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信》的戏剧改编及其在中国的演出 |
| 范文 | 秦宏 【摘 要】毛姆深谙戏剧与小说的差异，运用多种编剧技巧，对场景的安排、人物的设置、故事的结构等进行改动，把短篇小说《信》成功改编成了戏剧《情书》。鉴于其编剧的巧妙，中国旅行剧团多次上演《情书》，拓宽了原著的传播和影响力。 【关键词】毛姆；信；情书；改编；戏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9-0007-03 毛姆不仅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还是成功的戏剧家。他的小说以结构紧凑、情节突转闻名，因此很适合被改编成戏剧并成功上演，例如《雨》《服役的报酬》《山顶别墅》等。1926年，毛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其中收录的短篇小说《信》于次年被改编为戏剧《情书》。短篇小说《信》和戏剧《情书》在内容上基本一致，主要的差别在形式上。对比分析它们的不同之处，有助于说明毛姆深谙戏剧与小说的差异，在戏剧观念的指导下，对场景的安排、人物的设置、情节的组织进行改动。《情书》经过陈绵的翻译，多次被中国旅行剧团搬上舞台，其中精湛的编剧技巧功不可没。 《情书》一剧讲述了一个已婚妇女出于嫉妒杀害情夫，进而被审判的故事。故事取材于1911年吉隆坡一所学校校长的妻子因涉嫌谋杀男友被判有罪，但最后被赦免的真实事件。在戏剧中，作者把故事背景改设在新加坡。某天种植园主克罗斯比到外地处理事务，晚上未归家时，其妻莱斯莉声称为了摆脱强奸，出于自卫，枪杀了夫妇俩都认识的朋友哈蒙德。乔伊斯律师在试图帮她洗刷罪名的过程中，发现了证明她有罪的关键证据——信。莱斯莉、克罗斯比和律师试图赎回信，律师的华人秘书黄志成出高价卖信。最后信被买回来，莱斯莉得以无罪释放，但是律师和克罗斯比都知道，莱斯莉就是凶手。 舞台空间的局限是戏剧与小说艺术的一大区别。小说可以随时选择场景、转换场景。相比之下，戏剧的手段显得较“贫乏”。囿于有限的戏剧舞台，作者在把小说改编成戏剧时一定会考虑到场景的选择。这就要求剧作家凭着敏锐的艺术感，根据剧情选取有代表性的场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环节，以突出重点。《情书》和《信》相比，戏剧的场景有所删减。剧情被精简成三幕，情节集中统一，抓住了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充分体现了戏剧性。小说《信》的故事分别发生在六个地点，即克罗斯比和莱斯莉的家、买信的地方、监狱、俱乐部、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家。在戏剧《情书》里，地点被压缩成三处，即克罗斯比和莱斯莉的家、买信的地方和监狱。律师事务所和俱乐部里发生的故事被一并转移到监狱里。最初在小说里，克罗斯比和律师是在律师事务所里碰面，商谈为莱斯莉辩护一事。稍后，秘书也是在事务所里告诉律师，有一封关键的信能证明莱斯莉有罪。律师在确认了信的真实性后到俱乐部找克罗斯比，建议把信买回来。但是在戏剧里，作者巧妙改成克罗斯比、律师和秘书三人都到监狱探监，碰巧遇到，把律师事务所和俱乐部两个地点删除了。场景的减少并不妨碍情节的完整，相反还加速了故事的进程。 被删除的第三个地点是律师家。小说中，莱斯莉被无罪释放后，众人齐聚律师家庆祝。这个地点在小说中无伤大雅，但是对戏剧而言是多余的。戏剧中，莱斯莉从法庭出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作者这样安排的原因有二。一是令暂时平静的场面再起波澜。丈夫担心妻子触景伤情，提议卖掉新加坡产业和住所，搬到爪哇岛重新置业。置换新的产业需要一大笔钱，但是丈夫并不知道大部分钱已经被律师用于赎信。为了阻止克里斯比的搬家计划，莱斯莉和律师把实情和盘托出，一浪接一浪的冲击把故事推向高潮。如果按照小说描写的那样，众人來到律师家，而不是克罗斯比家——谋杀现场，丈夫就不会担心妻子有恐惧感，就不会在不适宜的场合——别人家里，提出卖房卖地。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观众清楚彻底了解故事，戏剧在最后一幕里回放了谋杀的场面，再现了案发时的细节。