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的写实风格探究 |
| 范文 | 褚君 摘 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激起了民众和爱国文人的抗争。文人志士们在抵御外敌入侵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乘着西方思想的浪潮，中国传统美术界掀起了关于是否要学习西方写实风格改良中国画的争论。这次改革不仅是中国画领域的改革，更是印证了20世纪初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 关键词：中国画；写实风格 一、20世纪前期背景下的中国绘画 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美术是在西方文化入侵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之中发展起来的。自汉唐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昌盛，建立了以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附属国、藩属国的天朝体系，并自居为“天朝上国”。直至清末，国人沉迷于自居“世界中心”的思想，加之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是使得当时人们对于西方态度的盲目自大。在这种极度膨胀的气氛中拥有的文化自豪感被鸦片战争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化自卑感。 遭受到重创后的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境况，国家的孱弱也使国人在文化上的锐气骤减，外来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画逐渐失去了在国内画坛的独尊地位。这一时期的改革之难处并不是在于资料的多寡，而是基于当时社会现象之复杂、环境因素之纠结，所以这一次的改革之难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其他变革所不能比拟的。国内文人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检讨和思考，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弃旧图新，开始模仿西方的政治主张、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甚至是美学思想等。许多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否定中国画，其中康有为曾有“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变法”的论述。其实，对于中国画的改革，可以说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和一种途径。 20世纪初期我国的社会改革指导思想是“借洋兴中”，在此思潮下，在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的带领下进行西化改革。在对中国画的改革中，康有为主张“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与五四悍将陈独秀的“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主旨大抵相同。如此一来，这不单是对于画家自身的改变与提升，也不单是在介于中国画根基上对自身的完善，而是塑造西方绘画标准的画风，是对传统中国画彻底的颠覆与破坏。从此为中国画写实风格拉开了序幕。 二、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 “写实”于艺术创作中其词如字面意思，即如实地描绘，根据创作者直观体验真实地描绘事物，通常运用在造型艺术中，如雕塑、绘画等。创作者通过描述周围真实存在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符号，遵循反映事物与生活的本质的创作原则被称为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与写实相反，在传统中国画中注重画面的意境，画外的精神与寓意，比起对于现实的真实写照，创作者更加关注画意。在强调写意的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观念下，写实风格几乎难以存在发展空间。 自20世纪起，西方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的入侵也传入和渗透到中国。此时许多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大力在国内宣扬西方文化。虽然早在明代已有西方写实风格绘画通过传教士传入国内，当时人们对其的评价是“虽工以匠”，这便是由于传教士并非以传播美学文化为目的且非专业性的传播，因此并未令当时文人阶层的人所注意。而当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提出要对中国画进行写实风格的改革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了。经历了海外游历十几载的传统文人梁启超，他的艺术修养也随着他的经历受到了西方写实风格的影响。在外游历期间，梁启超在欧洲所见一流艺术家的杰作，相比写意风格，具象且真实的写实风格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其震撼更能直击心灵。当时晚清政府屡次失利，国内众文人乃至民众都丧失了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也消耗殆尽。面对西方的强大，也不禁让时人敬畏。因此，康有为在国内推崇写实风格的西画时也没有了传教士当年的种种阻力。纵然有陈师曾为首的传统美术家的反对，但依然有许多文人站在改革中国画的队伍之中，形成了改革与传统势均力敌的状况。 然而当时的中国艺术并非是时人考虑的重点，康有为等人改革传统中国画并非完全站在艺术鉴赏的角度，而更多的则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在他们眼中真即是美，因此在求美的道路上从求真开始。他们崇尚对自然的临摹以求真实，甚至将宋代绘画的求真等同起来，因此可以看出写实风格的改革并非源于对西画在艺术和基础上有充分理解。康有为、陈独秀等人只是在技法上为写实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艺术思想上对于写实主义的理解有着千差万别。综合而言，当时传统中国画的衰败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于国力的衰危导致文化自信力的锐减。 如果单就康有为的艺术理论而言，在20世纪初的中国美术界不一定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但从其它角度来看，康有为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在当时文人阶层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许多文人通过他了解到了更多的西方艺术，也因此对中国艺术有了其它的认识。除此之外，康有为还有两名入室弟子，即徐悲鸿和刘海粟二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绘画艺术，而他们在艺术界有着更深的造诣，门下学生众多，对于推广康有为的艺术理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康有为在推动中国画由写意转变为写实风格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三、传统中国画的变革的原因与必要性 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始终与日益艰难的国家处境分不开，在帝国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开始发现传统文化的变革的必要性。