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与应对 |
范文 | 麦颖特 郑妙珠 摘 要:在中国人口流动大潮下,外来务工人员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外来务工人员因可支配资源先天不足和资源机会受限制而导致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面临对子女教育的可支配资本不足、教育焦虑、失当的教养方式、落后的教育观念问题,这些问题既为外来务工者带来身心和生活压力,又使他们的子女在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失去竞争优势,陷入代际循环。针对影响可支配资源的要素,政府、学校、社区、社会工作、家长在该问题上可发挥各自的条件优势,为外来务工人员创造和链接资源。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资源 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可支配的资源和改变现状的主观能动性,资源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吸引力,人们会倾向到拥有满足他们实现生活理想需求的发展资源的城市、地区或国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拉大,基础设施配套和福利水平差别大,自改革开放始,有大量劳动力跨越常住地流向优质资源更丰富的东部沿海城市、地区谋取生计,这一群体就是外来务工人员,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指城镇或农村户籍人口离开户籍登记地,以家庭为单位且至少携带一个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迁移到具有更丰富的生存和发展资源的城市,通过提供体力劳动和一般技术性工作获得报酬的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的流动包括城市间和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当这一群体意识到两地资源差距和有强烈改变家庭现状的意向时,他们会举家来到优质资源丰富的城市。 外来务工人员向往城市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特别是影响他们家庭未来的子女教育问题,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教育上取得优质资源的机会与成就受外来务工人员主客观因素影响。对子女教育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来务工人员对当地做贡献的积极性,同时教育也关乎到下一代生活水平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以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源为切入点,分析因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可用于子女教育上资源条件导致他们在子女教育上所遇到的问题。 1 面临的问题与影响 1.1 可支配的文化、经济、社会人际资本缺乏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相对经济、社会关系资本的一种资本形态,获得差异与教育获得差异紧密相关[1],是一种取决与父辈教育经历和知识积累的资本,表现为学历的再生产。以外来务工人员中比重最大的农民工为例,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中1%无教育经历,13.2%接受过小学教育,59.4%接受过初中教育,17%接受过高中教育,9.4%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可见大部分家长只能为子女提供初中或以下的家庭学业辅导,家长既有知识对子女学业辅导存在有限性和困难性。此外子女是人类社会化的延续,文化素养、思考方式会通过家庭的日常活动被子女模仿,流动儿童家长在文化资本上处于弱势。 课外学习是拓展知识面的一种重要手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课外获取具教育性和多感官刺激信息的渠道单一,以电视、手机等以单向接收、信息多元复杂为特征的工具为主,而缺乏有双向互动的工具和服务,缺乏获取信息时的反馈方,这不利于信息获取者对所获信息提出疑问和评论,这受家庭教育资源有限性的影响,因此相对户外拓展、兴趣班等费用高的教育服务,家庭在教育资源购买过程中偏向成本低、基础性的、功能性多元的、非专门的教育工具或服务。这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课外知识的拓展面与深度。 1.2 教育焦虑 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教育存在焦虑,主要是对子女教育落后的焦虑、教育压力大的焦虑和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焦虑[2]。教育资源多寡与教育层次成负相关关系,层次越高,准入口径越小,获得越优越的教育资源在升学时就越不容易被淘汰,外来务工人员会担心子女在教育上的不利条件,文化差异使他们对子女融入产生担忧,在高期望与结果的不可控之间形成矛盾并引发无助感。在这种结果不可控的情况下,对子女教育投入仅有的资源并寄望与子女依靠读书实现阶级跨越的理想存在风险,教育投入与子女通过教育产出的未来经济收益不明确,加之目前竞争激烈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刺激,流动儿童家长为避风险只保障子女最基本的教育,减少对子女兴趣特长培养的投入,流动儿童家庭在教育投入上少于城市本地家庭[3],长期的焦虑会诱发家庭暴力。 1.3 失当的教养方式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养形式以专制型和放任型为主,专制型的教养方式是辅以暴力来开展的,这会打击子女自尊,使子女在心理上留下暴力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子女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放养型的教养方式放纵子女的行为,疏于监管最終导致染上恶习。在双职工家庭,由于工作性质,他们无暇照顾或教育子女,对子女的放养更为普遍,在教育和安全上存在隐患。失当的教养方式是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关键原因[4]。 1.4 与时代不切合的教育观念 流动儿童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上局限于为子女提供最基本的经济支持,但缺少对子女的交流和了解,特别是家校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对学校功能“全能化”的期望使家长将教育的所有责任推给学校,家长不能明确自身在子女教育上的角色。