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仪式学意义 |
| 范文 | 摘要：中国在近期高密度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已产生了国际影响力，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的国情，其中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质的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作为非现代性国家的中国都具有新生性，其中以仪式匮乏为总体特征。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主要的意义体现在过渡仪式的层面，其象征性意义表现在从古典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中国各大城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还是中国城市攀比名份的产物。高密度的体育赛事的积极作用体现在重构民族精神的层面，它再现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隐性活力。体育的仪式化程序仍是现阶段中国的特殊文化与社会需求所致。体育赛事的仪式性工具理性非常适合中国国家精神建设的需求。 关键词：大型赛事；过渡仪式；城市名分；攀比心理；国民精神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7）01-0001-09 中国在21世纪以来高密度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已成为一道国际风景，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总体而言恰是中国的国情所致，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规定性使然。较诸已有数百年资本主义历史的西方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仍属于新生力量，而世界上所有的新生力量必然存在一些不尽完美、完善与成熟之处。在世界范围内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身大多是一些非发达的后进国家，这些国家本身就存在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功能弱小、现代性基因缺失、民众的文化自信力不强等先天劣势。中国的情况也如此，否则就无从谈到改革开放的国策转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仍属于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政纲和党纲具有法统意味的象征性价值。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党以及民间性的仪式都出现了仪式相对匮乏之状。新中国的仪式匮乏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换言之，仪式匮乏始终在困扰着中国人，而大型体育赛事的引进则值得国人再度关注。 1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仪式活动的集约化井喷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大国普遍存在政党意志淡化的趋势。中国也一样，党纲的刚性化象征性意义面临消减的格局，与此同时，民间性的仪式开始成为第二种国家象征体。“仪式对于仪式行为者来说是有‘意义的。仪式是一个充满象征的意义世界，仪式中的各种要素（语言、物件、行为等）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行为者通过‘象征表现和体验意义。象征通过外部物质世界中的符号显示内部精神世界的意义，它们超过原来可以轻易用语言表达、分类、以及理解的概念，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介。象征符号是充满能量的意念，有了象征符号提供的驱策力，心灵的构造才会从机能不良转化为适应无碍。当新的象征符号出现，新的情感和观念也随之产生。”中国利用举国体制所独有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的优势开始体现在举办大型化的体育赛事方面。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联合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属于一种官方仪式，中国的竞技体育领域正是因为得到了举国体制的保障才展示出其象征性的生命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的金牌数仅仅为26枚，位列美国和英国之后，处于世界第三的位置。虽然很多中国人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量下降现象表示可以理解，但仍旧有不少中国人感到了某种危机。由此可见，现代中国人大多已经将中国拿金牌第一或第二当作了唯一正确的结局，无以接受金牌数大幅度旁落的结果。换言之，中国人已然习惯了中国成为永恒胜利者的角色，而无法接受其他任何结果。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显然并非观看体育的正常态度，而是一种对待宗教的态度。换言之，除却宗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世俗性的事物可以给信奉者带来永恒的胜利感。 探讨宗教及偶像制度的起源可以更好地把握当今社会中诸多的仪式活动。为了对付族群的心理危机，人类发明了宗教或偶像制度。较诸庞大而强硬的宗教体制，偶像制度更有普世性。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宗教，却不可以没有偶像。偶像空缺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烦恼。质言之，任何族群或许可以有限度地忽视宗教，但绝对不可以忽视偶像及其衍生体系。如果一个人类共同体无法缔造偶像，人们也会在其他文化体中寻找到合适的偶像，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先后膜拜过港台明星、韩国明星就是明证，而新时期以前则一度出现膜拜本土性政治领袖的风潮。强大的偶像崇拜市场使得中国人的偶像需求欲极度膨胀，而获益者则是扮演神祗的各类明星。