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现状及其与幼儿发展的关系 |
| 范文 | 马爽 高然 王义卿 王晓华 [摘 要] 父亲参与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考察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现状，探究父亲参与和幼儿发展的关系，本研究以620名农村幼儿及其家长作为调查对象，使用自编问卷从父亲是否缺位、父亲参与时间以及父亲参与活动内容等方面测查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状况，运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及相关测试评定幼儿行为、社会性、情绪、认知、动作发展水平，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现状不容乐观，缺位现象普遍且严重;父亲参与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社交退缩、抑郁、注意力发展水平，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社交退缩越少、抑郁情绪越少、注意力发展越好。农村地区父亲应加强自身参与意识，农村家庭应积极支持父亲参与并提高参与质量，政府在发挥正确引导作用的同时应鼓励社会组织助力父亲参与。 [关键词] 父亲参与;父亲缺位;幼儿发展;家庭教育 一、问题提出 随着时代的发展，父亲参与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爸爸去哪儿》为代表的父亲参与类节目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国内外学术界许多研究证实，幼儿阶段（即儿童3～6岁时期）是孩子身体迅速发育、动作技巧更加精细、心理和自我控制得到强化、思维和语言惊人发展、道德感开始萌生、与各方建立关系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孩子可塑性较强，也是接受教育的重要时期。[1][2]在幼儿阶段，积极的父亲参与会对孩子的情绪情感发展、社会性发展、认知能力、语言等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3][4][5][6][7]具体来看，在情绪情感方面，与父亲有良好互动关系的孩子具有更强的心理调节能力，并且更不容易出现抑郁、悲伤、痛苦类的负面情绪。[8][9]在社会性发展方面，父亲参与过程中，如果父亲使用较多平行形式或平等形式参与活动，如和孩子一起玩桌面积木，并在活动过程中多和孩子交流游戏心得，会使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10]在认知和语言能力方面，相关研究通过一系列的专业认知测试后发现，父亲缺位的幼儿认知测试得分明显较低。[11]在身体和动作的影响方面，父亲与母亲的参与方式不同，父亲更多地会和孩子进行肢体上的互动，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促进孩子的动作发展。[12]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国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地区，父亲对幼儿成长的参与却相对较少。加上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大量农民面对巨大生计压力而外出务工，造成农村留守幼儿数量的激增。留守幼儿的父亲多因长时间在外务工产生缺位或相对缺乏参与，而恰恰孩子在幼儿发展时期迫切地需要父亲长时间的教育和陪伴，这样的矛盾影响着幼儿健康发展。[13][14][15][16][17]农村幼儿的发展关系到未来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发展，因此社会各界有责任共同探讨和解决农村幼儿的发展问题。 纵观国内，我国关于父亲参与的研究发展较晚，学术界对父亲参与的专题经验研究比较缺乏。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外父亲参与相关研究的理论梳理上，或是通过质性访谈法、量化问卷法的方式对城市地区的父亲参与进行阐释和分析，较少涉及农村地区的父亲参与情况。针对量化研究部分，我国关于父亲参与的本土化测量尚处于零散状态，并没有一个专业、权威的测量父亲参与的量表，测查内容多是对父亲参与的描述性分析。[18][19]另外，国内研究对幼儿发展的测量只针对某一项指标进行，并没有将幼儿发展的多方面综合起来考察，进而探讨父亲参与与幼儿综合发展各个维度的具体关系。[20][21][22][23] 因此，针对国内父亲参与研究的种种不足和我国农村地区父亲缺位现象严重、留守幼儿众多的情况，本研究拟探讨描述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的现状，探究父亲参与和幼儿发展各个维度的具体关系，以期引起社会对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重视，并为促进留守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参考与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甘肅省陇南市成县地区的农村幼儿园幼儿及家长为研究对象。