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

    郭常英+岳鹏星

    [摘要]《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1898年8月8日,由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它是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重要阵地,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时务报》将政论文章安排在每册的前数页,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以《时务报》为主要载体的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的特点是:内容以政论为意旨,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杂以俚语、新名词、新知识。时务文体上承王韬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开创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通俗、成熟的新民体。自时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

    [关键词]时务报;报纸政论;时务文体;新民体

    [中图分类号]G219.29;H052;K25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20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是维新人士“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1]。该报作为旬刊,每月刊出3册,每册3万字左右。梁启超在创刊号中所撰《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申明了“去塞求通”的办报宗旨,主张所载内容在于“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2]。《时务报》于每册卷首,刊发政论一二篇,大约三四千字,设置有《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从第2册起,将《域外报译》细分为《西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等版块,约占每册篇幅的一半。同时在其最后部分,经常附印国内外学规章程或新译书籍。报馆经理为汪康年,担任时间最长的主笔为梁启超,翻译者为张坤德、郭家骥、古城贞吉等。该报于1898年8月8日以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其基本内容和刊发体例大体上保持了前后一致。该报发行后,各地士绅、督抚官僚竞相参阅,以致达到“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的地步。《时务报》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针对19世纪末中国社会舆论领袖《时务报》,学界的研究,既有历史的耙梳,也有从新闻传播学或文学的视域进行的考察。然而,以往的研究在探讨《时务报》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关系方面尚显薄弱。鉴于此,笔者拟以《时务报》为中心,透视19世纪末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趋势。

    一、《时务报》与时务文体

    《时务报》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播学认为,传播媒介的具体内容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报刊政论文章,正是《时务报》得以赢得读者的核心内容。郑孝胥曾高度评价《时务报》的诞生:“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4]

    1.《时务报》与报刊政论

    清末的报刊政论,其文体由传统政论文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报刊政论文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中,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申报》《字林沪报》等,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发展的,当属《循环日报》的创办者王韬。王韬发明了报章文体,这种文体不同于当时流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比较通俗浅白。梁启超针对戊戌前夕的中国报界,曾发表评论说:“惟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而其体例无一足取……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丝毫影响。”[4]而《时务报》的诞生,顺应了甲午之后先进士人号召救亡图存的热潮,开启了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它既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促进了报刊文体的变革。

    虽然《时务报》的译文内容所占篇幅较大,但刊发的政论文章是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张元济曾指出,“阅报者仍注意前数页,而后载西事均不甚留意”[5](P1682),而“前数页”正是政论文章所在的位置。《时务报》所载的政论文章,重要的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及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等,共计138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和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一文,从创刊号开始连载3期,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刊发在第4册上,是《时务报》公开宣讲“议会”“民权”的起始。该文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其中一位读者就说,“近阅《时务报》,知执事总理其事,并获读大著《中国自强策》3篇,议论确切,曷胜钦佩”[5](P1)。汪康年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说理充分,意旨明确。当时,在湖北任知县的陈延益曾致信汪康年,称“昨读第九册报,尊论参用民权,极为透彻”[5](P1997)。徐勤、欧榘甲等人则分别撰文阐述“开学校、废科举”的思想,提出要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时务报》的政论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倡导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开学校”“变科举”是当务之急;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政论文章使得《时务报》成为维新变革的舆论领头羊。报刊政论文体影响的扩大,与《时务报》这一舆论载体密不可分。

    2.时务文体的兴起

    《时务报》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使得报刊文体出现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时务报》掀起的维新浪潮,使得大量进步士人争相创办报刊。在这些办报人士中,维新派及其支持者占到绝大多数。[6]几乎所有的维新报刊,都刊登有政论文章。为了使报纸更好地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易为阅读者所接受,一种通俗、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便应运而生。这种新式文体以“时务”为要义,倡导维新变法、改革时务,鉴于此文体以《时务报》为代表而且影响较大,因此被称为“时务文体”。

