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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死疲劳》的畅销看当代文学“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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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伴随全球化的脚步和对外开放的持续进行，我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日俱增，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流传于海外，并逐渐被外国读者认可。在文化交流日趋繁荣的大环境下，《生死疲劳》的英译本在海外广受欢迎。文章通过研究《生死疲劳》海外畅销的现象，找到其出版的文化传播意义，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死疲劳》；当代文学；对外文化传播

【作者单位】吴迪，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研究生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BWW02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也颇受关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信息传递，更是文化的传播。当前，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日俱增，优秀文学作品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这类书籍的出版是让世界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生死疲劳》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表作，在海外广受欢迎，曾获得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生死疲劳》是一部反映时代历史的长篇作品，莫言借鉴西方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整合传统民间叙事资源，借助高密农民的眼睛来窥视社会的风云变幻，主要描述了1950年至2000年我国重要历史转折期的变迁。

一、《生死疲劳》的叙事研究

《生死疲劳》把我国绵长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融于故事的细节中，构筑了一个横跨过去与现实的时空复调，其独特迷人的中国色彩、新颖的叙事结构，使得作品呈现强烈的异质特征，这也是作品英译本受到海外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首先，《生死疲劳》运用内外嵌套的叙事结构，丰富了叙事的视点与角度，扩大了文本的故事张力，形成了“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格局。这部作品以“我”的故事为开端，采用“我”的自述，形成了单纯向读者讲述故事的氛围，读者也逐渐转变为倾听者的角色，认为是一个逝去的人在回忆离世时的事情，期待“我”讲出更多精彩的内容。但第二章结尾的一段话使读者清醒了过来。“你知道谁是蓝解放吗？”故事的讲述者大头儿蓝千岁突然问到“我”。“我”自然知道，自己就是蓝解放。直到第四章，又一个叙述者登台了。“1954年10月1日既是国庆日，又是东北乡农业合作社成立的日子，也是莫言那小子出生的日子。”这使得投入已久的读者不得不重新回到起点，让蓝解放、蓝千岁与莫言向读者细数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这种嵌套式的叙事结构，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蓝解放和莫言的叙述恰好补全了蓝千岁无法看到的“历史空白”，这样既丰富了故事的情节，也避免了单一叙述导致的立场偏颇。同时，这种叙事结构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够自然承接下一件事的叙述。这种结构上的承接作用，主要表现在叙述者交替叙述的转折点上。比如，作品的第二十三章，陶醉于光辉岁月回忆的蓝千岁，注意到了蓝解放的倾听状态，“你好像有点厌倦了……从你的鼻子中似乎发出了新声”，于是蓝千岁决定，只把要紧的、热闹的说给他听。由此可见，外部叙事层的交流效果对内部叙事层的内容选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也是构建作品的整体结构，把控详略布局的关键所在。这种由蓝千岁、蓝解放、莫言三个主人公交谈所构成的外部叙事层，以及三人叙述内容合成的人世变化构成的内部叙事层，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叙述者本身与被叙述的内容构成了嵌套结构，使作品的叙事结构浑然一体。

其次，《生死疲劳》抓住时空的经纬线，利用时空的变化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把1950—2000年的变迁展现给读者。第一，作者有意缩短叙述时间。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为50年，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截取每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比如，作品以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为开端，选取了土地改革开始就逝去的人物进入对情节的回忆。之后集体化的发展、生产合作社的壮大、改革开放的兴起，每个时间点都成为人物表现性格的媒介。比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西门金龙被利欲蒙蔽双眼，对财富和权力表现出热切的追求，展现其好勇斗狠的性格。第二，作者对选取节点历史时期的典型事件有所调整与剪裁。通过《生死疲劳》的目录能够看出，作品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所占篇幅较长的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其内容所发生的时间节点正是由合作社运动的制高点到完结，然后再到改革开放兴起的过程。同时，叙述的重点也由蓝解放、西门金龙等第二代人转变为蓝开放、马改革等第三代人，自然地完成了叙述焦点的更替。

二、《生死疲劳》对外文化传播意义

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主要渠道，要想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文学作品则应具备普世价值和地域特色两个要素。《生死疲劳》把中国传统小说的灵气与西方小说的技法融合，让西方读者在异域的阅读体验中感悟人生意义，了解中國传统文化和历史变迁。

1.《生死疲劳》对生态文化的描写

生态文化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处于不同地域的生态条件具有不同的特性，这种生态条件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使得文化也具有地域性特征。生态文化包括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地形特征等方面。因此，生态文化的地域性使海外读者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文化。《生死疲劳》英译本对生态文化的描写，有利于海外读者了解原著所反映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这部作品故事发生地点的原型是高密市，高密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平原腹地，气候特点为冬寒夏暑。这部作品描述到“闷热的八月，猪场，沟渠，老杏树，水涝，房笆，高粱秸秆”等，都具有浓郁的传统乡土气息。作者通过一头驴的视角，对故事中的生命和气候特点等生态意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让海外读者对20世纪末的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是莫言故乡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生态文化。可以说，《生死疲劳》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乡土中国的好奇心。

