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STS视角下科技馆虚拟现实技术运用的场景及隐患探析 |
| 范文 | 唐春兰 华灿星 摘 要：科技馆作为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循环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加持下，科技馆吸引了大批参观流量，有利于其科普价值的实现。但是，科技馆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会带来无限真理差、过分追求娱乐以及技术崇拜等隐患，需要引起社会的重视。 关键词：STS;科技馆;虚拟现实技术;隐患探析 中图分类号：TM5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9881/j. cnki. 10063676. 2020. 11. 10 一、STS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 STS，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缩写，是“关于科学进步和整个社会更广泛的变化情景之间固有的相互关系的新概念”[1]。1992年，S-H.卡特克里夫和C.米切姆两位教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科学、技术和社会讲习会”上指出：作为交叉学科学术领域的STS包括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和社会教育，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基于STS的多学科性和交叉学科性，其研究主要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法，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整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STS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在英国和美国的一批高校内创设了一批STS计划，这标志着STS（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在这一时期内，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科技运用带来的物质破坏、科技损坏的生态环境等问题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并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待科学技术主要持批判、反思的态度，强调技术对人的统治和支配，试图从各种角度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STS学科教育和研究计划开始由英、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这一阶段为STS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兴起并蓬勃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面对苏联军事对抗和日本经济挑战的背景下，因突如其来的危机感而开始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与前一时期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的是，这一时期STS研究关注的焦点更集中在对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伦理反思和政策讨论上，不再一味地反对科学技术，而是要求通过社会的共同参和与监管，对科学技术施加有力、合理的社会控制，从而使之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2]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科学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发展科技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目标。基于时代背景和需要，这一阶段的STS开始蓬勃发展，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研究高潮，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世界STS领域内富有活力的另一个中心。 二、科技馆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场景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结合相关数字技术，模拟真实环境，产生与真实环境高度近似的数字化环境的科学技术。1993年世界电子年会上，美国学者布尔代亚（Burdea）和法国学者夸费（Coiffet）提出虚拟现实技术具有三个突出特征：“Immnersion（沉浸）”“Interaction（交互）”“Imagination（想象）”。虚拟现实技术通过上述三种特征能够高精度地对现实世界或假象世界进行模拟与表现，辅助用户进行相关分析，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3]借此优势，虚拟现实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工业设计、医学、交通和文化教育等行业和部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1世纪以来，虚拟现实技术在科技馆展览教育中逐渐普及，其虚拟化的场景特点受到了众多青少年的青睐。 （一）场馆体验的虚拟化 场馆体验的虚拟化是指参观者不用实地抵达科技馆场馆，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电子設备即可实现参观的目的。这种数字科技馆的建设主要依赖三维模型的建立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平台的搭建，使得参观者不用花费太多的财力、精力便可通过移动终端随意浏览科技馆里的每个角落。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都积极开展了将场馆数字化的工作，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等。[4]当前，我国比较典型的数字科技馆有中国数字科技馆、重庆数字科技馆和浙江数字科技馆。同时，一些文化遗产项目积极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增强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如虚拟敦煌、虚拟故宫等项目都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游客线上参观，以增强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共识。 （二）展品的虚拟化 展品的虚拟化是指科技馆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通过一些穿戴设备来实现展品背景知识的介绍，同时让参观者对展品有更深的触觉和感觉体验。科技馆通过脚本的设置、虚拟现实场景的规划以及三维模型搭建等步骤实现展品的虚拟化展示，增强与有课的互动，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例如，在上海科技馆第二期梦幻剧场《相对论》中的“爱因斯坦与相对论”这个展示主题里，编导把三个时空观作为线索，通过丰富有趣的科学例证来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介绍，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为观众创设特定氛围，以此来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了解到爱因斯坦抽象而深奥的理论。[5] （三）服务的虚拟化 科技馆通过人工智能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场馆服务的虚拟化，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让参观者能够通过自助检索了解展品。通过场景化、游戏化的虚拟体验，让参观者在参与过程中获得对相关科学技术的知识。例如，浙江科技馆在“能源循环影响”这个展项中，基于数字模型互动、屏幕投影、视频展示及数字化构建等多种技术，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把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展现给参观者。