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基于情报决策者非理性决策的情报失察研究 |
范文 | 王大龙 收稿日期:2011-06-13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学员科技创新项目“边防情报领域中情报失察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摘要〕在考察约维茨“情报——决策”模型基础上,认为情报失察很大程度上是情报决策者对正确情报的非理性决策所致,且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并指出认知偏差与认知一致性倾向是导致情报失察的两个重要原因,进而阐述情报决策者心理因素对情报失察的影响,以期在今后的情报决策过程中为情报失察的克减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情报决策者;情报失察;认知偏差;心理因素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1.08.005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1)08-0018-03 Research in Intelligence Failure Due to Intelligence Decision Maker餾 Irrational Decision Wang Dalong (Graduates 4th Forces,Chinese People餾 Armed Police Forces Academy,Langfang 065000,China) 〔Abstract〕On the analysis of“intelligence-decision”model advanced by M.C.Yovits,indicated that intelligence failure mainly due to the DM餾 irrational decision of correct intelligence result,and in some way it was unavoidable.Then elaborated the cognitive bias and cognitive-consistency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intelligence failure,emphasizing the influence of DM psychological factors about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necessary theoretical basis for eliminating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the period of decision mak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intelligence decision-maker;intelligence failure;cognitive bias;psychological factors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情报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情报失察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1]。在此基础上国内情报学界也从多种角度探讨情报失察现象,研究视角的不同使得人们对情报失察现象产生的原因所持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一般而言情报失察是指情报流程自身的失察以及情报决策者对于正确情报的失察,可以认定为在整个情报流程中部分情报因为某些因素而走向一个偏向,使得情报工作者对某领域、某方向的情报缺乏必要的警惕性与敏感性,以至于并未开展相应的工作,同时对某些情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判断不符合客观实际,最终人为的造成了情报产品失去了其应有的效用,造成了情报失察。 本文从情报决策者视角出发,以“情报——决策”模型为基础,以认知学相关理论为指导,综合特定心理因素对情报决策者的影响,对情报决策者非理性决策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归纳,进而探讨情报失察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以期在今后的情报决策过程中为情报失察的克减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1 关于“情报——决策”模型 1969年M.C.约维茨(M.C.Yovits)将情报与效能也就是与其使用和价值联系在一起,将情报视为对于决策有价值的资料。他以定量的方式严格定义情报,提出情报是对决策者来说具有价值的资料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情报——决策模型,并指出情报取决于决策,而且决策者依靠可以获得的情报源来进行决策,即情报通过获取和传播(Intelligence Analysis Decision,IAD)模块传递给决策者(Decision Maker,DM),情报作为输入(外部资料)或者作为反馈(内部资料)进入IAD模块。反馈向决策者提供关于以往所决策的情报,这是DM惟一可以利用的使其对于决策情境的分析能不断按照新的情况进行更新的惟一机制[2]。 从此模型出发探析情报失察,可认识到情报失察的发生很大程度上由情报决策者对正确情报的失察所致,且具有一定不可避免性。进言之情报决策者的决策水平如何直接影响着情报的最终实施,指明情报决策者的非理性决策与情报失察有着深层次的必然联系。致使情报决策者非理性决策的原因有很多,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给出了一定的解释。 2 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 近代认知心理学倾向于把决策者的决策活动看做是一种信息处理与加工的过程,以此出发探讨认知与选择或决策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人们的认知水平如何、认知正确与否直接左右着人们所作出的选择或决策。在分析情报决策者非理性决策时,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是必须要提及的。 从一定意义上情报的决策过程需要遵照特定程序,选取适当方法,建立相应模型,从而进行相对客观公正的决策。情报决策过程是一个情报决策者认知活动高度参与的过程,对决策信息的处理贯穿了整个决策过程。