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并非全盘否定神学思想
在谈及西欧文艺复兴与基督教神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常会出现误解、误读的现象：认为文艺复兴在彻底否定基督教神学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种全新的“人本观”。持这一观点者大多认为，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解放和自由是天然的，它的价值源头仅仅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资源和人文因素，它猛烈抨击着基督教神学的蒙昧和禁欲学说，文艺复兴与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是不相容的。有教师甚至认为，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启蒙”与“宗教愚昧”也是严格对立的。这些都要重新认识。
诚然，相对于神学禁欲思想对人性自由的极端桎梏，拉伯雷、薄伽丘等人作品中所高扬的绝对自由思想是非常鲜明的，再加之以宗教改革运动的强化，人们很容易理解成人文主义思想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二者水火不相容。这种理解是偏颇的。有史学家就曾指出，“认为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摈弃了天主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①批判继承是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之间关系的历史规律。文艺复兴也无法摆脱这一规律。“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远远不止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深处上都没有完全改变其传统的神学信仰。他们本身都是基督教徒，其中有的还是教士甚至是高级教士，有的人如彼得拉克、布鲁尼等人，还曾在罗马教廷中供职……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创作素材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神学传统的烙印”。“在人们的文化创新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连续性必然要显现出来。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片文化‘空白区域或‘断裂层中进行创造。……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助于他们的文化传统”。②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西欧开始全面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社会需要，人文主义者大力倡导“个体本位”的人本观，对垒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反抗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和禁欲主义，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这是当时人文主义的主要诉求，确实带有比较浓厚的世俗主义色彩，但是，这些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人文主义与基督宗教具有张力的辩证关系的某种表现。在此，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问题，不单是片面强调了二者关系中紧张或冲突的一面，而更是表现了某种误解或无知”。③人文主义者既有在思想上不满教会统治、在言论上抨击教会腐化的一面，也有与教会密切合作的一面，“作为文艺复兴之精神原动力的人文主义思潮，其实并未彻底抛弃基督教神学。相反，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是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继承的产物”。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来源于两个思想传统：“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式的世俗人本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人本传统，就其宗教人本传统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托神颂人”的理论形式，借助上帝的神圣权威来促激其人本主义思想的诞生。
在构建新型的人本观时，人文主义者对神学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层次发掘与创造性阐发。他们将神学传统中的那个惩罚人类、否定现世人生的“上帝”进行了重新阐释，以上帝“造人”与“创世”说的深层意涵和“托神颂人”的理论形式来阐扬人文主义者的新型人本观，颂扬人的意志、自由和尊严，抨击罗马教廷禁锢人们思想的行径和教会神学的“原罪”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神的存在是绝对的信仰，宗教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①正是“由于立足于神学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本观还带有传统‘神本观的鲜明烙印。当时的人文主义者，都没有对基督教的‘神本理论进行正面的抨击，且都不时将基督教的伦理视为合理的道德规范。彼得拉克就将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希望看做是基本的美德，声称‘没有他们绝不可能有任何幸福”。②在宗教色彩极其浓厚、宗教信仰极其盛行的西欧，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一特殊的土壤而独立存在。当时，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表现出了对基督教会的复杂情感：强烈抗议与顶礼信赖相互交织。为此，涌现出了一批诸如尼科洛·尼利利、吉安诺佐·曼内蒂、德那多·阿奇亚佐利和教皇尼古拉五世等将“宗教虔诚与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人物。
