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构筑以“慢速传播”为导向的对日传播体系 |
| 范文 | 刘林利 2011年9月18日，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国政府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反制举措。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极右政党石原慎太郎领导的日本维新会曾经一度在选举中获得了54个议席，仅次于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57个议席。其后，日本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通过首相安倍参加北京举行的20国首脑会议而暂时告别两国之间极度政治对立的状态。当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感达到了八成以上。尽管2014年开始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给日本带去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15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达800亿人民币，拉动日本经济0.3个百分点。但是“爆买”并没有成为促进和提升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的润滑剂。两国无法实现正常沟通的局面被丁刚先生称为“我们讲历史观，他们讲价值观”①。这种掺杂了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价值观问题的沟通死结导致了“鸡同鸭讲”的交流和沟通怪圈，自然无法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提升对日传播效果的主要途径应该放在构筑以“慢速传播”为导向的对日传播体系构建上。 一、“慢速传播”的内涵 与以大众传媒的“快速传播”相对应的是“慢速传播”，诸如中文教育、图书馆、图书翻译、展览会、音乐会、文化交流中心等。“慢速传播”实际上是以文化、教育、艺术、美食为纽带的传播模式。 人类学家往往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深层文化（Deep 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 由此看来，包含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高级文化传播，以及衣食住行在内的大众文化传播都是今后对日“慢速传播”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对日传播应该在充分运用大众媒体等快速传播媒介的同时，积极开展诸如设立中国文化中心，鼓励日本各大学开设中国学的课程，鼓励智库开展中国课题的研究，设立中国研究大奖，制定邀请未来领导人计划，开展美食传播等来加大运用慢速传播媒介。 二、对日“慢速传播”的路径 1.建立中国文化中心。战后美国占领军在日本为了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在日本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中心开设图书馆，并向民众开放从美国寄来的英文原版书籍和期刊。到1950年为止共有23座城市开设了这样的机构。他们还举办电影放映会、展示会、演讲会、论坛、唱片演奏会，开设舞蹈教室和英语会话教室。他们的做法是，首先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图书管理员联合做出基本藏书目录，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士兵的要求再增加藏书。在美国管辖下的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图书馆叫“信息中心”。而在德国举办了一个命名征集赛，将“信息中心”改名为“美国中心”。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对此表示：“能对战败的对手如此宽宏大量地伸出援手，无论从人性角度还是从政治智慧上看，都是值得赞赏的。对日占领和马歇尔计划一样，一直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的最佳政绩之一。”②英国有英语文化协会、德国有歌德学院、法国有法语联盟。 中国文化中心可以实现与孔子学院的对接和互补。孔子学院是政府项目，而中国文化中心可以由省市缔结的友好姊妹城市负责建设和运营。因此建议在友好城市框架下在日本姊妹城市开设中国文化中心之类的设施，赠送与各省市有关的书籍、期刊、影像资料。并在这些文化中心举办电影放映会、各种文化沙龙、学术研讨会，提高中国各省市在日本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满足那些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和好感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求知欲，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中国的影响力。 2.鼓励民间企业设立促进中日交流的基金会。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为了重振大国雄风，于1883年设立了法语联盟。1910年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世界和平，设立了“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4年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为了推进社会公益和福利的发展，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有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霍布金斯基金会等。