“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映射到教育上体现为家庭资源的调配者将教育机会偏向家中的男生,而对女生的教育投入会有一定程度的保留,这种观念在子女多、经济状况不乐观的家庭较为普遍。只专注与课本的教育是能使子女最快取得可视化成绩的一种方式,因此流动儿童家长会更加注重子女的智力发展而会忽视全面的素质提升,同时为免遭城中村文化环境污染,会更愿意将子女限制在室内学习,限制他们外出接触社会的机会。但忽视了身体素质和兴趣特长的培养,不利于全面的发展。受到过多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也使他们培养出来的子女与本地学生的差距拉大。 2 问题产生原因分析 2.1 资源缺乏引发的急功近利 现代主要以核心家庭为主流家庭形式,外来人口缺乏充足生活发展资料,在高生活成本的城市的风险抵抗能力低,随时存在掉落最低阶层的可能。外来务工人员为保障基本生活,追求眼前经济利益,加上受到读书无用论影响,不支持子女的升学、漠视子女在校情况、忽视子女的品德和体育的素质教育,希望子女能早日进入社会工作,缓解家中核心劳动力抚养家庭的压力;另外,外来务工人员可支配时间少,加之在工作中积累的压力,在“棍棒出孝子”的传统观念下,为追求管教子女失当行为的最快效果,采用高压、暴力手段,在家庭中体现为专制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恶化亲子关系和促使子女产生暴力倾向。另外,来自农村的家长意识到代际剥削的命运将来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会使他们对子女培养的投入中更加功利化,影响到他们对女教养的动机,会倾向于放任型的教养方式。 循环累积因果论在教育上表现为家长所遵从的“赢在起跑线上”意识,认识到优质教育的积累对后期学习能力和成绩提升发挥的重要作用即潜在竞争资本,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人际资本与文化资本缺乏,流动儿童家长在城市可支配教育资源少,其子女在竞争中不得不处在弱势地位,使家长陷入积累困境,这加大他们的经济压力不可避免地产生无奈感和急迫希望子女尽早成才。 2.2 社会地位低、生活压力大造成的情绪转移 情绪转移是将情绪转移到相对个体更低一级对象从而缓解焦虑和压力的心理防卫机制。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受着共识性歧视,无论当地居民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对外来群体达成社会地位低、能力低、热情高的共识。他们社会地位低、无助感强,受到社会成员和政策的偏见,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和工作高强度、生活经济压力大,因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的社会人际资本弱,缺少倾述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感在子女的失当行为诱导下在家庭中转移到子女或配偶身上,甚至用暴力宣泄心中的不满,加剧了家庭关系的紧张感,对流动儿童身心发展十分不利。 2.3 外来务工人员与子女互动中的符号差异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是指事物被人们赋予的意义,是处于一定环境中的人们互动的中介,人们通过符号进行交往。 外来务工人员所处的环境在社会化上相对于子女处于劣势,其子女所处学校环境是促进社会化的场所,因此更鼓励自由地实现社会化,加上人在儿童时期习得新事物的效率最高,在社会化中受城市文化影响驱使他们根据本地学生的行为来调整自己行为,最终被同化并影响到意识和行为上,但务工人员的工作环境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场所,在这种环境中不鼓励过多互动。因此随着时间和互动的深入,流动儿童在思想和行为上会融入所在地的文化理念并在对待某些事物的态度上与父母产生代沟,互动中的符号会与父母产生差异,如子女和家长对电子产品态度呈现两极性,最终导致父母的教育方法与子女所期待的教育方法产生矛盾。符号差异也导致流动儿童家长与所在地家长在某些教育方式上出现差异,这直接导致他们的子女在教育上的差距。 2.4 新旧教育体系、人才培养理念差异限制对子女的教育 近年教育改革加快,相较流动儿童父辈时期,现中小学课程内容难度、涉及范围都在加大,且时事在教学内容与考核的比重提高,从该方面看,现今教育更多地要求学生和家长对时代有深入了解,流动儿童家长既有知识储备对现有知识结构难以顾及,加上大部分流动儿童家长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对时事的了解局限在浅层。 另外流动儿童家长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在子女教育上投入的时间少,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结构中,以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业为主要从业方向,这类职业对体力要求高,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少,工作环境恶劣,在职业因素的制约之下,流动儿童家长所剩余的精力少,自然投入子女学业辅导、管教和家庭教育的时间和心思少。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能关注和满足子女的生理和安全需要,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无法顾及。 2.5 政策排斥 城乡二元制和户籍制度以一纸户口本作为福利的分隔,在教育方面,政府“以教育控人”的政策使外来务工人员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积分入学政策”治标不治本,在优质学位资源不增的前提下,积分入学变相成为一种排斥水平低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措施。外来务工人员进城的动机是为了寻求更佳的生活发展资源,这一群体可支配的资源储备本来就非常薄弱,但政策的阻碍使他们进退两难,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结构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城市的收入、地位和福利都属于弱势地位,再加上教育政策偏向本地居民的倾向,外来务工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了资源最缺乏的社会角色,引发心理上的不安。 3 应对策略 造成外来务工人员在子女教育上的困境的原因是资源的缺乏和有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对策上应围绕外来务工人员优质资源的创造和提供以及促进其对现有资源的合理使用,从而来缓解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遇到的困境,针对影响可支配资源的要素,政府、学校、社区、社会工作、家长在该问题上可发挥各自的条件优势,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支持。 