人文主义者在批判中世纪神学思想时，并没有完全采取纯粹的世俗主义态度，而是创造性地阐发了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的某些思想资源，为其人文主义思想的诞生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他们以上帝的旨意作保障，通过深刻阐释上帝的“造人”说与“创世”说，来高扬人类的尊严、自由和伟大。《圣经》的核心信息是，天地之主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活动，要使人性摆脱一切危害人生的东西，最终完全实现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即人类的一切力量与欢乐。这既是基督神学的人本追求，也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文艺复兴对尘世的肯定，将尘世提高到天国的地位，肯定尘世并不比天国离神的本质更远，断言神的本质无所不在——这就是基督教创世论的深刻真理。……神就是一个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体。世界是注定由神进行统治的场所。文艺复兴相信尘世是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场所，反复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种种乌托邦计划中的对正义和人道的统治的承诺，这些都并非来源于古代，而是来源于基督教”。③15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曼内蒂在《论人的美德与尊严》一文中也这样阐发，“这个世界和它的所有美好事物看来是由全能的上帝为了让人使用而首先创造与构建起来的……人有知识和能力去统治它、管理它……在现实生活与来世生活中，他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快乐与幸福”。④在这里，他宣称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万物灵长，上帝的“创世”不是为了奴役人，而是让人统治世界，让人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禁欲与赎罪，人的自由意志和伟大力量具有“神创”性，是天赋而不可剥夺的，这篇论文显示了以人为本的宗教理念，冲破了中世纪西欧罗马教会神本观的藩篱，奠定了其新型人本观的理论基石。人文主义哲学家皮科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论人的尊严》中，也把这种尊严的地位奠基于上帝赋予人的意志自由之上。他写道：“（在创世时）上帝把人作为本性不定的生物，赐他一个位居世界中央的位置，对他说：‘亚当啊，我们既没有给你固定的居所，也没有给你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去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我们把你安置在世界的中心，使你从那里可以更容易观察世间的一切。我们使你既不属天，又不属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于是凭着选择自由，凭着你的尊荣，你就好像是你自己的塑造者，可以把你自己塑造成你喜欢的任何模样。”①可见，上帝创造的“人”有着自由的意志，伟大的力量，可以自由选择和主宰世间的一切，是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心目中的“人”乃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杰作”，为此，他们的“人本观”与“神本观”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相互融合的，这是以一种新的文化视野来观照与选择神学文化传统的表征。立足于神学传统，借助上帝的神圣权威和“创世”理论，颂扬人生追求的人欲观，阐发人性尊贵的“神本”性，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萌发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也构造起人文主义思想的独特特征。
第二方面，人文主义者以神学人本思想不断匡正着世俗人本思想的弊端，将中世纪的“旧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基督教的信仰从深层次上支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张扬和走向科学，用基督教的精神，“反对人文主义者所知的文明中一切有违人文精神，也是有违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把他们对人的观点的基础归结到圣经或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或者把他们关于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境界同基督教的理念相联系”。②从基督教的思想世界里找寻人文主义的理论根基，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匡正人文主义者的偏激性认知，将基督教的伦理转化为人文主义理想的合理道德规范，这是雅致人文主义者的追求。在这方面，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表现格外突出，仅以此为例予以简要说明。
“这一时期最富有文化巨人特征的莎士比亚，他不仅包容了文艺复兴这一时代，也包容了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做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阶段”。③“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的了。因此，‘莎士比亚——不是那个人，而是他所写的剧本——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中，是有他的稳如泰山的中心地位的”。④在莎士比亚的三个阶段剧作中，都渗透着借用宗教人本观来改造和丰富世俗人本内涵的思想。在他早期的喜剧中，莎士比亚的创作“并不一味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天然合理性，而是强调人智对自然欲望的引导与制约，用基督教式的爱去销蚀欲望中的粗欲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从而显得激情、浪漫、美丽而又神圣、高雅、节制”。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水乳交融，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他的人文观大大有别于前期人文主义作家的思想，是对薄伽丘等人文主义者极端自由思想的一种匡正。如果说，薄伽丘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是用“人欲天然合理”的口号去反宗教禁欲主义的话，那么，莎士比亚则在以“爱情的天经地义”来反禁欲主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仁慈是人间的上帝”，将人的自然欲求与基督教的仁爱思想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在他中期的悲剧作品中，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以上帝的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的明镜，在道义上鞭挞人性膨胀的邪恶。为此，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形象就应运而生了。理智不应被邪恶吞噬。他所赞美的理想中的“人”应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有着“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是“天使”“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显然，莎士比亚笔下的“人”不是薄伽丘和拉伯雷所追寻的“人”。这里的“人”，是有着基督教文化传统取向的“新人”，是上帝的造物。“世界的美好主要是靠‘神性去制约趋恶的欲望，拯救已经趋恶的人，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莎士比亚要追寻的并不是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作家高呼‘人欲天然合理。哈姆雷特就是这种人的范本……与之相似的还有霍拉旭、《李尔王》中的考狄莉娅和爱德伽以及人性复归后的李尔，再还有《奥赛罗》中的苔丝德蒙娜，等等。他们都是拥有理想人格、合乎道德规范的‘人，是上帝的‘选民”。面对“恶欲践踏仁厚”的世界，他希望人能够借助上帝的道德力量，实现扭转乾坤的理想。在他晚期的传奇剧中，和解、仁慈、宽恕、忍让、博爱、道德感化成为了基本的主题。“《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一生带有总结性的作品，通过普洛斯彼罗这一形象表达了更深一层的人文内涵。全剧不仅以他高贵的仁爱之心反照出低劣的灵魂，而且还通过他对神秘的‘魔法的追求，隐喻了以人智的开启去消解愚昧与邪恶，使人的灵魂与精神得以提升，进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理想”，①他所希求的人文主义者的理想胸怀也应拥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