日本则于1985年成立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除了这个半官方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外，日本民间则有霞山会、笹川财团日中友好基金会等多家致力于中国交流的基金会。因此，应该奖励民间企业成立相关基金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奖励或资助讲中国故事的海外团体和个体。 3.制定邀请日本年轻领袖交流计划。1956年艾森豪威尔推出了“人民交流计划”（people-to-people Program），他的初衷是：“如果不同国家的百姓能够相互交流，那么人们就能促进对于国际的理解，共创世界和平。”非营利组织美国姊妹城市协会（SCI）为此后美国在制定姊妹城市政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截止到2007年美国的姊妹城市会员国已经扩大到126个国家的250多个地区。人们通过这种慢速传播媒介认识到了交流和“持续性关系构筑”的重要性。 同时美国在日本还实施了富布莱特教育交流计划，选拔日本的年轻领袖访问美国。最有成效的是促进了工会稳健派领导人赴美认识美国工会的相关人员后，最终扭转了左翼势力主导日本工会的局面。除工会之外，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大学教授、记者、农民和妇女组织等均在目标之列③。美国还非常警惕日本高等学府中出现的左倾化现象，因此邀请了京都大学的猪木正道、高坂正显和大石义雄等这些可能成为反共势力核心的教师访问美国。猪木接受采访时说：“我完全没有想到美国有这种阴谋，但是去了美国后确实对美国感觉亲切了。这是事实。连我夫人也说我和以前相比更亲美了，结果美国的目的达到了。”④1942年在美国国务院主办下，中南美国家的各国记者受邀到美国访问。1948年美国设立了数个人员交流项目，总称为“国际访问者计划（IVP）”。到2004年为止，日本的参加者共计2300人。这些访问者中，还包括海部俊树、大江健三郎、细川护熙、村上春树、福岛瑞惠等日本各界知名人士。截止到2004年，全球受邀访美的会员达到12万，其中担任过国家元首的有200多人，担任过内阁大臣的500人以上。有40人担任了国家元首⑤。这种慢速传播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公共外交。 从以上美国在日本及全球的实践实例来看，增加慢速传播媒介的公共外交势在必行。鉴于美国对日传播的突出成绩以及我们在对非洲传播已经取得的成绩，对日传播非常有必要制定邀请日本未来领导人计划。 4.资助日本大学开设中国学的课程。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经说，“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仅仅要宣传，更要说服”。作为说服的手段，美国采用了传统的图书馆、广播、电影、出版、报道、展览和英语课程等形式，特别是在教育和文化交流上下了功夫。富布莱特在其晚年的著作《帝国的代价》（The Price of Empire，1989）中，将其对于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思想描述如下：“赋予我希望的是教育交流项目的基本精神，简单地说，这种精神就是针对各个国家的文化及其民众的行为、思想和反映，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再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通过改善国际关系的同时显著减少战争的一种信念。人们可以通过不同国家文化的教育，掌握和平共处的方法和手段。虽然不能说十拿九稳，但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⑥战后美国在这种思想精神的指引下，先后资助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开设美国研究的课程，并资助开展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换来了在日本几次大的贸易争端中民族主义昂扬的几个时期内，受过资助的日本知识精英选择了沉默，而不是代表日本声讨美国。美国靠在教育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的投资赢得了日本大部分精英的认同，松田武指出，“日本的知识分子已经沦为在精神上依附于美国的弱势群体”，也构筑了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半永久依存”的心理架构⑦。 尽管日本的学校自中学开始就有汉诗的相关内容，也有汉字考试鉴定制度，并且汉字素养是每个人的必要修养之一，而且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水平也具有很高的水平。越是这样，越有必要资助日本各大学开设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开设针对日本学界开展中国研究的学术奖项，同时应资助日本智库，以及中国研究相关学会开展有关中国的课题。 5.资助中日文学、艺术、体育、宗教等领域的交流活动。文学能唤醒读者的情感共鸣。日本文学在中国广受读者的青睐，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市场经久不衰。在日本，《三国志》《西游记》等经典小说广受读者的喜爱，而中国也应该积极资助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日译文向日本读者介绍和推广，莫言、陈忠实、苏童、叶兆言等作家的作品应该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向日本推介。日译文的过程可以由中日两国翻译家联合组成团队，这样也可以促进翻译家之间的交流。 