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中道”政治思想 |
| 范文 | 刘雅泽 【摘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在儒家看来，“中道”为天地之本，也是人道经纶。这种精神在《论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儒家认为，人类的生活起居应该效法这种“中道”精神。正因如此，孔子倡导治理国家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君民都要遵循“中道”精神的“礼”而行事。就整个政治秩序而言，个体的“克己”与国家礼乐与政刑之“中”共同达至大同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礼? 中道? 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21?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2.024 《四书章句集注》是宋儒朱熹的倾毕生心力之作。朱熹注解《四书》的用心在于阐释孔门学问之精义于后学。用后儒的话来说，朱熹为《四书》作注的本意不在于字词工夫之间，而在于正孔门学问之源，进而“体诸身，施于政”，“用以治国平天下”。[1]《论语》作为孔子思想传于后世的集大成，收录了孔子和弟子的聊天记录，但是，这些聊天记录是否有一个中心思想，或者说，孔门学问的思想内核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 《论语》开篇关于学习的论述意味深长，[2]这里的“学”并非单纯指向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技术。孔子的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稼穑之事，“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3]待樊迟退出，孔子感叹当下居上位之人讲究礼节，百姓莫不尊重;讲究道义，百姓莫不服从，如此贤主，四方百姓必定带领全家来投靠，“焉用稼”？在孔子看来，讲究礼仪、遵循道义、谨守信用才是学习的要义，“道”之所在。当下世道混乱、礼崩乐坏，一个人只有讲求“礼”，才能受重于他人，作为君主，只有讲求礼仪，百姓才能信服。学习“道义”是迫切的、长久的，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呢？吃饭不求饱，居住不求安逸，敏感于世事谨慎于言行，向有道的人學习是“好学”的表现。[4]在学习过程中，孔子认为颜回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夸赞颜回能忍陋室之苦，水一瓢，饭一箪，钻于学习，自得其乐，有君子的修养，从不把愤怒发泄给别人，不犯同样的错误，慎于治身，是“有道”之人，长年累月不离仁慈，真正领悟学习的至高境界，这也是“好学”的表现。[5]因此，孔子虽然“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但是“乐亦在其中矣”。[6] 如果说，上文中提到的生活细节所强调的是应然的学习范式，那么，可以认为，向有道的人虚心学习侧重的是“学”之本，或者可以认为，前面的应然范式之出发点在于修行“人之所共由”的“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7]按照曾参的说法，孔子的“道”包括“尽己的忠”和“推己的恕”，朱子注解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8]这一点可以在《中庸》里面得到相应的证实。作为民众个体，不仅要修于“道”，以踏实努力之势，坚持恒久精神，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宽则得众，以谦卑之心，重拾古之圣人之礼仪，更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9]为战争频繁、迷失心志的时代寻求出路、寻找光明。笔者在下文尝试从孔子“中道”思想的本质入手，分析其“中道”之方法论，进而阐释“中道”思想的价值论。 “中道”为“礼”的本质 “礼”的本质精神在于“中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以“礼”来约束人的行为，这种“礼”并非特定统治者个人意志的恣意表达，而是夏、商、周三代及上古的先民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一种既非杜绝人类的欲望，也非放纵人类私欲的一种合宜的行为准则，具有“习惯法”的性质。 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人世间的规矩不外乎礼仪和刑罚。人本性向利，躲避害处趋于本能，但是趋利和避害都应该有一个“适度”的规矩来约束。礼仪和刑罚具备这种规范功能和特征。孔子认为，商朝继承的是夏朝的礼，是经过损益之礼，周朝也是如此，这种礼是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和规范。经过周公制礼，夏礼、殷礼得到调整、改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礼乐制度，将社会生活起居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各个层次纳入“礼”的范畴，细致规范了“礼”所强调的社会成员的生活范式、应然义务和社会责任等。以“礼”的内容作为行为规范的标准，将一切行动规范在“礼”的框架内进行。可知，经过原始血缘社会、三代流传下来的礼制是合宜的行为规范。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道”就是天理，体现为一种“中”的精神。笔者认为，孔子所讲的“道”或儒家学问之本都在于“中道”，在孔子看来，“道”在东周时期的社会中已经“衰隐”，道之状态已经不明了，有些人把它看得太大了，有些人却达不到，人人都不去切身体会这种精神状态，生活在东周时期的人们已经偏离了这种精神，即中庸这种德已经很少为人们所遵从了，这是“过”和“不及”的体现。孔子常常追思古之圣贤，舜治理九州，处理百姓纷争，善于分辨是非，为他人扬长避短，听取双方的过激与不足，采取宽缓这种的方法施行于民众，天下才得以大治。[10]孔子哀叹如果当今执政者也像舜那样治理国家，何来国家衰微！何惧道义不再！何惧天下不能大治！何惧天下不宁！从哲学上讲，孔子用辩证的观点发现了万物之间存在问题，并且试图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选择逃避，这一思想承认了事物的矛盾性与双面性，承认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试图寻求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执两用中”的思想顺应而出，力图用“中道”之义来维持事物之平衡，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执两用中”思想是没有是非观念的折中主义，并非是压制矛盾的老好人思想。孔子追求的“执中”是以“礼”的内容为衡量标准的，用“礼”制约“中”，“礼”具有一种中正不偏私的精神实质。太史公称赞“礼”使下位者顺从，上位者贤明，“礼”是治世辨惑之极，是强国固家之本，是威力施行之法，“礼”之完备使天地和谐，日月光明，四时有序，星辰运行，江河流动，万物长生！[11] “中道”的方法论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儒家的这种具有“中道”性质的“礼”本源于先民在生产实践中所体悟到的“事有适宜，物有节文”的道理。具体这种被称作“礼”的规范如何运行，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民众“有耻且格”，这涉及到“中道”的方法论问题。从《论语》的描述来看，其中提到，天数不在客观世界中，而在于个体之自身。政治家的修身关系政令的施行，许多学者藉此推出儒家的“人治论”思想。