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当时封建政治、文化体制，将西方的新思想文化带入我国，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带给了时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我国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北有草原，南有高山，东临大海，西接沙漠，且“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在长期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相并存的文化结构中，一般处于先进地位，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近千年来，中国传统绘画在比较封闭、完满自足的自成体系的系统中发展、完善、重复、变化着，生活节奏的缓慢，自我发展的状态又使它有充分的时间来探索和完善。当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的入侵用先进的武器打开国门，与此同时曾接受过西方思想浸染的文人们将新思想、新文化带入我国，打破了传统的“中夏外夷”的民族意识，“自强”的要求使国人把注意力转向西方。最先意识到民族危患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告诫人们：“中国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数年来，不见此国矣。”“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政治的衰败被归咎于传统文化的禁锢，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质疑的呼声催化了文化的革新，外加西方列强的成功侵入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文化思想敬仰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忧患，从而引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的重新评价。 新文化运动中的要求“走向共和”，在创作思想上来说则是要消除作品与一般民众的沟通之间的障碍。直接传播作品含义，无论是对社会现象的表达还是对作品自身来说都无疑是最好的。而传统绘画中意境的表达则使这一功能性大大降低。从美术的功能性这一角度而言，从绘画诞生以来就与社会功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将绘画作为巫术和祭祀的一部分，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是人类群体精神生活的需要。在中国美术理论中有记载：“图画者，有国之鸿尘，理乱之纪纲。”由此可见，传统绘画理论与社会功能思想的统一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就有明确的阐述。随着历史的推移，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又唤醒了绘画原本有的社会功能。伴随着“为了大众的艺术”，“为了艺术的大众”的口号，大众艺术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绘画不再是士大夫和贵族阶层专享的雅兴之事，来保证其阶级的绝对优越性，以附带而来的所有的社会经济利益，界定阶层的一个划分。美术则被要求重新开始反映时代特征和精神需求的作用。当下人们需要美术从它自身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上与时代相映衬，呼吁艺术应该对社会大众起到认识与教育的作用，传播社会现象与大众认知。真实地反映社会事件，这也是传统绘画所不能比拟写实绘画的一大特性。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春地美术研究所”提出，艺术如其它的文化一样，是跟着时代的巨潮而生长着演进着的，所以现代艺术必然要走新的道路，为新的社会服务，成为教养大众、宣传大众与组织大众的工具，新艺术必须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向前迈进。现代设计艺术的传播者鲁迅也明确指出：“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漫延，人情因亦日趣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亦安。”当时的美术和文学一样，从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肩负着解读社会，传播大众认知的使命。如此一般为社会和大众而生的艺术符合当时国情和时代的要求。 相较于传统中国画，西方的绘画在这些方面有更强的社会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例如，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泰奥多尔·籍里柯的《美杜莎之筏》，就是根据1816年7月，法国政府派遣巡洋舰“梅杜萨号”，由于舰长指挥错误导致在途经西非海岸的布朗海岬南面时不慎搁浅，造成了惨重的灾祸为背景创作的大型油画。该画作不但将当时情景艺术化重现，并且展现了画家对当时社会看法的映射。由此可知，写实主义绘画在历史进程中一直承担着写照社会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所以，20世纪初期的文人们将西方写实绘画理论带入中国，引领中国画的改革从这方面可以得出是为了将传统的中国画改良，成为能够承载大众感情和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中国画。 四、结语 西方列强其政治和军事都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我国因闭关锁国导致国力衰微。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随着他们的强大而冲击了我國的传统文化，西方思潮占据了我国社会的领导地位。发生在上个世纪前期的中国画改良之争，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局动荡，社会各方面皆发生了重大变动。从表面上看是文艺界关于是否要将西方写实风格理论引入传统中国画中改良，而真正驱动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画种发生改变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中国画的写实风格改良见证了社会主流思想的改变和我国本位文化的低潮。 参考文献： [1]徐义生.中国画与世纪现代潮[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中国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3]郭勇健.未完成的中国画改良[J].艺苑，2016，（02）：6-16. [4]陆璐.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美术变革的特点和社会功能性[J].理论观察，2012，（03）：119-121. [5]汪洋.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6]黎晟.论艺术的社会学评价对20世纪前期中国画写实风格兴起的影响[D].扬州大学，2007. 作者单位： 贵州大学美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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