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学应有通贯的眼光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就“历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为“历史学辩护”。我在读史、教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历史的“用”处，今天浮躁背景下，在急功近利者眼中，历史是完全无用的，可无用之用大矣哉！以前曾把新中国说成是一张白纸，可以任意挥洒，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积累的古老民族，想要割裂传统，无视历史的做法，已经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本文提出曾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试图用通贯的眼光审视古今之变与不变，珍视文化传统的价值。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成熟的史学思想——“通古今之变”，历史学的精髓主要在于此，任何一个从事历史教学的人都不容漠视！
历史不是一门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也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无数彼此不相关联的事实碎片的偶然结合，而是有连续性的。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因革损益有所说明，所谓“通古今之变”的中心涵义即在于此。古与今、历史与现在之间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最重要的根据便是历史的连续性。所以多一分对过去的了解，就多一分了解今天的根据。毕竟今天是昨天发展演变过来的。历史尽管有变动，终有不变者在。我们如果细察历史之变微妙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连续中积累性的变。那种完全割断历史的“变”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用通贯的眼光嵩目古今之变与不变，正是我们今天专题史教学的要求，每一个专题都是通贯古今、关联中外。要了解人类政治领域中的制度、事件、人物在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我们不仅要分析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本身的特点，以及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活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更需要综观，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如果要探索苏联70余年的历史，必须从帝俄历史中去求解，并非完全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凭空特起，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惨象万状，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帝俄时代农奴制度的延续。还有，中国古代千年的辉煌何以转向近代的沉沦，如果把原因单纯地归咎于“列强的侵略”，正是忽略了历史连续性的思考。辉煌与沉沦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近代以来的苦难历史迫使我们不能不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有了这样一种通贯古今的眼光，才会得出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这一政治模式自然具有动员、组织社会的巨大力量，但时过境迁，已成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
“一国家当动荡变迁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①所以钱穆先生教人研究历史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那些在历史上广泛而持久的活动，其影响完全有可能是由古及今的。时间的远近不会成为衡量历史价值的标准。正如孔子的影响不低于雷锋。所以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认为把一个历史事件、人物放在近代1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中才能看清事件之间的因果流转和真实意义。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剧烈，恐怕只是就它的表象而言，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上千年来其实并无多大改变。西谚说得好：“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没有新事”当然不可能是以往之事的简单重演，但从本质上看人性、社会特性并不会有怎样大的改变，我们如何知道过去发生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发生了呢？新中国建立后，特别经过“三反”运动之后，一般人都认为像国民党晚期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化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了，由此看来我们怎能低估牵制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人们自己制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当社会条件、人的思想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那些闻所未闻的创造只不过改头换面，本质上一仍旧贯。皇帝制度可以随溥仪的一纸诏书而退出历史舞台，而变相的皇权依然继续存在，皇权的思想、观念如影随形，用这样的通贯眼光进行深层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的现代化何以一波三折、难局所在。
既然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以往的历史又会或隐或显发生着很大的影响力，这就不能不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持久而坚强的精神力量，这要比阶级意识，特殊的政治理想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现代化也只能是在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所谓进步是包容旧的再增加了新的，决不能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否则只会酿成悲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颁行魏玛宪法建立起魏玛共和国，这部宪法和这个共和国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但由于德国封建残余意识浓厚，德国人民崇拜权威的心理，这部宪法以及由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完全脱离德国文化背景，德国民众竟然通过选举导致纳粹党的崛起，酿成了滔天大祸。
我再举另一例子，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的范例，创造第一部正史，为以后两千年所沿用，司马迁为何有这样开创性的成就呢？殊不知本纪是全书的大纲，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纲挈领写在里面，是仿《春秋》编年体例写的；“八书”是《尚书》体例，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世家主要是分国的，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等，虽类似于《国语》《国策》这样一种国别史，但《史记》的“世家”主要还是记事为主的；“列传”是《史记》中最主要部分，突出了人物的重要地位，其实先秦诸子的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如《晏子春秋》，把晏子一生的言行写成了一部书，已经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在司马迁之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所以太史公是继承了以往史学上的各种体裁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创作。前人称《史记》“体大思精”，这“体大”二字正是需要从通贯的眼光去领会。
