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中国封建社会习武者人格特征 |
| 范文 | 徐彩桐 刘占鲁 摘要：人们习惯称封建社会的习武者为“侠”，而侠者最为明显特征为“游”，从分析游侠产生的社会条件入手，根据仁、忠、义、孝、恕等几个封建道德基本要求，对游侠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人生价值观与封建道德要求的巨大差异，是游侠之“游”的最根本体现，游侠没有固定的社会集团归属，他们对封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士、农、工、商”四个行业都没多大兴趣，经常干违法的事情，来维持自己奢华生活，游侠有着桀骜不驯的个性，对忠、义、信、孝、恕等内容都有自己的见解。除了具有“游”的特点以外，游侠还时时以 “武艺”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游”与“武”，清楚地折射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习武者的人格特征。 关键词：游侠；封建道德；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804.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4-0555-03 战国时韩非作《五蠹》，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之，此所以乱也”，把游侠作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 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明知游侠犯禁而依然为其立传扬名，在于他认为游侠言信行果、不怕牺牲、急人所难的高尚品德更值得赞许和推崇；到了公元二世纪的时候，荀悦作《汉纪》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在荀悦看来游侠又成了“德之贼首”，危害无穷。人们因为侠不恃常业、不治生产、好周游而称其为“游侠”；从披坚执锐的“士”到浪迹江湖的豪杰，游侠始终不敢忘却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即“武”，所以人们往往又称其为“武侠”。“游”与“武”，形成了游侠独特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侠者必有武功，武功为安身立命之本；侠者好“游”，“游”为其人格特征的体现。从游侠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中习武者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特征。 1游侠产生的社会条件 游侠由战国时期士阶层分化而来。士原来属于贵族阶级，“西周封建（封土建国之封建）时期，贵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们有‘天下。第二等是诸侯，他们有‘国。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们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们没有‘国家只有‘身。［1］”士虽然为贵族，但是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区别，即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他们平时给卿大夫做家臣，统驭百姓，战争时则执干戈，卫社稷，那时的士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 到战国时期，当时的生活形势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动，进入了诸侯争霸时期，各统治者为谋取霸主地位，争相揽士，而士人为改变自己失职的处境，也乐意为人主所用。由于士所受的教育比较全面，他们知礼能武，又会赋诗以言志。但总体来说，有的人长于文章辞令，有的人长于射御攻战，渐渐地便出现“游侠”和“游士”的划分。正如吕思勉所说“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2］”。 所以，诸侯纷争的动荡社会是游侠产生的客观条件，正所谓“乱世出枭雄”。而游侠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射御攻战”，即手中的刀剑和杀伐的本领。 2游侠游于既定的社会集团之外 对游侠种类的划分，司马迁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列出了“布衣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等侠的种类，有时还提出过“卿相之侠”、“暴豪之侠”，它们分别指代了不同的人群：“布衣之侠”、“匹夫之侠”是与“卿相之侠”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一般平民为侠的，他们身份大抵由战国时市井细民任侠发展而来的；“卿相之侠”则比较明确，典型代表是战国四公子；“暴豪之侠”大抵是一些地方豪强，为谋私利结成帮派，纠结布衣之侠，凌辱乡里，横行霸道。到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游侠的来源变得十分复杂，既有像战国四君子这样的公族豪侠，又有荆轲、高渐离、朱亥等布衣乡曲之侠、匹夫闾右之侠，再后来游侠进而与流民、盗匪等纠缠在一起，其来源就更难以具体言说。 欧洲中世纪有骑士集团专门为封建国家的国王和领主征战攻杀，日本封建时代有职业军人集团——武士，骑士和武士都曾在自己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日本的武士阶层，如历史上源氏和平氏武士团，都曾权倾朝野，对政治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游侠却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构不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团体。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所以行侠，目的并非为谋生，也极少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仅因为喜欢行侠，受侠义精神的驱使，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与其说是他们是一特殊社会集团，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气质的社会人群。