2014年，中国人一度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当作了偶像。“普京的个人魅力也被中国媒体充分展示。方亮对此总结道：‘在国内的报道中，他上天可架战机、入海可捕鲸鱼。他精通多种体育运动，柔道更是个中高手，F1赛车里的他帅气逼人。他有一身漂亮的肌肉，曾虎口救人，面对孩子时却总展示出铁汉柔情。他早年间作为克格勃特工潜伏东德，掌权后稳定了俄罗斯政局，带领俄走出衰落泥潭，重振大国雄风。”普京成为中国人的偶像让很多中国人始料未及，它再度给中国的偶像制度作出启示，一个漠视人类基本心理需求的社会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戒示。其实，中国人的普京崇拜情结中还蕴含着更为深广的内涵，中国人对待普京直白明了的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更为欣赏。普京曾说：“没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一旦遭人欺辱，瞬间就应回击。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只有战争。”同样是对待领土和战争，普京式的简单直白的实力依赖说比很多虚伪的饰词都美丽百倍。普京的简单坦诚性言论与中国文化的繁复柔弱的特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们对普京的崇拜是一种变相的呼唤本民族英雄的呼声。它也反衬出中国民众对在中国一度流行的虚伪的怀柔主义、中庸之道、韬光主义的一种失望之情。然而，中国领导人从未忘記与时俱进的道理。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的外事活动中已然展示出了中国作为大国领导人的形象。习近平曾于2014年3月28日在巴黎发表演讲：“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近平主席最终还是提出了“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一语，可以看作是对一度压制过中国的欧洲列强的一种回应。那是一种对中国和欧洲百年恩仇关系的和平回应，更是一种充满了豪情的了断路云亭：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仪式学意义之举，它展示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超强的勇气和智慧。事实也是如此，习近平主席并未遗忘强者之姿，而这种强者之姿恰好是对特殊的国际风潮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当所有的个人表现与其本然的实力完全吻合之时，一种均衡、稳健、务实、健康的国家领导人形象自然会跃然而起。毋庸讳言，在强大的国家力量的衬托与映照下，现阶段的中国领导人必然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民族偶像。近期网络涌现出来习近平粉丝群现象就是明证。 在国家至上的立场上看，背负着游戏名号的体育并非国家头等大事，但是，在偶像制造的角度上看，体育又绝非小事。当国家无法实施偶像生产工程时，民间的偶像生产活动就会浮泛而起，因为人类无法脱离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而独立存在。风靡中国的各行各业的保护神制度就有非常直接的世俗性功能。保护神制度可以无视历史或现实的真实性，而只要求在心里获取看似永无失落的强大感。在古典时期，中国汉民族主体性的保护神几经易位，主要有关公、岳飞、孙悟空。关公主体上为官方人士认可，岳飞则为士绅集团认同，而孙悟空则为民间草根接纳。沿海地区渔民尊奉的保护神是妈祖。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旧式祭神仪式遭到废黜，中国人很快就进入一种全新的另选保护神及其仪式体系的阶段。1970年代前的毛泽东崇拜热以及现阶段的体育及影视明星崇拜热都是这种仪式的一种转移形态。中国是个崇尚喜庆、团圆、圆满意向的国度，民众对诸如失败、亡故、倒霉之类的主题缺乏兴趣。中国足球屡屡遭人声讨而中国女排却屡屡遭人追捧，就和两者的精神属性有关。前者是失败者的象征，无以担当民族或国家保护神的功能，而中国女排由于固有的胜利基因之作用，却被国家或媒体确定为一种以其名字命名的超体育的价值观，“女排精神”的提出恰好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精神空缺性需求。 体育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当女排姑娘们走下神圣化的境地之后，则又会缔造出另一番社会风貌，人们在此更容易看到其本真的情态。在一个丧失了国家主流宗教的社会，任何一种涉及性爱、英雄以及智慧的主体性人物都可以能迅速赢得大量的信徒。中国人对足球的极端性态度就体现出这样的镜像，与中国的情况相反的现象是印度。人们从未听说印度足球队为冲不进世界杯决赛圈而犯愁，因为印度有属于自己国家宗教的印度教，信教者对外界的任何存在物都持排斥之态度。换言之，宗教具有最为彻底的排他性，一位笃信基督教的中国信徒曾在笔者可以看到的微信群里公开说：“读了圣经，最基本的反应是：对权贵，对资本，对名利，对学识，对成败等等，已全无畏惧也无爱慕。因为已经懂得区分高与低，暂时与永恒，相对与绝对，天上与地上。可惜，马云们在地上也只不过是权贵与资本的玩偶，尽管他可能活得比我们都滋润，但他不见得活得明白，活得坚强，更别说活的光荣。”由此可见，信教者和非信教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外在价值观是否排斥。真正的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不会对各种各样的信仰物动心，但是，无神论者很可能对“无神论”三字或类似的概念产生神圣化的信念，那里同样表现出来一种神圣意志。换言之，无神论者很可能将“无神论”当作神灵来对待了。整体而言，中国人中有不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中国也不乏信教者和竭力追求外在信仰物的人，很多一时找不到固有信仰和宗教的中国人会临时性地聚集到体育的周围，误将中国那些经常在媒体曝光的体育明星当成了古老战神或保护神的现代衍生物。 在追求绝对胜利的心理趋势影射下，普通中国人对中国体育人失败的埋怨之情很深，主要原因就在于那里寄托着一种刻板印象。这里需要分清楚普通的体育观众和体育信众的差异，普通的体育观众观看体育赛事重点看过程，不一定十分在意谁胜谁负，而信众观看体育则完全不同，他们坚信自己心仪的体育人一定有不可失败性、不可战胜性和永世霸权的特性。如果在中国体育人获胜的前提下，这种信仰的力量可以给全社会带来很好的良性化元素，而中国体育人一旦失利，就会引发信众极大的心理恐慌。