艺术唤起的审美愉悦，也可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日本的艺术形式，诸如“猿乐”“狂言”“净琉璃”“傀儡子戏”“能”都是在中国“傩戏”的基础上发展开来的，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諏访春雄指出：“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源头在大海的彼岸，即便在日本民族形成之后，异国文化的浪潮从北向南，或从大陆不断涌向日本列岛，这一事实应该无人能够否认。尽管如此，一旦提及祭祀、艺能，就被称为极其顽固的国粹主义者的研究者绝不在少数。”⑧因此在对日传播中，艺术交流不能仅仅停留在京剧和歌舞伎这些高大上的交流，民间的傩戏为首的民间戏剧有必要汇入对日传播的内容中去。另外像女子十二乐坊前些年已经在日本取得了很好的口碑。 体育界的交流和推广也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像日本乒乓球选手福原爱在中国就有很多粉丝，而姚明在日本知名度也非常高。中国的国粹武术在日本也有不少很高的赞誉。由于日本国内青少年普遍喜欢棒球、足球，因此可以在这两个项目上展开更多的交流。 中国宗教对日本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被誉为日本精神支柱的“武士道”的基本支柱就是禅宗的“生死如一”和江户时代江户幕府尊崇儒教的“忠诚”。南宋禅宗对日本镰仓时期的武士道形成初期奠定了“无畏”和“莫烦恼”的胚胎，宋明理学丰富了武士道的道德操守⑨。小岛毅也指出，“日本自古传承下来的有关宋代的印象，后来有意切断与宋相关的所谓‘日本精神、‘日本传统文化的这个虚构”，他则否定了这个虚构，指出宋朝这个时代“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特别”，“是一个能够使我们产生亲切感情的时代”⑩。 6.美食传播。2014年日本政府为了推进软实力建设，再次修改了“酷日本”计划，并推出针对2020年奥运会的“待客文化”。申请日本料理为非文化物质遗产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并开始向世界推介日本料理。而中国美食对日本料理的影响也是历史形成的，无论“大酱”“酱油”“豆腐”等食品，还是使用筷子的习惯都是中国传到日本的11。像“麻婆豆腐”“青椒肉丝”“东坡肉”“锅贴”等中国美食都成为日本料理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将博大精深的中国菜融入到对日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对日“慢速传播”应着重“说服” 爱德华·马龙曾经说，“人们改变想法时，不会像点钞机一样发出响声以示通知”，而且“很多时候，哪怕只是向原本态度坚定的人们灌输了质疑的思想，那也是很有价值的”12。 我们不能幻想通过几次、几十次的对日慢速传播就能够改变日本人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傲慢与偏见的定势思维，还有近十多年在日本舆论上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几个知识精英掀起的“厌中感情”，我们更希望通过这种慢速传播模式，滴水穿石，让日本人了解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带给日本的不只是竞争，而更多的是共赢。 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的伟大史诗唱诵过程中，提升中国对日传播效果的本质所在就是充分运用“慢速传播”模式阐释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与日本文化的联系。我们不希望通过资助相关研究和交流形成迪恩·拉斯克所说的“来自政府的温情主义的援助，可能会腐蚀不屈的精神，导致人变得软弱无能”13，我们的终极目标绝不是在历史问题上执拗及在领土问题上的剑拔弩张，而是让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化解日本因古代历史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自卑，以及近代历史打败中国而形成的傲慢心结，最大程度地塑造日本人以平等和积极的视角看中国的思维趋向。 「注释」 ①丁刚：《丁刚访日手记》，环球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420/ c1002-28291778.html？=89778？QuI ②五百旗头真：《日美再次交锋》，山崎正和、高坂正尧：《日美的昭和时期》，《TBS不列颠百科全书》1990年版，第82页。 ③渡边靖：《美国文化中心》，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3-45页。 ④熊谷俊树：《美国政府对战后日本的公共外交之意义》，杉田米行编著：《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意义——日美关系的基础是如何形成的》，三和书籍2005年版，第213页。 ⑤同注3，第48-49页。 ⑥南希·斯诺：《宣传株式会社——美国文化的广告代理》，明石书店2004年版，第50-51页。 ⑦松田武：《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页。 ⑧諏访春雄：《日本的祭祀与艺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⑨娄贵书：《日本武士兴亡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402页。 ⑩小岛毅：《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54页。 11宁文平：《日本的属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312页。 12同注④，第143页。 13同注⑥，第1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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