在决策过程中人们会运用所掌握的知识、经验来处理这些信息,即人们会运用各种认知策略来处理这些信息并最终做出决策。理性决策理论认为,只有按这种方式选择的决策方案才可能是最优决策,然而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往往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决策行为。情报决策过程中情报决策者非理性决策的实际突出表现在面对信息量巨大、内容繁杂的情报时,不是经过周密的计算以及分析推演而做出决策,而是凭借自己的感性的认知做出决策。引起非理性决策行为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非理性决策行为的产生既由于决策者内在的心理活动和多变的行为特性所致,又因决策问题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决策者行为的非理性化[3]。在探究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时,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给出了很好的阐释,指出认知偏差与认知一致性倾向是造成情报决策者非理性决策的两个重要原因。 2.1 认知偏差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H.A.Simon提出了人类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认为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能在有限认知的范围内进行决策判断而不能超越无限。人类认知能力的相对局限性决定了在实际的决策判断中,人们总是以近似推理取代精确判断来寻求相对满意而不是最优。人们在认知上无法实现最优化,在实际判断中经常不遵从规律和最大效用性原则,其结果就是产生各种对规则的偏离和认知谬误(Cognitive Fallacy)[4]。 随着社会的发展,情报流程中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基于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是人们在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理性思维过程中,产生的与事实本身的某种差异或偏离,是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问题决策时情境的依赖性以及情绪情感等因素影响产生的。个体在认识和决断某种事物时,“与事实本身、标准规则间所产生的某种差别和偏离,或偏离的倾向和趋势,是认知与被认知的事物之间、应遵从的判断规则和人们的现实表现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无法拟合的缺口,一种没有实现的不完全匹配,是人们的认知局限和认知风格、感觉机制和加工策略、个体动机和情绪情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 美国学者Richard.Betts认为情报失察主要应归因于情报决策者的认知水平,由于情报决策者人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性所以情报失察“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天生的”[5]。从认知角度来说,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无论信息多么充盈、环境多么有利,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知道信息的真实内涵。面对大量错综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信息时,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强的情况下,情报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难免受个体情绪等因素影响,从而产生一种信息的偏颇吸收现象,即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信息[6]。在心理上,所有人都有情感,情报决策者也不例外。例如,他们会困惑、厌恶、怀疑、无聊、疲惫……在信息不确定性很强的时候,交杂的情感尤为强烈。这些主观因素制约了决策者正确对待情报的概率。在立场上任何人都有个人喜好即偏向(bias),用不偏不倚的方式处理问题只存在于理想化的叙述中。情报决策者的偏向喜好、愿望期待、价值标准以及出于自我防卫心理而做出的非理性判断,都给决策蒙上了强烈个人色彩,突出表现在在情报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更容易趋同于观点一致的决断而不仔细考虑其真实性效用性等客观因素,这使得情报决策者所做出的决策难免存在一定的偏颇性。 2.2 认知一致性倾向 认知取向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探讨的是人在接受新信息后为保持内部一致性而调整原有态度的一种理论,其提出者为查尔斯·埃杰顿·奥斯古德和坦南包姆(C.E.Osgood & G.P.H.Tennenboum,1955)。该理论认为,人对周围各种人和事物由于不同评价标准而产生相同或相悖的态度。这些态度之间可以是互不相干而独立的,但如果态度对象中的一方发出有关另一方的信息,前者成为信息源,后者成为信息对象,两者以及有关两者的态度之间就有了关联。如果人对两件事都持有的态度(即正向关系),而信息源发出的信息表明它和信息对象之间也存在肯定关系,两者完全一致,人会感到愉快,就无需改变原态度;假如信息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否定关系(即负向关系),这时信息所表达的关系和人的原态度的情况存在不一致,人就会体验到冲突、不安或不快。认知一致倾向性理论包含3个方面:一是认知失调理论;二是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三是认知—情感一致性理论(Cognitive-Affective)。 认知失调理论指人们的认知元素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协调”的关系,由此产生了认知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失调。认知失调使得决策者产生减少失调发生和避免增加失调的双重压力,这种压力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认知结构改变、选择性吸收信息和观点上的非理性化[7]。