[6]这种知识给予的服务方式有别于以往生硬、模板式的馆员讲解，虚拟现实技术沉浸式的场景体验更有利于参观者对知识的汲取。 三、科技馆虚拟现实技术运用的隐患探析 科技馆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的集中展示空间，承担着“科学中间人”的角色，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开发应用，其在科技馆中的应用比例也在逐渐增大。人们在享受沉浸式的新奇体验的同时，却可能由于过分追逐娱乐性而忽视了虚拟现实技术背后的隐患。以下将具体探析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隐患。 （一）虚拟现实技术的无限真理差问题 在虚拟现实技术设备的帮助下，人们既能够感知古时敦煌的辉煌壮丽，也能够体验到真实触感游戏带来的动魄体验。但需要注意的是，科技馆的主要功能是科普，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科学普及确实能够利用参观者的猎奇心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但是，通过三维模型搭建以及传感设备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与实物以及亲身体验之间永远存在一个无限真理差的问题，这个无限真理差尽管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但它所影响的是一个大范围的人类群体，从而形成一个拟态环境，影响社会整体的认知。 各个数字科技场馆拥有不同时代的各类展品，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展品背景知识或其他内容的介绍时，由于各个场馆存在策划人员知识构成、信息资源获取能力以及技术人员构建三维模型技术高低程度不同的问题，无法对同一时代的展品形成较为统一的认知，从而影响受众的体验以及造成受众认知的混乱。 （二）虚拟现实技术体验过分追求娱乐性 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关注其娱乐价值，而不愿探索研究其历史意义、社会价值等。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科学知识普及的同时，也出现了使用者的娱乐目的大于受教育目的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展示技术在当今科技馆的建设中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很多展品设计公司在设计展品的过程中加入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虚拟场景的设置时，总会加上游戏、互动的环节，以增强参与者的沉浸式体验，增加展品的新鲜感。但是，各大科技馆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时要展示的并不是该技术，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吸引受众的辅助品，这样显然已经本末倒置了。 同时，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以及场馆人员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大力宣传下，科技馆的参观者原本应该以获取知识为目的，在此时将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现实技术上，违背了科技馆以技术服务于教育的初衷。1948年，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流行品味和组织化社会行为》-文中提出，大众传播具有“麻醉”个人精神的负面功能，大众传播通过滚动播出大量娱乐化的内容，占据了受众的闲暇时间，有理想、有抱负的受众在读完报、看完电视后便到了睡觉的时间。受众沉迷在大众传播提供的娱乐化信息洪流中，即使意识到大众传播带来的弊端，也逐渐变得麻木不仁。虚拟现实技术在科技馆中的应用具有沉浸式的特征，个人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中，切断了与外在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遵从计算机操控的虚拟意识，这种体验所带来的麻痹感相比大众传播更甚。 （三）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技术崇拜问题 虚拟现实技术对科技馆中存在的基础——实体空间，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数字化场馆体验的出现，使得实体空间在科技馆中的核心地位发生了动摇，不少学者和专业人员面对数字技术在科技馆场所的深入应用，不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科技馆的实体空间是否正在消失？科技馆是否还需要实体空间？如果一切实体都能够被虚拟，那么现实该如何存在呢？这些问题都对科技馆中虚拟数字技术的大量应用提出了挑战。科技馆作为博物馆逐渐发展形成的一个藏品展示分支，在我国一直承担着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观念、进行科普教育的职责，甚至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数字科技馆凭借虚拟现实技术营造的沉浸式体验赢得了部分人群的青睐，但是借用虚拟现实技术取代科技馆中实物展示的想法仍有待商榷。 科技馆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青少年喜欢追求新奇，对沉迷于虚拟现实技術的不良后果缺乏理性认知。技术崇拜会带来物对人的异化，让人沉浸在虚拟世界营造的幻想中，混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差别，这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巨大。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角度考虑，更应该警惕盲目的技术乐观态度，防止技术成为人类意识的操控者。 四、结语 从STS角度探求虚拟现实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对整个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内系统的影响，有利于辩证地看待技术的发展，认清技术在科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逐渐本位”的互动位置。艾伯特·伯格曼指出：“技术化的意外后果和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值得反思和回应。与此同时，文化和道德破坏的更深层次危险并没有引起注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公开危险的关注而黯然失色。”[7]科技馆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给科技馆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更有利于有兴趣的受众进行科学体验。但在STS系统论的视角下，应该辩证地看待虚拟现实技术在科技馆应用中的现实问题，对科技馆中大量使用虚拟现实技术保持警惕态度。 参考文献： [1]沈继睿.媒介技术的哲学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5. [2]康文钟.现实在此终结：论数字技术时代的影像艺术[D].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19. [3]王艳艳.后现代主义对STS的影响探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 [4]袁丁华.VR技术在科技馆的运用与前景[J].技术与市场，2017，24 （06）：275，277. [5]殷登祥.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6]赵吉明.VR虚拟现实技术在展品中的拓展应用——以浙江省科技馆台风体验剧场为例[J].科学技术创新，2020 （12）：102-103. [7]赵沁平，虚拟现实综述[J].中国科学（F辑：信息科学），2009，39 （01）：2-46. 作者简介：唐春兰，女，1970年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华灿星，女，1995年生，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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