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色·戒》 中王佳芝形象的多重解构意义 |
| 范文 | 邹旭林 摘 ? ?要： 本文以比较和解构方法，分析张爱玲后期小说《色·戒》中的王佳芝形象，揭示人物的肉身感性和庸常人性对主流文学的解构，剖视作者真实的性别观念和女性身体的主体性缺失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背离，从而挖掘女间谍王佳芝形象的多重解构意义。 关键词： 身体 ? ?人性 ? ?女性主义 ? ?主体性 ? ?解构 何为解构？“解构”是对整体的拆解和对中心的背离，本质上是对原本稳定的结构和意义的消解。在西方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等人那里，解构源于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和知识体系的反思和结构的解体，实际构成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辞策略。它以居于中心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为参照和对象，消解逻各斯中心和二元对立结构。《色·戒》是张爱玲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七十年代后期发表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锄奸团体采用美人计刺杀汉奸却最终失败的故事。与同时期主流文学相比较，它的真正特殊之处是“色诱”背后的“解构”。 一、以肉身感性解构革命英雄的神性 現代身体理论将对人的理解与对身体的理解联系起来。身体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主体和对象，包括生理性别态身体和社会性别态身体两部分，既包含生物学意义上的肉身，又包含现代认知上的情感及人格等内容。在身体层面《色·戒》突出的特点是以肉身感性解构了文学作品中英雄角色的“神性”。 女主角王佳芝被选定为色诱汉奸易先生的人，因而她的身体被反复书写，如小说的开篇便展现了女主角充满青春诱惑的身体：“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沟壑，一张脸禁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两年来王佳芝就是依靠肉身引诱易先生，两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就是肉身接触： “两年前也还没有这样黑。”他吻着她的时候轻声说。 他头偎在她胸前，没看见她脸上一红。 王佳芝活色生香的身体使易先生欲罢不能。在坐车往珠宝店时，“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王佳芝的肉身感性即生理性别态身体的展示，本质上是性欲望的表现。这是美人计的基本要素，如果没有它，锄奸故事就无法推进。这类肉身感性描写被置于五十至七十年代革命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中，便显示出鲜明的异质性。同样是写女地下工作者的身体，《红岩》中的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等在酷刑甚至杀戮中完成对革命意志的检验和对信仰的皈依，英雄的身体是神性的身体，英雄成了神一般的存在。如江姐的指甲缝被钉竹钉后，她的身体极度虚弱而痛苦：“通宵受刑后的江姐，昏迷地一步一步拖着软弱无力的脚步向前移动;鲜血从她血淋淋的两只手的指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然而酷刑后江姐的豪言掷地有声：“毒刑拷打是大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她全身心充满了希望与幸福的感受，带着永恒的微笑，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梳子，在微光中对着墙上的破镜，像平时一样从容地梳理着她的头发”;“江姐再次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回头在室内试着走了几步，像准备去参加欢乐的聚会，或者出席隆重的典礼似的”。在此，英雄的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灵魂永存。相对而言，王佳芝的形象，以形而下的肉体感性解构了英雄经典的崇高的灵魂属性。 在另一个方向上，王佳芝的肉身感性呈现与民国时期相对自由化的女性身体塑造保持了一致，但有着各自的特色。同是写女间谍，《腐蚀》中女性身体显得屈辱和绝望，《野玫瑰》中女性身体显得冷峻和克制，《风萧萧》中女性身体显出唯美的诗意，而《色·戒》中的女性身体则充满日常的俗气，如开篇写王佳芝陪易太太们打麻将的场景便充满了都市有闲阶层慵懒甚至有点无聊的俗气，王佳芝的身体呼之欲出。《色·戒》其实延续了张爱玲擅长的创作，即讲述乱世中都市男女的情欲。身体成为情欲的载体、工具和对象，也构成了人格的一部分。诚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身体不仅是欲望的场所和工具，也是欲望的对象。它是我们的身体，同时也是其他人眼中的我们的人格。”[1]（103）但这种创作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陆的整体文学格局格格不入，原因之一便是王佳芝的肉身感性消解了英雄身体的“神性”。 二、以庸常的人性解构国族至上的政治理性 从主流意识形态及话语看，一场充满爱国热情的锄奸行动应该是神圣庄严的，即使失败，也应该以行动者肉身的毁灭托起身体的崇高的灵魂属性，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所以，英雄身体的神性塑造被反复复制，因此成就了一大批红色经典作品，如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儿女》等。贯穿这些红色经典作品内核的东西，是解放政治环境下国族至上的政治理性。张爱玲及其《色·戒》显然不属于这一阵营。