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方志之骨

    甘肃老姜

    在老姜的记忆中，来档案馆查档人数最多、档案馆接待用户最红火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编史修志。那时候，每天来查档的人，几乎比档案馆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都多。经历了长期封闭、门可罗雀的窘境，一下子敞开了大门，还有点不适应。甘肃省档案馆曾一度因查档人数太多，阅览室过于狭小，只得采取利用者事先登记预约，由档案馆安排时间分批查档的办法。有数字为证：1985年省档案馆接待利用者就比之前多很多，有2447人次，1986年达到9274人次，1987年逾万，13889人次，人数成倍增多；卷次也成倍增长，1988年省档案馆提供利用档案115433卷次，接近馆藏的二分之一，当时馆藏档案资料才21.3万卷（册）。80年代中后期的这些档案利用人次、卷次，主要是编史修志所需。

    再顺便说一句，1992年，省档案馆向社会宣布开放档案，从档案部门的愿望出发，档案开放了，来的人就会很多，利用者到档案馆查閱档案的人次、卷次本应有所增加。但由于全省编史修志的高潮已过，“文化大革命”以后落实各项政策工作已基本结束，来档案馆利用档案的人次和卷次反而减少了。这种情形出乎档案馆的预料之外，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又一次证明，利用档案是社会的一种需要。社会需要，挡都挡不住，需求不紧迫，再宣传“提高社会档案意识”都事倍功半。

    修编史志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往前看，清代就重视利用档案编修地方志，清廷比较看重文书管理，也就是现行文件，而把档案工作主要作为政府修史积累资料来对待。康熙十一年，清廷谕令各州、县分辑志书。雍正时又规定，各省、府、州、县志60年纂修一次。在清廷的倡导下，编史修志活动十分盛行和普及，官修与私纂并行，传世一批志书。清代甘肃督、抚延揽人才，在省会兰州开局，雍正六年至乾隆元年，甘肃巡抚许容主修了《甘肃通志》；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安维峻编纂了《甘肃全省新通志》。这些志书，多直接取材于各衙署的文书档案。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的一句话说得很透彻：“此犹今人办地方事务，必向衙署考查成案；修郡邑志书，必向官府调阅旧卷也。”

    再看民国，南京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案建议将各部、院、会及各省旧档，“不限年代、类别及文件残完”，凡已失效者，移交国史馆整理保存，备修史采用。当时，甘肃就把拟注销的旧档和剔除的无价值的档案，先后移交给国史馆。其中就有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建的兰州制造局档案（现存南京二史馆）。对甘肃来讲，这次移交活动，也使反映甘肃早期工业建设的档案在异地得以留存。

    老姜参与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甘肃省志·档案志》的编修工作，体会到，不论编地方志，还是行业志，资料是最重要的，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第一位的资料是档案，是机关和各单位在履行职能工作中留存的原始记录，之后才是图书、旧志、老报纸、老期刊，还有口碑材料。没有档案，厚重的志书就立不起来。这一点，章学诚说得更透彻了：“档案为方志之骨。”

    （转自《档案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