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建构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
| 范文 | 韦祎 摘 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国家和国际体系的互动结合起来，主张行为体之间以文化认同塑造国家身份，进而建构国家利益以及决定国家行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前，国际局势正发生深刻变革。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中国渴望建构善向的国际互动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定会选择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之路。当今全球化进程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应该肩负大国责任，致力于构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国际关系。 关键词：建构主义;中国特色;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G112?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9-0140-02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述与应用领域 建构主义这一概念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奥努夫提出的。建构主义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门类学科的丰富内涵，同时揭露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论在解释国际社会领域上存在的缺陷，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路径。其核心观点与基本内涵对我国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局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从建构主义文化层面来看 温特提出了三种国际社会的文化：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s）、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和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当国际社会处于霍布斯文化时，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是产生敌对互动而且忽视国家主权的状态，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国际摩擦。国家致力于追求强大的权利以制衡他国。在这种社会文化之下，没有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在洛克文化下，国家间的关系表现为竞争关系。国家有可能使用武力但是会尽量避免使用。在此种状态下，国家会寻求组建联盟的形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最后，在康德文化下，国家承认彼此主权并会建立互助关系相互扶持解决国家间的矛盾，以此渡过潜在危机。这三种彼此区别的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在国际社会的文化形态转型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国家间已经基本摆脱了“霍布斯式”的互动关系，正在向洛克文化乃至康德文化转变。因此，中国在推行新时代大国外交时，应该着力把培育国家间的良性竞合关系作为推动国际关系文化转型的重点，发挥作为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构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型国际关系。 （二）从建构主义双向互動性结构来看 建构主义强调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双向互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作用于施动者的利益。建构主义者们认为，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主要取决于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四个变量，这四个变量会促使国家的利己身份减弱，促成国际集体身份的形成。基于上述理论，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整体趋势是向“善”的。所以，我国应不断加强与国际体系结构内行为体的“善”向互动，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二、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探索 我国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推动者、建设者，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开始了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不竭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积极响应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作出积极贡献。除此以外，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并完善同发展中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向纵深发展。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中一直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建设中与沿线国家积极互通有无，利用互助机制将更多的国家带到世界舞台上来。中方没有对沿线国家带上“有色眼镜”，反而采取更加包容的心态与模式，积极与沿线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将更多爱好和平与发展的国家纳入到这次发展大潮中。 十八大以来，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及实践取得新发展。一方面是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大国是影响国际关系走势的决定性力量，与大国关系的好坏对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走向意义重大。针对中国的“老朋友”俄罗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俄两国元首通过多次多领域的会晤与交流，两国政治互信与经济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较高水平。据统计，自2013年3月习近平首访俄罗斯到2017年9月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习近平与普京正式会见25次。中俄关系为处理大国关系树立了典范，对处理中美关系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是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作为促进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创新的积极推动者与践行者，我国利用已有并创造新的多边平台，实质性地参与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国在支持和引导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源俱乐部、粮食安全合作机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十九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重大多边外交活动，APEC成了中国运筹国际关系、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舞台。 由此可见，中国持续进行推动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探索，这符合世界各国及人民的普遍需求与共同利益，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越来越多结构内主体国家的积极响应。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文化的未来路径 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单位，在受国际社会“结构因素”反作用的同时，应积极发挥结构内主体作用，发挥对国际局势走势的影响与塑造作用，从而推动国际社会文化最终向“康德文化”形态转化。这一未来路径可简要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积极持续打造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时代国际主体间共同理想，顺应了当今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趋势，是新时代中国寻求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重大理论创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我国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加深，地区主义在国际社会中也愈发凸显出来，给各国文化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必须不断强化与本地区其他国家间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打造“求同存异，休戚与共，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二）增強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的本土化色彩 中国新型国际关系文化理论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土壤以及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丰富实践经验。举例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素描，是对古代所倡导的大同社会的现实精准解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可以说，大同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素描，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大同社会的精准解剖。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文化未来发展路径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重大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内容与特色上凸显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即“本土化”色彩。 （三）加强软实力建设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总体竞争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不仅表现为可以通过文化特有的吸引和感召作用来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一方面，文化不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它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超越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多元媒介化手段以提高传播功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国际间的交流，提升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我国应进行内治，修炼与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构建良性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当前，世界正处于重要的经济政治转型期，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着深刻重塑，国际体系正发生着加速演变，这也正是国际关系主体理论新旧交替的时期。我国相关领域研究者应当借鉴建构主义的基本内涵，积极发展双向互动关系，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 李志永，袁正清.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论[J].太平洋学报，2015，（2）：20-29. [2]? 刘建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态、基本特征与核心要义[J].国际问题研究，2020，（1）：31-39. [3]?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22. [4]? 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5]? 苏长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作为[N].秦皇岛日报，2020-03-05（B02）. [6]? 王帆.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推动[J].当代世界，2016，（6）：4-8. [7]? 谢桂娟.建构主义逻辑与中国和谐世界外交[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43-49. [8]?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5-226，233-234. [9]? 朱丽.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国际公关，2020，（1）：7. [10]? Alexander Wendt，“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no.5，1998. [11]?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Issue 2，1992. [12]? Breslin，Shaun.China's Emerging Global Role：Dissatisfie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J].Politics，2010，（s1）：5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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