帝自己也要来到人间，与人同住。”②从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整部《圣经》都指向人要走向的最高境界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同样在天主教的宗教仪式中也可以找到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相通因素。“基督教的忏悔礼揭露了西方文化的‘最后的心灵秘密，从而使它区别于所有其他文化……因为这种忏悔是每个人单纯为自身履行的事，只有自己才能检视自己的良心。他独自忧伤地站在上帝面前。只有他本人可以而且必须在忏悔中理解并讲出自己的过往。”③这种面对上帝独自忏悔的宗教仪式强调赎罪是个人行为，其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与人文主义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基督教精神所蕴含的对人的关怀与人文主义精神所提倡强调人、注重人的宗旨，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由于这种同一性存在，使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认为宗教与人文主义并不矛盾，并不需要特别的协调。
如果我们继承延用这种逻辑去分析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以及但丁、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的态度，答案就很明显了。人文主义者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对人文主义者所知的文明中一切有违人文精神， 也是有违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④进行批判。人文主义者所批判的教会的腐败、僵化和种种弊端，是因为他们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到了教会弊端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作为基督徒更看到了弊端与基督教精神的冲突，而他们用以反对那些弊端的人文精神，则与基督精神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所以人文主义者对当时天主教会及其教义的批判并不是要推翻、重建，而是要纠正，使之真正地回到基督教以拯救人为宗旨的正轨上来。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原因也是多样的。但从基督教宗教发展及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天主教及其教义与基督教原教旨的冲突，以及天主教教义中所包含的基督教的原教旨精神与人文主义价值观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是造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矛盾态度的主要原因。这种复杂的态度不断发展，最终酿成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而欧洲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这种矛盾态度的化解，须待17世纪以后，当牛顿经典力学、达尔文进化论出现，理性主义在近代占绝对统治地位以后才完成。
【作者简介】刘显斌，男，197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广东省中山市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最初是指熟谙拉丁语，并以此作为谋生之道的人，他们在贵族与富人家中充当家庭教师，或者在教廷及其他宫廷官府中充当文职，后来进一步延伸指推崇、宣扬同古典复兴有关的新的态度与信念（人文主义精神）的一批知识精英。这样一批知识精英在文艺复兴中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他们从中世纪走来，基督教神学在他们意识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两种不同价值观念在他们思想中的冲突或者是共存，造成了他们对基督教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及其教义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之间并不矛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基督教的信仰作为理所当然，并不认为人文主义与宗教的信仰需要特别去协调。这一类人文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有乔托、鲍罗·马克塞、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他们在宣扬人文主义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宗教题材，如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充满着母性的慈爱，完全是个欢乐的人间少妇的形象。达·芬奇在《最后晚餐》中刻画了耶稣对十二门徒宣布自己被出卖的瞬间。从人文主义角度看，它体现了对人的复杂心理世界的关注，体现了人世的百态；从宗教的角度看，画中基督以人的一面呈现于世人，其舍身救世的普爱精神对教徒所产生的震撼，远比中世纪呆板形象所达到教化效果要好。同样，在米开朗琪罗《创世纪》《末日的审判》，提香的《圣母升天》等众多的人文主义的不朽的作品中，人文精神与基督教信仰处在一个和谐共处的平面上，并且相互借助，各显其特点：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借助宗教题材，对人的赞美，对人价值的关注，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使人文主义精神得以彰显；另一方面人文主义阳光、美好的基调，又凸显了基督教的正义、普爱、来世的美好，增强了基督教信仰对民众的吸引力。
第二类人文主义者试图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教义进行融会贯通。主要有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以费其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伊拉斯谟通过对古典著作研究，去发掘《圣经》原文的本义及原始教义。他认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曲解，在天主教会的腐化中没落。伊拉斯谟编订了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及其拉丁文新译，揭示并纠正了教会通用拉丁文《圣经》中的许多错误。这种做法吸引了大量北欧虔诚基督教徒投入到恢复基督教原教旨的运动中来，从而促进了人文主义在欧洲的传播。费其诺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译成拉丁文，并著有《关于灵魂不灭的柏拉图式神学》，他力图将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融合，为宗教与传统寻找一种本质上的同一性。他认为人虽然处于物质的较低层次，但是人具有通过自我提升而与上帝相沟通的能力，试图找到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共通性。