2013年成县总人口26.8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7.2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4875.6元，占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8896元的54.8%，属于我国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成县地区是甘肃省农村地区的典型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可以代表我国大部分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现状，选取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先按照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幼儿园分成三层，每层随机抽取3个幼儿园;再以年级为分层依据，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最终样本涵盖了9所农村幼儿园的751名幼儿及家长。 本研究分别进行了儿童的发展指标测查和父母参与现状的调查。考虑到离异及重组家庭的父亲参与及母亲参与的情况与普通家庭存在一定差异，[24]本研究剔除了部分离异家庭、重组家庭以及家庭与孩子不能对应的数据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620名幼儿及家长。 （二）研究工具 1. 父亲参与。 以往研究对父亲参与的测量大多从可接近性、卷入程度以及责任等三个方面来测查，然而可接近性和卷入程度两个维度不太符合我国农村地区父亲外出以及父亲参与的现状，对于责任维度的回答主观性非常大。因此，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的现状，通过自编的幼儿家长调查问卷，采用可以客观回答的指标，分别从父亲是否缺位、父亲参与的时间以及父亲参与的活动内容等方面进行测查，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相关研究测量的整合。本次研究中，自变量父亲参与具体分为“父亲缺位”和“父亲参与水平”两部分，调查对象为所抽中的幼儿父亲。如果父亲因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本次调研，则由幼儿的母亲或其他亲属进行问卷代填，要求他们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父亲的信息。其中，父亲每天参与育儿的时间不包括陪孩子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照料，主要指与孩子进行陪伴、引导、教育类的活动时间。活动的内容分为益智类、休闲娱乐类、运动类，包括了陪孩子看书学习、陪孩子玩桌面智力游戏、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唱歌跳舞、陪孩子看电视、和孩子一起运动、和孩子外出游玩。父亲缺位变量操作化为两个问题，即“是否外出打工？”（外出/未外出），“回家的频率？”（每天/每半年/每一年）。 父亲参与的水平变量操作化为三个问题，即“每天参与育儿的时间？”（0小时/1～3小时/3小时以上），“平时参与育儿的活动内容？”（共三大类型，7种内容），“平时参与育儿活动的数量？”（0～7项）。 2. 幼儿发展。 本研究将“幼儿发展”考察的维度设定为幼儿“行为发展、社会性发展、情绪情感发展、认知能力发展、动作发展”五个方面。本研究使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的幼儿的攻击性行为、社交退缩、抑郁三个维度来分别测查儿童的行为发展、社会性发展和情绪发展状况，所有项目均为3点计分（0为无这些表现，1为偶尔，2为经常或明显），由家长完成回答后计算平均分，作为该指标的得分。[25]测查中，攻击性行为共7个题目，如幼儿是否经常打架、乱发脾气等，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a=0.737，该维度平均分越高表明幼儿的攻击性行为越多。社交退缩共5个题目，如幼儿很少和小朋友玩、平时比较被动等，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a=0.711，该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幼儿在人际交往中的退缩情况越严重。抑郁共9个题目，如幼儿是否觉得没人喜欢自己、觉得自己无用或有自卑感、容易悲伤等，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a=0.852，该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幼儿抑郁情绪越严重。 本研究使用传统的数字划消测试（主要用来测查注意力和短时记忆能力）对幼儿的认知能力进行测查，材料由阿拉伯数字组成，要求在3分钟的测试中，让幼儿划去要求的数字，通过计算共划数减去错划数得出每个幼儿的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幼儿的认知能力发展越好。本研究使用传统的串珠子测试（主要用来考虑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和精细动作的发展）对幼儿的精细动作能力进行测查，材料由若干玩具小珠子、一根串珠繩组成，要求幼儿在3分钟的时间里用双手将玩具小珠子一个一个串成串子即可，之后数出成串的珠子总数来考察精细动作的能力，得分越高表明幼儿精细动作能力发展越好。