无神论国家的体育信众由于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作为寄托，他们比有神论国家的体育观众更容易体验到赛事失利后的伤害感。在此险境中，中国体育人只有华山一条路，他们只能在竞技世界中拼死一搏，为的只是给国民带来一点安宁与平静的心态。从社会运营成本的角度考量，无神论国家用于民众心理抚慰的预算很高，且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在此基础上看，那些一味谴责中国高密度举办体育赛事的论调其实仅仅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次，是一种忽略政治成本且对中国国情缺乏缺乏深刻了解的表现。媒体人认为：“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会‘落户中国，一方面是因为大型运动会的综合价值与规模效应大大激发了各地的办赛热情，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令更多城市具备了办赛条件。当然，还应看到，国人的好客与侠义也在为办赛潮推波助澜。”中国并非法定意义的任何世界体育赛事的拯救者，在失去虚拟性的国家、民族或地域性保护神的前提下，中国体育人只能临时性地客串起国家保护神的角色。这便是中国近乎不遗余力地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群体性心理和社会性动因。 中国举办的体育赛事规格不断攀高现象为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所造就。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中国才开始掀起了看似永无休止的举办体育赛会的风潮。媒体人对此作出了感性化的描述：“即便是国内的综合性赛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热捧。规模已堪比奥运会的全运会，其申办竞争之激烈，超乎常人想象。就连关注度不是很高的所谓‘小众运动会也不愁无人问津。以往，只有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具备承办大赛的资格与实力。”质言之，中国人爱攀比的习惯诞生于国情。攀比之习可以追溯到国家的名分制度，甚可以认为是名分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现象在现代中国的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其中高等教育领域里各大学的攀比现象其实更为严重。陈平原在谈论中国大学攀比风气时曾说：“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一开始国家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来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l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2+7‘985‘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一些新闻界人士的眼中，中国体育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然而，中国大学的非理性发展态势更为明显，中国大学在排名制度制约下已然出现恶性竞争之态势。中国所谓的重点大学从两所发展到9所，再扩展到39所，其中的动因就是攀比心理。中国高等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攀比心理固然值得重新评估，但是，如果失去了攀比之心，其后果可能更为可悲，这就是攀比心理存在于世的必然性。陈平原不无感慨地评说了那些无法参与攀比或在攀比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大学的苦衷：“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及民间很多的支持，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让我感觉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内地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备受关注的是处在顶端的大学，而很少有人認真讨论那些处于中间或者底层的大学。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充裕的经费，学校的发展通常遇到瓶颈。所以，我特别感叹，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是很难。20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陈平原在2014年所说的有110年历史的大学指的是山西大学，百年老校竟然因为攀比不够得力而遭到制度性废黜。直到现在为止，山西大学依然面临办学经费不足、关系调理不顺、机构改革不力等诸多的难题，山西大学文科院系的许多教师连出版一本著作的经费都很难筹得到。百年老校尚且如此，其余的大学就更难有理想的出路。于是，在此语境下的中国大学教师已经和世界顶级大学的大学教师形成差距，其成为世界级思想与科技大师的愿望只能成为一种奢望。 陈平原并非体育研究人员，却将中国的大学改革和奥运会金牌战略联系在一起。“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沿袭的正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会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可以想象，北京之所以可以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凭借的并非经济实力和生态优势，北京举办奥运会最大的优势恰是这座城市的政治资本。退一步而言，1991年3月8日如果中国派出上海或广州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可能更容易获得成功，但在名分制度的限定下，中国并未作出这样的选择。上海人和广州人的心灵其实多多少少因此而受到了一些伤害，至少他们会感到些许的遗憾和委屈。历史是一个执拗的老者，一定要给后来者制定一些看似固执的理念，让一些人或迟或早栽地倒在自己为自己设计出来的深潭。 2仪式的名份品格激发出中国人举办体育赛事的热情 以政治尺度为标杆内定中国的奥运会举办城市本身并不具备地域性的公平性，却具有十足的政治合理性，更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上海世博会以及广州的亚运会都是国家按照行政级别安排的具有抚慰地方的政治选项。