谋杀发生在莱斯莉家中，如果按照小说描写的人物齐聚在律师家，就不方便呈现该场景。毛姆改编小说时，在空间设置上进行压缩舍弃，在有限的空间内，把戏剧冲突做深做透，集中演绎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舞台呈现的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戏剧演出还往往配合灯光和音响的使用，构建不同空间，渲染特殊气氛，推动剧情发展。《情书》的第三场第六幕鲜明表现出舞台艺术不同于小说的这一特性。 莱斯莉向丈夫道出实情，她在好几年前就成了死者哈蒙德的情妇。后来哈蒙德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转而和一个妓女同居。她再也无法忍受，所以给情人寄了一封信，内容是“我的丈夫今晚不在家，我请你千万来看我一看，你11点钟的时候来，好么？我失望极了，你要不来，那我不定做出什么事。你把车停在远一点的地方，不要叫我的仆人们听见。我求你一定要来呀。”[1]在她说话的时候，舞台灯光渐渐暗了下去，直至漆黑一片。与此同时，马来西亚音乐响起。音响是舞台艺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调动了观众的听觉，创造出特殊的剧场气氛。当观众的注意力被骤然响起的音乐吸引，在黑暗中，莱斯莉乘机换了案发当晚穿的衣服，手枪被摆放在桌子上，丈夫和律师下场。灯光再次亮起，莱斯莉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哈蒙德走了进来。两人言语不合，起了争执。莱斯莉眼看着情人决意弃她而去，怒从心起，抓起手枪，朝哈蒙德砰砰射击，直到打光了六发子弹。哈蒙德倒地死亡后，灯光再次熄灭。黑暗中，哈蒙德拿手枪下场，丈夫和律师上场，莱斯莉换回了原来的服装。灯光重新亮起，回放结束了，戏剧很自然地回到了莱斯莉向丈夫坦白的场面。 灯光的合理运用给有限的舞台留下了很大的表演空间。快速完成现实和回忆的转换。谋杀阴谋在空间场景中的再现，把观众在阅读小说时的想象，变成了逼真的现实。在音响和舞台灯光的帮助下，演出的节奏有了变化，新的氛围被塑造出来，不寻常的内容得以呈现，使观众看戏的心情变得有张有弛。观众坐在有声有色的剧院里看戏，对故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人物取舍上，与原小说相比，戏剧里增加了警察和律师夫人的分量，并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修女。作者这样处理，首先是因为戏剧最终是为了在舞台上演出，而不是像小说那样，仅仅作为案头剧供人阅读，所以人物不能在舞台上干瞪眼，一言不发。台词是戏剧的基本要素之一。除非是哑剧，角色往往要依靠台词来传递思想，发展剧情。为此，作者给警察和律师夫人在剧中加了台词，避免了独角戏或是冷场的局面。 不止于此，作者还在探监那一幕添加了一位修女。莱斯莉在她的陪伴下，与律师见面。除了起到看护犯罪嫌疑人的作用外，修女和警察、律师夫人一起，衬托莱斯莉复杂矛盾的双面性格。警察佩服莱斯莉在案发后安安静静的样子，看到她镇定自若交待案件经过，误以为她把恐惧柔弱都克服了，其实那是她的本来面目。律师夫人与莱斯莉是多年的好友，一直认为她斯文温顺，有良好的教养。律师夫人始终不相信莱斯莉是凶手，而是反过来谴责哈罗德好色误事。法庭判决后，她还邀请莱斯莉来家暂住，试图安抚她脆弱受伤的心情。修女本来应是莱斯莉的监控者，但是在6周的相处中，逐渐被莱斯莉感化，坚信她是无辜的。她对律师说：“莱斯莉为人太好了，真知道体恤人，一点也不叫我费事。哎呀，您将来走了，我心里一定要难过的……这里哪能是您待的地方。真太没有公理了，怎么能够把您拘留这么多天呢？唉，要是我能做主的话，可惜。”[2]修女的意思是，如果她能做主，早就把莱斯莉释放了。若没有这些旁人的评论，女主角就失去了衬托。她的形象不应该自己说出，而是从别人口中道出，才显得客观可信。 若上述三个人物对莱斯莉的共同看法还不足以证明其清白无罪的话，他的丈夫，与女主角朝夕相处的人物，也是持相同的态度，这足以让一大批观众信服。他与莱斯莉结婚十年，始终把妻子当作善良温柔的小女人，心软得连苍蝇都不忍拍死。从始至终，她都是一副因强奸被迫自卫的柔弱模样，让周围人都相信她是无罪的。