莎士比亚对人的认识的深刻性远超出此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主张汲取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以基督上帝的仁慈、节制、博爱、人智来反拨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者片面理解人性、放纵自然欲望的极端化现象，深刻认识和纠正了文艺复兴后期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正如卢卡契所说，“莎士比亚从来不把这个过程（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交替）简单化为一种机械的‘旧人与‘新人之间的对立。他看到了世界走向胜利的人文主义倾向”。②莎士比亚是在“对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的现实表演作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反观基督教文化的”，因而，他是“从现实中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出发接纳与观照基督教文化的，并把中世纪的‘旧人与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他站在了比但丁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包容和总结了一个时代，同时又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崇尚知识和科学的新时代”。③
通过上述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根源及其内涵主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仅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神学思想，还对其进行了有效的吸收，有力地彰显了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关系的客观历史规律。同样，在认识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时，也不能将理性启蒙与宗教思想严格对立起来，而是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到启蒙思想与基督宗教思想之间存在着的“同源”性。无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都与基督教神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双重性的关系，是在剔除基督神学思想中的糟粕、汲取其思想精华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不能只看到二者相对立的一面，而看不到相融合的一面。
【作者简介】王生，男，1967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镇江一中教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兼职导师，主要研究高考命题及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王雅贞】
诚然，相对于神学禁欲思想对人性自由的极端桎梏，拉伯雷、薄伽丘等人作品中所高扬的绝对自由思想是非常鲜明的，再加之以宗教改革运动的强化，人们很容易理解成人文主义思想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二者水火不相容。这种理解是偏颇的。有史学家就曾指出，“认为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摈弃了天主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①批判继承是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之间关系的历史规律。文艺复兴也无法摆脱这一规律。“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远远不止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深处上都没有完全改变其传统的神学信仰。他们本身都是基督教徒，其中有的还是教士甚至是高级教士，有的人如彼得拉克、布鲁尼等人，还曾在罗马教廷中供职……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创作素材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神学传统的烙印”。“在人们的文化创新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连续性必然要显现出来。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片文化‘空白区域或‘断裂层中进行创造。……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助于他们的文化传统”。②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西欧开始全面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社会需要，人文主义者大力倡导“个体本位”的人本观，对垒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反抗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和禁欲主义，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这是当时人文主义的主要诉求，确实带有比较浓厚的世俗主义色彩，但是，这些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人文主义与基督宗教具有张力的辩证关系的某种表现。在此，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问题，不单是片面强调了二者关系中紧张或冲突的一面，而更是表现了某种误解或无知”。③人文主义者既有在思想上不满教会统治、在言论上抨击教会腐化的一面，也有与教会密切合作的一面，“作为文艺复兴之精神原动力的人文主义思潮，其实并未彻底抛弃基督教神学。相反，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是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继承的产物”。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来源于两个思想传统：“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式的世俗人本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人本传统，就其宗教人本传统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托神颂人”的理论形式，借助上帝的神圣权威来促激其人本主义思想的诞生。