费斯汀格认为当人们一旦存在着认知失调,就会采取种种办法来减少由此产生的压力,当认知元素的消解、增加或者行为的改变能满足认知行为的一致性需求,人们就会采取相应的决策活动[8];一旦情报决策者认知各元素之间发生失调现象,他为了减少由失调带来的压力,就有可能做出不顾客观实际的决策,最终导致情报失察的发生。 3 情报决策者心理因素对情报失察的影响 在理性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并不单纯意味着只需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选取科学的决策方法,心理因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结合从“珍珠港事件”到“9·11”诸多重大情报失察的案例,可以获知影响情报决策者决策成败的两个主要因素就是心理定势与从众效应。 心理定势指主体基于旧经验、处于准备或盲目状态、个体倾向性压倒理性决策能力等情境下,人们对某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总会沿袭以往的做法。它对人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往往负面影响居多。在决策过程中,由于程序化决策的存在更加剧了定势作用的影响。决策主体在针对某一个情形时,采用了某一种方法去解决,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那么,若再次遇上类似情景时他会不加思索地再次选择同样的方法去应对。由于两个问题发生的情况、背景必然不尽相同,贸然地选择同一方案去应对,极有可能忽视某些潜在的、不同的影响因素,进而造成不良的后果[9]。 心理定势首先表现为先入为主效应,也叫优先效应,指最初进入其头脑的信息或知识,不论其实际意义如何最终变成了认定的真理,其后提供的信息不论多么科学真实都可能被认为是谬误,因此在情报分析过程中很容易造成了一种纯主观性的失察。其次表现为一种成见效应。这是指情报决策者因受情感因素的影响而对某类信息或某方面的情报存在偏见,形成一种扭曲了的认识,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会选择性的忽略这些信息或情报,最终人为地造成了认识偏离了既定方向,使真实扭曲变形。情报失察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案例是发生于二战时期的斯大林对纳粹德国即将入侵苏联这一重要情报的失察,造成情报失察的重要原因主要有: 一是斯大林固执的相信与德国所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有效性;二是他对英美等国抱有成见,主观的不重视、不相信英美国家对所提供的情报,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势。心理定势还表现为刻板效应,表现在情报决策者由于心理上对具有相似性的某些物品、某类信息、某种现象加以概括化、规律化、类化,持有固定的看法和认知,总是用脸谱化、模式化的方式看待现实问题,缺乏变通、缺乏创新,使得决策者无法真正读出情报中所传递的危机信号,使得情报的效力无法真正实现,最终造成了情报失察。 除了心理定势,从众效应也影响着情报决策者的实际决策。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产生从众心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都想尽力避免犯错误;二是每个人都想与公众保持一致。信息流瀑效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信息流瀑效应指当流瀑现象发生时,在犹如流瀑一样密集、众多的信息量前提下,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以致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实际所知,而是依靠(自己认为)别人持有什么想法。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不是依靠自己的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10]。很多时候从众并非好事,它往往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当社会环境压力和社会交互作用造成情报决策者的认知信息呈趋同态势时,造成情报失察的概率也骤然增加。具有从众心理的情报决策者在群体真实和个体臆想的双重压力下,经常出现盲目追风的现象,即不是根据自己对情报的判断而是根据“其他人”是怎么对待类似情况的,这样难免出现不可预知的连锁反应从而造成情报的最终失察。 4 结 语 综上,由于认知层面上的各种制约性因素及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使得情报决策者在复杂、多样的情报决策过程中时刻面临着非理性决策的可能,进而导致情报的最终失察。面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情报决策者如何最大限度消减情报失察现象的发生是情报失察研究的关键问题所在。 参考文献 [1]赵小康,董悦.情报失察的理论研究[J].情报科学,2009,(8):1230-1234. [2]靖继鹏,马费成,张向先,等.情报科学理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30-131. [3]余晓钟,冯杉.论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3),39-42. [4]郑雨明.决策判断中认知偏差及其干预策略[J].统计与决策,2007,(10):48-50. [5]Richard Betts.Analysis war and decision:Why intelligence failures are inevitable[J].World Politics,1978,31(1):36-39. [6]卡斯.R.桑斯坦.谣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9-10. [7]李黔川,等.投资决策的非理性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7):153-156. [8]利昂·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11-12. [9]谢沁怡.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偏向分析[J].科学咨询,2007,21:32-33. [10]卡斯.R.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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