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幼儿的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水平;为了更好地考察父亲参与对幼儿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对母亲参与对幼儿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同时考察了母亲缺位（母亲打工情况、母亲回家频率）和母亲参与水平（母亲参与时间、母亲参与内容、母亲参与活动数量），并在后期分析中对此进行了统计上的控制。 （三）研究过程 由于本研究涉及较多问卷和测试，因此在当地招募了陇南师范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协助完成本次研究，最终主试由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生和陇南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组成。在正式施测前对所有的主试进行集中培训，包括说明研究的目的、具体施测的方法、统一施测指导语等;要求主试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得随意更改;在施测后，及时记录数据并回收数据，以保障此次调研的顺利完成。 （四）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的数据由专业数据录入公司录入，为保证准确，采取双录入方式，录入错误控制在万分之五以下。之后使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了样本描述、卡方检验、均值比较、线性回归分析等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现状 1. 父亲缺位情况。 本研究将父亲外出打工作为衡量父亲缺位的标准之一，在对比父亲和母亲的缺位情况后发现，父亲相比于母亲其缺位人数较多。父亲外出打工人数占总人数的57.3%，而母亲外出打工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8.6%，父亲缺位情况明显高于母亲（χ2=89.556，P<0.001）。 本研究将回家频率作为衡量父亲缺位的另一标准，未外出打工的父亲会每天回家;外出打工父亲每半年回家一次的占总人数的34.1%，而母亲为13.4%;父亲因外出打工而每一年回家一次的占总人数的23.2%，而母亲为13.8%，父亲缺位情况明显高于母亲（χ2=267.502，P<0.001）。 2. 父亲参与水平情况。 本研究将父亲每天育儿时间、父亲参与活动的内容、父亲参与活动的数量作为衡量父亲参与水平的标准。 在每天参与育儿的时间方面，对比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后发现，父亲相比于母亲，其每天参与育儿的时间明显较少（χ2=131.062，P<0.001）。为了凸显父母各自每天参与育儿时间的情况，我们将外出打工的父母排除，只对未外出打工的父母（即每天回家的父母）每天参与育儿的时间进行对比。发现父亲相比于母亲，其每天参与育儿的时间依然明显较少（χ2=26.292，P<0.001）。其中，即使每天都回家但是参与育儿时间为0小时的父母分别为11.1%和1.6%（具体见表1）。 在参与活动的内容方面，父亲参与益智类、运动类、休闲娱乐类活动的人数相比于母亲明显较少（χ2=40.514、44.524、54.727，P<0.001）。父亲参与益智类活动的人数占父亲总人数的26.4%，母亲为56.8%;父亲参与运动类活动的人数占父亲总人数的29.6%，母亲为65.5%;父亲参与休闲娱乐类活动的人数占父亲总人数的27.0%，母亲为54.9%，母亲参与各种育儿项目都超过了父亲。 在参与活动的数量方面，父亲参与的活动数量相比于母亲明显较少（χ2=385.770，P<0.001）。父亲没参加过日常三类育儿类型的7种活动的占总人数的67.9%，母亲仅为35.2%;父亲参加过全部7种活动的仅有4.4%，而母亲有19.2%。 （二）父亲参与与幼儿发展状况的双变量分析 1. 父亲不同缺位情况下幼儿发展的比较。 以幼儿发展的攻击性行为、社交退缩、抑郁、数字划消测验、串珠子测验五项得分作为因变量，父亲外出打工情况、父亲回家频率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均值比较后发现（见下页表2）： （1）在父亲是否外出打工的情况上，幼儿的攻击性行为（t=0.226，P>0.05）、社交退缩（t=0.368，P>0.05）、抑郁（t=1.082，P>0.05）、数字划消测验（t=-0.510，P>0.05）、串珠子测验（t=-0.331，P>0.05）的得分均没有显著的差异。 （2）在父亲不同的回家频率上，幼儿的攻击性行为（F（2，610）=1.791，P>0.05）、数字划消测验（F（2，598）=0.147，P>0.05）、串珠子测验（F（2，595）=0.684，P>0.05）的得分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幼儿的社交退缩（F（2，612）=3.265，P<0.05）、抑郁（F（1，611）=4.968，P<0.05）的得分上有着显著差异，表现为父亲半年或一年回家的幼儿与父亲每天回家的幼儿相比，其社交退缩和抑郁更为严重。 2. 父亲不同参与水平下幼儿发展的比较。 以幼儿发展的攻击性行为、社交退缩、抑郁、数字划消测验、串珠子测验五项得分作为因变量，父亲参与时间、父亲参与的活动、父亲参与的活动数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后发现（见表3）： （1）在父亲不同参与时间下的幼儿，其社交退缩（F（2，608）=2.769，P>0.05）、数字划消测验（F（2，594）=0.309，P>0.05）、串珠子测验（F（2，592）=0.227，P>0.05）的得分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幼儿的攻击性行为（F（2，606）=3.139，P <0.05）、抑郁（F（2，608）=8.484，P<0.001）的得分有着明显差异，表现为父亲参与的时间越长，幼儿的攻击性行为、抑郁得分越低。 （2）父亲参与何种类型活动（益智类、休闲类、运动类），其幼儿发展得分均没有显著的差异。 （3）在父亲参与不同的活动数量下的幼儿，其攻击性行为（F（7，544）=1.241，P>0.05）、社交退缩（F（7，546）=1.539，P>0.05）、抑郁（F（7，546）=1.448，P>0.05）、串珠子測验（F（7，550）=1.048，P>0.05）的得分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幼儿数字划消测验（F（7，531）=2.264，P<0.05）的得分有着明显差异，表现为父亲参与活动数量越多（相比于父亲参与活动数量0项的），幼儿数字划消测验得分越高，其中参与活动类量为4、5项得分最高。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父亲缺位的幼儿其社交退缩和抑郁的得分更高;父亲参与越多，父亲参与时间越长，幼儿的攻击性行为越少，抑郁得分越低，数字划消测验越高;而幼儿的精细动作，在父亲不同缺位和参与水平下，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父亲参与的活动类型与儿童发展的几个方面均没有显著的相关。 （三）父亲参与和幼儿发展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父亲参与和幼儿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两者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下页表4。 回归模型中，首先将控制变量按照幼儿的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变量虚拟之后输入回归模型之中;其次，为了使结果更加准确，本研究将母亲的缺位情况、母亲的参与水平也纳入控制范围，按母亲打工情况、母亲回家频率、母亲参与时间、母亲参与内容、母亲参与活动数量等变量输入回归模型;最后，输入自变量父亲缺位、父亲参与水平，按照父亲外出打工情况、父亲回家频率、父亲参与时间、父亲参与内容、父亲参与活动数量进行排列，使用强制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检验其与幼儿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篇幅关系，表格中只呈现父亲参与部分的回归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父亲参与和幼儿攻击性行为（F=1.509，P<0.05）、串珠子测验（F=8.089，P<0.001）的模型关系虽然显著，但是父亲参与各变量对其并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幼儿社交退缩（F=1.424，P<0.05）、抑郁（F=2.109，P<0.001）、数字划消测验（F=6.775，P<0.001）三个模型均显著，且均与父亲参与之间有显著关系，具体表现为： 1. 在幼儿社交退缩上，表现为父亲每一年回家一次，相比于每天回家的父亲，其幼儿的社交退缩得分越高（β=0.145，P<0.05），说明幼儿更容易产生社交退缩，父亲回家频率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社交退缩水平。此外，控制变量中的父亲受教育程度也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社交退缩。 2. 在幼儿抑郁上，表现为父亲参与时间为1～3小时的、3小时以上的，相比参与0小时的父亲，其幼儿的抑郁得分越低（β=-0.139，P<0.05;β=-0.200，P<0.001），说明幼儿更不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父亲参与时间的长短可以显著预测幼儿抑郁水平。 3. 在幼儿数字划消测验上，表现为父亲参与活动数量为4、5项的，相比于参与活动数量为0项的，其幼儿的测验得分越高（β=0.369、β=0.393，P<0.001），说明幼儿注意力发展得更好，父亲参与活动数量可以显著预测幼儿注意力发展的水平。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幼儿性别、家庭经济状况也可以显著预测幼儿注意力发展。 综上，父亲参与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社会性、情绪情感、认知能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社交退缩越少、抑郁情绪越少、数字划消测验越好。 四、讨论 （一）农村地区父亲缺位现象严重，参与水平亟待提高 在本次受调查的农村地区中，被访的620个家庭有超过半数家庭的父亲外出打工;外出打工的351名父亲中，209名父亲每半年回一次家，142名父亲每一年回一次家。相比于母亲，父亲多因外出打工且回家频率极低而缺位，缺位人数显著多于母亲;父亲无论是否外出打工，其参与的时间均较低、参与的活动内容不丰富、参与的活动少，父亲参与的整体水平较差。可见，父亲在一年当中和孩子面对面接触的时间非常少，他们长时间不在家中的状态导致了严重的“父亲缺位”现象，影响了孩子的发展。对比我国其他城市，以上海市为例，根据研究显示上海城区中的父亲对幼儿参与表现得十分积极，特别是乐于参与给孩子讲故事、做游戏、户外游玩等有助于孩子发展的活动，参与比例达40%以上，双休日中参与时间达4.7小时/天;而上海乡镇的父亲，参与水平和上海城区的父亲有着显著差异，所有项目均不如城市的父亲，但在双休日中参与的时间也可达到3.4小时/天，可见当地父亲参与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26]因此，相对而言我国农村地区“父亲缺位”现象不容小觑。 （二）父亲参与显著影响幼儿发展，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发展越好 父亲参与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社交退缩、抑郁、注意力发展的程度。表现为，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社交退缩越少、抑郁情绪越少、注意力发展越好。具体来说： 1. 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社交退缩程度越低。 具体表现为父亲回家频率低的，长时间不能参与育儿的，其幼儿更容易产生社交退缩。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解释，父亲如果经常亲身参与陪伴孩子，父亲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示出的社会交往、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和技能，都会对孩子产生示范和榜样的作用，从而引导孩子学会社会交往，因此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得更好。[27][28]相反，回家频率低的，或长时间不能参与育儿的父亲，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相对不足，导致幼儿更容易产生社交退缩。 2. 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的抑郁程度越低。 具体表现为父亲参与时间越长，其幼儿更不容易产生抑郁情绪。根据发展心理学相关理论，幼儿时期是孩子安全感、依恋感形成的关键时期，孩子在这一时期非常需要与父母在一起，而父亲的长时间陪伴可以有助于孩子依恋感的形成，让孩子获得更多安全感，从而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29][30][31] 3. 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的注意力发展越好。 具体表现为父亲参与活动数量越多，其幼儿的注意力发展得越好。分析原因，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参与的育儿活动越多，他对孩子发出的指导性声音、语言、动作也越多，这些刺激有助于引导幼儿适度坚持手中正在做的事情，训练幼儿注意力。[32] 本研究也发现了在父亲不同缺位和参与水平下，幼儿的精细动作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幼儿精细动作发展和父亲缺位、父亲参与水平之间并没有关系。本研究中以上结论与国内外以往父亲参与和幼儿发展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都表明了父亲参与对幼儿各个发展维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33][34][35][36]幼儿期正是父亲需要投入大量参与的时期，而当地农村地区的父亲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进行充分的父亲参与，从而影响了幼儿的健康发展。因此，当地父亲低参与的现状亟须改善，父亲应该在这一时期为孩子提供成长发展的必要陪伴，给予孩子良好的互动，为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三）本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由于条件所限，本次研究只选取了甘肃省中的一个县作为调查对象，一个县的数据不足以说明整个农村地区的情况，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我国所有农村的普适性不强。另外，本研究的重点调查对象是农村家庭中的父亲，但是大部分父亲外出务工或忙于农活未能参与到问卷调查中，但为了得到父亲的相关数据，让幼儿的母亲或其他亲属代替回答了问卷。尽管在填写过程中要求他们如实填写父亲参与的情况，但他们反映的父亲信息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影响到本次研究的结果。 在今后的相關研究中，为了避免上述的不足，首先应该完善调查方法，扩大样本的范围，可抽取多个省市的多个农村地区，使得结果更加具有普适性，进而来验证本研究的诸多结论。另外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今后应尽可能选取可以直接获得信息的研究对象，避免让其他人代替回答所需要的信息，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五、政策建议 针对本研究中农村地区父亲缺位及父亲参与的现状、父亲参与和幼儿发展的关系，现从父亲自身、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提出建议，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家庭教育中，为幼儿健康发展发挥父亲角色的重要作用。 （一）父亲层面：充分认识参与重要性，提高参与意识 提高当地父亲参与的水平，首先要让农村父亲们充分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缺乏早期育儿的认识，才出现了许多父亲无论是否外出打工都不积极参与育儿的现象。