有人认为司马迁因为父亲不得参与封禅，更由于个人身世的遭遇，而把《史记》写成一部“谤书”，如果真如此，《史记》就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了。我们还是要用通贯的眼光看待司马迁如何著史，才能明了《史记》的伟大。我们看司马迁自己是怎么说的：
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①
这是说司马迁写《史记》是跟着周公的《尚书》、孔子著《春秋》而来的。中国史学自周公、孔子以来就有一种久远的传统。那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借着董仲舒的话说：
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②
孔子借过去的事情而发表议论，他的议政精神曾达到了贬天子的高度，司马迁极为推崇孔子，孔子作史的理想不会不对太史公发生一点影响，《史记》叙述汉高祖、汉武帝就迹近“贬天子”。由此可知：我们只有把《史记》置于周公、孔子以来的史学传统中，始能看清《史记》在二十四史中的特殊价值。
有一种说法：中国传统与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代”不相连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因西方的入侵而中断了。李鸿章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也就是说近代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局完全是由外来冲击造成的。用“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说来解释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就是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从明清甚至宋元以来的内在渐变，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之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演变。历史是一种渐进累积的连续性过程，每一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和干预。传统与近代之间怎样诠释“通古今之变”，我试图在思想史领域，用通贯的眼光，为近代变局提供一个纵观的视角。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为西方所败，我们对西方折服的是“船坚炮利”，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未动摇，但是甲午丧师才成了转变的真正关键，中国为日本所败，我们不是更仇恨日本，而是对日本更加尊敬了，日本取法西方，维新自强，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抱着急迫的心态去拥抱西方，这些都是为大家所熟知了的。客观地说，19世纪末信守儒家的知识分子包括康梁，对西学并没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但他们对西方的制度、观念之所以会一见倾心，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必定有许多东西与西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就是说，儒家经典中已萌发了许多现代意识。
明清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现代批判儒学的人据此断定儒学是维护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③程颐不仅要用儒家经典的教育来规范君权，而且主张在权力世界中相权应居于中心地位，一身任天下之重，在程颐的语气中皇帝可有可无，简直成了“虚君”。北宋以来皇权不断在膨胀中，信守儒家的士大夫对皇权已流露出深深的不信任。南宋朱熹是道统论的正式提出者和道学（理学）的集大成者，这个道秉承了上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来规范君权，致君行道，朱熹因此极力构建一个道统与治统合一的三代之治，不管朱熹他们是否真心相信上古史上的“三代之治”，但他们以此表达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是显然的：“千五百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地之间也。”④由此朱熹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所以才导致政治的长期黑暗。明亡以后，黄宗羲仍念念不忘用相权来制约皇权，黄宗羲激愤地指斥，“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宰相始”。⑤黄宗羲讲这句话是有切肤之痛的。难怪乾隆帝对宰相制度和程颐的这句断语深恶痛绝：“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①儒学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恰恰是君主专制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乾隆痛加批判中，说明信守儒家价值的士大夫用相权来抑制君权的思想并未完全泯灭，甚至在潜意识中潜滋暗长，一到清朝统治危机全面呈露，无法用高压手段维持稳定的时候，龚自珍喊出了“一人为刚，万夫为柔”，②“龚自珍的今文经学终于在康有为手里取得了丰硕的收获”。③
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是生活在“朝纲紊乱”的武宗朝，他主张“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④既然良知是一个是非之心，良知又是人皆有之，那么检验真理、是非的标准已不在皇帝，而是每一个人，阳明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从这一角度看，阳明的“良知说”涵有深刻抵制专制的意义，与西方宗教改革稍相类似，良知说也是个体心灵上的一次解放。黄宗羲是“清代王学唯一之大师”（梁启超语），这样的是非观到了黄宗羲的思想体系里已开始触及到了制度层面。“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在黄宗羲眼里，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更成为制约君权、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不过所要说明的是，明清儒家思想向往的依然是三代之治，他们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障碍，正如钱穆先生所批评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儒家思想在中国全面接触西学前已陷入了无法有效突破的思想困境。当兴民权、开议院、行君主立宪制等思想等传入中国时，怎能不让康梁等维新派欢欣鼓舞！他们终于在西方民主制度中发现了解决君权问题的具体办法，吸收西学便成为当时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或者说维新派通过西方的价值观念重新发现了儒家经典的现代意识，突破了儒家传统的限制。1898年，康有为发表《孔子改制考》，用孔教的名义提出变法要求，这一托古改制的办法，有人称之为“旧瓶装新酒”。如果没有儒家思想这一旧瓶，他们是喝不到“新酒”的。从史学观点看，儒家思想在不断变动之中，其中蕴含的现代意识，更使“旧瓶新酒”的喻义顺理成章了。
在读史的过程中，对许多历史现象的分析必须从历史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严耕望注意到，“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地差异。所以……注意的时限越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⑤严耕望的观点正可说明观察某一时代的历史现象要照顾到该事象在前后时代纵的线索，但不可忽视的是该现象与同一时代相关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横的关系也同样重要，比如中国的现在不单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我们没有理由让历史承担过多的责任，否则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不是为现实辩护就是对现实加以谴责。马克·布洛赫说得好：“唯有总的历史，才是真历史。”⑥布洛赫显然不会同意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比如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还是历史决定论。任何方法、经验都有它使用的限度，越过这个限度必然会产生谬误。