这样的安排或许可以安慰上海和广州民众的略显不太平静的心，却无以呈现现代国家的绝对性的务实主义精神。中国举办大型仪式化活动大体要受到名分制度的制约。名分制度的运作模式具有连锁性、递进性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它体现了权力、制度和规则的本性，其核心构件是权力。毋庸讳言，权力一直是以体系联动的方式运行的，权力依照惯性在发挥作用，权力支配下的所有的文化选项只能成为权力派生出来的果实而非其他。新的城市排名秩序一旦确定，剩下的只能是将新的权力秩序进行到底的选项。即便在中国体育领域，名份制度仍起着决定性作用。 攀比是一种巨大的文化能量。既然上海举办了世博会，广州举办了亚运会，深圳举办了大运会，南京举办了青奥会，那么，这样的城市攀比进程就无法停歇。江南名都杭州将在2022年举办第19届亚洲运动会，老旧的直辖市天津、新进的直辖市重庆都无以避免地加入到攀比者的队列。还有九省通衢的武汉、海洋都市青岛、花园之城大连都在攀比竞办体育赛事。质言之，中国城市竞办体育赛事本质上是全体国民或民族整体性的自卑情结作用之结果，当城市将市民的群体性自卑情结作为发展动能之时，其悲情的一面就会展现无遗。在越南河内放弃2019年的亚运会举办权之后，南京一度决定接办亚运会。城市为了名份而奋力拼争，中国的城市权力联动现象无法中断，媒体人为此不无感慨：“自2008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一股巨大的办赛热潮席卷全国，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各地争做东道主，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当是首选，广州和深圳已分别举办了2010年亚运会和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天津和南京则正在积极筹备2013年东亚运动会和2014年青奥会。”中国的城市权力攀比现象只能是一种文化惯性，各大城市在此氛围中无以避免地只能以申办体育赛事的方式确立自己的身份，那里同样寄寓着一种在强大的仪式权威统摄下的国家荣誉感。在仪式权力的笼罩下，所有的省份或城市都需要依照名份制度得以固化，而每一座中国城市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一种等级位序。中国的市民无法脱离国情所规定好的生存空间，更难以脱离中国的城市文化生态。城市攀比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切从属于国家行政规制的文化惯性，中国城市无法脱离这样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模式。 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惯性所框定，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仅维持着从属关系，还在此基础上有一种特殊的超越从属关系之上的道义情感，这种关系犹如一种父与子之关系。地方有义务向中央作出无限度的让步与妥协，而中央有必要体恤地方的各种申述，并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给予照顾。中国延续数千年来的权力运作方式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大中城市竞办大型赛事之举就很难中止，原因在于中国各大城市无法脱离名份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只要名份制度仍在起作用，中国各大城市为争取名份序列而开展的竞争就无法划上休止符。 媒体人的对体育场馆的资源问题也作出了阐释：“大体量的运动会势必需要大批量的场馆设施，而在硬件建设上竞相攀比、追求奢华之風也在各地愈演愈烈。被冠以‘奥林匹克中心响亮名头、动辄数万人坐席、耗资不菲的大型体育场馆在全国遍地开花，说是赛后可以服务于全民健身，但基本无法兑现。说到底，为赛会而生的场馆与全民健身需要的设施，具有天然不同的属性。群众健身需要的是就近便利、小型多样、质优价廉的场馆设施，而大型场馆往往建于人们难以到达的偏远郊区，且运营维护费用极高，越开放越赔钱。因此，大赛落幕后，很多场馆都关门闲置，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并衍生出一种极为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我们拥有的超豪华、高档次的场馆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一方面却是群众健身依然缺乏最基本的场地设施保障。”媒体人所说的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很小的侧面。持论者显然再度混淆了一些概念，大型体育赛事在中国并非纯然的体育赛事，它至少蕴含有三重内涵。其一，身体性竞技比赛；其二，综合性文艺表演；其三，宗教性庆典仪式。因此，中国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的预算包含了体育生活、文艺表演介和宗教仪式的费用。媒体人对一些小型运动会也作出了批评：“先看一则近日媒体热议的新闻，2011年lO月20日，广东省第二届农民运动会在江门市开幕，深圳市没有组队参赛，只派出一些代表以观摩形式出席。深圳方面解释，因为本市已没有农民，为了不搞形式主义，所以不参加本次运动会。”这种现象其实并无反常之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兴盛和衰落之过程，而仪式却一直维持着其固有的稳定性。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国的传统节日除却春节以外，其他节日都受到过冲击，一度被中国政府废黜而销声匿迹。中国国务院于2007年12月7日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清明节为法定节假日，其后的元宵节、端午节、七夕情人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等节日都受到了重视。中国举办的体育赛事是一种新型的节日，为数众多且种类纷杂的体育赛事都蕴含有节庆特性。中国人在当年曾经感受过的万寿节、寒食节、中元节的仪式可以在此找到超越历史的文化链接点。节日的变迁涉及到仪式的改革，而既定的仪式在通过节日的过滤后释放出了多姿的风采和强大的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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