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秘书学理论70年研究综述 |
| 范文 | 庞宇飞 刘永 荆欣 摘? 要：本文针对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进行统计分析，在统计基础上对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以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针对不同階段梳理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达到综述整理中国秘书学已有研究成果的目的。 关键词：秘书;秘书学;秘书学理论 分类号：G206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hinese secretarial theory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s，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ese secretarial theo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y time nodes. And it sorts out the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for different stages，and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secretarial science. Keywords： Secretary; Secretarial science; Secretarial theory 秘书在中国作为社会角色并加以研究的历史十分悠久，以文字的形成和阶级社会的产生为标志，早期的秘书自夏朝开始就已进入远古萌芽时期。秘书学史的开端也可以追溯到清中叶，幕学著作、仕学著作的同期出现是其萌发阶段的特点之一。[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秘书学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2012年秘书学专业被正式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中国秘书学从“术”到“学”，作为一个完整独立且有重要价值的学科的正式确立。通过数据库查找有关文献可以发现，中国秘书学研究领域综述类的文献数量较少，并且鲜有文献对中国秘书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完整的梳理与概括。本文将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秘书学理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1 数据来源 在国内中文文献样本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数据源。为了达到检索的准确性以及提高所查找文献的相关度，检索条件主题词组合设定为：篇名条件中的“秘书”并含“理论”，不含“高校”“教学”“课程”“课改”以及“写作”。时间跨度选择上起始日期不做限制，终止日期为2019年7月30日。共检索到124篇期刊文献，剔除通知、简介以及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得到文献118篇，以此作为本文的文献样本数据。 2 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现状 2.1 文献年度分布特点。根据其发文的时间分布可以将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概括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为1987年至1993年、发展阶段为1994年至2004年、稳定阶段为2005年至2019年。 起步阶段。随着1987年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首次出现有关秘书学理论的研究论文，而后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以每年低于5篇的速度增长，呈现出总体数量较少，增长速度较慢的特点。发展阶段。1994年有关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论文呈现井喷式增长达到14篇，成为所检索年份中发文数量最多的一年至今未被超越。1994年之后的10年间相关研究论文每年增长数量较多速度较快。稳定阶段。自2005年开始，在经历过1994-2004十年的快速增长时期之后，2005-2019年发文数量与时间分布均趋于平缓。 2.2 载文期刊分布特点。根据检索情况进行分析，载文分布最为集中的三种期刊为《秘书之友》《秘书》以及《秘书工作》。这三种期刊共载文76篇，占总篇数的64.4%。三者中《秘书之友》居首位，载文量35篇占比29.7%，《秘书》次之，载文量22篇占比18.6%，《秘书工作》也有19篇之多占比16.1%。再者，《办公室业务》载文量7篇，占比为5.9%，《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载文量5篇，占总比4.2%。还有部分文献散见于《长沙大学学报》《旗帜》以及《文教资料》等期刊之中，数量较少，出现频率较低。 综上所述，国内刊载有关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论文的期刊呈现出很强的集中性特点，并且学科相关度极高，集中于《秘书之友》等秘书学领域三种重要期刊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秘书学学科影响力较弱，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的研究较少。与此同时，通过期刊载文分布还可以发现，秘书学理论研究领域核心作者较少，常崇宜和钱世荣较为突出，仅发文量分别为6篇占比5%和4篇占比3.4%。 3 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以时间节点为横向坐标展开对于中国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内容综述。时间周期的划分以上述文献时间分布阶段为参考，更加直观地阐述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主题与内容。 3.1 起步阶段分析。在这一阶段，秘书科学在“术”的层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学”的层面也开始了自身基础理论的思考与开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李世红提出此时的秘书学研究在宏观上存在缺乏学科反思理论深化、框架不周全与结构不协调，微观上存在规律总结不足，经验性强但动态前瞻意识不足等问题。[2]秘书学理论体系亟待丰富深入与拓展，这是理论学界对秘书学理论深入创新研究的初期尝试与设想。 在这一阶段，秘书科学在“术”的层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学”的层面也开始了自身基础理论的思考与开拓。李世红和邹酆等指出秘书学研究存在理论深化和保守封闭等问题。[2][3]邢莹和彭琪源等提出了秘书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原则和设想。[4][5] 通过梳理上述学者观点与论著主题，可以较为直观地发现，在初期研究阶段学者们已经逐步发现了彼时秘书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秘书学理论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有较大的共同性，都指出只关注强调实际应用等表述性理论，不足以支撑秘书学的长久发展。虽表述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应从实践结合理论构建更加完善具有理论深度的秘书学理论体系。