目前在美国，为了从根本上加强父亲参与的意识，从而影响父亲参与的水平，当地创设和开展了很多相关的培训或活动，如“新爸爸训练营（BCND）”“24/7爸爸”“父亲计划”等。这些项目提供的首要服务，便是对父亲参与意识和家庭观念的引导，让父亲意识到自己多抽出时间回归家庭的重要性，让父亲认可自己的父亲职责，努力为孩子树立起积极正面的榜样。同时，父亲自身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更多的育儿知识，提高自身育儿技能，结合幼儿自身特点参加积极有益的亲子活动，进而提高父亲参与水平。 （二）家庭层面：鼓励支持父亲参与，提高父亲参与质量 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家庭各个成员都是系统中的个体，他们既有着各自独立的作用，也可以产生合力的作用。如果家庭成员都支持和鼓励父亲参与，特别是孩子母亲与父亲互相促进，会对父亲参与起到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很多母亲及其他家庭成员们并不是都了解父亲参与的作用，也并不是都重视家庭教育。因此，非常有必要帮助家庭成员营造和谐氛围，助力父亲参与，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和陪伴中。 另外，发展心理学中指出，幼儿阶段分为三大时期，分别为3～4岁的幼儿初期、4～5岁的幼儿中期、5～6岁的幼儿晚期;每一时期幼儿的生理发展、智力发展、个性发展、活动特点不同，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和活动内容都是不同的。在家庭层面，需要不断加强父母的育儿技能，了解幼儿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针对特点有效地进行父亲参与，提高父亲参与的质量。例如，家庭成员共同参与针对夫妻、家庭的家庭教育辅导课，利用讲座、研讨会、亲子活动等形式，了解哪些技巧和参与方式可以对孩子情感、智力、精神、社交、身体等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等。这些培训和活动在加强父职意识的同时，也更加科学地引导父亲参与行为，提高父亲参与质量。 （三）社会层面：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社会组织助力父亲参与 要让父亲真正全身心参与到育儿活动中，保证父亲参与的时间和水平，社会层面应当出台更多政策法规，为父亲参与制定一系列保障。许多国家出台了“父亲假”、“育儿假”、“父母同休假”、孩子有突发状况时的临时假期等政策，以便父亲可以有更多时间回归到家庭中，例如欧洲一些国家的幼儿父母每年会有10天以上的带薪育儿假期，这些假期可以随时请，以应对孩子的突发情况或者用来日常参与陪伴孩子，其中瑞典的带薪育儿假期最长，每年父母都有两个月的假期。[37]目前我国许多地区也制定了父亲假制度，但基本都是“陪产假”，即在配偶生育时父亲可以享受的一种护理假期，与欧洲国家的带薪育儿假期不同。这样的政策法规只能在孩子刚出生的一段时间里起到调动父亲参与积极性的作用，从长远角度上考虑略有欠缺，因此在未来也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父亲假制度。需要强调的是，政策设计要向农村外出务工的父亲们倾斜，因为这部分父亲最需要带薪的父亲假，使长期在外打工的他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 另外，社会组织和学校等机构在促进父亲参与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国外政府及社会组织进行了很多成功的探索，例如政府充分整合利用教育和科研资源，委托社会组织具体承担父亲教育项目，举办针对夫妻、家庭的亲子活动和家庭教育辅导课，对普通家庭、单亲家庭、贫困家庭等各种类型的家庭成员进行针对性地家庭教育专业指导，提升家庭成员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和能力。[38]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相关课程试点，日后逐步推广至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让迫切需要提升家庭职责、家庭参与意识的农村家庭得到改善的机会。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利用互联网、手机微信、QQ等渠道，如搭建“父亲交流平台”，让父亲们特别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村父亲们，可以随时进行互动交流，形成互助网络;或随时随地更新家庭教育知识，并为有需要的父亲提供一对一的交流和辅导，这些便利的平台都将有利于调动父亲参与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生态系统学的视角，父亲参与不仅依赖于配偶、家庭的微观系统的支持，同时也受到社会组织、政府等中观、宏观系统的影响。只有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共同推进农村地区父亲参与，才会让农村父亲更善于父亲参与，更乐于参与育儿，从而促进子女、家庭和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赵燕，许玭.学前儿童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5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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