第三类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会的腐败黑暗进行揭露、批评。其代表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等。但丁在《神曲》中采用梦幻文学的形式，通过对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堂三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人物的描写，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歌颂自由的理性和求知的精神，要求思想解放，和宽待异教。彼特拉克在《歌集》中歌颂了对恋人的爱情，摆脱了教会的禁欲主义的束缚，并猛然抨击罗马教廷，比之为“野蛮凶狠的庙堂”“邪教徒的寺院”。薄伽丘在《十日谈》揭露和讽刺了天主教僧侣的腐朽糜烂的生活，赞美了现世生活与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对禁欲主义的反抗。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教所提倡恭顺、克制和轻视世俗的道德品质，结果则使坏人恶行得不到应有的制约，他认为从前罗马共和国的价值理念是颂扬公民美德，对维护政治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基督教的出世、隐忍，结果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腐败。
造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不同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人文主义者所处的立场与出发点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伊拉斯谟是由“共同生活兄弟会”抚养长大，这一教会由虔诚的教外信徒组成，他们将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加以摒弃，毕生在世界各地以身体力行的方式遵循基督教导的榜样。在这一组织中长大的伊拉斯谟接受了这一理念，并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实践信条。他认为，对基督教原始教义进行把握的可靠办法绝不是简单的口口相传，而是应当通过修订早期教会文献，以及将《圣经》文本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来加以实现。因此他将两者进行融合是以发扬基督教精神作为出发点，试图让人文主义为回归纯正的原始基督精神所用。而马基雅维利对天主教的态度则是站在强化君主专制的角度展开的，他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基于其不利于君权的强化。
第二，当时人文主义者与教会的利益关系不同也是他们对基督教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文艺复兴时期较多的人文主义者受雇于天主教，受天主教的资助，甚至是豢养。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热衷于对艺术保护，喜用壮丽的教堂及美轮美奂的宫殿来装点罗马城。因此许多富有才华的人文主义艺术家得到教皇与教会的赏识，并得到教会的资助与雇用。米开朗基罗曾受雇于罗马教廷，并完成罗马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和《末日的审判》。拉斐尔应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邀请，历时十年在梵蒂岗宫从事总名为《教廷成立及其巩固》的以教会史为题材的宏伟壁画创作。与天主教相对暧昧的利益关系，削弱了他们作品中的对抗性，使人文主义在表面上与基督教精神共处于相对和谐。
第三，人文主义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意大利城邦众多，每个城邦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各异，各邦统治者与豪商巨贾对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较发达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邦，人文主义者得到来自统治者及豪商巨贾的庇护，在这样一些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的不满的态度尤显强硬。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呈现出复杂化的局面，但在这种复杂的现象之下，其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不满的一面。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中，少有无神论者，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并不怀疑上帝的存在性，及整个基督教的救赎教义，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是赞同的。对基督教不满的一面则集中将矛头指向天主教，第二类与第三类人文主义者认为天主教腐败、黑暗，其经院神学是对基督教原始教旨的违背，因而对其进行批判。第一种人文主义者从表面上看与天主教的关系相对缓和，但其宣扬的世俗化理想是对天主教禁欲主义的一种无声反抗。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对天主教的腐败与黑暗及其经院哲学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整个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深信不疑，这样一种共识的不断发展最终引起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
要解释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这种复杂矛盾的态度仅分析人文主义概念与天主教神学的对立是不够的。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特点是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世的幸福，以便死后进入天堂；它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盲从的思想。天主教神学强调以神为中心，强调人对神的服从，强调禁欲，强调来世的幸福。显然从概念逻辑层面上去分析，只能解释人文主义与天主教对立的一面，却无法解释两者协调、调和的一面。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去分析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人文主义者与基督教和谐的一面，必须找到两者共通之处。