【作者简介】潘致远，男，中学一级教师，浙江省新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历史不是一门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也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无数彼此不相关联的事实碎片的偶然结合，而是有连续性的。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因革损益有所说明，所谓“通古今之变”的中心涵义即在于此。古与今、历史与现在之间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最重要的根据便是历史的连续性。所以多一分对过去的了解，就多一分了解今天的根据。毕竟今天是昨天发展演变过来的。历史尽管有变动，终有不变者在。我们如果细察历史之变微妙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连续中积累性的变。那种完全割断历史的“变”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用通贯的眼光嵩目古今之变与不变，正是我们今天专题史教学的要求，每一个专题都是通贯古今、关联中外。要了解人类政治领域中的制度、事件、人物在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我们不仅要分析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本身的特点，以及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活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更需要综观，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如果要探索苏联70余年的历史，必须从帝俄历史中去求解，并非完全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凭空特起，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惨象万状，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帝俄时代农奴制度的延续。还有，中国古代千年的辉煌何以转向近代的沉沦，如果把原因单纯地归咎于“列强的侵略”，正是忽略了历史连续性的思考。辉煌与沉沦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近代以来的苦难历史迫使我们不能不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有了这样一种通贯古今的眼光，才会得出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这一政治模式自然具有动员、组织社会的巨大力量，但时过境迁，已成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
“一国家当动荡变迁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①所以钱穆先生教人研究历史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那些在历史上广泛而持久的活动，其影响完全有可能是由古及今的。时间的远近不会成为衡量历史价值的标准。正如孔子的影响不低于雷锋。所以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认为把一个历史事件、人物放在近代1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中才能看清事件之间的因果流转和真实意义。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剧烈，恐怕只是就它的表象而言，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上千年来其实并无多大改变。西谚说得好：“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没有新事”当然不可能是以往之事的简单重演，但从本质上看人性、社会特性并不会有怎样大的改变，我们如何知道过去发生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发生了呢？新中国建立后，特别经过“三反”运动之后，一般人都认为像国民党晚期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化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了，由此看来我们怎能低估牵制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人们自己制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当社会条件、人的思想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那些闻所未闻的创造只不过改头换面，本质上一仍旧贯。皇帝制度可以随溥仪的一纸诏书而退出历史舞台，而变相的皇权依然继续存在，皇权的思想、观念如影随形，用这样的通贯眼光进行深层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的现代化何以一波三折、难局所在。
既然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以往的历史又会或隐或显发生着很大的影响力，这就不能不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持久而坚强的精神力量，这要比阶级意识，特殊的政治理想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现代化也只能是在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所谓进步是包容旧的再增加了新的，决不能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否则只会酿成悲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颁行魏玛宪法建立起魏玛共和国，这部宪法和这个共和国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但由于德国封建残余意识浓厚，德国人民崇拜权威的心理，这部宪法以及由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完全脱离德国文化背景，德国民众竟然通过选举导致纳粹党的崛起，酿成了滔天大祸。
我再举另一例子，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的范例，创造第一部正史，为以后两千年所沿用，司马迁为何有这样开创性的成就呢？殊不知本纪是全书的大纲，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纲挈领写在里面，是仿《春秋》编年体例写的；“八书”是《尚书》体例，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世家主要是分国的，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等，虽类似于《国语》《国策》这样一种国别史，但《史记》的“世家”主要还是记事为主的；“列传”是《史记》中最主要部分，突出了人物的重要地位，其实先秦诸子的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如《晏子春秋》，把晏子一生的言行写成了一部书，已经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在司马迁之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所以太史公是继承了以往史学上的各种体裁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创作。前人称《史记》“体大思精”，这“体大”二字正是需要从通贯的眼光去领会。
有人认为司马迁因为父亲不得参与封禅，更由于个人身世的遭遇，而把《史记》写成一部“谤书”，如果真如此，《史记》就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了。我们还是要用通贯的眼光看待司马迁如何著史，才能明了《史记》的伟大。我们看司马迁自己是怎么说的：