在构建新型的人本观时，人文主义者对神学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层次发掘与创造性阐发。他们将神学传统中的那个惩罚人类、否定现世人生的“上帝”进行了重新阐释，以上帝“造人”与“创世”说的深层意涵和“托神颂人”的理论形式来阐扬人文主义者的新型人本观，颂扬人的意志、自由和尊严，抨击罗马教廷禁锢人们思想的行径和教会神学的“原罪”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神的存在是绝对的信仰，宗教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①正是“由于立足于神学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本观还带有传统‘神本观的鲜明烙印。当时的人文主义者，都没有对基督教的‘神本理论进行正面的抨击，且都不时将基督教的伦理视为合理的道德规范。彼得拉克就将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希望看做是基本的美德，声称‘没有他们绝不可能有任何幸福”。②在宗教色彩极其浓厚、宗教信仰极其盛行的西欧，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一特殊的土壤而独立存在。当时，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表现出了对基督教会的复杂情感：强烈抗议与顶礼信赖相互交织。为此，涌现出了一批诸如尼科洛·尼利利、吉安诺佐·曼内蒂、德那多·阿奇亚佐利和教皇尼古拉五世等将“宗教虔诚与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人物。
人文主义者在批判中世纪神学思想时，并没有完全采取纯粹的世俗主义态度，而是创造性地阐发了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的某些思想资源，为其人文主义思想的诞生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他们以上帝的旨意作保障，通过深刻阐释上帝的“造人”说与“创世”说，来高扬人类的尊严、自由和伟大。《圣经》的核心信息是，天地之主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活动，要使人性摆脱一切危害人生的东西，最终完全实现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即人类的一切力量与欢乐。这既是基督神学的人本追求，也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文艺复兴对尘世的肯定，将尘世提高到天国的地位，肯定尘世并不比天国离神的本质更远，断言神的本质无所不在——这就是基督教创世论的深刻真理。……神就是一个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体。世界是注定由神进行统治的场所。文艺复兴相信尘世是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场所，反复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种种乌托邦计划中的对正义和人道的统治的承诺，这些都并非来源于古代，而是来源于基督教”。③15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曼内蒂在《论人的美德与尊严》一文中也这样阐发，“这个世界和它的所有美好事物看来是由全能的上帝为了让人使用而首先创造与构建起来的……人有知识和能力去统治它、管理它……在现实生活与来世生活中，他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快乐与幸福”。④在这里，他宣称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万物灵长，上帝的“创世”不是为了奴役人，而是让人统治世界，让人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禁欲与赎罪，人的自由意志和伟大力量具有“神创”性，是天赋而不可剥夺的，这篇论文显示了以人为本的宗教理念，冲破了中世纪西欧罗马教会神本观的藩篱，奠定了其新型人本观的理论基石。人文主义哲学家皮科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论人的尊严》中，也把这种尊严的地位奠基于上帝赋予人的意志自由之上。他写道：“（在创世时）上帝把人作为本性不定的生物，赐他一个位居世界中央的位置，对他说：‘亚当啊，我们既没有给你固定的居所，也没有给你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去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我们把你安置在世界的中心，使你从那里可以更容易观察世间的一切。我们使你既不属天，又不属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于是凭着选择自由，凭着你的尊荣，你就好像是你自己的塑造者，可以把你自己塑造成你喜欢的任何模样。”①可见，上帝创造的“人”有着自由的意志，伟大的力量，可以自由选择和主宰世间的一切，是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心目中的“人”乃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杰作”，为此，他们的“人本观”与“神本观”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相互融合的，这是以一种新的文化视野来观照与选择神学文化传统的表征。立足于神学传统，借助上帝的神圣权威和“创世”理论，颂扬人生追求的人欲观，阐发人性尊贵的“神本”性，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萌发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也构造起人文主义思想的独特特征。
第二方面，人文主义者以神学人本思想不断匡正着世俗人本思想的弊端，将中世纪的“旧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基督教的信仰从深层次上支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张扬和走向科学，用基督教的精神，“反对人文主义者所知的文明中一切有违人文精神，也是有违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把他们对人的观点的基础归结到圣经或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或者把他们关于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境界同基督教的理念相联系”。②从基督教的思想世界里找寻人文主义的理论根基，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匡正人文主义者的偏激性认知，将基督教的伦理转化为人文主义理想的合理道德规范，这是雅致人文主义者的追求。在这方面，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表现格外突出，仅以此为例予以简要说明。
