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翻译目的与翻译选择 |
| 范文 | 【摘要】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目的论，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译者的翻译目的对于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翻译，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中国翻译史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出于不同目的，翻译家们选择不同的作品，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按照陈福康对中国翻译史的分类，以道安、严复、鲁迅等翻译家为例，论述我国翻译史上在不同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翻译家们按照特定的翻译目的进行的翻译选择活动。 【关键词】翻译目的 翻译选择 中国翻译史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03-0003-02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翻譯的目的是指通过翻译意欲达到的需要、结果或用途。翻译的目的往往通过翻译的委托者、原作者、译者或有关人员的意愿、动机或要求加以明确。翻译的目的及其相关的翻译动机、意愿或要求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大多数翻译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需要与要求，这时译者必须面对这些目的或要求，做出自己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目的是体现翻译主体因素的重要部分，而它往往又脱离不开译者所受的社会历史环境。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有目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必然涉及到“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对译者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 一、目的论翻译理论 20世纪80年代，德国两位翻译理论家赖斯和弗美尔创立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他们提出了功能翻译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ie）。弗米尔将“行为理论”引起翻译理论中，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甚至会在目标语境中产生结果和影。功能翻译派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具有目的性、交际性、跨文化性、行为性、加工性和人际性。”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方法。由于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策略，各种翻译行为有着不同的目的，译者应根据特定翻译情形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目的，从而获得一个功能方面合适的译本。他强调的是合适的译本而不是对等的译本。一项具体翻译任务的目的决定了翻译一个文本需要直译、意译或者是二者的中和，决定了具体的翻译策略。在强调译者的目标在翻译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目的论提出了另一个原则—连贯原则。目的论把译者的目的理解为一种集合了多种因素的翻译动机，当译本达到目的语读者手中时，译者体现在译作中的意愿可能与原作的写作目的不想吻合。而目的论所强调的连贯原则，即语篇内部的连贯，就是译作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备这样的条件的翻译，就可以被视作成功的翻译。目的论强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目的与翻译选择 中国是泱泱古国，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自有史以来，有文字记载，最早克上溯到周代，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翻译家。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国翻译史，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翻译家们选择不同的作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把中国翻译史的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晚清民初翻译时期、民国翻译时期和新中国翻译时期。本文按照陈福康的分类，对我国翻译史的每个时期进行翻译目的与翻译选择活动进行研究。 （一）古代佛经翻译时期 佛经翻译直接目的是传播佛教，最终目的是使佛教扎根于中国，逐步中国化创造前提条件。佛经翻译的赞助人往往是封建君主和其他高层统治者，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基本相同。对于佛教的中国化的要求，在以传播佛教为主要目的的佛经翻译中，归化翻译策略必然要占主导地位。为了有利于佛教中国化，佛经翻译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考虑中国读者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于是归化翻译策略便成为佛经翻译中主要翻译策略。 东晋时译经大师道安在佛经翻译事业上厥功甚伟，他主持译场，所监之书“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被译界公认为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的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是一大贡献。所谓“五失本”是：“一、经文乃外语，其词序由汉人看来是颠倒的，汉译时被改从汉语语法；二、经文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合广大读者，译文有一定的修饰，三、经内论述，往往不厌其烦，尤其颂文更是反复再三，翻译时被删简；四、经文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称为‘义说，类似汉人韵文最后总结的‘乱辞，内容重复或千字，或五百字，译时被删去；五、经文中讲完一事，告一段落，要转说他事时，又将前话重提，然后再往下说，这些话也被删除。”可见，无论是修饰译文、还是译者为求译文简明易了所作的削繁删冗，其实都是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都是为了使佛经译文更容易为汉人所接受，以达到传播佛教，使佛经中国化的目的。另一方面，佛经翻译的赞助人往往是封建君主和其他高层统治者，道安也曾深深地感叹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实践中，道安屡屡用当时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道教的价值观来解释佛经翻译。 道安翻译佛经的目的是是汉人更好地接受佛经，使佛经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他的翻译还必须服从赞助人—封建君主的意愿，因此他选择的翻译方法是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文化语言习惯，即归化策略。其翻译策略是由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这既符合目的论的最高法则-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又符合目的论所强调的连贯原则，佛经译文所体现的意愿与汉语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见，根据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道安的佛经翻译无疑是成功的。 （二）晚清民初翻译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面对民族存亡，图自强，谋复兴，共赴救亡图存大业，他们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最后“超胜”，达到救国救亡的目的，因此在译本的选择上主要是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进而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翻译家当数严复。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思想家，“严译八大名著”作为思想启蒙武器和改造近代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复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升华，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翻译原则和标准，成为中国传统翻译的理论核心和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痛感国势危急，大声疾呼，提出了著名的启蒙主义的救国纲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翻译西学的目的是宣传救国图强思想，用科学的（下转181页）（上接3页）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国人的头脑。他译介西方科学著作，其目的远远超过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用主义思想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肤浅的理论。他深入西学观念领域，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作为改造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作为思想启蒙的武器，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这是严复西学翻译的根本目的。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是对原著进行精心抉择和筛选，这是其策略之一。严译名著主要是“人学”。人学是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严复认为，“西人之所以立国以致强盛者，实有其盛大之源。”这盛大之“源”，即源于西人的社会科学。因此，严复潜心从事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工作，并把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作为一套完整理论，系统引进到中国。从1895年到1909年，一共完成了11部著作，尤要者当推“八大名著”。可见，严复的翻译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严复翻译这套书，看来是有选择的。” “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毛丹先生也说：“严复选择、译介各部书的具体用意互不相同，但总体都服从于救亡图存，发蒙思想的大目标”。 严复的翻译策略之二是运用汉以前的古文翻译，译文文体典雅，这便是他提出的“雅”的标准。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认为严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了解中国士大夫阶层心智气候即文化情态”。“严复之所以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也不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的。他从事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却保守成性，对外来事物有深刻的疑惧。”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大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问题。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所以他决心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翻译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大书，来迎合士大夫们的审美情趣和思维习惯，方便阅读，使他们乐于接受西学，以打动他心目中的读者---士大夫阶层。在大约100年前，用桐城古文将外国最新的思想传达给一些只是多读古书、思想守旧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并希望他们接受和信服，其困難可想而知。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严复只能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根据目的论所强调的连贯原则—译作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备这样的条件的翻译，就可以被视作成功的翻译。从目的论的视角分析，严复当时选用的翻译策略也是合适的、成功的。 三、结语 翻译的选择问题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译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翻译目的和动机。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方法。由于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策略，各种翻译行为有着不同的目的，译者应根据特定翻译情形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目的。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翻译家们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并产生了由此决定的不同的译本选择与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8-19. [2]Nord，C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and Education Press，2001：27-47. [3]李玉香.从功能目的论看商标词的翻译[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75-82. [4]王秉钦，王颉.20世界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5，10，67，312，134. [5]陶全胜.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08-112. [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1-12. [7]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16-23. [8]王克非.中日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8-39. [9]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J].中国翻译，2008（2）：5-10. [10]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7：3-4. [11]罗新璋.翻译论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599-600. 作者简介： 王晓辉，（1983—），女，讲师，硕士，从事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文化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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