这种共性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思考与设想的提出，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各种观点百家争鸣做出了引导。 3.2 发展阶段分析。这一阶段中有关秘书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多，且研究深度与广度愈发拓展，标志着秘书学理论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吸引了各方的关注。 董信泰认为，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秘书学理论体系，第一必须根据国情对传统秘书学理论进行扬弃，体现时代特色。第二是明确秘书学的站位和导向，在学科基础理论层面达成共识。[6]同时认为，秘书学学科理论框架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秘书现象到秘书人再到秘书人社会网络的形成;第二是论述秘书的社会定位、社会属性与社会价值;第三是秘书人或组织的运作机制、主客观条件与目标考评。[7] 韩铁椿认为秘书学作为基础理论其理论性应体现在思辨性、体系概括性以及预见性上。[8]常崇宜首先用“四个高峰”概括了中国秘书学理论体系建设取得的一些进展。其包括秘书工作的总宗旨“三服务”思想，秘书的概念与逻辑定义的重新界定，秘书分类的明确以及秘书工作基本规律“李氏规律”的出现和讨论。[9]钱世荣提出，秘书学亦可成为“辅助领导学”。[10]他认为，秘书学理论体系建设应把握“核”与“心”。其中“核”代表“辅助”，秘书活动就是辅助领导的活动。“心”代表辅助的本质内涵即辅助活动的目标一体性、方向相关性以及主体适应性。[11]并提出围绕“核心”概念的以形式论、内容论、过程论、方法论、原理论、规律论、要素论以及本质论为内容的秘书学核心理论体系。[12] 董汉庭提出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秘书学基础理论需要进行革新，主要在秘书概念、从业人员、工作内容、技术手段、服务对象等由行政主体为主向行政与市场主体并重的方向拓展。[13] 董继超从宏观上探讨了秘书学逻辑起点和秘书、秘书活动和秘书学基本概念问题。[14]秦莲红认为秘书是秘书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从逻辑起点、实践内容，主客体网络构建等几方面拓展宏观的秘书学理论体系。[15] 在这一阶段针对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呈现出观点多样性、目标一致性、方法多元化以及逻辑思辨性的主要特点。对秘书学理论体系构建这一主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以秘书学逻辑本源为切入点进行逻辑思辨，出现了数学模型应用进行科学测度与阐释的研究成果。 3.3稳定阶段分析。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研究热潮之后，秘书学理论研究在发文数量、速度和频率上有所下降。这种减速可以看作秘书学理论研究进入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逐渐加强。 一些学科外的理论包括心理学、管理学或者行为分析学的内容被研究者逐渐引入秘书学理论研究之中。余红平提出应从秘书本位转化视角拓展秘书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6]郑淼杰等创新性地将仆从领导理论及仆从意识引入了秘书学理论体系之中。[17]他们认为，仆从领导理论和仆从意识与秘书工作的本质和内涵具有一致性，可以促进秘书工作的发展，丰富秘书学理论体系。[18]高婉等在范式理论视域下进行思考，提出开放的秘书学观点。[19]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快速变革的技术和经济社会环境给秘书学尤其是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带来更多的机遇。以2012年秘书学专业正式入选本科专业目录为标志，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性不断强化。包湘东[20]、孙照、[21]许琴、[22]谭学驰等[23]学者提出许多秘书学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工作领域的新理论新思路，乔哈里视窗理论、结构洞理论、四象限论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等被逐步引入秘书学理论研究范畴。 参考文献： [1]董继超.秘书学史研究刍议[J].秘书，1995（04）：40-42. [2]李世红.对拓展秘书学理论研究的设想[J].秘书之友，1987（01）：4-6. [3]邹酆.秘书学理论体系改革初探[J].秘书之友，1989（01）：6-8. [4]邢莹.从实证到规范——构建秘书学理论体系的阶段论[J].秘书之友，1989（10）：7-9. [5]彭琪源.再论秘书学理论体系的构建[J].秘书之友，1991（02）：17-18. [6]董信泰.加强秘书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几点构想[J].秘书之友，1994（01）：4-6. [7]董信泰.秘书学学科理论建设亟待加强[J].秘书工作，1994（01）：21-23. [8]韩铁椿.理论为体，应用为用——关于秘书学理论性与应用性关系的思考[J].上海金融学报，1995（03）：38-41. [9]常崇宜.秘书学理论建设的四个高峰[J].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29-31. [10]钱世荣.我国秘书学理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J].办公室业务，1999（06）：36-38. [11]钱世荣.秘书学核心理论研究[J].秘书，1999（09）：11-17. [12]钱世荣.秘书学核心理论研究[J].秘书，1999（09）：11-17. [13]董汉庭.秘书学的理论研究应有新突破[J].秘书之友，2000（01）：4-5. [14]董继超.秘书学问题数说[J].秘书，1998（05）：12-17. [15]秦莲红.《秘书学》的逻辑起点与理论体系之我见[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148-151. [16]余红平.视角融合：秘书学理论构建新思路[J].秘书之友，2009（12）：4-5. [17]郑淼杰.仆从领导理论和秘书仆从意识研究[D].暨南大学，2012. [18]郑淼杰，严华.仆从领导理论及其对秘书工作的启示[J].秘书工作，2011（02）：20-22. [19]高婉，李高遠，姚樊.范式理论视野下企业秘书业务的发展趋势探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4，33（21）：26-27. [20]包湘东.秘书沟通策略研究——基于乔哈里视窗理论[J].秘书之友，2019（07）：15-18. [21]孙照.“结构洞”理论视角下的秘书腐败[J].秘书，2018（03）：88-94. [22]许琴.四象限理论应用于专科秘书工作实践[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15，22（07）：630-632. [23]谭学驰.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务秘书工作（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视角[J].秘书，2015（01）：3-5.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航空经济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来稿日期：2019-0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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