她却偏安于边缘之地、醉心于庸常的人性书写。她在面对“歌颂汉奸的文学”的斥责时，指出：“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弱点，不然势必类型化……”[2]首先，王佳芝在参与美人计并实施刺杀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是具有拯救国族的崇高意义的。所以她不惜失身于梁闰生，以有夫之妇身份勾引大汉奸易先生，用心地以肉身诱惑对方：“还非得盯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即使在第一轮刺杀失败后她被重新安排去色诱易先生时，仍然没有忘记行动目的，“事实上，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最后一句话被人指责，张爱玲指出其含义是“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2]。其次，接下来王佳芝在同伴那里遭受刺激并产生动摇甚至懊悔。她失去贞操，大家都躲着她，一起商量时都不正眼看她，“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的自语表明她很懊悔，原因是同伴对她的漠视，甚至她曾心仪的邝裕民也对她很冷漠。所以回到上海以后，她跟这一伙人疏远了，没有来往。最后，王佳芝对易先生的爱是最集中的人性流露。两年来易先生带给王佳芝性爱、情欲和物欲上的满足感，构成了她对易先生动情的基础。易先生到珠宝店买钻戒送给王佳芝这件事成为催情剂。昂贵的钻戒满足了女人对物的占有，因此在关键时刻她变得恍惚迷离，“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她的理性防线崩溃了，“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最后情欲战胜了理性，一句“快走”导致自己及同伙全部被杀害。这是对小说中“权势是一种春药”和“到女人的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两句话的最佳诠释。正是王佳芝由性爱到情爱的转变中表现出的人性及弱点，导致了一场具有崇高意义的锄奸行动彻底溃败。 纵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主流文学中的女间谍形象，在表现人性上差异明显，一是女特务和女叛徒，一般以妖艳的、粗俗的肉身色相诱惑英雄或破坏社会，角色功能是作为陪衬突出英雄的坚定意志和忠贞信仰，一般会被镇压或感化。因而，这类形象代表了人性中的“恶”，如淫荡、贪婪、享乐、阴险、软弱等品质，如《青春之歌》里的王凤娟、《羊城暗哨》中的八姑、《英雄虎胆》中的阿兰等。二是端庄秀丽的女性必定是坚定的女地下党人或女战士，因而代表了人性中的“善”，如善良、正直、坚贞不屈等品质，她们几乎没有人性的弱点，或者能最终改掉弱点，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银环姐妹、《小城春秋》中的丁秀苇、《红岩》中的江姐等。在女特务、女间谍的人性恶的衬托之下，革命女性秉承英雄的去性别化塑造这一修辞策略，无限放大了人性之善。因此女性革命者与男性革命者具有相同本质的“英雄”属性，女特务与男特务无二致。有论者指出的：“在建立在整体论之上的集体社会里，人的存在意味着对集体、世界的从属，原则上身体不以界限分明的方式存在。”[3]（20） 要之，王佳芝与革命英雄形象构成了一种界限分明的存在，的确是一个异类。原本为信仰献身的女地下工作者，以肉身感性替换了革命英雄的神性存在，原本神圣的锄奸行动在庸常的人性欲求面前轰然溃败，情欲战胜了国家正义和民族道义，即以庸常的人性解构了国族至上的政治理性，因而反讽意味浓郁。描述都市男女真实的人性构成了张爱玲始终坚持的创作观念，如前期创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在金钱的诱惑下沦为洋场世界的奴隶，《金锁记》讲述曹七巧在金钱侵蚀下发生人性变态，《色·戒》表现的则是王佳芝在情欲中对崇高价值的逃逸和对庸常人性的依附。 三、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解构 以往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大都将《色·戒》视作实践性别政治、身体政治的范本。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认定张爱玲在《色·戒》中完成了经典的女性主义写作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张爱玲的女性性别观念背离了女性主义写作及理论。前文论述的解构是从当时社会、政治及文学的整体格局出发对《色·戒》中的女性形象作比较分析，属于作品的客观特质，并不代表张爱玲主观上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她留恋的依旧是那个渐渐消逝的传统社会，表达的依旧是对正在坍塌的传统社会的惋惜之情，因而弥漫在小说中的“荒凉感”成为最显著的情感和审美特质。从传统社会中脱离出来的女性，如白流苏、曼桢、葛薇龙等在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以庸常的人性升腾出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她们的身体包裹着最真实、自然的性和情的欲求，甚至庸俗的人性欲求。蕴含着张爱玲的没有进步性却极具真实性的性别观念。如包括王佳芝在内的锄奸者被枪毙后，作者写道：“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现实中张爱玲对两性关系的处理未能如女性主义者所愿，如在初见汉奸胡兰成之后她送给对方一张定情照片，照片后面她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她深爱着胡兰成，不在意胡兰成已有妻室，更不在乎他的汉奸身份。面对胡兰成的背叛，她苦苦哀求胡在她与别的女人之间做出抉择，诚如她在《谈女人》中所写：“如果一个男子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原恕。”