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术语建设和使用中的问题的成因分析

    周永刚

    档案术语是档案专业领域名词的集合，它是档案专业领域中表示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专门概念的词和词组。它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和发展，可以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由于对档案本身的理解、档案工作、档案管理体制各个方面的不同，别国和国际档案界有关档案术语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适应我国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需要。

    一、理论脱离实际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人员绝大多数置身于具体的档案管理实践之外。 而档案专业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之后，大量的档案学教师与研究生就成为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档案术语建设和使用的主要力量，而这些身居高校的档案学研究者大多都是高校直接培养的师资，很少有人有过档案工作的经历，与档案工作实践接触甚少。而且他们在从事术语研究的过程中，高校与档案管理机构之间也很少交流与互动，几乎没有什么合作研究项目。应用理论研究关注的是实践问题，也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而这样一种以高校教师为研究主体，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互不往来的研究模式，使得档案术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也加剧了当前档案术语研究不“实”的问题。这些作为档案术语研究队伍的教师和研究生们大都是在人文知识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面狭窄，对技术也知之甚少。

    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长期的理论积淀与丰厚的学术涵养，同时也需要研究者能够坚守僻静的领地，真正作深入持久的潜心研究。因此，做基础理论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想真正做出成果，非常不易。由于受高校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的引导，学界浮躁风气盛行，大量学者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一味追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就使得很多学者对基础理论研究望而却步，也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为了多出成果，不断地转换研究视点，而不专注于某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追求易出成果的时髦领域，从而退出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

    二、局限于对少数档案术语的零星讨论，没有从整个档案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目前我国档案术语研究主要是采用单兵作战的方式，档案术语的系统性、配套性较差。一方面，我国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整个档案学研究工作带有明显的分散性和自发性。一方面，家庭作坊式的档案学研究格局导致档案学者之间很少沟通与交流，团结、协作精神较差，特别是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与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这一方面造成了档案学的低水平重复研究不断蔓延，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少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档案理论被束之高阁。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造成我国档案术语研究只着眼于少数的档案术语，而没有从整个档案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1）档案术语的部分理论脱离实际，从理论谈理论，不考虑这些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满足实际工作的研究，论及学科体系才能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奠基人、著名档案学家吴宝康先生在谈及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的关系时说：“没有理论就不能成为成熟的科学，没有理论作指导，应用学科也就失去理论依据，不能发展和提高。没有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也就缺乏基础。应用研究需要理论指导，理论研究需要从应用研究中吸取营养。”脱离实际的档案术语是只有理论的一面，没有从整个档案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研究。（2）个别学者只是单独在自己所熟悉或研究的领域研究零星的档案术语，没有将每一个提供关于一个事物或一个过程的知识单元术语概念，根据它们之间在着内在的逻辑思维联系串联起来，提供档案学学科、档案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体系，包括理论、原则和方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档案术语体系。3.国内一些档案学者在研究档案术语问题时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主张彻底废弃既有的档案术语，重构一套全新的档案术语体系，或全盘西化。

    国内一些学者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想法和主张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主张“全盘西化”。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军事上不断地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从此跌入了被人奴役、被入蹂躏和被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这炮声也震醒了沉睡的中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转向西方发达的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妙方，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渐渐的在心理上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这种崇拜之情更加强烈，从而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给学术界的“全盘西化”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对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学术界的“全盘西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一切西方的东西（宗教除外）都是科学的，只有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切的科学只能向西方学习了。将中国文化的振兴寄希望于西方文化，“拿来主义”便油然而生，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流派和文化思潮真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文化“失语症”由此而生。档案学也不能例外，20世纪80年代初，封闭多年的中国档案学大门打开了，以欧美档案理论为主体的外国档案理论像一股清新的扑面吹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理论内涵、多样的研究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水平为中国档案界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视角。还有些档案学研究者对相关学科某一流派的观点、结论十分信服，而且轻车熟路，然后把结论拿过来，作为寻找解决档案学问题答案的大前提，通过三段式演绎推理，很容易地得出新结论、新观点。这种做法在欧美档案学理论进入中国档案界之初比较普遍。持这种态度者，多为学者、理论工作者。这种态度在此段时间有相当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下，有些档案学者认为我国的档案学研究水平不行，现有的档案术语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应该彻底废弃，重新构建一套全新的档案术语体系，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国档案工作、档案机制与西方国家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