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四环共振原理”研究 |
| 范文 | 马业康 武杰 宁新辉 摘要：考察张洪潭所著《运动训练理论》，尤其是其通项原理中的四环共振原理，并结合伦理学研究中的“目的论、效果论”，重点分析该原理中“化学助力”一环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关键词：四环共振原理；目的论；效果论 中图分类号：G80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3-0092-04 收稿日期：2014-01-21 基金项目：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心资助（XJEDU040612B05）。 作者简介：马业康（1978-），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运动训练与机能促进。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54 在张洪潭所著《运动训练理论》中，训练原理分为两级，一级原理是通项训练原理，二级原理是体能训练原理、技能训练原理、战能训练原理。四环共振原理即出自通项训练原理。通项原理包括三条，分别是“相对而现”原理、“科艺有别”原理、“四环共振”原理。 该原理是方略性原理，认为“现代运动训练竞争态势的基本走向，就是在充分选材的基础上。由以往的身体训练即力学手段的单纯运用，开始既向下又向上发展：向下，即向人体的细微环节去挖掘潜力，也就是化学手段的合法运用；向上，即主动求助于有关哲学理念或信仰机制的整合功能。这种大势走向，可归纳为‘四环共振原理，即只有依靠材学、力学、化学、哲学这四大环节的综合作用，才有可能攀上竞技体育的最高峰[1]”。在本书中，作者认为以往的运动训练仅仅关注了材学和力学两个因素，而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化学、哲学因素）缺乏合理的和可取的态度，并认为“实际上，观念的转变极其困难也极其缓慢，虽然已有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资借鉴，但从力学阶段再向前迈出一步，并不容易实现[1]”。 1总体概览 就理论本身，即从理论的组成——概念、判断、推理——而言，其所具有的水准，包括语言的组织、逻辑的缜密、思路的清晰等，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训练系统所包含概念的完整定义程度，以及以此为基础，言之有据的判断和推理，这些方法所具有的效果和合理性确实超过已往运动训练理论在相同范畴内所具有的水准；就其形式而言，该理论可以说是发端自对于以往理论的思辨之中，这不是单纯的弃与舍，而是一种重新的规划，即对于将系统逻辑思辨的方式引入具有一定不可重复性，因而具有一定艺术创造归属的训练过程中的规划，由此，该理论所具有的创新性便超出以往；就内容而言，该理论可以说是按照组织训练的完整过程对以往理论的一种弃舍之后的融合（经过对比，在著述中可以辨识出田麦久主编《运动训练理论》及茅鹏著《一元训练理论》中所涵盖的关键点），因此它发展成为不同于以往任何理论的新的建设。但同样，该理论也存在自身缺陷，先不讨论四个环节存在的合理性，暂且承认其现实存在，那么，四个环节在时间向度上的序列，似乎也不应是完全如作者所列出的单向、递进，而是应具有回路及常项。另外，作者在诸环节论述中也存在着一些可讨论之处，而这些确实影响着此理论成立的合法性。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3期2014年6月 马业康，等“四环共振原理”研究No.3 20142逐点分析 2.1关于材学 “运动训练一般应从选材开始，充分顾及遗传素质与专项竞技效能的对应关系。至于选材的方法，虽说可以借助一些科学手段，但主要还是要靠教练员的个人经验……这是因为，任何科学仪器和检测手段都有其功能局限，常常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的不期然呈现；固守任何常规方法手段的结果，往往是错失一次次成功选材的难得机缘[1]”。 一方面，以上论述，即有关于材学论述的重点，虽然只有简短的几句，但是却比较清晰的描述了选材的出发点及原则。论述中明确了人体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复杂性，因此必须要针对不同个体做出不同的判断。在茅鹏的“一元训练理论”中同样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体的复杂性超出现阶段人类对于自身的研究认识，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其特殊之处，需要考虑其身体系统整体机能表达的复杂性，教练员的个人经验也就是对于个体不同之处认识的积累。 另一方面，在作者随后的论述中却出现了有待商榷的观点。“经验水平上的选材运作固然不会有什么高效率，但这是训练工作无法逾越的初始阶段，这也正是训练体系不够成熟的突出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几乎一切选材成功都是出于偶然[1]”。作者在这里论述选材与选材成功时，所映射的对象在不经意间产生了置换。