[4]（478）这些对两性关系及婚姻的认知与女性主义批评者对她的阐释大相径庭，如有人从她的作品中挖掘出“中国宗法父权传统强加给女性的双重包袱：宗法伦理秩序思想和性别统治思想”，指出“这两方面的问题阻碍了女性个性、人格和自主空间的发展，以致她们很难找到自己身体的自主、自由的性欲，以及和社会的联系。”[5]（37）实际上在张爱玲眼中，王佳芝既不是女英雄，又不是女叛徒，只是有着正常人性欲求的女人，因对两性的本能认知体验葬送了性命。由此可知张爱玲主观上无意于批判男权社会的性别统治，无意于颠覆父权传统的话语霸权，因而无意于女性主义者主张的“抵抗”和“消解”，甚至可以说她根本没有这类意识，她只是着意表现传统与现代之间都市男女的情欲而已。因此，在性别观念上，《色·戒》并不是对女性主义写作的皈依，相反它是一种背离。 王佳芝身体的主体性缺失否定了对女性身体的本质主义书写。女性主义者若认定《色·戒》是实践性别政治和身体政治的范本，就意味着它完成了对女性身体的本质主义书写。因为“身体”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自尼采尤、福柯等人的身体理论。尼采的“身体”最终走向“权力意志”，归入“超人”哲学，福柯的“身體”汲取话语和权力理论，走入了微观知识领域，成为“肉体政治学”，显示出话语背后铭刻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权力关系，因而身体是被动的、可被驯顺的、可被塑造的。“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把它看作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6]（30）。因此，福柯的“身体”是反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主张将身体作为反抗父权传统和男性话语的最重要武器，显示女性性别的本体存在，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实际是将福柯的反本质主义的身体重新本质化为抵抗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本体。循着这一思路，一个逻辑命题出现了：身体借助本质主义书写是否真的获得了主体性呢？ 身体是改变自然、创造世界的主体，同时是自己所创造的客体对象，因此身体一般是主体与客体、精神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的统一体，即灵与肉的统一。“主体性就是身体自我确认、自我实现、自我领受的品性，亦即，真实的主体性只能是身体主体性”[7]（9）。王佳芝的身体一开始就是被操控的工具。为了锄奸计划，她被选为色诱易先生的主角、被安排与梁闰生发生性关系、失去童贞，而且遭遇了价值的虚无感，因而她感到懊悔，尽管如此，她在绝大部分时间仍然未对易先生产生情爱，除了肉身性爱之外，“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如果锄奸集体代表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操控着王佳芝的身体并铭刻上特定的权力关系，并排斥掉个人化要素，那么就剥离了女性身体的主体性存在。然而面对昂贵的钻戒，关键时刻王佳芝对易先生的动情最终让刺杀计划流产，是否意味着她的身体获得了主体性呢？因为“首饰向来是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王佳芝也有这种弱点，在易先生给她买钻戒时，她的内心迅速产生从未有过的“爱”，包括对易先生形象的好感：“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如果说王佳芝的动情代表着女性长期被权力压抑的情欲的释放的话，那么个人不再是集体社会主体不可分割的一分子，成为只属于自己的一个实体。即便如此，这种个人主义的呈现也不能等同于本质主义书写。因为究竟是身体的肉身本质使其获得快感？还是身体的灵魂属性在突破身体藩篱之后使然呢？这个不得而知。实际上作为女性性别态身体，王佳芝受到了多重操控，一是性欲望的操控，二是物质欲望的操控，三是集体社会的操控。王佳芝在步步引诱易先生走入自己挖掘的桃色陷阱的同时，自己也走入了万劫不复的命运陷阱。从根本上受到话语和权力关系的操控，被操控的结果是身体被毁灭，何来主体性呢？这便是对身体的反讽：作为个人主义的身体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让身体难逃被操控和被毁灭的结局。她所要表达的主题应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和情欲是最真实的人性，同时又是脆弱的，既令人感到快乐，又引发人的非理性冲动，往往导致人走入不可知的命运。因此，从作家的女性性别观念和女主角身体主体性两个方面看，王佳芝这一形象是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解构。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社会学之思[M].李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N].中国时报·人间（台北），1978-11-27. [3][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王圆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4]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5]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7]王晓华.主体缺位的当代身体叙述[J].文艺争鸣，2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当代战争文学中的女间谍形象研究”（16C0812）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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