然而事实上莱斯莉就是凶手。在她文静柔弱的外表下，蕴含着巨大的杀伤力。她做事冷静理智又果断残忍。她能瞒住丈夫好几年，与朋友偷情。她在与情夫摊牌前，提醒对方把车停在远处，以免被仆人发现。她在得不到情夫的情况下，宁可枪杀对方，也不让其离开。她能在杀人后，镇定地吩咐仆人去请丈夫、律师和警察，随后关门休息，尸体就在门外边。在警察来后，她有礼貌地微笑着说给对方添麻烦了。她能在监狱里镇定自如地待着，直到审判后被释放。她能心安理得地回到凶宅居住。 莱斯莉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和不可思议。这是毛姆一直热衷的主题。毛姆重点刻画的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改编成戏剧后，经过多个角色的衬托，变得更加鲜明。 《情书》中还运用了不少编剧技巧，如紧张、悬念、伏笔、延宕、发现、突转和停顿，使戏剧结构紧凑，进展迅速，增强了戏剧效果。小说《信》的开头描写丈夫克罗斯比到律师事务所见律师，了解第二天的开庭事宜。然而在戏剧里，幕启时是在半夜，哈罗德抬脚往门外走，莱斯莉追上一步，怒斥他为忘恩负义的东西，举枪射击。哈罗德中两枪后倒地，莱斯莉继续补发四枪，直到没有了子弹。舞台一拉开帷幕就呈现惨案，深入到矛盾的核心，戏剧冲突紧张有力。毛姆深谙戏剧一开始就要抓住观众的心理，从而在戏剧伊始就将冲突引向高潮。这样的开场令观众震惊和好奇。震惊的是戏剧伊始就是凶杀。好奇的是死者为什么忘恩负义？莱斯莉为什么要枪杀对方？接下来怎么收场？ 第一幕第一场成功地引发了紧张和悬念。这种直接从高潮写起的手法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比较罕见，值得国内戏剧借鉴。 延宕是剧作家针对观众渴望了解结果的迫切心理，故意延缓故事进程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毛姆运用这一技巧对赎信的过程进行了改动。小说中，克罗斯比和律师一起前去赎信。戏剧中，克罗斯比全权委托律师赎信。克罗斯比和律师是多年的好友，再加上他为人老实憨厚，所以无条件地信任律师，请他把信赎回来。黄秘書事先打听过克罗斯比的经济状况，开出了他所能支付的最大赎金。可是克罗斯比不在现场，所以他不知道信的代价有多高。这就为后文埋下了伏笔。正当观众期待看到克罗斯比知道天文数字的反应时，作者却笔头一转，写其他事去了，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使观众产生无尽遐想，猜测克罗斯比知道赎信的巨大开支后的各种可能性。 发现和突转是加强戏剧性的常见技巧。在戏剧创作中，发现和突转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发现可以是从不知情到知情的转变，也可以是发现重要事物，造成了剧情的激变，即剧情向相反的方向突然转变。戏剧的第二幕，黄秘书陪律师一起到监狱探望莱斯莉，在那里碰到了同时也来探监的克罗斯比。鉴于死者生前酗酒好色，莱斯莉看似柔弱温顺。舆论倒向莱斯莉一方。众人相信莱斯莉将在第二天的审判后无罪释放。但是黄秘书告诉律师和克罗斯比，有一封信可以作为关键的证据，证明莱斯莉是凶手。这个道具的出现顿时改变了剧情的走向。眼看莱斯莉的无罪释放将成为泡影，她将成为杀人犯，被绳之以法。剧情再次突转。黄秘书建议高价买回信，以免第二天被呈上法庭成为定罪的证据。故事情节起起伏伏，激动人心。 发现看似无意，却是作家精心设计的结果，成为情节突转的一个推动因素，尤其是往反方向推动故事的走向，扭转了观众按常理对故事作出的推断。这忽左忽右的扭转，怎能不令人全神贯注地观看？ 停顿是一种特殊的戏剧节奏，常常在落幕时使用。停顿在戏剧中起到揭示人物内心思想的作用，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令人回味。小说中的结尾没有停顿，但是毛姆在戏剧尾声中增加了律师劝说莱斯莉让丈夫冷静一段时间的一幕场景。 律师：是的，可以忘记的……以时间的帮助……你再多多地体恤他……不过你是不爱他的，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而要做得使他觉得爱，这是一件很苦的事。可是你要勉励地去做，因为这就是你所受的责罚。 莱斯莉：我的责罚吗？啊，比这个厉害得多。