这些人有平民，有贵族，也可能有官僚，其来源可谓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所以很难形成稳定统一的社会集团。 3游侠游于既有社会关系之外 班固《汉书·食货志》中说道：“士农工商，四民有也。”他还对这四民做了具体解释：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为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历代统治者均以四民各安其生，各乐其业为重要的政治追求，作为国家祥和、稳定的象征。在四民中，论民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这也就是贯穿中国封建统治历史中的“重农抑商”的政策。考察游侠的历史，极少发现有游侠安于“农桑”，而他们对“士、工、商”也没多大兴趣。 3.1游侠的“不恃常业、不治生产”游侠的生活是奢侈的。曹植在《白马篇》中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起西北。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李白在《少年行》中所作的“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中也可见游侠衣着的光鲜。而在一些小说中我们也可以常见侠客们动辄拿出大锭大锭的金银并拥有豪华的山庄，那么游侠是如何维持他们奢华生活的呢？ 公族豪侠可以经营土地，拥有庄园，役使贫民，坐收其利，但具体事务不一定非得要他们操持；有的游侠依赖祖上的一大笔遗产，可以在维持自己生活之外大行义事，广结人心；也有的游侠因名声在外，权贵富豪都乐意与他们交往，虽自己不从事生产，仍然可以维持斗进斗出的花销。占游侠中绝大多数的布衣乡曲之侠、匹夫闾里之侠，则大都不事生产，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比较特殊。“倘仔细究查，大致有剽掠、椎埋、掠卖、劫质、盗铸和发冢数者。［3］”先说剽掠，攻劫曰剽，强夺曰掠，所谓剽掠，是指以强力劫取他人钱财；椎埋，指将人锤杀，然后偷偷埋葬了事，有时也泛指将人杀死后埋葬；掠卖即贩卖人口，这都是强取横夺生人财物，并至于谋财害命的。而发冢，又称掘冢，即盗墓；盗铸（包括私煮），则属于走私一类的事情，盗铸指伪造货币。盗铸之风汉代特别盛行，用铅锡加入白银中，充当市场流通的货币，获利十分丰富。私煮，即私造贩卖盐，盐的生产流通利润巨大，故中国古代大都把盐的流通纳入国家经营，而游侠们却敢于挖国家经济的“墙角”，做“私盐”生意。靠走私发家，“私盐”行业还产生出了一批盐枭，如唐末的黄巢、王仙芝就是大盐枭，他们手底下又养活了一批游侠，同时又干着诸如剽掠、椎埋的事情。 3.2游侠不乐士、工、商的生活态度游侠讨厌青灯黄卷，端坐读书，为老博士、老书生的生活，从春秋到战国大都如此。后来的游侠大都以为儒家经典是祸世书。不读圣贤之书，自然他们少有机会入朝当官。值得注意的是，游侠对做官的态度，在宋明以后，特别在明清有了根本的变化。黄天霸和白玉堂，都失掉了游侠的桀骜不驯，最后乖乖地做了官员的驯臣。所以有人把清代游侠的发展称为游侠“官化”阶段，而游侠的“官化”也直接导致了游侠消歇，这不是本文论述重点，不作细述。 再看游侠对工、商的态度。与不愿为士稍有不同，由于获利求富是人之天性，游侠对如何生财常有涉足。《史记· 货殖列传》中对富有如下划分：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所谓“本富”指靠种地养蚕等发家，游侠对此基本没有兴趣。“末富”、“奸富”则是指工、商两个行当。自两汉以后，历代游侠中间偶尔有经商致富，并恃富为侠的，但在统治者看来，这不过事“奸富”，为君子所不齿。 就游侠的总体情况来看，不事生产、不喜以货财生利是他们基本的态度。由于不事生产，不乐士、工、商之业，导致了游侠时常通过干违法勾当来维持自己放纵的生活，所以游侠自难为当权者所容。 4游侠游于传统道德规范之外 与对自身存在方式的选择绝然有悖于封建社会既有社会关系相联系，游侠所秉持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价值观，也有与封建社会传统道德规范有着不相一致的特殊性。 4.1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规范特点自秦汉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以认识论与道德观相统一的现世原则为基础，赞同以仁为至善人格，礼为等级标准，中庸为行事的基本法则。具体说，仁就是爱人，推己及人，泛爱容众。恭、宽、信、敏、惠，以及智、勇、忠、恕、孝、悌，则是它的具体体现。以后，历代儒学家和封建正统派人士，将仁发展为完善的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伦理讲求，而它在忠、恕、孝、悌的具体功用上，更被作了极度甚或异常的夸张。如忠被规定为对君主的忠，孝被解释为顺，解释为对权威的服从。再就礼而言，它是被作为一切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而提出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百姓所必须遵守的。 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游侠，不可能不被传统道德伦理影响，并且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中，也确有游侠愿意照奉的东西，如儒家的沉毅不屈、自强不息、诚信、义勇，都对游侠有着重要的道德感召力。在考察历代游侠的行迹时，我们间或可以看到有些人是符合上述道德要求的：他们谦恭文雅，事母兄，养弱弟，内修行义，外施仁德，言行不违礼仪，与常人没有不同。但游侠从根本上说是一批桀骜不驯的人，他们弘扬个性，而不崇拜什么权威，从其基本的价值取向而言，游侠是拒绝恪守这些道德规范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压根儿就怀疑这些规范。所以他们自己订立了一套行事原则，乃至形成独有的德行规范。 4.2游侠的爱不尚等差和自我世界中的忠、义中国古代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但是在儒家的思想里，爱是有分别、有等差的。如孔子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君子”。而游侠爱人，他们并不尚等差，而由一己推向群体，推向社会，只要义之所在，他们可以爱一切人。与此相联系，他们的“忠”既不包括克尽职守、竭力奉公、对民负责等多项政治内容，也不狭隘地专指忠于君主，而是将“忠”上升为一种使自己成为自己，使自己彻底而完全地展示自己人格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凡自己承担下的责任，无论旁人怎么看，他们都会全力以赴。游侠的“忠”是属于自我世界的，只要自己以为需坚持不改之事，需推诚投效之人，都会不折不扣地去做、去服从，即使遭受厄运，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所谓义，《礼记·中庸》中解释为：“义者，宜也”，恰到好处为宜。