    时务文体之所以能够兴起,首先在于时代的变革。甲午战争之后,各界要求维新变革、振兴中华的呼声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历经30年的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清政府的一些开明官员,面对甲午之败,都在寻求救国的新途径。维新志士纷纷走出书斋,投入社会,将自己对时局的认知公之于众,供人们传阅和讨论,以便达成变革的共识。这样的时代变革,必然会影响到民众对于时势的认知及思想表达方式的变化。

    其次,时务文体的兴起与报纸媒介的舆论传播功能密不可分。根据汤志钧[7]统计,清末发动、领导和支持变法的重要人物只有50多人,由此要掀起全国变革的浪潮,力量显然有限。“但维新人士注意到了报刊在宣传维新思想、介绍西学知识、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等方面的特殊作用”[8],而《时务报》正好为维新人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与舆论载体,使得维新思想能够快速地传播,并掀起了维新的巨浪。

    再次,时务文体的兴起与西方新知识的不断传入有关。维新变革需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来谋求自我的进步。西方先进的思想、知识、技术等,都需要通过新的途径来传播。由于传统文体的束缚与局限,无法满足报纸表达新思想、传播新知识的需要,只有变革旧有的语言形式,才能使得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知识能够顺利传播开来。而新思想、新知识的传入,反过来又加速了文体变革的步伐,最终使得新的文体越来越被广大的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最后,时务文体的兴起源于维新志士的聪明才智与不断努力。以梁启超为例,他追述自己前期在《时务报》的工作时说,卷首的政论文章“归其撰述”,外国的报纸译文“归其润色”,奏牍、告白“归其编排”,甚至整册“归其复校”。[9](P46)由此可见,梁启超独自一人就基本上将《时务报》的写作、组稿、审稿、排版、校对等编辑工作承担下来,以至于最后达到“日不遑食,夜不遑息”的地步。[9](P47)经过这样的坚持和努力,《时务报》的影响逐渐扩大,在海内外设立一百多所代销处,一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维新报刊。梁启超也由此名声鹊起,“士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士,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0]。可见,时务文体的兴起与梁启超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时务文体的诞生和发展,也与阅读者的影响和反馈有关。《时务报》上刊发的一系列要求变革、倡导变法的文章,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追求先进人士的心理期望,这是《时务报》畅销的关键,也是时务文体能够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时务报》对于受众的影响和反馈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维新、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时务文体逐渐被大众认可。

    二、时务文体的特点及过渡性质

    时务文体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承载新知识、新思想,形式比较自由,显示出开放的气概和力量。它打破了桐城古文和八股文的窠臼,最终顺应时势过渡为新的文体,在中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时务文体的特点

    “清中叶以还,士大夫竞趋训诂、考订之学,桐城派古文,蔚为文章泰斗。”[11]除此之外,八股文更是士人潜心习修的文本样式。维新志士的政论文章打破了这样的沉闷局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此时期时务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内容以政论为意旨。时务文体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并开启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在于它所包含的意旨直指现实的政治,敢于论政、无所畏惧,对于时局和时人能够表达中肯的论断,并提出现实的对策,特别是能够迎合时代的需要、紧扣时代的脉搏。《时务报》的政论文章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并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支撑。可以说,失去以现实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报刊政论文,便不会有时务文体的发扬光大。

    二是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时务文体突破了文坛的种种定则,较少考虑写作方面的精雕细琢。例如,在《时务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就摒弃了陈旧的文章笔法,开篇即洋洋洒洒地论述他的“通塞”之论,堪称时务文体的典范之作。“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已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2]文中骈散兼备、不拘一格,比喻、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并用,既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又不失文风自由的情势。论述的逻辑、条理也十分清晰,给人以娓娓道来之感。《时务报》中诸如此类的文章比比皆是。