我对您说吧，这个话别人也未必能懂。我的责罚，就是我现在还爱我所杀的人。[3] 大幕落下，莱斯莉的话仿佛还在耳边，为全剧留下余韵。新结局的处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重新思考的空间。伍尔夫把班扬在《天路历程》里提到的一幕场景概括为“大凡表象为喜剧的事物，基本上都是悲剧性的；当我们唇边露出微笑时，眼里却已热泪盈眶。”[4]观众不难想象，莱斯莉日后的生活莫不如是。她表面上微笑着安抚丈夫，温暖他受伤的心，暗地里却独自伤心，忍受无尽的折磨。 小说《信》因动人心魄的故事、骇人的视觉效果，以及大量的对话，非常适合搬上舞台演出，被成功地改编成了戏剧。获得法国戏剧博士学位的陈绵依照法文版翻译了该剧，由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译者在前言中坦言编剧技巧是该剧最可取之处，特别指出莱斯莉回忆了如何杀害哈蒙德后向丈夫忏悔，这一倒叙的情节呈现在舞台上实为罕见。毛姆在结构方面的设计臻于完美。《泰晤士报》曾刊登过一篇关于《情书》的评论：“这部戏的技巧是多么灵活！写得多么简洁，对舞台使用理解得多么透彻！它从不停顿或让人觉得磕磕碰碰，没有一个要点是模糊的。它显然就是毛姆的创作，不会再有其他人。”[5]由此可见，毛姆的风格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深入人心。 由于陈绵与唐槐秋私交甚好，早在剧本出版之前，陈绵就将译本交给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排演。1936年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首次上演了《情书》。唐槐秋本人扮演律师，女主角莱斯莉由他的女儿唐若青担纲，陶金演被杀害的哈蒙德，其妻章曼苹饰律师夫人一角。这些话剧界的明星生动演绎了这个关于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获得了译者陈绵的赞许，也赢得了观众的叫好。《情书》后来被更名为《香笺泪》，多次在其他城市演出，如1942年在上海的皇后大戏院上演，1946年在南京夫子庙的飞龙阁剧场上演。 戏剧界公认的是，从编剧角度看，毛姆的剧作接近精致、整洁和完美，保证了看戏的人能获得乐趣。好的技巧不是艺术创作中最高的标准，但是它能使拥有这一优势的人写出成功的作品。改编后的剧本更符合演出的要求，它强调了冲突，情节发展曲折，内容更集中紧凑，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生动。一个“始乱终弃”的谋杀故事、一个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场景，以及一个带来巨大精神震撼的形象在舞台上鲜活呈现。戏剧《情书》使短篇小说《信》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拓宽了原作的传播和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樾山.唐槐秋与中国旅行剧团[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2]洪忠煌.话剧殉道者——中国旅行剧团史话[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毛姆.情书[M].陈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伍尔夫.笑的价值[A].不带家具的小说[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5]AnthonyCurtisandJohnWhiteheadeds.，Maugham，theCriticalHeritage.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Ltd.，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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