3.1 政策的改良 戶籍制度,义务教育经费随学生档案可携带流动,简化外地学生入学流程,合理运用积分入户政策,在积分政策吸引人才入城的同时应注意不能过于严苛,否则积分制度会成为纯粹的地区吸引人才,排斥农民工的机器,为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提供救助,缓解外来务工人员压力,至少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适当放宽公租房资格,对人均住房面积、收入、社会贡献符合地方要求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提供资格,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住房环境。 建立完善并规范在线教育平台,利用互联网+教育的技术弥补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经济资本短板,为其子女提供远程教育指导,为该群体提供一个课外学习提升的平台。 3.2 家长教师联会PTA的建立 家长教师联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是一种提供家长与家长间、家长与教师间的通过互动促进子女学习与成长的组织,PTA在日本是一种社会支持流动儿童教育的手段和缩影。学校或社会层面可组织PTA,联通家长与教师的对话。一方面,其利于流动儿童家长在参与中拓展人际网络,结识更多的当地家长,通过交流互动进行再社会化,了解更多的思想和事物,让当地家长放下偏见,相互了解,在子女教育上建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沟通平台,为家长提供了解子女在校情况、促进家校联系开展的机会,在互动中令外来务工人员意识到关注子女教育的意义和明确家长在教育中所扮演角色。 3.3 发挥公共资源进行社区照顾和融合 社区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向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资源上的援助,缓解政府的压力,挖掘和整合社区中的松散资源,调动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建立社区互助组,链接志愿者队伍,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区钟点工的服务,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辅导作业和照顾,同时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在闲时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使互助实现双向的满足,外来人口的价值得到体现,提高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度,推动社会融入。 在社区推广“430学堂”,“430学堂”是在学生放学后一段时间内为因工作无法及时照顾子女的家长提供子女的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等活动的公益服务,该服务利用社工+义工模式,减轻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照顾和教育的问题上的压力,使他们能够专心投入工作。劳逸结合的服务内容既弥补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学业上辅导的有限性,又通过活动使他们的兴趣爱好得到施展,拓宽他们的人际网络。 3.4 社会工作的介入 社会工作在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教育问题上可以发挥链接资源的作用。协助政府和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等方式寻找潜在服务对象,以小组工作为方法为同质性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小组中为他们提供宣泄压力、增强亲子关系、拓展人际网络、融入社会的平台。在小组中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开展个案辅导,为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教育上提供资源的链接。社工在社区内举办社区活动,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降低焦虑感,促进家长与子女的互动。 3.5 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反思 外来务工人员在子女教育上遇到的问题除了客观资源的缺乏,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其在教养方式、教育观念认知的有限性,因此担任家长角色的外来务工人员寻找资源的能动性的发挥十分重要,一方面積极参与社会、社区、学校等举办的教育讲座,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取代暴力和放任。另一方面,在拓展当地社会关系资源时,对滞后的教育观念进行更新,了解更多时代赋予客观事物的意义,通过与子女的交谈,深入子女的内心,了解和理解子女所使用的符号,寻找实现与子女积极沟通的共同话题。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十分重要,合理安排工作之余的时间,投入一定比重的时间到子女身上,陪伴、辅导子女的学习和成长,向老师反馈或询问子女的表现,形成良好的家校互动。 参考文献 [1]肖日葵.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J].教育学术月刊,2016(02):12-20+41. [2]陈华仔,肖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症”现象解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02):18-23. [3]刘天娥.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的现状研究[J].中国发展,2011,11(03):37-40. [4]许春金,吴奕娴,庄宜佳,陈玉书.家庭、机会与青少年偏差行为[J].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2018(02):57-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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