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下》)，所以“义”是指人们的言行要符合一定的社会标准。在封建社会中，“义”当然是指“三纲五常”等伦理，不会是游侠所固守的义。游侠所坚持的义与其忠紧密相连，是指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在义的驱使下，游侠也可以违法犯禁，杀人夺命，而这一切都可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游侠的忠和义，其标准在他们自己的心中，是自己的信念，与忠君、作顺民的思想相去甚远。 4.3游侠的“不孝”孝被古人称作百行之冠，众善之始，道德之本。并且，孝不仅是事亲的问题，还可扩大至于事君，但游侠对孝的态度却并不那么恭敬，像常人那样凛凛无违。有时游侠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糟糕，甚至干脆就不愿意好好去做。他们不事生产，好逸恶劳，有的还喜欢纵博豪饮，冒死犯险，并不顾及家庭，不以父母妻子为念，例如： 北齐高昂从小放纵无度，长而倜傥，胆力过人，父亲高翼希望他能研习古学，特地为他聘请严师，令加鞭挞，但他偏好纵马游侠，纠合一批人，干强行劫掠财货的勾当，声势之大，气焰之嚣张，令州县两级官吏都感到棘手。为了结交豪侠剑客，他用尽了家资，高翼无可奈何，哀叹长此以往必将招来灭门之祸［4］。 以中国古人的观念，家庭的父子、父教和父治制度，规定了家庭崇拜是一个人应尽的最基本的义务。并且，家与国无疑存在着同构关系，集人成家，集家成国，齐家而后治国，家庭乃至家族对封建国家来说，完全是作为一个原型存在，对父母家庭的孝道，是专制皇权所提倡的臣道的基础。如果不尊亲孝顺，不重家庭责任，就是对传统规范忤逆，且意味着有“犯上”的可能，直接构成对专制皇权的挑战，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游侠并不理会这些，即便已经有人以此而被诛灭九族，他们仍不改其志，一意横行如故。“违父命”、“弃家庭”，这些举动在正统封建统治者看来，绝对是“不孝”之至的。 4.4游侠绝对的信信也是传统道德规范中极富实践意义的一项。孟子认为，与朋友交固然要有信，但当这信与至高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不必言信行果。孟子的“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然而游侠并不如此行事，他们对信崇奉是绝对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重信是游侠最为重要的特征。游侠为了绝对的信，不但可以冲冒礼教，更可以杀人放火，他们很少考虑他们所杀的对象是否有罪，是否还会伤及无辜，是否符合既有的社会道德规范，例如： 三国时的典韦早年为游侠，有一刘氏与李氏为仇，他便替刘氏出头。李为富村长，出入备卫森严，轻易不能下手。他便怀揣匕首，驾车载鸡酒，假装有事情侯在李府门口，待李府门开，他便冲进去将人杀了，还将李氏的妻子儿女一并杀死，然后堂而皇之地缓步离开。［3］ 游侠只要受别人所托或受到别人的恩惠，为信办事，很少考虑一下为什么，他们的信是绝对的，只要为朋友负责便可，别的一概不管。 4.5游侠的“不恕”就作为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一项的恕让原则，游侠也以自己狂放不受羁勒的情感与行为方式，对之作了否定。“传统中国人，理性能视人如己，善于以己度人，故多尚恕让［5］”。但游侠以复仇为美德，他们无意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牺牲个人自由与意志，当个人意志与现行秩序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个人意志的召唤。所以历史上许多的游侠“睚眦杀人”，他们不肯轻易损失尊严和自由，稍有不顺便拔刀相向，传统的恕让在游侠的性格中体现得很不明显。 游侠疏于恕让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以德服人与动辄诉诸武力的分别上：基于农业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解决纠纷的时候，武力是不被优先推崇的，“至武为文”、“以德服人”的观念对历代人影响十分深远。但游侠却有崇尚强力的喜好，尽管他们也想以自己的道德声誉去威服大众，但在具体行事时，时常是动辄诉诸武力的。有的游侠没有或不必去过刀头舔血的生涯，但仍时时不忘演练骑射，便习弓马，表明他们意识深处深知武力或勇力的重要，这种观念显然与以德服人的正统观念迥异。 5结束语 如果说，传统封建的道德完善大多以外在的尺度，即社会评价尺度来衡量的话，那么，游侠的人生价值追求则需完全用内在的尺度，用那些更接近他们粗朴人性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生活在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伦理社会中，其价值观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正统思想的影响。但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取向，所以游侠大都不遵行信、忠、恕、孝、悌等封建道德要求，或者对这些内容有他们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们既没有君子的舒迟容仪，也没有君子端方的德行和修养。而游侠的价值体系游于正统的道德之外，是游侠之“游”最根本的体现。在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加强以及封建统治思想禁锢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游侠生存的社会条件不断恶化，不羁人格逐渐褪色，他们便渐渐推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只剩流风余韵在“成人童话”中。 参考文献： ［1］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生活的政治与人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8：230. ［2］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17. ［3］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225－231，248. ［4］ 北齐书·高昂传》 转引自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311.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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