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①
这是说司马迁写《史记》是跟着周公的《尚书》、孔子著《春秋》而来的。中国史学自周公、孔子以来就有一种久远的传统。那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借着董仲舒的话说：
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②
孔子借过去的事情而发表议论，他的议政精神曾达到了贬天子的高度，司马迁极为推崇孔子，孔子作史的理想不会不对太史公发生一点影响，《史记》叙述汉高祖、汉武帝就迹近“贬天子”。由此可知：我们只有把《史记》置于周公、孔子以来的史学传统中，始能看清《史记》在二十四史中的特殊价值。
有一种说法：中国传统与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代”不相连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因西方的入侵而中断了。李鸿章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也就是说近代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局完全是由外来冲击造成的。用“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说来解释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就是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从明清甚至宋元以来的内在渐变，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之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演变。历史是一种渐进累积的连续性过程，每一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和干预。传统与近代之间怎样诠释“通古今之变”，我试图在思想史领域，用通贯的眼光，为近代变局提供一个纵观的视角。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为西方所败，我们对西方折服的是“船坚炮利”，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未动摇，但是甲午丧师才成了转变的真正关键，中国为日本所败，我们不是更仇恨日本，而是对日本更加尊敬了，日本取法西方，维新自强，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抱着急迫的心态去拥抱西方，这些都是为大家所熟知了的。客观地说，19世纪末信守儒家的知识分子包括康梁，对西学并没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但他们对西方的制度、观念之所以会一见倾心，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必定有许多东西与西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就是说，儒家经典中已萌发了许多现代意识。
明清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现代批判儒学的人据此断定儒学是维护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③程颐不仅要用儒家经典的教育来规范君权，而且主张在权力世界中相权应居于中心地位，一身任天下之重，在程颐的语气中皇帝可有可无，简直成了“虚君”。北宋以来皇权不断在膨胀中，信守儒家的士大夫对皇权已流露出深深的不信任。南宋朱熹是道统论的正式提出者和道学（理学）的集大成者，这个道秉承了上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来规范君权，致君行道，朱熹因此极力构建一个道统与治统合一的三代之治，不管朱熹他们是否真心相信上古史上的“三代之治”，但他们以此表达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是显然的：“千五百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地之间也。”④由此朱熹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所以才导致政治的长期黑暗。明亡以后，黄宗羲仍念念不忘用相权来制约皇权，黄宗羲激愤地指斥，“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宰相始”。⑤黄宗羲讲这句话是有切肤之痛的。难怪乾隆帝对宰相制度和程颐的这句断语深恶痛绝：“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①儒学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恰恰是君主专制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乾隆痛加批判中，说明信守儒家价值的士大夫用相权来抑制君权的思想并未完全泯灭，甚至在潜意识中潜滋暗长，一到清朝统治危机全面呈露，无法用高压手段维持稳定的时候，龚自珍喊出了“一人为刚，万夫为柔”，②“龚自珍的今文经学终于在康有为手里取得了丰硕的收获”。③
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是生活在“朝纲紊乱”的武宗朝，他主张“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④既然良知是一个是非之心，良知又是人皆有之，那么检验真理、是非的标准已不在皇帝，而是每一个人，阳明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从这一角度看，阳明的“良知说”涵有深刻抵制专制的意义，与西方宗教改革稍相类似，良知说也是个体心灵上的一次解放。黄宗羲是“清代王学唯一之大师”（梁启超语），这样的是非观到了黄宗羲的思想体系里已开始触及到了制度层面。“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在黄宗羲眼里，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更成为制约君权、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不过所要说明的是，明清儒家思想向往的依然是三代之治，他们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障碍，正如钱穆先生所批评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儒家思想在中国全面接触西学前已陷入了无法有效突破的思想困境。当兴民权、开议院、行君主立宪制等思想等传入中国时，怎能不让康梁等维新派欢欣鼓舞！他们终于在西方民主制度中发现了解决君权问题的具体办法，吸收西学便成为当时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或者说维新派通过西方的价值观念重新发现了儒家经典的现代意识，突破了儒家传统的限制。1898年，康有为发表《孔子改制考》，用孔教的名义提出变法要求，这一托古改制的办法，有人称之为“旧瓶装新酒”。如果没有儒家思想这一旧瓶，他们是喝不到“新酒”的。从史学观点看，儒家思想在不断变动之中，其中蕴含的现代意识，更使“旧瓶新酒”的喻义顺理成章了。
在读史的过程中，对许多历史现象的分析必须从历史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严耕望注意到，“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地差异。所以……注意的时限越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⑤严耕望的观点正可说明观察某一时代的历史现象要照顾到该事象在前后时代纵的线索，但不可忽视的是该现象与同一时代相关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横的关系也同样重要，比如中国的现在不单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我们没有理由让历史承担过多的责任，否则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不是为现实辩护就是对现实加以谴责。马克·布洛赫说得好：“唯有总的历史，才是真历史。”⑥布洛赫显然不会同意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比如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还是历史决定论。任何方法、经验都有它使用的限度，越过这个限度必然会产生谬误。
【作者简介】潘致远，男，中学一级教师，浙江省新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