2.《生死疲劳》对物质文化的描写

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包括日用品、饮食、服饰、生产工具和交通设施等，是文化要素或文化景观的物质表现形式。西方读者可以通过文学作品对这些内容的描述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门闹目睹西门家的场景中，作者详细描绘了西门金龙和西门宝凤这两个孩子的衣着，反映出当时物质产品相对匮乏时期农民孩子的衣着特征，文中把“虎头鞋子（tiger-head shoes）”“兔帽子（rabbit-fur cap）”等物质传神、形象地表达出来，再现了原版本的物质形象，有效地传播了原著所要表现的物质文化。又如，《生死疲劳》第二部第十六章对父子二人犁地的劳动工具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得海外读者能够了解当时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文中还提及“Our clothes were made of local fabric，we made our own tools，and we used kerosene lamps and flints for fire”，“local fabric”这一描述使读者切身感受到当时普通农民的穿衣情况，“kerosene lamps”“flints for fire”则表明了当时农村日用品的使用情况。这使得海外读者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了解20世纪中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質匮乏的现状，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效果。

3.《生死疲劳》对社会文化的描写

社会文化是指由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并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化现象。它包括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社会活动的特点与形式。人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民族文化与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关联，所以优秀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文化，是海外读者认识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途径。《生死疲劳》借助各种动物的视野来观照1950—2000年我国农村社会的变革，展现了农民饱经风霜的生活状态。《生死疲劳》英译本把原著中的社会文化传播到海外，使得海外读者能够领略到不同的文化。比如，书中蓝脸坚持要单干时说道：“I just stick to one firm principle，and that is，even brothers will divide up a family's wealth. So how will it work to throw a bunch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names together？”其中，“divide up a family's wealth”（分家）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村的习俗，是指一个家庭中兄弟各自成家后，把家庭的全部财产重新进行划分。海外读者或许难以理解这一文化现象，但通过阅读小说可以充分认知和了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有效帮助其掌握传统的文化习俗，避免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误区。又如，这部作品中对白氏生活的描述：“She came each day with two buckets of feed on a carrying pole，slowly making her way through the snow on tiny，once-bound feet，her tattered coat shifting back and forth as she walked.”这里所提及的“once-bound feet”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习俗，认为妇女用布把脚裹起来，使脚变得小巧而纤细，具有一种美感，其最终演变为残害女性身心健康的陋习。这种描述使海外读者了解到“小脚”的真正原因，能够较好地接受原本不易理解的社会文化现象。

4.《生死疲劳》对语言文化的描写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中华语言博大精深，尤其是对熟语的运用更为精妙。熟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包含了成语、谚语、歇后语等。莫言是一位语言大师，能够灵活运用各种熟语，充分展现了他的语言驾驭能力。《生死疲劳》中的各种熟语俯拾即是，使得文章内容更为生动形象。比如，“An upright person does not fear a slanted shadow，and dried excrement does not stick to walls”（身正不怕影子斜，干屎抹不到墙皮上），这句俗语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色，使海外读者能够理解语言的内涵，感受到汉语的生动形象，达到了语言文化的传播效果。

三、《生死疲劳》对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生死疲劳》英译本的推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成功代表之一，这是作者、翻译者、出版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了解其英译本的出版，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提供有益启示。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介主体需要大批优秀的学者。我国一些翻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失偏颇，这就需要重点培养本土中译外的人才，建设翻译人才库，整合高端中译外人才资源。同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吸引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参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构建中译外的深入合作模式，进而实现中国文化全面、立体、准确的传播。同时，在文学作品的外文版出版过程中，要了解图书的阅读对象，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作品的文字有所变通和调整，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运用海外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推介。

其次，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介内容应具有时代感。中国文化和出版“走出去”的基础是文化精品，其中反映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和当代价值精神的作品尤为重要。具体来说，选取的题材要站在人性的角度描写生活情况，站在时代的坐标衡量道德标准，站在民族的立场体悟社会变迁，这样的作品才能成功“走出去”。所以，在作品的选择上，要优先出版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紧密结合，以优秀的作品拓展文化传播之路，增强海外主流人群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可。

再次，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应采取中外出版多渠道合作的模式。中外出版机构应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如发挥选题策划、翻译编辑、版式设计、发行销售等环节的优势。在合作方式上，国内出版社应依据自身情况，与国外出版社合作选题，了解海外读者和市场的需求，还可依托国外出版发行机构发行外文作品。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出版人要熟悉国际版权贸易规则，结合我国出版社的具体情况，不断拓展版权输出渠道，与国外出版社建立长久稳定的版权贸易业务合作。

总之，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需要一个过程。只有不断探索并推出优秀的作品，完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联合翻译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加强出版工作的艺术性、时效性和目的性，才能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进行文化传播的最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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