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
| 范文 | 刘绪义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无论是土木工程还是航海技术，无论是印刷还是火药，无论是机械、纺织还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 宋版书为何价值连城 明嘉靖年间，进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里藏有宋刻版《后汉记》一书，书中还有陆游、谢叠山等前朝名士的亲笔题签，这一消息对于一个痴迷宋版书的藏书家而言，无异于找到一个地下宝藏，内心十分激动，便托人去向主人商谈转让价格。书的主人放出话来，书价免谈，除非用一位美婢来换。看来书的主人对朱大韶爱书之癖了如指掌，便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没想到，朱大韶爱宋版书更胜过爱美人，得知书的主人提出的条件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用心爱的美婢来换取这部书。 而跟在朱大韶身边多年的这位美婢受其熏陶，颇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决定后非常伤心，临行前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无端割爱出深闺， 尤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 春风吹尽道旁枝。 意思就是你现在用我去换书，无端舍弃我，比古人换马还决绝，以后咱们相遇了你也别难过别后悔，就像春风吹过路旁的树枝，我们就形同路人了。 朱大韶不仅是书痴，也是情种，读到诗后方才后悔不迭，从此对她日思夜想，竟然忧郁成疾，很快就死了。 与朱大韶以美婢换得宋版书类似的趣谈还有很多。 清代藏书家、浙江海宁人马思赞嗜书如痴，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陆状元通鉴》，多次求购未成。然而，天缘凑泊，机遇垂青，后来查家要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的田土，马思赞闻讯喜出望外，即以良田十亩换取了这部书。 为什么宋版书价值连城，值得用良田美女来换？我们先来看看学术界对宋版书的评价。 第一，宋版书富有美学品位。宋版书的版式风格美观大方活泼多样。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在收藏界，素来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塘学者高濂指出宋版书的优点是：“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為善。” 第二，宋版书的用纸与装帧富有特色。宋人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这种纸纹理坚致有韧性，印出来的书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 第三，宋版书的刻书选用字体非常讲究。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今人称用料、印刷、装帧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而宋版书却还有书法美学的内涵在，这一点是后代不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为另一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撰序时，明确地阐述了他藏书的标准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 也许人们觉得宋版书价值连城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阅读价值，宋版书的可贵就在于其刻书的质量，否则不会成为学者们特别是目录学家治学的重要依据。 工匠精神推动宋代科技文化繁荣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宋太宗的这句话揭示了宋人对书的重视。宋代的出版业非常繁荣，有官刻、家刻、坊刻三种。学术界称官刻刊印装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内容广泛，总之各有特点。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即开始刻印历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历时12年，刻书1076部。这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印刷经验，还培养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书数量之多，效率之高，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绍兴二年（1132年），湖州（吴兴）王永从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全经5480卷，用时仅一年，参加刻经的工匠多达260余人。有宋一代刻书总量11000多部，几乎达到了西汉至五代的一半。 数量和效率并没有影响刻书的质量，这不得不归功于其工匠精神。 从上面提到的宋版书三大价值中就可以看出来，宋代刻书工匠不仅富有创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细刻。可以说这些工匠，都是善于一种或几种书法的巧匠，其审美水平绝不亚于今天的文人。从笔画到插图，从版式到字号，从校对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这其间工匠们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敬业专注的职业精神，尽在字里行间。可以说，蕴含在宋版书里的工匠精神，堪称真正的中国制造。这里面包含着书法美学、雕刻工艺学、排版学、校对学等多门学问。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时人对印书的标准、等级有着清醒的认识，易成者难工。 宋版书只是宋代工匠精神的一个缩影，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宋版书本身也是宋代科技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产物。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昇发展、完善，有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声，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毕昇原不过是宋初一个杭州书肆的刻工。庆历年间，他根据实践经验，发明了在胶泥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可以一字多用，反复使用，不仅省时省力，还节约材料。这一发明，改变了历史。这一发明，看似简单，却并非一日之功。试想，一个工匠如果没有工匠精神，勇于探索创新、反复试验，怎么可能有此收获？ 指南针的发明也是在宋代，前身是战国时期的司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到他对指南针的用法做过四种试验，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爪法和碗唇法。他还经过精密的实验，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指南针的发明和传播，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飞跃，“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马克思语）。这一发现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磁化技术取得了突破，又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并且导致指向器形制新的演变。 作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的沈括，其背后科技成就的取得也离不开工匠精神。《武经总要》记载：“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就是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的人工磁化技术，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伟大的工匠精神。 宋代的医学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针灸。王维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这一医学史上重大创举就非常具有工匠精神。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成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成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 愈是重大的科技创新愈是需要工匠精神，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是建筑技术的总结。