首先，在选材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成功，这是肯定的，其次，就整体选材工作而言，必定会存在一定的成功比例，是很多选材工作整体作用的结果。但是作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却把这种整体结果映射到某一具体选材工作中，要求在某一具体选材工作中必须获得成功，由此，便忽略了整体选材工作并不可能完全成功这一因素，也就是将大范围工作的结果概率应用到某一具体选材工作中，所以作者会说“几乎一切选材成功都是出于偶然”，同时也否定了以往选材工作的经验积累。这其实是一种概念对象选择性置换的结果。 2.2关于力学与哲学 作者对于力学与哲学的论述多有混合之处，“从基础训练阶段，到专项提高阶段直至接近竞技高峰，力学手段的运用，运动学机理的研磨，是训练过程的基本组成。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三从一大原则风雨坎坷，……但不论人们如何质疑它，当真丢开它就无法展开训练工作。然而，单讲‘三从一大还是不够的……那么还需要补充点什么呢？简单地说，还要讲绝对的服从……可这样一来，运动员是不是就像机器人、木头人甚或‘奴性人了呢？是的……体育竞赛难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人竞争么？……超人训练的结果，不仅能迅速有效地提高竞技能力，而且也为下一步启动化学手段奠定了思想基础[3]”。 此处所描述的奴性人、木头人，非真正意义上的，其实指代的是运动员对自己所参与项目的一种态度，一种认真执着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态度其实就是四环共振原理中的“哲学”环节所要体现的主要内容，虽然程度有所区别。所以，从这个方面可以说，“哲学”环节便不可能按照材学—力学—化学—哲学这样一种文字表达出的顺序关系出现在“化学”阶段之后，这种过程更应该是一种立体式的整体循环过程。 对于哲学的诉求，在作者的思维中指代的是一种精神，即哲学的精神——出于对人类关怀的一种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在现代体育运动中则表现为对于更好成绩的追求，这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表述为一种心理状态。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对于各种“善”的不懈追求，也是这样一种表现，包括对于这种过程和结果的自然追求。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不考虑任何利益的，或者说利益仅包括对于“善”的获得，这对现代人来说，不啻为乌托邦式的远景，但或许，正因为这些理想世界的存在，人类表现出了与动物的不同。但对于过程而言，其实包含着不同因素，不同因素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不是指所有因素综合所带来的最终结果，而是说，每个因素本身就表达了一种诉求，这些诉求同样有不断达到“善”的可能，例如，在取得100米短跑世界冠军的过程中，有诸如对于规则的遵守、对于公平的要求、对于对手的尊重等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起重要作用的，也可能是得不到明确表达的，但这些因素从自身向度而言，都具有表达“善”的可能性，在获得冠军的过程中仅追求结果——跑得更快—获得冠军，似乎表达了一种对于超越自我的追求，但在结合现代体育的发展分析后可知，其实最终是对于名利的追逐。再进一步便可转化为通过使用兴奋剂获得跑得更快—获得冠军—名利—的结果。在这里可以渐渐看到化学环节与哲学环节之间的过渡和联系，似乎找到了使用化学制剂到求助于兴奋剂的背景支持，即使用化学制剂或者是兴奋剂是为了追求一种“善”——跑得更快，或者说是所谓“追求人类极限”。但是，这种“善”的达到，却损害了更多善的达成，或者说，这种追求善的过程本身就违背了对于整体善的追求。也有些学者曾指出，这就是叔本华所表述的“‘意志，是人类潜意识的表达”，这当中带有曲解的意味，因为叔本华同时也指出，人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一种意志的外在表现，仅仅是一种表现，不可能从中得到或归纳意志的完全内涵，通过这些表现人也不能够了解意志的根本意图，意志要通过理性作为中介表现于行为中，但同时理性也不能把握意志，而只是负责于人的具体行为[2]。另外，按照作者的意图，哲学环节是在以上三点都完成之后再给予培训，这恰好与作者在其运动训练理论中对于心理的论述产生了矛盾，作者在关于心理的论述中提到，心理不可能成为单独的一种素质并可以进行单独训练，他只能是伴随在体能技能战能的训练过程中，没有不含心理的技能也没有不含心理的战能，而在这一点上，四环共振原理的推演即四点一线方略便会产生基础的动摇，这也是我们对哲学这一环节产生疑问的原因。 2.3关于化学 “当竞技能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当进一步提高体能潜力似乎已不再可能时，就需要启动化学助力了。这里讲化学助力，当然不是泛指……，而是明确指谓……人工合成剂……人工合成剂的科学使用，有助于竞技能力的提高，但不论多么科学地使用人工合成剂，都无法避免运动员由此而遭受的身体损伤……。这或许是严格禁令的基本依据？…同样是损伤身体为什么偏偏禁止化学手段的使用呢？……可以试想，有多少体育项目的常规训练和高层阶竞赛蕴含着更大的直接致伤致残致死的概率？