基督教大约产生于公元1世纪，最早出现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下层群众中间，它是罗马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统治者的群众运动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①它最初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或“异端”而出现的。它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和救世主的观念以及创世神话，同时信奉耶稣为救世主，说他是上帝之子，为拯救人类降临世间，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死后三天又复活升天。并宣称耶稣将复临人间，建立理想的“上帝之国”。基督教在早期作为一种下层民众的宗教具有一定的社会平等思想。如《圣经·新约》把罗马比作巴比伦，诅咒道：“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种污秽之灵的巢穴”，这反映了对罗马暴政的反感。《马可福音》记述耶稣对门徒说：“那些爱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难呵！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则反映了下层民众对富人的仇视。同时它主张不分民族，不分等级，只要信奉上帝都可以得到求赎，他们的一些社团实行财产公有，彼此互助，一起聚会、听布教、祷告和享圣餐，这些主张反映了下层民众要求平等互助的思想。但随着基督教的扩展，中产阶级，甚至是社会上层的大量加入，基督教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出现了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教徒和以保罗为代表的非犹太人或称“外邦人”基督教徒。他们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解释产生分歧，并进行持续的论争，结果保罗派占据上风，其思想观点在基督教经典中占有优势，成为正统，并在组织上控制了各地教会。保罗派成员中，不少是中产阶级，甚至还有达官贵人，这些人无论在权利地位、社会财富，还是文化上都占绝对优势，因此基督教义的解释与发展也朝着社会上层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方向上发展。他们在解释与改造教义的过程中，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结合，把基督教教义改造成为神主宰一切，忍耐顺从，禁欲主义，宿命论等有利统治者对下层民众进行控制的教义。但为了保持对下层的吸引力，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并没有被全部抹除，在《圣经》及宗教教义中有一定程度的保留。进入中世纪以后，天主教将基督教教义的平等精神进一步淡化，而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面被进一步强化，服从神示、逆来顺受、禁欲、希冀来世，成为天主教神学的核心。
从基督教发展的历史可见，基督教虽然从一个下层民众的宗教演变为一个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宗教，但其主张平等、张扬个人主义的精神却在天主教教义及《圣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保留，正是这些精神的保留使之产生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相通之处。从基督教产生的原始根源来看，是为解决人在现实中的苦难，从这个角度上看，宗教体现的是一种以人的解脱为目的的终极人文关怀。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所言，“轴心时期，首次将后来称之为理性和人格的东西揭示出来”。①同样，这种终极人文关怀在《圣经》中也很明显的体现。“从《圣经》的核心信息来看，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 要使人性摆脱一切危害人生的东西，最终完全实现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即人类的一切力量与欢乐。其中《创世记》的故事赋予人以超出其他一切造物的地位， 特别是赋予人以某种创造性和能动性。《出埃及记》表明上帝会拯救忠诚和公正的人群。而《诗篇》则为上帝创造的美善和做人的奇妙而赞美而感谢。在《新约》圣经结尾处，上帝从天而降，上帝自己也要来到人间，与人同住。”②从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整部《圣经》都指向人要走向的最高境界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同样在天主教的宗教仪式中也可以找到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相通因素。“基督教的忏悔礼揭露了西方文化的‘最后的心灵秘密，从而使它区别于所有其他文化……因为这种忏悔是每个人单纯为自身履行的事，只有自己才能检视自己的良心。他独自忧伤地站在上帝面前。只有他本人可以而且必须在忏悔中理解并讲出自己的过往。”③这种面对上帝独自忏悔的宗教仪式强调赎罪是个人行为，其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与人文主义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基督教精神所蕴含的对人的关怀与人文主义精神所提倡强调人、注重人的宗旨，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由于这种同一性存在，使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认为宗教与人文主义并不矛盾，并不需要特别的协调。
如果我们继承延用这种逻辑去分析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以及但丁、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的态度，答案就很明显了。人文主义者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对人文主义者所知的文明中一切有违人文精神， 也是有违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④进行批判。人文主义者所批判的教会的腐败、僵化和种种弊端，是因为他们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到了教会弊端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作为基督徒更看到了弊端与基督教精神的冲突，而他们用以反对那些弊端的人文精神，则与基督精神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所以人文主义者对当时天主教会及其教义的批判并不是要推翻、重建，而是要纠正，使之真正地回到基督教以拯救人为宗旨的正轨上来。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原因也是多样的。但从基督教宗教发展及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天主教及其教义与基督教原教旨的冲突，以及天主教教义中所包含的基督教的原教旨精神与人文主义价值观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是造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矛盾态度的主要原因。这种复杂的态度不断发展，最终酿成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而欧洲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这种矛盾态度的化解，须待17世纪以后，当牛顿经典力学、达尔文进化论出现，理性主义在近代占绝对统治地位以后才完成。
【作者简介】刘显斌，男，197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广东省中山市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