    三是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梁启超下笔犹如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5](P2971),影响甚广。张元济曾感叹说:“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且慕之,且赞之。其摄力何若是之大耶?”[5](P1682)这正归因于梁启超文章的文质兼美。吴其昌在其所著的《梁启超传》一书中,更是称赞梁启超“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12]。汪康年等人的政论文章均不如梁启超的文章雅致。清末地图学家邹代钧对比了汪康年与梁启超二人的文笔,曾对汪说:“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通明又不为时人所诋,公此后万勿出笔。”[5](P2863)

    四是杂以俚语、新名词、新知识。时务文体能够风靡一时,更在于其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吸纳和阐释。维新人士正是通过《时务报》这一报纸媒介,将国外的思想理论、科技知识及法规制度等介绍到中国。因此,时务文体中新名词、新思想、新知识屡见不鲜。清末出版家叶德辉曾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学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辩。”[13]

    2.时务文体的过渡性

    在时务文体诞生之前,王韬不仅是报刊政论文的积极实践者,而且还从理论上探讨过政论文的写作方法。他曾提出:“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至其工拙,抑末也。”[14]谭嗣同曾发表《报章文体说》一文,也在思考并实践着新的写作手法。可见,时务文体的诞生是先进人士努力思考与实践的结晶。

    梁启超是报纸文体变革的集大成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长期居住在日本,“复专以宣传为业”[15]。他先后在横滨等地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等报刊,并发表了《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论自由》等80多篇传播新思想的文章,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比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自由》便强烈呼吁自由的来临:“‘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虽然,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语,已渐成青年辈之口头禅矣。新民子曰: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请论自由。”[16]这样的文笔和文章风格,全然不见佶屈聱牙的旧文言,半白话的趋向已很明显。在这期间他的政论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多、影响也更加广泛,以《新民丛报》为中心,形成了新的文体风格,即新民体。黄遵宪对此由衷地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而“《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17]。由此可见梁启超文笔的发展变化及报纸文体的进步态势。黄遵宪称赞新民体说,读之让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还评价说,“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17]1920年,梁启超对新民体进行自我评价,提到他的写作“务为平易畅达”,虽然“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但是由于纵笔信书、不受约束,再加上“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时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4](P140)一种具有魔力的新民体自然是经过不断实践和衍变的结果。

    时务文体可以看作是新民体的早期形态。“时务文体是传播对象从精英转向大众的一个标志”[18]。新民体则以更加通俗、畅达的自由文风,对世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借助媒体这一宣传工具,将报刊政论推向了高峰,使得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变革向着更深远的层面推进。

    三、结语

    《时务报》作为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阵地,掀起了我国19世纪末期的启蒙思潮,使报刊传媒成为表达社会思潮不可或缺的新平台,开创了报刊政论的黄金时代,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形式。它的风行,于晚清动乱的局势中辟出了一条新知识、新思想流动的通道,在传播新知、启发民智、鼓舞民心、宣传变法、领导舆论方面的贡献巨大。

    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在维新志士特别是梁启超的努力下,以其词驳今古、融汇中外、骈散兼采、条理明晰、明快畅达、饱含感情为显著特点,表现出了我国近代报刊政论文章勃兴的征兆。时务文体作为维新报刊的政论表达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维新思潮的高涨。

    时务文体上承王韬发明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通俗、成熟的新民体,反映了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发展历程。自时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步伐就开始逐渐加快。同时,以时务文体为代表的“文人论政”的形式,也为我们开展“文人论政”对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260.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N].时务报,1896-08-09.

    [3]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901-12-21.

    [4]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46-47.

    [5]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49.

    [7]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774-791.

    [8]郭剑波.“社会精英的报刊”——从传播学论戊戌维新报刊[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8.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6-47.

    [10]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47.

    [11]刘禺生.世载堂杂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6:35.

    [12]吴其昌.梁启超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23.

    [13]苏舆.冀教丛编(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0-41.

    [1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3.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139.

    [16]陈书良.梁启超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163.

    [1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74.

    [18]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