……为什么不去禁止那些项目都开展、不去宣布那些项目的训练竞赛不合伦理[1]？” 在本段内容中，作者提到“这里讲化学助力，当然不是泛指一般的医疗保健措施和营养手段，而是明确指谓非常规的人工合成剂。”非常规意即不是广泛使用的，必定也包括一些非法的，结合作者的整体论述，可以推演出在作者文中的化学阶段，主要意指采用非常规的人工合成剂，包括兴奋剂。但是，作者在其论述的开始部分却提到“向下，即向人体的细微环节去挖掘潜力，也就是化学手段的合法运用”，即是说化学阶段是指化学手段的合法使用阶段，由此，作者在前后表述中就出现了自身概念所映射对象的错位，表明了不同的立场，即合法与非常规（包括非法）。 在文中，为了通过比较而获得对该环节的支持，作者列举了一些案例，“早在现代竞技体育白热化之前便已创案的并与现代经济体育潮流一直相伴而行的军事科学领域的人工合成剂的研制及试用，比竞技体育领域的同类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来宣布军事研究的禁令呢？战士执行某些特殊任务……，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或生理支持，仅仅依靠信念的力量和意志的努力，如何能够实现非凡的超越？” “飞行员……，导弹和约……，” “社会上有多少职业部门的工作正在严重的损伤甚至危及人体健康，例如，中国的煤矿开采……，为什么不统统关闭呢？战士打仗要流血阵亡，为什么要打仗呢 ？” 从这些作者所提供的理论成立的支撑点中，可以看到一种无奈，即对于因国家整体为某种利益而采取一些并非出自公民个体意愿的超常规措施的无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语境中的国家已成为世界整体中的一个“个人”，战士、飞行员、导弹和约无不出于维护“个人”安全的考虑。当然，这里也含有合理与否的判断，各种对于导弹拥有量或者生化武器的禁令、条约，本质上也是一种对这些存在具有不合理性的承认，并表现出了人类社会对于这些不“公平”、危险方式的担忧。但是转而，作者却从这种对此无耐的态度进入一种对此利用的态度，即将这种不公平或危险的存在认定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佐证——人工合成剂的佐证。煤矿、冶金的存在，有其要求和规则，煤矿开采伤亡、冶金损害身体也在需要治理的范围之内，暂时没有完全解决，不代表承认其合理、合法，人工合成剂的使用不能以这种不合理的存在作为要求自身存在合理的合理性理由，意即用不合理为不合理作证。公平是体育的精神，也是开展原则，人工合成剂的出现恰恰体现出一种不公平，会造成发达国家愈来愈强大。究其实，这种态度是将一种他者的存在——普世的准则——置于无物，而以个体的意愿作为一切存在的基础。在李泽厚的关于国人“实践理性”理论的论述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解释。“所谓‘实践（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这种理性具有极端注重现实实用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这里也没有古希腊那种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分裂对立和充分发展（即更为发展的思辨理性和更为发展的神秘观念），而是两者统一在实践理性中。”这似乎提示出作者在将哲学定义在最高阶段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所述理论整体在哲学范畴内进行思考。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者摒弃了那种深入的、抽象的思考，即从反向角度考虑非常规化学制剂的使用对于体育发展及道德伦理的损害，而只是单向地、片面地从正向考虑这种使用对于体育成绩上升代表的所谓人体能力的非自然发展和中国竞技体育的利好。一些学者将使用兴奋剂简单的归于“只是简单的伦理问题”，但是，恰恰是这简单的伦理却是竞技体育或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这种实用理性确实可以在积极的方面带来收益，所以恩格斯曾认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便也是这种实践（用）理性的变现[3]。但是，如果缺乏深刻思考的警示，也有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 3原理局限性分析——基于伦理学的讨论 在《荷马史诗》所表现出的英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内容，社会的基本价值是既存的、先定的，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及随其地位而来的社会特权与义务也是既存的、先定的，这些存在是以家庭结构及亲属结构为基础的。可以通过某人所处的位置预测他的行为，因为行为就代表此人本身，位置对于他的要求即是他本人的行为准则，判断一个人就是判断地的行为[4]。这完全不同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人们所具有的那种双重特征——个人和社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只能是代表和反映一个人的部分即时特征。