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无等值词汇”与“文化空缺”视角看文本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
| 范文 | 闫佳艺 【摘 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语际符号转换。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在具体翻译实践中遇到无等值词汇和文化空缺现象不能“硬翻”，要依据具体语境用最恰切的方式使不可译文本转换成可译性文本不失为一种选择，从而最大程度地消除文本不可译性带来的翻译障碍。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无等值词汇；文化空缺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7-0207-02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一直都是语言学家从古至今在不断争论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外著名的翻译理论家都针对这一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了可译论、不可译论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流派。美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翻译是可译的，并表示“凡是一种语言能表达的事物，另一种语言也一定能够表达。”与之相反，著名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Willhelm Humboldt）认为，翻译是不可译的。他认为翻译是“民族精神”的表达。我国翻译学家许钧则在其著作中表示：“随着不同语言之间的频繁交流，不可译性也慢慢在向可译性进行转换。” 一、术语“不可译性”的含义 “不可译性”这一现象在我国可追溯到佛经的翻译。从东晋的佛教学者道安曾提出“五失本，三不译”和鸠摩罗什提出“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到唐代玄奘提出著名的“五不翻”原则，翻译家们都在提倡尽量保持佛经原文的词汇形式及其语义的前提下寻找译入语中的可用词汇，因为佛经是用梵语记录的，而梵语中有很多词语蕴含着无法用汉语表达的意义。这里最典型例子是从汉地佛教中的各种经咒中不难发现有大量的音译词。那么，反过来，汉民族中固有文化的外翻也涉及到“如何翻”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道家的“道”可以翻译成俄语中的дорога吗？答案是否定的，应该翻译成дао；同样，儒家的“仁”翻译成гуманность也不够确切，因为“道”和“仁”的概念与дорога和гуманность的概念不能完全重合。显然，这是由“不可译性”造成的。 这里“不可译性”分为两类：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也就是由“无等值词”与“文化空缺”引起的不可译性。一般而言，产生“不可译性”的原因主要在于，每一种语言都蕴含某一地域、国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正是这些文明使得語言具有局限性。或者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标记这些文化的语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因此，在进行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表达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两种语言符号其能指和所指不会完全相同，这就导致了语义空缺现象的产生，因此，在另一种语言中很难找到完全一一对等的词汇。 二、“不可译”文本的翻译方法 根据上文所说，文本“不可译性”产生原因可归结于在特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特定词汇。可以说，像本国人一样了解一个国家的全部文化习俗是不可能的。在文本翻译中，常常遇到无法用本族语确切表达的特殊词汇，它们被称之为“无等值词汇”，或者因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无法用译入语表达从而形成了翻译中的“文化空缺”或“文化缺省”现象。那么，如何解决文本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一直是每个译者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当译者在翻译中遇到“无等值词汇”或“文化空缺”引起的“不可译”现象时，通常会选择音译、意译、释译等多种方法灵活并用。 （一）“无等值词汇”的翻译方法。所谓“无等值词汇”，指的是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单位在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中找不到与其对应的现成词汇或词组在翻译中可供使用。而这些词往往与该民族的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在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特（J.C.Catford）看来，如果是由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不可译性，则在本质上是可译的，只是人们一时缺乏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翻译方法是直接音译，或使用一些解释性的文字来表示。这些解释性的文字可以是解释某一事物的外部特征、材质、使用性能等特点。例如在汉译俄中“豆腐”“功夫”和“武术”在俄语中就直接音译为доуфу和кунг-фу，Ушу。因为在俄罗斯根本没有“豆腐”这一食物，也没有中国特有的“中国功夫”和“武术”。当然在翻译这类词汇时也可在后面继续做一些解释性翻译，如“豆腐”是一种用豆子制作的食物。必要时还可补充制作方法等条件。 （二）“文化空缺”的翻译方法。文化空缺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域的文化在其他国家不存在的一种现象。这种文化空缺可以指语言、风俗习惯、文学作品等方面。正如卡特福特（J.C.Catford）认为，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是：“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 文化典籍翻译在文化翻译中占据很大篇幅，其中《论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儒家思想的核心，其翻译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如今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这就要求对《论语》的翻译不可有任何的误解和扭曲，否则将给文化交流带来不利的影响。 此外，中国的成语和俗语翻译的不可译性也尤为典型。这里就以其为例，分析在汉译俄中成语和俗语的翻译方法：在翻译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时，“诸葛亮”不能直接用音译形式，因为他是中国古代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经典人物，以智慧著名，在中国家喻户晓。如果直接将其名字音译成俄语，不免要对这个人物甚至这本名著解释一番。所以避免文化空缺造成翻译中的不可译，俄译汉时往往将这句意译为“人多智广”“Ум хорошо， а два лучше.”同样，“说曹操，曹操到”常被译成“Про волка речь и он навстречь. ”这里将“曹操”译为“狼”有据可寻。熟知中国古代文化的人都知道，曹操的那句名言“宁愿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不难看出他的性格极其奸诈、狠毒且报复心强。这正与人们对狼的印象不谋而合。但随着人们对曹操看法的改观，如今这一俗语已无任何褒贬色彩。 从上述的译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不可译现象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这已经对译者的工作产生阻碍。译者将一种语言符号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符号，其目的是使译文与原文达到等值或近似等值。这里的等值不仅指篇章的含义，还要求译语读者像原语读者一样，产生相同的效果。若以此为条件，翻译我国古代的诗词就尤为困难了，甚至经验再丰富的翻译家也是无法达到的。这就是不可译性对翻译活动的阻碍。 三、结语 从“无等值词”与“文化空缺”现象看不可译性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本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是存在的，但它可以向可译性转向。即是说，任何文本的翻译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没有绝对的可译性，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相对存在，他们之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如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说：“翻译是可能的，但它却有限度。”也正因为翻译中存在这些不可译性，译者可以依据具体语境，通过选择释译、音译等不同翻译方法，提高不可译文本的翻译质量与效果。 参考文献： [1]John C.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Georges Mounin.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M]. Paris： Gallimard， 1963. [3]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 [4]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98. [5]周志培.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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