建筑学家喻皓不仅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经》，还亲自设计、主持建造了13层高360尺的开封开宝寺木塔。天文学家苏颂编著的《新仪象法要》，代表了11世纪中国在天文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他与韩公廉研制的“水运仪象台”，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这些都凝结着宋代工匠的智慧和锐意进取、潜心专注的工匠精神。 洪迈《夷坚志》记载了许多宋代市井百工，如医工、园艺工、陶工、铸造工、雕塑工等，他们中大多有巧夺天工的神奇技艺，如宣和初京师大兴园圃，一个从四川来的叫刘幻的园艺工，凭着高超的嫁接术和独特的工艺，于正月间，形成奇花竞开的局面，“枝萼晶莹，品色迥绝。酴醿一本五色，芍药牡丹，变态百种，一丛数品花，一花数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莲重台，繁香芳郁，光景粲绚，不可胜述”。或者有着严谨求精的科学态度，如弋阳人易生，好观星象，庆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饶城，与同行徐谦讨论历法。二人都发现近旬日月的推演计算有差误，为了进一步核实具体的误差，二人不惧寒露、勤勉执着地观看天象，探究其原因和规律。或者热爱生活、敢于科学幻想，如有人想发明保温瓶，有人想进行器官移植。 连绘画都不例外，陈聪景认为，两宋花鸟画能取得辉煌的成就，都是以宋代花鸟画家有着严谨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为支撑，也是他们崇尚修为深度及追求品格高度的必然结果。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 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载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道精细工序才能最后完成，都有赖于一批刻书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从一家刻书就能雇佣到260多个工匠，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工匠之多。《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即早辰桥、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謂之杂货工匠……随手即就”。此时的江南虽称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考证：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三千余人。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潜心于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编》。 北宋吕正臣，“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独予三，人出取三，我独取一。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李昭玘《乐静集》）。这说明吕氏的成功得益于他重视招募高级工匠。宋代发达的矿冶炼钢、营造技术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撑。数量众多的能工巧匠，不仅能使社会上科技氛围更浓郁，还激发了工艺竞争和经验总结。印刷术又促进了科技书籍的刊行、推广和普及，北宋刊刻发行的《算经十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宋代甚至还出现罕见的数量丰富的科技碑刻，不仅传播了科技知识，而且营造了浓厚的科技氛围。 宋代工匠之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中国古代大部分历史时期，士农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虽然《考工典》说：“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谓之工。”《墨子》也说过：“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却始终将工视为“末业”，是奇淫巧技，让人玩物丧志。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政府的倡导、重视，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一观念的束缚被冲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业获得飞速发展，工匠和工匠技艺越来越受人重视。表现在人才政策上，开宝三年（970年）正月朝廷发布《举孝悌诏》，要求“孝悌彰闻、德行昭著、擅乡曲之誉、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举，但又规定“有奇才异行者，不拘此限”。宋真宗以后，制举录取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选拔趋于定制和稳定。 北宋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到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叶适的门生、学者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这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袭等传统。 入明以后，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其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遑论工匠精神！ 宋代重视科技教育，设立算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要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点当然是培养能工巧匠，以及工匠们的职业精神和创新意识，然而当前社会上却普遍存在瞧不起职业教育、職业院校的现象。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成绩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学的人不得已才会进职业院校。甚至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都没有自信，感觉低人一等。这样的社会意识、自我意识怎么培养工匠精神？倡导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现代工匠的社会地位。 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职业精神。具体反映职业精神的一点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不同于一般质量考核而规定的“物勒工名”，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职业荣耀。这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版本版权之说。 工匠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积累财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宋代工匠的经济收入前人有过研究，北宋庆历年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在市场上以杀鸡为业的小工每天的工价是数百钱。宋徽宗年间，州县官往外地赴任，需雇人搬家，“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可知当时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乐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到100文钱，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乐。由此可以推知刻书工匠的收入，绝不会低于普通工匠。 这一传统延续到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工匠在经济上都是较为富裕的。“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可见，工匠的工资是根据其价值来分等级的。 按照价值交换原则，只有让工匠按劳取酬，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感受到劳动尊严，方能推动其科技文化自信，激发出其职业精神，从而培养出工匠精神。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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