“这一时期最富有文化巨人特征的莎士比亚，他不仅包容了文艺复兴这一时代，也包容了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做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阶段”。③“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的了。因此，‘莎士比亚——不是那个人，而是他所写的剧本——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中，是有他的稳如泰山的中心地位的”。④在莎士比亚的三个阶段剧作中，都渗透着借用宗教人本观来改造和丰富世俗人本内涵的思想。在他早期的喜剧中，莎士比亚的创作“并不一味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天然合理性，而是强调人智对自然欲望的引导与制约，用基督教式的爱去销蚀欲望中的粗欲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从而显得激情、浪漫、美丽而又神圣、高雅、节制”。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水乳交融，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他的人文观大大有别于前期人文主义作家的思想，是对薄伽丘等人文主义者极端自由思想的一种匡正。如果说，薄伽丘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是用“人欲天然合理”的口号去反宗教禁欲主义的话，那么，莎士比亚则在以“爱情的天经地义”来反禁欲主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仁慈是人间的上帝”，将人的自然欲求与基督教的仁爱思想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在他中期的悲剧作品中，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以上帝的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的明镜，在道义上鞭挞人性膨胀的邪恶。为此，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形象就应运而生了。理智不应被邪恶吞噬。他所赞美的理想中的“人”应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有着“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是“天使”“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显然，莎士比亚笔下的“人”不是薄伽丘和拉伯雷所追寻的“人”。这里的“人”，是有着基督教文化传统取向的“新人”，是上帝的造物。“世界的美好主要是靠‘神性去制约趋恶的欲望，拯救已经趋恶的人，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莎士比亚要追寻的并不是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作家高呼‘人欲天然合理。哈姆雷特就是这种人的范本……与之相似的还有霍拉旭、《李尔王》中的考狄莉娅和爱德伽以及人性复归后的李尔，再还有《奥赛罗》中的苔丝德蒙娜，等等。他们都是拥有理想人格、合乎道德规范的‘人，是上帝的‘选民”。面对“恶欲践踏仁厚”的世界，他希望人能够借助上帝的道德力量，实现扭转乾坤的理想。在他晚期的传奇剧中，和解、仁慈、宽恕、忍让、博爱、道德感化成为了基本的主题。“《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一生带有总结性的作品，通过普洛斯彼罗这一形象表达了更深一层的人文内涵。全剧不仅以他高贵的仁爱之心反照出低劣的灵魂，而且还通过他对神秘的‘魔法的追求，隐喻了以人智的开启去消解愚昧与邪恶，使人的灵魂与精神得以提升，进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理想”，①他所希求的人文主义者的理想胸怀也应拥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
莎士比亚对人的认识的深刻性远超出此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主张汲取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以基督上帝的仁慈、节制、博爱、人智来反拨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者片面理解人性、放纵自然欲望的极端化现象，深刻认识和纠正了文艺复兴后期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正如卢卡契所说，“莎士比亚从来不把这个过程（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交替）简单化为一种机械的‘旧人与‘新人之间的对立。他看到了世界走向胜利的人文主义倾向”。②莎士比亚是在“对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的现实表演作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反观基督教文化的”，因而，他是“从现实中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出发接纳与观照基督教文化的，并把中世纪的‘旧人与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他站在了比但丁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包容和总结了一个时代，同时又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崇尚知识和科学的新时代”。③
通过上述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根源及其内涵主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仅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神学思想，还对其进行了有效的吸收，有力地彰显了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关系的客观历史规律。同样，在认识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时，也不能将理性启蒙与宗教思想严格对立起来，而是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到启蒙思想与基督宗教思想之间存在着的“同源”性。无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都与基督教神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双重性的关系，是在剔除基督神学思想中的糟粕、汲取其思想精华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不能只看到二者相对立的一面，而看不到相融合的一面。
【作者简介】王生，男，1967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镇江一中教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兼职导师，主要研究高考命题及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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