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私人档案“暂存”斯坦福
杜裕禄
专家点评：
2004年12月，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私人档案远涉重洋到了美国，交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暂存”。从档案被“征集”到开放，其中有许多看点。
首先，当胡佛研究所得知蒋氏档案在其后人手上时，连忙前去拜访。档案收藏部门藏品的丰富与珍贵，完全有赖于征集工作的主动和有效。
其次，蒋氏后人浓浓的祖国情结：档案“只能暂存在胡佛（研究所），时间期限原则上是50年”，“在50年之内，任何时间，只要在中国的领土上任何一个地方有能力保存的，我们就愿意把日记带回去，放回中国的土地上。”
再者，保护修复这批档案，“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才可能完全妥善处理”，档案保护是必须投入足够的资金的。
还有，蒋氏档案开放与保密尺度的把握也是很在行的。
媒体故事：
宋曹王利 璇是宋美龄幼弟宋子安次子宋仲虎的夫人。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她主要负责审理、分类和检阅其家族先辈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蒋经国四位先生的全部私人档案（包括日记、来往书信、电报等）。
具体到蒋介石日记，在开放前，宋曹王利 璇都要进行通阅，她觉得暂时不适合开放的部分，就会贴上条子。不过，她贴的条很少，因此受到了学者们的欢迎。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将日记留给儿子蒋经国，1988年蒋经国病逝前，将父亲的日记连同自己的日记一并交给其三子蒋孝勇。1996年，49岁的蒋孝勇故去，日记转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直至2004年冬天。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得知蒋介石日记在蒋方智怡手上后，就前去拜访，并表达了将日记委托胡佛研究所管理之意。
蒋方智怡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请了律师与胡佛研究所商谈，经过大概几个星期谈妥了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日记是我们‘元首的日记，我们不可能永远给任何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只能暂存在胡佛（研究所），时间期限原则上是50年。”宋曹王利 璇说。
“为什么是50年？因为我们认为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在这50年内都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我们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保存并且重视日记。也就是说，在50年之内，任何时间，只要在中国的领土上任何一个地方有能力保存的，我们就愿意把日记带回去，放回中国的土地上。”
之后就是日记的运送。从台湾到美国的斯坦福，一路上都有保安人员护送，“有几个重要项目的日记，是几位教授在飞机上一路提着带到胡佛的。”宋曹王利 璇回忆。
日记到了胡佛研究所以后，研究所很快开始检查这些文献，发现里面的损伤“特别严重”，估计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才可能完全妥善处理。
蒋介石日记从头至尾都是用毛笔书写，温度一高墨汁就会融化，所以很多地方日记都几乎粘在一起，像个小砖块一样。“再加上蒋公一直打仗，经历战乱、逃难，颠沛流离，不可能保存得很好。”有些纸张已经开始腐朽，早期的日记更是根本不能触碰，必须先经过非常谨慎的处理。
即使如此，仍然还是有很多日记不能辨别。“有的浸过水的，一片黑。研究所做过统计，大概有4%几乎是完全看不清的；20%以上是模糊状态。但我们也在尽量看。”
接下来就是讨论开放的问题。胡佛研究所作为一家历史研究所，希望史料可以公开。但蒋方智怡对于保存的兴趣大于开放的兴趣。“她从来没看过日记，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她觉得一个‘元首日记的公开需要非常谨慎。”
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姑且称他们为‘保皇派，他们老是觉得一个领袖要像神一样，是不能有错误的，更不能把错误揭露给人民知道。而日记里难免记录（蒋的）一些错误。”
“蒋家家属也有很多的考量，”宋曹王利 璇说，如果开放太快，过于草率，可能会遭到当时在台上的民进党的攻击，“那时候民进党正好酝酿了一个‘拒蒋的活动，日记的开放可能被他们利用。”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劝说者们找到了绝好的理由。胡佛研究所有一位叫丽萨的女孩，她在浩瀚的日记中不经意间翻到了蒋经国的一页日记，在这页日记中，蒋经国提到，他经常看父亲的日记，并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很多事情不为人知，很多精神、思想大家不理解，并希望将来有一天父亲的思想能够为人们所知。
“我们如获至宝，赶紧把经国先生这一篇日记影印下来给蒋家看，我们说这是经国先生的遗愿。”
蒋家最终同意开放蒋介石日记，而宋曹王利 璇被委托为阅读日记的第一人，担负把关的重任。
宋曹王利 璇说自己对历史是个“外行”，意外承担这个重任，在为日记开放把关的时候，她掌握几条原则：一是蒋家的隐私，二是蒋家家属的资料，三是健康情况，有一些病或者身体上的状况不便让人知道，另外就是蒋经国的一些敏感的人际关系，“这些情况下我可以贴条子，延时开放”。
如果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的人尚有子女在台湾为官，“有尴尬的情况我也可以延时开放”。
但总的来说，宋曹王利 璇的审查尺度很宽松，1955年前的档案总共只有四处贴了条子，每处也只是几个字。
媒体文章来源：
舒泰峰、杨岚：蒋介石日记开放的幕后故事，《瞭望东方周刊》第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