在《荷马史诗》中所体现的美德便是维持一个自由人的角色，并在其角色所不言自明而要求的那些行为中显示自身的品质。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美德”的含义，即无论处于什么角色，担负何种任务、职责，重要的便是从这种任务出发，最大限度地以最好的程度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这也就体现了一种“善”，这并非善良一词中所表述的意义，而是指一种出色、优秀。这也是古希腊悲剧中所蕴含的巨大冲突，担负个人的职责，并出色的完成，但是，现实情况往往并不如人们所愿，当个人身背的不同职责之间出现矛盾时，这种冲突便愈发显得具有戏剧效果。当我们基于伦理学考虑四环共振原理时也应该从它的不同出发点和所处语境考察。 3.1基于目的论 首先是基于目的论的考察，即是说，在考察这一原理时，先不考虑其所具有及可能会产生的具体后果或者是效果，而先观察该原理意欲的积极性及正向效果。也就是说，考虑效果是否有益于他自身所要得到的，当然这种“他自身所要得到的”并非某种如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某种物质形式，而是以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对于某种观点或观念的倾向所支持的为基准，恰好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美德及满足了对善的追求。在这里，就是指人们所追求的体育成绩——最终显示于记录中的，或者是满足人类对于超越精神的追求。毫无疑问，对于“化学助力”环节更合理的解释应从这一点出发，而将该原理返回到他的提出者所创造的语境中时，恰好也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构建的。作者在文中就曾提到“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提高竞技能力或体能激励水平所采用的一切手段，都是冲击人类体能极限的需要因而也是人类生存的长远利益的需要呢[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意欲，这也是作者在其“运动训练理论”中所强调的重点。 3.2基于效果论 但是基于效果论，即不从作者主观预先设定的结果，而从该原理在实施后产生的具体客观效果或结果中来考察。从现时所具有的结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化学助力已被渐渐演变为使用兴奋剂； 2）不端使用的科技技术已经在侵蚀着体育运动中引人入胜的“公平”原则； 3）已成为某种借提高成绩而满足贪欲的借口； 4）这些已经开始伤害体育自身； 其实在这里，人们所担心的并不是化学助力，而是化学助力有可能带来的对于兴奋剂的广泛使用，作者在书中为这一点辩护时一再提到“社会上有多少职业部门的工作正在严重的损伤甚至危及人体健康，例如，中国的煤矿开采……，为什么不统统关闭呢？战士打仗要流血阵亡，为什么要打仗呢？有人会说，打仗是国家利益的需要，……，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提高竞技能力或体能激励水平所采用的一切手段都是冲击人类体能极限的需要因而也是人类生存的长远利益的需要呢[1]？”其实，将这样两件事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似乎有逻辑混乱之嫌。因为，煤矿中产生的死亡——指在比较注意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的死亡，实属意外情况，也就是无法预料及一般意义上不可控的；而兴奋剂所带来的伤害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如果未有意使用就不可能产生这一结果，使用与否在于个人，完全属于可控范围，这两种情况的出发点大相径庭，虽有某种情况下结果的相似，但是究其实而论，性质差异明显。 ——更进一步综合各学者对于化学制剂滥用的思考可知，这种担心是来自于对人类可能丧失对其贪欲的控制能力。在康德关于启蒙的表述中指出，“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是无他人的指导即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种无能[8]”，即人们自己加诸于自身的无法意识的思想，如表现的更加“有超越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并没有如所预料的那样出于自己的理性控制之下，即并没有摆脱未成年状态。而这种假“追求人类极限”之名，行追名逐利之事的实情似乎应归于此种状况。 4结语 四环共振理论有其创新及可借鉴之处，不仅包括对前人训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包括其系统的论述方式及观点等，但是，如同很多已有的训练理论那样，也存在自身的局限，需要新的补充与调整。 参考文献： [1]张洪潭.体育基本理论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3-26. [4]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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