如果认为，儒家礼治理论体系中存有一位适格的统治主体，来推行整个礼治思想和制度体系，那么，很明显，就这位统治主体来说，“反求诸己”或“反诸身为诚”是最便捷和有效的“法门”，笔者认为这里的“克己”或“求己”是孔门的“中道”方法论。何为“克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2]另外，儒家提倡“人治”，并不等同于反对“法治”，相反，儒家主张人在处理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之时，应该先进行礼乐教化，如果教化不行，再进行刑事惩戒。换而言之，刑罚对于治理国家并不是不重要，而是试图通过刑事惩戒来实现“轻刑明威，大礼崇敬”的政治秩序。[13]《论语》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治国方略，孔子对此作出回应，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政绩已经成为历史，他们在位时清明的政治随着他们的“远去”已经不存在了，“郁郁乎文哉”的礼制有一种逐渐式微的倾向。可以说，政治家的修身关系政令的施行，作为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4]其自身修养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因此，政治清明的关键在于开明圣贤的人君和佐臣，人君的为政关键在于得到贤臣的辅佐，贤臣人君应该循着天理之本性来修身。按照儒家的说法，君子应该修身，修身的关键在于从“事亲”“知人”的过程中了悟“天理之本性”。这里提到的“天理之本性”被后儒解释为“物格而天理现”的一种理论。这种“天理”存于天地等万物之中，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表现出至诚无妄的品质，在他们看来，天地间最持久本真的事物就是“至诚”，因此，天地生物“不贰”，天地的规律也表现为博大、厚德、高深、光明、长久。在儒家看来，君民也应该修身，作礼乐教化以效法这种博大的“中道”精神，最终达到儒家理想中君主现而民众敬仰，君主出令而民众遵从，君主的所为而民众莫不喜悦。于是，君子修身而天下太平，并不通过礼乐政刑来管理民众，以此来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 “中道”的价值论 在儒家看来，如果君民都循“中道”本性来行事，儒家的大同理想將会不期而至。当下虽然世道衰微，治世混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安宁和平生活的向往。从孔子对于断狱的言语中可以了解到，“无讼”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是孔子的“中国梦”，是对和谐有序的社会的崇拜。诉讼正是对和谐的破坏。孔子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5]即处理民众的纠纷时候，孔子和其他法官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在于使得天下没有诉讼。[16]这与子路关于“折狱”的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子路仅用几句话可以将纠纷平息，按照后儒的注解，认为这得益于子路的“忠信”品质，即子路“急于践言，不留其诺”，能取信于人，因此，子路的只言片语便能使人信服。孔子作为司寇，使其所辖领域没有诉讼，这是他的政治理想。笔者认为，就理论上而言，孔子的“无讼”和子路的“折狱”是两个层次的政治理想。在一种“无讼”的社会秩序之下，可以说，几乎不存在纠纷，缘于每个人能够“克己”而谨守“礼制”。也即，通过“礼乐”教化，民众恢复或保持着一种“中道”的至诚天性，按照恰当而适宜的礼制规则行事，人人之间能够遵守“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交往仪则，包括司寇在内的统治者以“声色化民为末务”，由此看来，儒家理想化的无讼社会便是顺理成章的。 儒家认为，利用政刑来治理国家，民众不知道羞耻，相反，利用德礼来教化民众，使民众由里到外修养提高，成就完善的人格，礼乐道德教化更能治本。但是，他并不绝对反对刑杀，“不教而杀谓之虐”，因此，最好的治国方略是，循着人的天性去教化，提倡“先教而后刑”“出礼则入刑”。在刑、民关系上，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匮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是以罚刑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审故也，况为政，兴其贤者，而废其不贤，以化民乎？知审此二者，则上盗先息。”[17]因此，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与民教化，反对不教而杀之。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政、刑、德、礼进行解释：“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18]将四者按照德、礼、政、刑的次序排列，“德”居最高，用“德礼”教化百姓，百姓日善而不自知。《论语·为政》则开篇赞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9] 结语 从中国后世的政治理论以及实践来看，孔子的“中道”思想贯穿其中。《汉书·刑法志》记载：“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20]即一个人如果“忘礼”，就会肆意为非;同样地，国家如果荒废了“礼乐教化”，天下将大乱。个人天生具有的性情应该有所节制。按照“中道”精神，统治者或个人不能泯灭掉人的本来天性，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天性，应该对这种天性有所节制。因此，圣人体察天地的规律，创设礼乐教化制度，这里的“礼”就是“人事的仪则”。礼成为一种具有“中道”精神实质的人事规范，上到古圣贤君，下到士人平民，“以修身为本”。“中道”精神倡导公正、和谐、有序的价值观，蕴含“过犹不及”“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处理矛盾的有效方法。以“中”作为道理的本源，以“和”作为天下事物的通理，皆可“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21]，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 注释 [1][2][4][8][16][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6、49、52、72、30、54页。 [3][5][6][7][9][12][14][15]《论语》，张燕婴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9、70、92、46、79、88、189、178页。 [10][21]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92、691页。 [1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4页。 [13]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页。 [17]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8页。 [1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20]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81页。 责 编/赵鑫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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