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维新派办报思想之报刊社会作用 |
| 范文 | 翟玉竹 摘 要：兴办报刊是维新变法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变法的重要手段，关于办报思想的讨论也颇为广泛。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都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办报思想。他们认为报纸能够广采舆论，使君民互通，从而推动社会改革。在维新派的办报高潮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参与多份报刊的创办，他们的办报思想都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维新派办报思想中对报刊社会作用的阐述值得研究与探讨，对当下的新闻事业仍然有很大借鉴作用。 关键词：维新派；办报思想；报刊社会作用 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把欧洲的近代报刊模式和新闻理念带到了中国，他们起初创办的是一些中文的宗教性报刊，后来又创办了中外文的商业性报刊，但是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直到林则徐为了掌握国外情况，以便更好的制定对敌策略而大力組织译报，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最先阐述其办报思想，报刊才逐渐被中国近代维新派知识分子所重视。虽然林则徐、洪仁玕都没有真正实现办报的理想，但从他们的译报思想、办报理念可以看出，他们对报刊传播信息、教育民众、监督政府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功能已经有了一定认知，这对后来的维新派办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 维新派的办报思想及对报刊社会作用的阐述 国人创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有汉口的《昭文新报》、香港的《循环日报》、上海的《汇报》与《新报》、广州的《述报》与《广报》等，数量少、规模小且多局限于香港、上海、广州等地。而真正意义上打破外报对中国报业垄断、改变中国报业结构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创办的报刊。1895年至1898年，全国出版的报刊约有120种，其中80%以上由中国人创办，这些报刊遍布中国许多城市，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维新派办报人。下面从早期的王韬，以及办报高潮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代表人物着手，分析维新派的办报思想以及他们对报刊社会作用的理解。 1.1 王韬与《循环日报》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王韬在香港主办的《循环日报》是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影响最大最出色的一份，也是最早宣传维新派变法思想的报纸之一。王韬曾在《上潘伟如中丞》中阐述了他主办《循环日报》的目的：“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1] 王韬认为报刊有两大社会作用：一是使“君民上下互相联系”，只要在各地设立报馆，就可以知道各地处理各种事务的方针政策，知道处理诉讼是否公正，还可以“辅教化之不及”；同时报刊也可以将朝廷的政令、君王的恩德传达下去。这样就实现了“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博采民间舆论，君民相通没有隔阂，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二是可以“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创办外报不仅能够向西方国家宣传我国，而且也便于我国了解国外的政策民情，有利于取长补短。 1.2 康有为与《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 19世纪90年代中期，报刊在维新派变法运动高潮期间起到了重要的鼓动作用。《万国公报》就是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刊物，后改名《中外纪闻》。报中所述观点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康有为便“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2]。这里的“开会”指的是召集社会集体，康有为认为，想要开通社会风气就得开会。梁启超也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想要组织社会集体，就必须要开设报馆。可见，创办报刊是推进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 《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后，康有为又受邀去上海创办了《强学报》，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他在《开设报馆议》一文中，非常清楚地论述了报刊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 1.3 梁启超与《时务报》 上海强学会被查封后，黄遵宪邀请梁启超任总撰述，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时务报》每期的内容有政论、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初期全部编撰工作均由梁启超一人担负。他在创刊号上撰写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主张报刊应该广泛翻译国外近期动向、刊登国内各地的新政、转载一些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理论，从而开启民智风气，有助于变法。梁启超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3] “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尤其是这一番“喉舌论”，形象阐明了报纸宣传维新派政治主张、对民众进行感染和教化的作用。《时务报》言论大胆又新颖，译报内容更是让读者大开眼界，几个月发行量达到万余份，这在当时引起的舆论风暴可想而知。正如梁启超在追忆《时务报》时自评“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1.4 严复与《国闻报》 《国闻报》由严复创办，其最大的特点是重视选译外报和新闻采访。当时的《国闻报》在国内国外各个城市都设记者，并且重金聘请了一批懂得英、法、德、等外语的翻译人员，专门翻译并转载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办报注重“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这也是《国闻报》能在当时报刊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国闻报》帮助读者学习西方以求自强，尤其可贵的是在戊戌变法后顶住压力大胆披露事件真相，践行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位新闻工作者树立了媒体的榜样。 2 对当下的启示 作为大众传媒媒介，报刊在维新派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对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和维新变法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实实在在推动了维新变法的发展。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上，维新派的办报思想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在当下的新闻事业中，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2.1 开启民智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些杰出的办报人，都强调了报刊增学问、启民智的作用。严复主办的《国闻报》帮助读者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斥重金聘请各国语言翻译人员，致力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翻译及转载，这对教育读者意义深远。此外，梁启超也提出了要办学校、兴学会、开报馆来开启民智。 然而在当下互联网迅速发展的环境下，主流媒体充斥着娱乐化信息，盲目的追求阅读量、收视率，忽略了开启民智、教育读者的责任。导致受众逐渐转移焦点，没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当下的媒体应该尽快调整报道方针，优化报道内容，尽到媒体应尽之责。 2.2 博采舆论 王韬认为报刊应该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康有为在办报中也多有提及“达民隐”，梁启超则说“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说的就是报刊要通上下，让底层人民能够有发声的机会，不仅有利于推进民主，还能够帮助监督去除舞弊。 如今，某些媒体注重成为“党的喉舌”或者“广告主的喉舌”，而非“人民的喉舌”，要么一味下发通知而不收取反馈，要么因为利益夸张宣传甚至随便裁撤负面热搜。当然，若只为人民发声，上层政策传达不到位，也会因为缺乏舆论指导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双向沟通、能够使上下互相联系的信息传播，才是当下媒体急需改变的。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133页。 [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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